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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1894－1964)1948年说过：“在科学发展上可以得到最大收获的领域是各种已经建立起来的部门之间的被忽视的无人区”,“正是这些科学的边缘区域,给有修养的研究者提供了最丰富的机会”①。1964年美国工业数学和应用数学学会(费城)在发表《诺伯特·维纳论文选》(麻省理工学院,1964年)时作序写道：“诺伯特·维纳教授相信,在两领域间的‘缝隙’中将会发现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课题”(见该书第5页)。模糊理论的诞生,再次证实了维纳的这个论断。1965年扎德(Lofti Zadeh)在《Information and Control》(信息和控制)杂志第8卷(1965年)第3期发表了题为《Fuzzy sets》(模糊集)的论文,接着他又发表了几十篇有关模糊理论的文章,从此模糊理论几乎风靡全球。模糊理论是从数学、哲学、逻辑学、语言学中诞生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在哲学和逻辑学方面,著名的哲学家罗素和布莱克先后于1923年和1937年发表了同名的论文：《Vagueness》(论模糊),从哲学和逻辑学上为模糊理论的诞生奠定了基础②。扎德承认：“逻辑集论这个分支的兴起是从语言学方法的引入开始的,它转而又推动了模糊逻辑的发展”③;“模糊语言的概念是模糊集合理论中最重要的进展之一”④。但是正如康德所说：“任何科学含有数学成份的多寡,决定了它在多大程度上够得上成为一门科学”⑤。只有当扎德将模糊理论数学化以后,它才得到整个科学界多数人的承认。现在,模糊理论已被应用于数学、系统学、控制论、信息论、心理学、逻辑学、文艺学、美学、人工智能、机器人学、法学、经济学、地质学、生物学、情报检索等许多领域,它的发展方兴未艾。关于模糊类(fuzzy class)扎德是这样下定义的：模糊类是指“其界限不是泾渭分明地确定了的类别”,或者换个说法,“模糊类是指该类中的成员向非成员的过渡(transition)是逐渐的,而非一刀切的”⑥。例如“红”和“橙”,“橙”和“黄”,“黄”和“绿”,“傍晚”和“晚上”,“青年”和“中年”,其间的界限都不是泾渭分明,能一刀两断的。模糊理论从语言的模糊性得到启发,反过来,模糊理论的形成又进一步促进了对语言模糊性的研究,其影响波及语音学、语法学、尤其是词汇学、语义学、修辞学等多门学科。术语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⑦,其研究和发展也同模糊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术语和非术语的界限是模糊的,二者之间很容易相互转化。例如“传播”、“及格”、“幅度”本来分别是农业(如“传播花粉”)、教育、物理等学科中的术语,现在已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以至一般人不再感到它们是术语。反过来,英语的shock本是一般用语,义为“冲击”、“震荡”、“打击”,进入医学领域后专指“休克”、“中风”、“心脏病引起的昏厥”,变成了科学术语。汉语借入了这个术语后,随着医学知识的普及,这个词广泛用于大众(尤其是知识分子)语言,它的术语和外来语色彩大大减弱,甚至不为一般人所察觉。“休克”是双音节词,符合汉语词多为双音节这一规律,也有助于这一转变。又如“集合”本是一个普通用语,但是在信息论中却变成了一个术语。术语同非术语之间的相互转化过程现在仍很活跃。如1989年2月23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个别民族分裂主义者也成不了大气候”。“气候”本是气象学术语,早已广泛用作生活用语,如“今年气候不好”。但在上引话中又出现了新的涵义。在气象学中,“气候”一词不能用“大”修饰。绝大部分术语的构成要素是非术语,如“软件”、“硬件”、“软着陆”、“清音”、“浊音”、“清唱”中的“软”、“硬”、“清”、“浊”是典型的模糊词,“件”、“着陆”都是非术语,也有助于术语同非术语之间的相互转换。一般说来,术语都来源于非术语语素(或词),这是可以理解的。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在其《物理学和哲学》(商务,1984年)中,列有专章“现代物理学中的语言和实在”,其中说道：“在科学知识的增长过程中,语言也增长了”,“我们发展了一种科学语言,它可以作为与科学知识新增加的领域相适应的日常语言的自然扩展”(见该书第109、113页)。根据程曾厚在《什么是术语学》(刊香港《语文建设通讯》1983年第10期)中所介绍的资料,俄语中的日常生活及文学词汇不过3－4万,但是仅电子学一门学科的术语就有6万个,而且每年还在以一千个术语的速度递增。这么多术语如果全靠新创,而不是依靠已有的非术语语素(或词),只会大大增加语言中的词汇量,影响语言的经济性原则。汉语中这一特点表现得尤其明显。如“肝炎”、“胃炎”、“肠炎”、“肾炎”、“关节炎”等术语都是借用日常生活中的已有的词加上“炎”这个模糊词构成的,而不似英俄德法语那样,需要借助拉丁或希腊语词根,造成一大堆新词。如英语的hepatitis(肝炎),来自拉丁语,最初的词根是希腊语的hêpar(肝);gastritis(胃炎),来自拉丁语,最初的词根是希腊语gastr(胃);enteritis(肠炎),来自希腊语énteron(肠子);nephritis(肾炎)来自拉丁语,最初的词根是希腊语的nephrós(肾);arthritis(关节炎)来自拉丁语,最初的词根是árthron(关节)。这些词所共有的后缀－itis也是通过拉丁语最初源于希腊语的表示“……病”的后缀－tis。类似的例子有汉语的“儿科”、“妇科”、“骨科”、“眼科”、“产科”,都是用非术语性的常用词素构成,十分简便,易学易记;但是英语却要借助外来语,构成特殊的医学术语：paediatrics(“儿科”,希腊语的paid－义为“儿童”),gynaecology[“妇科”,来自希腊语gun(女人);英语的queen(“皇后”,本义“女人”),俄语的жзна(“妻子”,本义“女人”)都与gun同源],orthopaedics(骨科),ophthalmology(眼科),obstetrics[“产科”,来自拉丁语obstetrix(接生婆)];汉语的“工兵”、“步兵”、“炮兵”、“骑兵”等都是用常用词素构成,易学易记;但是英、俄语则不然,都是借助拉丁、希腊语词根构成单独的词。这固然是由于拉丁文在欧洲曾长期充当书面文学语言,在医学界中至今仍在使用,另一方面是由于欧洲语言构成词的灵活性不如汉语。这是汉语的一大特点,也是汉语的一个优点。[参看拙文《制定术语要了解和掌握语言规律》(刊《中国翻译》1989年第2期)和《汉语并不难学》(刊《世界汉语教学》1988年第4期)]。此外,一个学科领域内的术语同另一个学科领域内的术语,这二者之间的界限也是模糊的,二者也很容易相互转化。例如,“原子”本是物理学术语,借入到语言学以后,构成“原子主义”,指孤立地分析语言现象的理论和方法,尽管atom(原子)源于希腊语átomos,在希腊语中本指“不可分割的”,不是术语。“结构主义”本是语言学术语,现在这个术语连同它所表示的原理和方法已广泛运用于文学、美学、人类学、哲学、建筑学等许多方面。又如“尸体”即是日常生活用语,又是医学术语;“痉挛”是医学术语;两个词加在一起,构成“尸体痉挛”,则成了法学专门术语。由此可见,我们在进行术语规范化时,要充分考虑到术语和非术语,这一学科领域的术语和另一个学科领域的术语之间的界限都是模糊的,二者常常相互渗透、转化⑧。最后还要考虑到,有时一个词在一种语言中是非术语,但是在另一种语言中却可能是应用范围十分有限的职业术语。例如hyphen(连词符)在英语中是个日常生活广泛使用的非术语名词,但是汉语中的音译词“哈分”却仅用于印刷、校对、编辑行业。日常生活中只用“连词符”。当然,如果从标点符号学着眼,“连词符”又可视为标点符号学中的一个术语。因此,同一个词,由于视野角度的不同,即可视为术语,也可视为非术语。上面是从共时角度讨论非术语和术语之间界限的模糊性和二者之间的相互转化。在语言的历史演变中也不乏这方面的例证。例如,法语的couver(孵)这个带有术语性质的专业用语(当然,在养鸡人很多的地区,这又是一个生活用语)本来自拉丁语的cubare(躺,卧)这个生活用语。有意义的是汉语的“孵”也是来源于“抱”、“伏”等生活用语(见王力《同源字典》,第244页,1982年)。但是后来,couver从“孵”的意义又派生出“酝酿”、“密谋”、“潜伏”、“孕育”等非术语意义。这种“非术语→术语→非术语”的三次转换过程特别值得注意,它对语言学和术语学,甚至对哲学都有理论意义。语言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用现代集合论的术语说,它是一个大的集合,它下面包括许多子集。科学术语是一个子集(下面当然还可以按学科分为许多更小的子集);同科学术语平行的还有行话、隐语等子集。《现代汉语词典》(商务,1979年)给“行话”下的定义是“各行各业的专门用语(一般人不大理解的)”。它接近科学术语,但使用阶层不同。科学术语多为知识分子所使用,行话却是各行各业的人(不少是非知识分子)所使用的,往往带有口语色彩,尽管二者的界限有时也是模糊的,二者可以相互渗透和转化。隐语(或称切口)也构成语言系统中的一个子集,是指“旧社会帮会或某些行业中的暗语”,北京话又叫“春典”、“侃儿”,江湖话叫“春”(见陈刚《北京方言词典》,第41,145页,商务),其特点在“暗”和“隐”二字。它们同术语、行话一样,也很容易向全民语言转化。例如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挂彩”、“扯淡”、“杀风景”就可能来自隐语。汉语的隐语行话滥觞于《文心雕龙》(作者496－497之间)所说的谐隐之词(见曲彦斌《隐语行话的传承与行帮群体》,载《百科知识》1991年第1期),它们在汉语文化中,至少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因此向全民共同语转化是不难理解的。由此可见,术语和术语之间的界限的模糊性及其相互转化,不过是语言中的各个子集之间界限的模糊性及其相互转化这个大问题中的一个小问题罢了。二、术语区别于非术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术语中模糊词少于非术语。传统的术语学从多方面规定术语同非术语的特征,唯独没有从模糊性角度划定二者的区别。罗素说过,“整个语言都是模糊的”⑨。波兰哲学家沙夫说：“如果我们不考虑科学术语的话(科学术语的意义是由约定确立的),模糊性实际上是所有词的特性⑩”。扎德说：“在自然语言中,句子中的词大部分是模糊集的名称,而不是非模糊集的名称”⑾。这三段话涉及三个问题：(a)是不是所有词或大部分词都是模糊的。(b)科学术语是不是都是非模糊的。(c)模糊的科学术语同模糊的非术语在文章中占的比重有什么差别。关于前两个问题,石安石教授作了明确答复;(a)并非所有词或大部分词是模糊词。他抽取了以“金”字为第一个词素的65个词(个别是词组)74个义项为例,其中模糊词只占28%。以“大”这个模糊词素构成的词为例,310个词,372个义项中模糊词占183个,约49%,都没有超过半数。(b)以语言学术语为例,也有很多模糊词,如“词素”和“词”,“词”和“短语”,“短语”和“句子”,“名词”和“动词”,“动词”和“形容词”,“名词”和“形容词”,“虚词”和“实词”之间的界限都不是泾渭分明的,因此它们都是模糊词⑿。“云朵”在气象学中也是一个模糊词。维纳在《控制论》中引了德国的一首儿歌,其中有一句是“你知道有多少云朵飘浮过大地？”对此维纳回答道：“在气象学的全部语汇中,根本找不到似乎永远就是那样一朵的那种云朵;即便有的话,他(指气象学家——伍)既没有办法计算,也没有计算的兴趣”⒀。但是,“星星”却是精确词,因为“每颗星都是一个确定的对象,极其便于计算和编目”⒁。石安石没有提到第三个问题,他也没有统计充满术语的科学文献中模糊词在总词汇量中所占的比例,以及这个比例同非科学文献中模糊词在总词汇量中所占比例的差异。我们随便引《控制论》第35页第二段话中的一句话：“太阳和行星的相对运动可以看作是刚体的运动”为例。我们发现其中的术语有五个：“太阳”、“行星”、“相对”、“运动”和“刚体”。除“刚体”外,这些术语也都进入日常生活用语,一般人往往觉察不到它们是术语。但是在这段话中它们的术语色彩仍十分浓厚。这五个词除“相对”是模糊词外,其它都是精确词⒂。这样,精确的术语将近占这段话(共11个词)的半数(“运动”重复出现两次,算两个词)。非术语中只有“可以”是典型的模糊词,因为“可以”与“不可以”之间,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其他词,如“和”、“的”、“看作”在这上下文中都是精确词⒃。这样,精确词占的比例超过80%,比石安石统计的非专业文献中的精确词所占的比例要高得多。当然,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还要考虑到,模糊词和精确词相互之间是很容易转化的,关于这个问题详见拙文《论语言中精确和模糊的相互转化》(刊《百科知识》,1984年,第12期),就不在这儿赘述了。一般说来,在科学、法律、外交等文献中总是力图使用精确词,避免使用模糊词。但是,即使在法学中,有时也必须用模糊词,而不能处处用精确词。例如,在《法学字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第261页)中对“伤害罪”作了这样的规定：“故意伤害他人或过失伤害他人致人重伤的行为”。“重伤”和“轻伤”在日常用语中显然是模糊词语,因此在法律上必须作出比较精确的规定。该词典根据我国从1980年起正式施行的《刑法》第85条作了如下说明：“重伤指：使人肢体残废或毁人容颜的;使人丧失听觉、视觉或其他器官机能的;以及其他对人身体有重大伤害的”。当然,这儿的“其他”,“重大”还是模糊词。但这是必需的,因为人们不能罗列全部重伤的情节,列出九百九十九条重伤情节,漏掉其中一个情节,便可能给违法的人钻空子,因此邱实同志在其《法律语言》(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年)第9页所说的下面一段话是完全正确,合乎辨证法的：“在立法语言中恰当地使用模糊词语不仅不会使法律规范含混不清,相反,会使法律规范更加准确、严谨、周密”。三、有些术语的内涵和外延都不可能是精确的,即构成模糊术语。这个问题事实上在上面已经涉及。如“刚体”的内涵(受力的作用只产生运动,不发生形变的物体)就有一定的模糊性。因此,哪些物体算作刚体,其外延也有一定的模糊性。上面举的语言学中的许多术语,如“词素”和“词”,“词”和“词组”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一定的模糊性。清晰的只是这些概念的中心部分,其边缘部分界限是模糊的。随便举几个例子：英语中I dare say(我想,大概,恐怕,当然,无疑)也可以合写为I daresay(主要见于英国英语)。能说这儿的dare say是词组,而daresay是词吗？如果单纯从意义看,I dare say等于一个词perhaps(也许)或of course(当然)。这儿的主语只能用I,可见这个组合接近成语。此外,of course(当然)分写,但是难道能因此认为这个组合是两个词吗？在词典中,of是词,course也是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成语来说,词加词的结果可能不是词组,而仍然是词,只是徒具分写的形式罢了。可见语言不同于数学,数学中1+1=2,语言中却可能一加一仍等于一。汉语中也有类似现象。如“高觉慧”是词,单称“高”也是词(外国人对中国人常这样称呼)：称“觉慧”是词,单称“慧”(亲昵称呼)还是词。这样一来,“词+词+词”仍等于“词”。汉语中有很多所谓离合词,如“打倒”、“推翻”、“睡觉”、“帮忙”、“洗澡”、“中意”、“造谣”、“泄气”等。这些词既可作为单独的词使用,如“打倒反动派”,“推翻三座大山”,“这件衣服我很中意”,“你们不要乱造谣”等等;又可被一些词所隔开,如“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稳而有福,才正中了乡绅的意”(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的谣……你们洗刷得很清楚么？”(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后半句用现在的话当说“你们洗刷得干净吗？”但前半句至今似仍可说。当然更可能说的话是“倘若有人造了一个攻击你的谣言”。这说明这几十年汉语双音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玉娥！你就这么泄自己的气吗！”(老舍：《女店员》);“九条狗也帮不了它的洋主子多少忙”(胡小亥：《刑场上的婚礼》);“我量你也负不了这个责”(草明：《乘风破浪》);“处长让我再带一个头”(王蒙：《温柔》)。离合词中有不少是“动补式”,其中有些动补式后的补语是所谓模糊词,如“提高”、“降低”、“放大”、“长大”、“看轻”、“看透”等。由于模糊词有着不同的“隶属程度”(membership),因此在这些离合词中间可以加一些表示这些程度的词,如“看得很透”、“看得不很透”、“看得不大透”、“看得很不透”等等。这时,我们所遇到的显然又是词组了。这种将一个词分开,中间加很多词的结构类似德语的框形结构。例如德语的zusammenbrechen(倒坍)在下列句子中其前缀和词干就被四个词所隔开：Die Brucke brach infolge zu starker Belastung zusammen。(由于负荷太重,桥倒塌了)。汉语中原本充当双音词中词素的成分可以提至句首,更突出了离合词中的词素变成了词的这一特点。如“发理了吗？”“发理了没理”等。上面所说到的这些离合词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在古汉语中,这些结构原来是词组,如“殷汤周武,聪明睿智,上顺天命,下应人心,放桀鸣条,诛纣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恶俗,故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孔颖达疏《易经·革》)。“殷革夏命”(《尚书·周书·多士》)。后来,随着汉语中双音词数量的日益增大,“革命”才变为一个词,如在“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中的“革命”。但是在“革老子的命”,“林彪提出了反动的口号：‘革革过命的人的命’”等词组中,“革……命”显然还是动宾词组。这是古汉语词组的延续。这说明语言中共时和历时的界限并不是象索绪尔所说的那样容易一刀切开,界限分明的;从单音节词为主的古汉语向双音节词为主(指双音节词在全部词中占的比重,不是指双音词的出现频率;就出现频率来说,单音节词至今仍可能超过双音节词)的现代汉语转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既可为双音节词,又可为词组的中间过渡现象,这时词和词组的界限是模糊的。如汉语的“睫”(如‘目不交睫’)、“睫毛”、“眼睫毛”都是词,“眼睫毛”又接近词组,也反映了历时和共时的界限不容易切开的特点。这是符合自然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例如,在两种语言处在同一个区域时(如古代法国的凯尔特语和拉丁语),在融合为现代法语以前,必然经历过一个双语制的阶段。同理,从水栖动物演变为陆栖动物的过程中,往往会经历一个水陆两栖的过渡阶段。青蛙等两栖动物便是这一演变的过渡阶段的反映。由此可见,离合动词的产生是完全符合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演变过程中有过渡阶段这一普遍规律的。值得注意的是索绪尔早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二编第七章中就已指出,词和词组,形态学、句法和词汇学之间都“不可能有任何预先划定的界限”,它们之间可以相互渗透。这正是模糊理论的精髓。又如“新潮”本是名词,但是现在报刊上已出现用于形容词的例子,如“她(指台湾女作家郭良蕙)说：‘人们的服装很新潮,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们’”(见《光明日报》1988年10月16日第2版,光明日报记者张胜支的报导《访台湾著名女作家郭良蕙》),这时名词和形容词的界限也模糊了。再如实词和虚词这两个语法中的科学术语在其边缘部分也是模糊的,而不可能是精确的。因此不少早期汉语语法著作将副词看作虚词。现在的汉语语法学家一方面基于对汉语语法的进一步研究,另一方面也可能受外语语法的影响(因为英、德、法、俄等语言的语法著作都是将副词看作实词),多数将副词看作实词(如胡裕树、黄伯荣、张静分别主编的《现代汉语》)。介词也存在这个问题。上述外语语法都将介词(外语叫“前置词”)看作虚词。黎锦照的《新著国语文法》,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一则可能出自他们对汉语本身的认识,一则可能受外语的影响,也把介词纳入虚词。但是吕叔湘、朱德熙编的《语法修辞讲话》和丁声树编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也许出自他们对汉语特色的认识,也许是由于他们力图摆脱外语的模式,把介词归入实词,分别叫“副动词”、“次动词”。王力在《中国现代语法》中把代词看作“半虚词”(可能受法语的某些语法著作的影响),把副词看作“半实词”,说明他事实上承认了实词和虚词界限的模糊性,尽管由于那时还没有诞生模糊理论,他没有用模糊这个术语。但是,1983年王力在《语法》一文中已明确指出：“把现代汉语的词分为两大类(指实词和虚词),也有些边缘的问题要解决。……一个就是……副词……另外还有一类词也处在边缘,就是代词。”此外,各词类之间的界限也是模糊的。例如,古汉语的“之”,《马氏文通》和黎锦熙的《国语文法》认为是介词,本树达的《音等国文法》认为是连词,中学语法课本却看作是助词(17)。“及格”是教育学中的一个术语,其实也是个模糊词。“及格”在俄语中叫уаоВлетворителЪно,本义“令人满意”的,这更是个典型的模糊词。到什么程度才能算令人满意？60分及格,59分不及格,这界限完全是人为的[《现代汉语词典》(商务,1979)给“及格”的注释是“达到或超过规定的最低标准”]。凭一分之差就能断定两个学生知识水平之间的“天壤之别”吗(18)？四、对模糊术语完全可以采用循环定义的方法。在模糊理论诞生以前,传统的逻辑学以及受此影响的术语学总是要求在给概念和术语下定义时不能循环定义。对精确概念来说,这一要求是合理的。但是对模糊概念来说,这一要求就不仅不合理,而且有时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例如,“现在”、“过去”、“将来”既是普通用语,又是哲学、物理学、气象学等许多学科常用的术语,对它们就很难下精确定义(19)。因此苏联科学院四卷本俄语词典在给ьудущее(未来)下定义时就只好求助于настоящее(现在)：время следующее эа Hастоящим(现在以后的时间)。《朗曼当代英语词典》(1978年)给future(未来)下定义时也只好求助于present(现在)：the time after the present(现在以后的时间)。这种释义法本质上都是用未知解释未知,并且是循环定义。因为“现在”又要靠同“过去”和“未来”的对照中去确定。苏联科学院十七卷本俄语词典在给настоящий(现在的)释义时就注明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ирошедщий и ьудущий(与“过去的”和“未来的”相对立而言)。同理,“春”、“夏”、“秋”、“冬”既是生活用语,又是气象学、天文学等学科中的科学术语。由于地球上不同地区的温度差别很大,季节长短不一,所以很难给四季下一个全世界通用的精确的定义：从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是什么季节。以“春”为例,中国人既可以从立春(阴历2月3、4、5日)算到立夏(阳历5月5、6或7日),也可以将阴历正、二、三月算作春天(见上引《现代汉语词典》)。欧美人的春天大致是从春分(3月20或21日)算起,比中国习惯晚一个半月。如《简明牛津英语词典》给spring(春天)作的说明是from about March 21 to June 23(大致从春分至夏至);张其春、蔡文萦合编的《简明英汉词典》的注释是：三、四、五月;[英]二、三、四月;法国小罗伯尔词典对printemps(春天)的注释也是“从春分到夏至”,但注明这是针对北半球来说的;德语G.Wahrig词典对Frühling(春天)的注释与小罗伯尔完全相同。《简明牛津英语词典》给autumn(秋天)作的说明也是不够明确的：既可以指八、九、十月,又注明通常(特别是在美国)指九、十、十一月;给winter(冬天)作的说明更模糊：“……一年中最冷的三个或四个月份(在北纬地区是十一月或十二月至一月或二月”。苏联科学院出版的俄语词典(四卷本和十七卷本)给春夏秋冬四个词下定义时采用的又是循环定义的方法,如“春天是冬天和夏天之间的季节”,“冬天是秋天和春天之间的季节”等等,回避指出明确的时间界限(20)。这虽然不合传统逻辑关于下定义要避免循环诠释的要求,但看来,这是对模糊词下定义的最好方法。此外,象“中年”、“壮年”这样的模糊词是不可能精确的上下限定义的,也许它们的最精确的定义是：介乎“青年”、“老年”之间的年龄。让我们再回到语言学的术语上来,其中“词”就是个模糊概念。吕叔湘指出：“词的定义很难下。一般说它是‘最小的自由活动的语言片断’,这仍然不十分明确,因为什么算是‘自由活动’,还有待于说明”(21)。接着他举了许多词与语素、词与短语不好划界的例子。其实,用模糊理论阐释,“自由”本身就是个模糊词。用模糊词所定义的“词”,当然仍然是模糊的。史有为指出：“要给词下个准确的定义,实在是太困难了,又何况是给汉语的词下定义。……汉语中如果有‘词’,那这个‘词’本身就是界限模糊的,因此作主观反映的语法学也必然很难用明确的界限去圈定它”。于是吕叔湘也只好承认有界乎词与短语之间的单位,管它们叫“短语词”(22)。也许就象给春夏秋冬下定义一样,给“词”下定义的最没有漏洞的方法是循环定义：“词是介乎词素和短语之间的语言单位”(相应地：“短语是词和句子之间的语言单位”等等),并同时承认词素与词,词与短语,短语与句子之间存在着中间状态。随便举一个例子：我国中学语文课本把“的”、“地”、“得”、“着”、“了”、“过”看作是助词,王力认为“这是不合适的”。他认为应该看作词尾(17)。用欧洲语言学术语,它们当是构词或构形后缀,即是词素,而不是词。面对着这类模糊词,科学上有时不得不人为地加以限制,使之比较精确。例如“大雨”、“中雨”、“小雨”在日常生活中本来都是一些模糊词(组),气象学人为地规定：“24小时内,雨量达25－50毫米的雨叫大雨”(见《现代汉语词典》,但紧接着,该词典又加了一个适用于日常生活用语的模糊说明：“一般指下得很大的雨”)。对“中雨”的人为规定是“24小时内雨量达10－25毫米的雨”,对“小雨”的人为规定是“24小时内雨量达10毫米……以下的雨”。这些规定也还不是很精确的,因为都含有从最低限量到最高限量的浮动,即仍有一定的模糊度。但是这种模糊性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用不着避免的。此外,如体育中的术语“低栏”中尽管含有模糊词“低”,也用人为规定数据的方法(栏架高76.5厘米,男子距离200米,女子距离80米)使之精确化。生活用语中典型的模糊词是颜色词,味觉词(23),表示年龄、时间、空间、温度、性格特征等的词。这些词也经常在专业文献中出现。因此专业工作者不能不了解并关心模糊理论及其发展。五、有些词在非术语用法中是同义词(即相互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甚至是等义词;但是在术语用法中却是精确词,即其界限是分明的,而不是模糊的。例如,在一般人所使用的日常英语中,midget和dwarf都是指“矮子”。在怀尔德(H.Wyld)主编的《英语通用词典》中就是用dwarf注释midget。在《英俄词典》中这两个词都译成карлик(矮子)。但是在医学术语中,这两个词却用来指两种不同类型的矮子。midget指个子矮小,但身体各部分比例正常的人(因此midget这个词还可指“小型的”,如a midget submarine“小型潜艇”);这可能同midget从midge[“小蚊”,同德语Mücke(蚊子),俄语мyха(苍蝇)同源]派生,即由比喻构词有关。但是dwarf则相反,指胸部和躯干发育都正常,两腿却特别短的人,因此可以喻指矮小的植物或动物,如dwarf marigolds(小金笺草),dwarf birch(小赤杨树)。可是在天文学中,white dwarf(白矮星)只是取其小义(和天狼星相比),与midget并没有什么区别(关于这类问题的详尽分析见拙文《从<高山下的花环>谈到同义词的分化和发展》,载《教学研究》1990年第1期)。又如“罚金”和“罚款”在日常语言中是同义词,但在法律术语中二者之间却有着截然分明的界限：前者是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处分罪犯的一种刑罚,必须由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而后者则用于还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的人,不一定非由法院判决(见邱实《法律语言》第7－8页,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年)。再如“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这两个词组在日常语言中可以被视为同义结构,界限不很分明;因为二者都指没有达到犯罪的目的。但是在法律语言中却表示迥然不同、界限分明的两个精确结构。前者指自动中止犯罪行为,因此可以免除或减轻处罚。但是“犯罪未遂”却是由于犯罪者的意志外的原因,没有达到既定目的,因此必须负刑事责任,尽管其处罚比“犯罪既遂”要小(见上引《法律语言》,第6页)。这个问题同语言中“犯罪”这类所谓表示行为结果的构词(或词组)方式有关。汉语(外语也一样)中可以说“他们正在盖大楼”,尽管从逻辑上说,既然正在盖,未盖成的建筑不能叫“大楼”。这是语言同逻辑的差别,也是语言模糊性的表现。客观现实千差万别、千变万化,语言如果要用不同的词表现每一个时时刻刻在变化的事物,如给“盖好一层(二层、三层……)的大楼”,“建成的大楼”分别用不同的词命名,语言中就不知要增加多少词汇。为了便利语言交际,语言必须简洁,因此有时不得不牺牲精确性,不得不违背逻辑。“犯罪”也是这样,“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中的“中止”和“未遂”,按照逻辑,严格地说,同“犯罪”一词的内部形式是矛盾的。总之,模糊理论的产生提出了传统术语学所没有考虑到的许多新问题,在这方面有着广阔的研究领域。现在模糊理论已进入大学课堂,在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哲学系和中文系都分别开设了模糊数学、模糊理论(24)和模糊语言学的课程。在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江西抚州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也开设了或将开设模糊语言学的课程或讲座。对这种新的进展,术语工作者应给予密切的关注。最后让我们引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肯尼斯·派克谈到“微笑”的模糊性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他说：“一个可爱的女孩的微笑可以用诗歌般的语言描写,但是任何一位科学家都不能用电子显微镜查明微笑的物理的、生物的、文化的状况。……科学家只有考虑该女孩所属的整个民族,在谈论他们的喜悦时的社会相互作用,才能查明微笑的涵义”(25)。这大概是模糊语言的研究引起文艺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门学科关注的重要原因吧。附录：国外杂志《模糊集和系统》(国际模糊系统学会会刊)第23卷(1987)第3期(9月)报导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开设模糊语言学的情况,现将此报告的中译文附在下面：“模糊语言学”在中国第一次开课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普通语言学教研室伍铁平教授,是中国模糊语言学的开创者。他所著《模糊语言学》一书,将作为“现代语言学丛书”之一,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以中文出版。在本书的基础上,他从1987年2月至6月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外语系约五十名研究生开设了这门新课程。模糊语言学课程,不仅在中国是第一次开课,也许在全世界也是首创。众所周知,L.A. Zadeh教授是在与模糊语言学紧密相关的背景下建立起模糊集理论基础的。这门课程包括：1、历史;2、模糊理论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影响语言模糊性的诸因素;3、汉语和外语中颜色词和味觉词模糊性质的分析;4、汉语和外语中时间词模糊性的分析;5、模糊概念与精确概念之间的互相转化;6、模糊性与反训;7、模糊性与词源学;8、模糊性与修辞学;9、模糊性与词汇学和语义学;10、从模糊理论看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差异。上述内容,也是他所著《模糊语言学》的内容。该书共35万字左右,列有所参考的国外20余部科学著作。伍教授的讲授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他的著作与课程《模糊语言学》是模糊集理论及其应用在国内外进展的一项新的成果。(易敏 译) *本文是我应奥地利维也纳《国际术语网杂志》(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Terminology)之约,用英文写成的一篇论文,原题是Fuzzy Linguistics and Terminology,发表在该刊1989年第25期上。《洛阳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转载了该文的英文全文。承蒙马沈龙、梁梅同志的好意,将它译成中文。在译文的基础上我将该文扩充了五倍。注释：①N·维纳,《控制论》,中译本,第2版,科学出版社,1963,2。②详拙文：《模糊理论的诞生及其意义》(上、下),载《百科知识》1987年第1,2期。③见扎德为美国《计算机科学和技术百科全书》写的词条：“模糊集”。④见扎德：《模糊集合、语言变量及模糊逻辑》(陈国权译),科学出版社,1983年,中译者序,第11页。文字上有改动。⑤同注②。⑥见拙文“模糊语言”,载《语言漫话》,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⑦有的学者将术语学看作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语言学都有密切的关联。如隆多在《术语学概论》(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9页)中是这样解释“术语学”的：“一门以术语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本质上是跨学科的,受语言学、逻辑学、本体论、分类学和情报学的规律制约”(译文上有改动)。⑧隆多在上引《术语学概论》第20页也举了两个用普通词表示术语的例子。如Célibataire(独身的)在化学中指“单电子的”。他还指出“普通语言区与专业语言区之间的边界是可相互渗透的”,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中间区域(第25页)。这正是我们这儿所说的典型的模糊现象。隆多认为,作为普通名词的“糖”,其定义(从不同植物中获得的甜物质)与作为科学术语的“糖”的定义(一种属于有机化合物的甜的碳水化合物,其通式为CnH2n－On)迥然不同(同上书,第175－176页)。然而,对于有些词来说,不论是作为普通名词,还是作为科学术语,其意义相近。并不象两个“糖”的定义那样迥然有别。还有第三种情形,即在专业语言和普通语言中,同一个词指的是不同涵义。如“盐”在化学中指“酸根和金属的化合物”,但在日常生活语言中却仅指其中的氯化纳。⑨罗素：《论模糊性》,载《大洋洲心理学和哲学杂志》,第1卷(1923年)第84页。中译文见《模糊系统与数学》1990年第1期第16页。⑩亚当·沙夫：《语义学导论》,英译本,第356页,华沙,1962年。(11)同注⑥。(12)参看石安石：《模糊语义及其模糊度》,载《中国语文》1988年第1期,第64－65页。(13)同注①,第30－31页。不过,这里应区别词和词的客观所指(denotatum)。从“云朵”的客观所指着眼,云朵的确是千变万化,没有定形,无法计算的。这朵云同那朵云之间有时很难截然划定分明的界限。但是作为词来说,不论云朵怎样变化,都可用“由水滴、水晶聚集形成的在空中悬浮的物体”(见《现代汉语词典》给“云”下的定义)加以概括,并不存在模糊性。“云”同“雨”“雪”的界限是分明的,尽管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给“雨”下的定义“从云层中降向地面的水。云里的小水滴体积增大到不能悬浮在空中时,就下降成雨”来看,雨的形成同云是密切相关的。用语言学的术语说,从历时着眼,我们不妨说雨同云是不可分割的,是一回事,因为“体积增大”本是一个模糊短语,增大到什么程度便不能悬浮在空气之中,取决于地理、气候、气压等许多条件,也都是模糊的,而不可能是十分精确的。(14)同上注第30页。(15)《现代汉语词典》(商务,1979年)对“刚体”的解释是“受力的作用只产生运动而不发生形变的物体”。然而,严格说来,即使是刚体,受力的作用,其形体总会发生哪怕极其微弱的,肉眼看不到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刚体”也是模糊词。“刚”本身就是个典型的模糊词。(16)脱离开上下文,“和”和“或”的意义界限有时不好分,因为有时两个词的意义相同,可相互替换。(详拙文：《论“和”“或”的模糊性质及其词典注释》,载《百科知识》1985年第10期)。“的”在“谁的介绍人？”这类句子中有歧义(歧义性不等于模糊性)：或指a)“谁是介绍人？”如“某某入党,谁的介绍人？”或指“介绍谁的人”,如“某某是谁的介绍人？”“的”还有许多意义,这些意义之间的界限有时不大好划分。因此这三个词离开正文所引文都可能带有一定的模糊性。(17)见北京市语言学会主编《教学语法系列讲座》第109,111－112,117,中国和平出版社,1987年。(18)详见注②所引拙文(下)。(19)详拙文《模糊语言再探》,载《外国语》1980年第5期第48－49页。(20)详拙文《模糊语言初探》,载《外国语》1979年第4期第40页。(21)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第17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22)见上引《教学语法系列讲座》,第2章第22－23页。史有为分析了现行语法著述给词下的各种定义都有缺陷,都解释不了各种边缘现象。最近肯尼斯·派克在他所著《我们是语言的富有创见的观察者》(刊E.Reuchlin和Francois主编《研究语言的方法》第25页,法国1989年出版)指出：“在某些语言中可能存在一种语素复合体(morpheme complex),它是一种小于词组大于词素的结构”。(见该书第25页)。(23)参看拙文《论颜色词及其模糊性质》,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2期;《不同语言的味觉词和温度词对客观现实的不同切分》,同刊,1989年第1期。(24)齐振海主编的《认识论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高年级学生专题课的基础上写成的一部著作(见该书卷首),其中第六章题为“模糊认识和精确认识”。在这章中作者指出：医学中的许多术语,如“肝炎”、“休克”、“高血压”、“低血糖”都是模糊概念。(中医中模糊词语更多,如“肝火旺”、“肾虚”等等。)这本书已被我国教委指定为我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这是模糊理论第一次进入我国哲学教材。(25)见Kenneth L.Pike(肯尼斯·派克)：《我们是语言的富有创见的观察者》,刊E·Reuchlin和Franoois主编《语言的方法》第9－10页,1989年,法国出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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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科学概念,都有一个语言符号与之对应,这语言符号叫科学技术名词或术语(以下简称术语)。在科学领域里,对术语的最基本要求是科学,从使用性角度出发,一个好的术语应该简洁、通俗、准确。关于术语的一些特性在一些文献中已有过论述,本文只想讨论一下术语的另一特性——模糊性。“模糊”一词在词意上与“含混不清”是等同的,但本文无意承认术语还允许含混不清,因为“模糊性”不等于“模糊”,正如模糊数学的本质并不是含混不清一样。模糊性是术语的特征之一,如果否认这点,许多术语会因过于“精确”而丧失准确性,也会有许多术语因僵化而失去发展性。一、术语模糊性的依据一个术语产生的一般过程是由概念到术语并加以定义。这就不难看出,无论是概念本身还是术语定义的表达,其界限的划定都会改变术语的涵义。首先,术语是语言的一部分,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是思想交流的载体,思维有非彼即此的二维逻辑思维,也有多值的、不确定的模糊思维。一个科学概念的形成常常经过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人们对这一概念的形成、接受要经过大量的模糊思维,因此其概念的边缘常常不够明确。特别是科学技术总是发展的,人们对一些科学现象,过程的认识也是向前发展的,对一些概念即便是成熟的概念,也会有对其扩充的可能。科学发展带来的另一值得注意的明显的现象是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也必然产生许多涉及多学科的概念,这些交叉概念的产生,无疑丰富了人们对科学概念的横向认识,同时也使多个概念的联接与包容现象反映到人们的知识范围之内。其次,任何术语都属于语言范畴,语言所具有的模糊性是公认的事实,尽管科技语言比之普通语言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准确,但普通语言所具有的特点之一——模糊性依然保留下来,因为要求准确不等于必须精确,精确是不容模糊的,可模糊带给我们的是更准确。再者,用以限定和表达术语反映的概念的定义,总是以文字语言(不排除图解、公式)来表示,其功用是高度抽象地概括概念的,不管是从一个概念的哪一角度(特征)来概括,必须反映概念的本质特征,给人展示概念的本质特征的同时,也反映概念的边缘,最好还要考虑未来发展的趋势,而定义本身即是语言,因此,以准确为主,而不是绝对精确。以上仅从主体即人们对科学概念的认识来看,术语具有模糊性。再从客体出发,现实世界中,许多客观事物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如：脊椎动物是指有脊椎的动物,无脊椎动物是指无脊椎的动物,但文昌鱼无脊椎有脊索,由此打破了原有界限。鸟类和爬行类之间的界限是分明的,但细鹗龙和始祖鸟兼有这两类的共同特性,于是使鸟类和爬行类的界限消失了,能导电的物质为导体,不能导电的物质为绝缘体,但半导体的导电性却界于两者之间,也就模糊了导体和绝缘体之间的界限,综上所述,模糊性是术语的固有特性之一,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在此仅举例：第一,相关概念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如高(气)压、低(气)压,气压值从低到高是连续变化的,那么高(气)压、低(气)压之间的分界值是多少？云滴和雨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然而半径多大是雨滴？小于多少才是云滴？尽管这些有过人为规定,但难以统一,也不能统一,不能统一就说明这个界限是模糊的。第二,术语本身涵义有选择性,如质量一词,可以指物品品位的优劣,也可以指物体含物质的多少。铁,也可以表达几个不同的概念,如：一种元素;一种化学成份;人体内一种不可缺少的物质;一种工业材料。二、术语模糊性的实质模糊性要求用抽象、概括的定义,表述概念的本质,是科学性要求下的准确性。科学性在量上要求精确,在质上要求准确,对于单个的数据采样,科学性要求精确是为了保证分析结果的准确,而做为术语多以定性反映概念的本质,是以科学性要求术语能准确地对应于所表达的概念。正如模糊数学中建立的“隶属度”概念一样,用一种不精确的逼近,“融合”了差异,“过渡”了对立,看起来表面上是模糊,实际上在事物的深层结构方面更准确地把握了事物的本质。看来模糊性扬弃了精确性的一般特点,但它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为坚持要求精确性目的的同时,又克服了绝对化的一面。因此,在概念一术语一定义这一三维关系中,每一维自身的多要素值,产生的多维逻辑思维关系,要求以模糊性来牺牲精确度以求得准确性,从而满足科学性的要求。三、模糊性的作用不管是否承认术语的模糊性,实际上早已经在充分发挥其作用了。通常要求定义要表述概念的本质特征,而不是其它,这一点就包含了术语的模糊性。如问什么是人？可以回答“没有羽毛直立行走的动物就是人”;也可以回答“有复杂思维能力的高级动物是人”;“能制造和使用生产工具的动物是人”;还可以说“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人”。这些均能从人具有的本质特征反映人,但这些回答也都反映了事物的不确定的边界轮廊。如果要求精确反映人这一概念,只能描述单个的人,那么有多少人就需有多少个定义,而那么多的定义就等于没有了定义。如果希望用一个定义精确描述人,是无法写出,硬写出也不会准确。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人的定义也只能划出其概念的轮廊,反映准确的人的本质。还有力这样的概念,从医学、机械运动、化学等不同的角度均能写出定义,就是不能用定量的方法来描述,这就是人们在给术语下定义时,在潜意识中承认术语的模糊性并在自觉地运用它。在整个术语群中,模糊性所起到的联结作用不容忽视,这种作用首先表现在概念及概念体系的渗透,最为明显的是交叉学科术语的产生,两个不同概念或概念体系,由于边缘的模糊、交叉,一旦人们认识交织处的结点,就有可能产生新的术语甚至新的学科,而原有的术语、概念就成为人们认识、研究这一新术语、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工具。如最早的医学和气象学联系甚少,当人们一旦认识到疾病与气候变化的关系时,相应的医疗气象学也就产生了,其中医疗气象学中的一些概念是基于医学和气象学而产生的,相应的术语既不单属于气象学范畴,也不单属于医学范畴。另外,模糊性的联结作用还表现在术语更换的衔接上,人们对事物理性化的认识形成的概念,较之最初的感性认识形成的概念,有时前者是后者的深化和完善,有时前者和后者是相反的。那么便有一方面是继承和发展原有概念,另一方面是全部扬弃原有概念,对于前者,正是模糊性在起作用,如果没有模糊性,丁是丁卯是卯,那么每次认识的深化,都将进行一次术语、概念的更新,这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名词审定原则中的“约定俗成”也是不可思义的,约定俗成的根据也正是考虑到概念的弹性,使原来普遍采用的术语得以保留下来,当然,保留下来的术语所表达的概念必须是可扩充的,有的甚至是完全改变了原术语的涵义,这就是所说的“老词新用”。除了“老词新用”外,还有一种类似的利用了模糊而命名的术语,即从普通语言或已有学科中的术语借用过来,这些多是为了使新的术语达到“通俗易懂”的要求,而借过来的已熟知的术语在这里确已更替了涵义。模糊性的另一作用是有力地支持了学科的发展。任何学科从产生到发展,术语在其传播过程中担任重要角色,术语的不断更替和僵化不变无疑会严重影响学科的发展,而术语的相对稳定才符合学科发展与人们认识同步的要求,这样的相对稳定就要求概念的可扩充性和术语的弹性,而术语的模糊性则刚好能满足这一点。所以说,模糊性的基本作用是保证了术语的延继和发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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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辩证法研究》2019,(10):96-101
在前提性知识的研究中,俄苏学者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与西方学者大多注重功能研究不同的是,俄苏学者提出了"科学理论的理想和规范"概念并对此给予了结构学分析。科学思维方式概念的提出就是其重要成果之一。从内容上看,科学思维方式与知识体系的内部结构性质及表达知识的主要形式的内部范畴结构特征的揭示联系在一起;从表现形式上看,科学思维方式被认为是科学历史上某一时期指导科学活动的主要方法的"运营者";从特征上看,科学思维方式往往与特定时期的科学观念表现出某种一致性。科学思维方式能够对科学发展的统一性和历史完整性给出很好的说明,有助于科学哲学从"社会学故事"中回到其初衷——对科学的语言分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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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是最重要的术语理论问题之一。俄罗斯术语学派把概念结构及相应的语言结构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考察术语系统的系统性,使术语获得理据性,并通过术语的语言形式展现术语所命名概念的特征以及该概念与其他相关概念的联系。众所周知,以E.维斯特为代表的奥地利术语学派重视概念研究,认为概念系统是术语系统的基础。在这一点上,俄罗斯术语学派与奥地利学派观点相同。但俄派把概念和术语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在研究概念的同时,从语言学角度考察术语,在许多问题的解决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术语词汇中的系统性问题。一、 系统性 (системность) 是术语最重要的属性俄罗斯术语学家通常把“术语”界定为称谓、表示人类某一知识或活动领域理论中的概念的词或词组。从来源看,术语是自然语言的词汇单位——词或词组;从功能上看,术语称谓、表示概念,而且是某一知识或活动领域理论中的概念。如术语масса(质量)在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物理学理论中表示不同概念,具有不同内涵,是两个同音异义术语,而不是多义术语。许多研究术语问题的教材、专著把系统性看作“术语存在的最为重要的条件之一。术语只有作为术语系统的成分才能得以存在……”[1]。甚至有人指出：“单独存在的术语是虚构的,它只能存在于术语系统之中,即和与之具有一定关系的其他术语共存”[2],而“术语系统”(терминосистема)是准确称谓、表示人类某一知识、活动领域理论中的概念的术语的总和。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术语所要表示的是某一知识、活动领域中服务于某一确定理论的概念。我们知道,一个学科中可能并存若干种理论,相应地也就有若干个概念系统与之对应。这就意味着一个学科中可能并存着若干个术语系统。脱离开术语系统去审定、统一和创造术语就会无的放矢。正因如此,俄罗斯的许多术语学家认为术语工作的首要原则之一是：“不应单独地脱离开术语所属的术语系统来评价、统一术语……系统性是术语不可分割的属性。所有术语毫无例外地具有系统性特点[3]。” 坚持这一原则,有助于解决术语词汇中诸如多义、同音异义现象等语义问题。通常情况下,同一语言形式在同一学科、同一术语系统中表示不同概念时,为多义术语,如范畴多义术语：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я (分类 — 分类结果);同一语言形式表示不同学科的概念时,为跨学科、跨领域的同音异义术语：речь (言语<语言学> ;舌,舌头<解剖学>);但同一语言形式表示同一学科领域、不同理论中的概念时,则为学科领域内部、跨系统的同音异义术语,如上面提到的物理学术语“质量”。二、 完善概念系统是实现术语系统之系统性的前提术语系统之系统性(системность терминосистемы)是说把术语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它的系统性特征。1.俄罗斯术语学派的观点俄术语学派对“术语系统之系统性”的理解存在分歧。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从语言研究的角度出发,把术语之间存在的形态、构词和词汇－语义方面的系统性联系当作术语系统自身的系统性特征,忽略概念和相应的概念系统[4]。第二种观点由俄罗斯术语理论创始人之一Д.С.洛特提出。他认为,实现术语系统之系统性必须具备三个条件：“①作为构筑术语系统的基础,分类结果应当在发展中研究概念并且具有预见性;②从分类示意图出发划分出的术语应当直接反映概念的充分必要特征;③只有在前两个步骤结束之后才可以选择词和词的组成部分构成术语。被选中的词,一方面应当尽可能直观地反映所表示概念与其他概念的共性,另一方面又要体现该概念的自身特点,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同一序列的术语应具有相同类型的结构[5]。” 从上述三个条件可以看出,概念的分类结果是创建术语系统的基础。分类是否科学、合理,能否动态地研究概念并具有预见性,能否根据分类结果划分出概念的充分必要特征是实现术语系统之系统性的必备前提。概念分类结束之后,才可以选择合适的语言手段来表示概念。而且,术语应直接反映概念的充分必要特征且尽可能直观地通过术语的形式反映概念之间的联系。很显然,在洛特看来,要实现术语系统的系统性,必须有合理、完善的概念系统和相应的语言形式系统,建立完善的概念系统是实现术语系统之系统性的先决条件。可见,俄罗斯术语学派强调概念、概念系统的重要性及其对术语、术语系统的决定作用。2.奥地利术语学派的观点以E.维斯特为代表的西欧术语传统认为,概念系统是术语系统的基础,术语系统之系统性受制于概念之间的各种逻辑关系和本体论关系[6]。根据维斯特的理论,最为典型的逻辑关系是纵向的属种关系。具有属种关系的概念构成延伸链。如：发动机—燃气发动机—汽油发动机。此外,逻辑关系还包括逻辑交叉关系(教授—作家)、横向的逻辑协调关系(燃气发动机—电力发动机—风力发动机)和对角逻辑关系(动物名词—抽象集合名词)。最重要的本体论关系是整体—部分关系。整体—部分关系在很多方面与属种关系类似,也可以构成纵向的属种和种属关系、整体与部分的交叉关系、“横向的”的协调关系和“对角”关系。本体论关系还包括时、空上的相邻关系及“因—果”、“材料—产品”、“工具—功能”等类型关系。显然,本体论关系类型系统具有开放性。概念之间的关系还可以划分为上下层级关系和非上下层级关系。层级关系中包含纵向属种、种属关系和整体—部分关系。这些关系使概念具有层级性。其他关系(无论是逻辑关系,还是本体论关系)都不是层级关系,无法使概念具有层级性。西欧术语理论认为概念可以不依赖其语言表达形式而存在。如H.费尔伯不止一次指出：“概念不依赖于术语而存在”,“如果语言学中词的内容与其形式被看作一个单位,那么术语学中概念与其表现形式(术语、符号、缩写形式)可以彼此相互分开”[7]。T.Л.坎黛拉基和Г.Г.萨姆布罗娃发表于1969年的《已整理的术语系统之意义系统的模式问题》一文中就曾提出过类似思想：“……整理过程通常分为两个阶段：1) 阐明日后用于构建术语系统的概念系统;2) 制定术语系统。这一过程中,整理之后的术语系统的质量完完全全地取决于第一阶段的工作质量,即概念系统的质量[8]。” 显然,这里所考虑的只是概念间的相互关系,而没有考虑概念的表达方式。在她们看来,只要概念系统制定得正确合理,概念的语言表达形式——术语以及术语系统就应该是正确合理的。实际上,这里把术语系统看成了对概念系统的完全重复、等同,但这种观点显然不正确。概念系统和术语系统不存在等同关系,比如概念系统中包括单独概念,而单独概念是用另一种专业词汇单位-名称表示的[9]。另外,一个概念可以有若干个术语与之对应(同义术语),同一个语言符号(术语)因用于广义、狭义而对应不同概念(多义术语)或者表示不同学科的不同概念、同一学科不同理论体系中的不同概念(同音异义术语),因此,一个学科理论中的概念的总和不等于服务于该理论的术语的总和,二者之间不是复现关系。建立完善合理的术语系统只是术语系统获得科学性、系统性的一个先决条件,而不是惟一条件。三、建立完善的语言结构是实现术语系统之系统性不可或缺的条件如果如隆多所说,术语是由能指(即名称①——术语的外部语言形式)和所指(即概念)组成的语言符号[10],那么术语系统就不能,也不可能脱离开语言(符号)单位而存在。传统上通常用“系统”表示概念(内容)层面各单位、语言(表达)层面各单位以及这两个层面单位之间的对应关系,而不依赖于术语而存在的所谓“概念系统”并不考虑概念的表达方式,因此,有人称之为“术语系统的概念结构”或“术语系统的逻辑－概念结构”,而不是“系统”。与术语系统的概念结构相对应,术语系统各单位(其中包括术语系统特有的语言形式)之间的语言对应关系的总和称为术语系统的语言结构。这样,“术语系统之系统性”就是术语系统所表示的概念结构和语言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术语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规范性质,因此不可能只局限于分析、描写概念结构,还必须考虑到概念的语言表达方式,因为规范性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挑选最优化的语言单位来表示、称谓概念。因此,洛特学派在统一、规范术语时,把概念结构与语言结构放在一起来研究术语系统之系统性[5]。可以说,术语系统的系统性程度如何取决于两点：1)术语系统所表示的逻辑－概念结构是否明确并具有一贯性;2)与概念结构对应的语言结构是否明确并具有一贯性。这两个条件对实现术语系统整体上的系统性而言同等重要,缺一不可。1.理据性是联系术语的意义及其形式的纽带俄罗斯术语学派认为：在术语系统之系统性问题上,术语的理据性占第一位且具有双重作用。这是因为“理据性是符号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连接环节”[1]。一方面,理据性通过语言手段揭示术语的意义与其内在形式(字面意义)之间联系的合理化程度,而这对评价术语的性质而言极为重要。另一方面,术语的意义与其内在形式之间的联系是否合理,只有以整个术语系统为背景才能得以正确评判。从整体上理解术语系统的理据性对分析、统一术语非常重要,而术语系统整体上的理据程度与术语系统性直接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洛特在创立俄术语理论之初并没有使用“理据”、“理据性”这样的术语,但他非常重视术语的理据性问题。比如,洛特认为：“术语元素②应直接反映的概念的充分必要特征来自于以分类示意图为基础给概念所下的定义。构筑术语的艺术在于要尽可能直观地、同时又相当简明(紧凑)地反映这些充要特征”[5]。洛特的这段话中包含着3层意思：1)为概念下定义的基础是概念的分类结果;2) 在概念的定义中给出概念的充分必要特征;3)术语要直观、简明地反映概念的充分必要特征。可见,洛特强调概念的重要性,同时又把概念的语言表达形式——术语放在重要的地位上。因此,有人认为较之奥地利学派,俄派在“术语系统之系统性”问题上向前迈出一步,追求术语系统的完美性。但是必须指出一点,只有极少数理想化的完美术语才能在其语言形式中表达概念的充分必要特征,许多术语的语言形式中只包含概念的某一区分特征,有些术语的表达层面对认识术语所表示的概念没有帮助,而有些甚至有误导倾向。洛特根据术语的真正意义与其字面意义是否相符,区分出三种类型术语：“正确定位术语”,即具有正确理据的术语;“中性术语”,即没有理据或理据无法判断的术语;“错误定位术语”,即具有错误理据、其字面意义与真正意义相矛盾的术语。2.术语的理据程度取决于术语的构成方式任何一个发达的俄语术语系统中,无理据术语只占少数,而且多为外来音译术语。绝大部分术语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理据性。根据有理据术语的构成方式,可以划分出：1)语义方式构成的术语,如：поле(电场、磁场、力场<物理学>,采区<矿物>,字段<计算机>,域<数学>—场地、田野);2)形态方式构成的术语,如：золочение(镀金<冶金>);3)句法方式构成的术语,如：релаксация напряжений (应力松弛<物理学>);4)综合上述两种或三种方式构成的术语：роза ветра(风向图<气向学>),позвоночный столб(脊柱<解剖学>)等。(1)语义方式构成的术语术语的语义构成方式主要有三种类型：1)隐喻型,如：колено(膝、膝盖—弯管、曲柄<技术>)(外形相似);2)借代型,如：добыча(开采—开采量)(过程—过程结果),лицо(脸—人、人员)(人体部位—担任某一职务、职位的人);3)缩小语义型,如：стрижка(剪,剪短—剪毛<技术>)。通过语义方式构成的术语在意义上与其生产词(源词)保持着一定联系。发生隐喻引申时,术语与其源词表示的概念只有一个或几个特征相似,其余的区分特征各不相同,而相似特征正是实现称谓引申的基础。发生借代引申时,情况与隐喻引申相同,只不过实现称谓引申的基础是一个或几个相近、相邻的特征。通过缩小语义构成术语时,专业概念和通用概念的所有主要区分特征均相同,但专业概念还具有某些通用概念不具备的其他主要特征。从理据程度来看,通过缩小语义构成的术语,其理据性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与源词相比,术语概念的外延缩小,内涵变得更加丰富,除了具备日常词所表示的概念的所有特征之外,术语表示的概念又从学科、理论体系的概念结构中获得其他专门特征。而以隐喻和借代方式构成的术语,其理据性较弱,因为术语与源词在意义上的联系弱。(2)形态方式构成的术语Т.Л.坎黛拉基曾以形态方式构成的技术过程称谓为材料,描写、分析了术语和术语意义之间具有规律性的语言关系,提出术语的必备属理据性和补充理据性,前者与最邻近属概念相符,后者与种差相符。谈到最邻近属概念的作用时,她认为,表示最邻近属概念的词和未来要构成的术语必须在词类和某些词汇—语法类别上一致。而通过种差分析理据性时,坎氏划分出直接理据性和间接理据性。前者指：术语的词干与该术语定义中表示种差的词具有直接联系,如：术语жирование(涂油、滑润)的种差特征表述中包含名词жир(脂肪、油脂),术语известкование(加石灰、涂石灰)的种差特征表述中包含名词известь(石灰)等等。间接理据性则是指：术语的词干不直接、而是通过其他词类的同根词与种差特征联系[11]。坎黛拉基的分析表明,术语结构和意义之间的关系不总是具有任意性的。术语与其意义的有规律的联系体现在术语的理据性中,即术语的字面意义与真正意义的对应关系中。(3)句法方式构成的术语一些研究术语语义问题的论著,通过比较术语的内部形式和概念内涵的对应关系来考察术语的理据程度。如果提供理据的术语元素,其语义投入越充分、准确,术语所获得的理据性也就越强。但这不等于说,如果术语元素的语义全部进入术语的语义,术语就会获得最大理据性。因为最大理据性的实现取决于诸如术语的句法结构、术语的语词长度、术语的范畴语义等等因素。术语的内在形式和术语意义要相符、术语理据要高度准确,这不仅是对术语提出的理想化要求,有时也是构筑术语系统应遵循的一条相当硬性的规定。比如,当词组—术语中的术语元素自身是术语,且与词组—术语同属一个概念系统时,术语元素的语义应当完全进入词组—术语的语义中,如：излучение(辐射),поток излучения(辐射通量),плотность потока излучения(辐射通量的密度)。把术语元素的语义直接加入到整个术语的语义中是记录术语与其构成成分(同样为术语)之间语义关系的最为有效的方法。因此,如果术语的组成部分自身也是术语,词组－术语就应当最大限度地从术语元素中获取理据,最终以进入其组成的所有单个术语为理据。综上所述,理据性是确保术语系统获得语言系统性的重要因素。如果术语元素自身不是术语,那么使术语获得理据性是术语工作者努力的目标,但如果术语元素自身就是术语,那么词组—术语必须具有理据性,这是构筑术语系统应遵循的一条硬性规定。研究术语词汇中的系统性问题,还应关注术语的同义和多义现象。虽然术语的同义或多义现象对建立术语系统的概念结构没有影响,但对术语系统的语言结构而言却至关重要。甚至在概念结构相近或相同的情况下,术语系统也可能由于同一概念具有多种变体表达形式、术语自身具有不同程度的多义性而大相径庭。四、小结统一、规范术语时,必须将术语置于其所属的系统中,从全局角度出发做到有的放矢。对术语系统而言,系统性体现为概念结构与语言结构的协调搭配程度。作为术语系统基础的概念结构复杂多样,术语系统的类型各不相同、其系统性程度也有差异。如何协调各方面因素,充分揭示术语系统的系统性本质,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①这里的“名称”(隆多的术语)是指语言词汇单位的语音外壳,与继术语之后划分出来的又一专业词汇单位——“名称”是同音异义术语。②术语元素是受制于术语所表达的概念特征的术语表义部分。Канделаки Т Л.Об одном типе слдоваря медународных Терминолементов.НДВⅢ.Φилол.науки.1967(2):38。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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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术语学的理论问题术语是词汇中用于科技交流的特殊部分。术语可以从事实的方面、哲学的方面和语言学的方面进行分析。事实的方面涉及概念和术语的关系,或概念同其他概念的关系。在术语学理论中,这是最重要的关系,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须给概念和术语下定义。凡认识一个对象,必须认识它的一些本质方面,概念就是这些本质方面的概括反映。关于概念的问题是奥地利术语学家Felber教授研究术语的哲学基础。概念的实质必须从概念论、认识论、语言学三方面来考虑。概念之间有逻辑的、本体论的关系。逻辑关系有邻接、上下位、重叠、交叉等。其中后两种即来自类比,并表现在以比喻为基础的类比命名中的关系。以换喻或提喻的方式命名的单位、它所表示的邻接关系和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属于本体论范畴。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概念是认知的产物。从语言学的角度看,术语是词汇中一个专门的部分。概念是术语的意义,更确切地说,不是意义,而是术语的内容部分(内涵)。从语言学来看术语问题,有语义学,命义学(onomasiology),符号学三种观点。从语义学的观点看,术语是标准文学语言中具有科技功能的词汇——语义单位,它通过定义、约定或审定而有确切的意义(Jedliěka,1948,Hausenblas,1962)。这种界定是布拉格学派的特点,布拉格学派注意语言的功能或风格,考虑语篇(text)的结构。布拉格学派术语理论的开端跟Bohuslav Havránek的名字分不开。他区分狭义的术语,即一般用于一门学科或生产中的单义词(如“透平”,“马达”,“主语”),和具有可转移性的词或命名单位,它们在一个领域里用于一个意义,在另一领域或日常语言中用于另一意义(如“牙”,“根”,“流”)。他提出术语化或交叉术语化过程,来指词从日常用语转入术语,或从一门学科的领域转入另一领域。目前,这两个过程是词汇动态的最明显的表现。Havránek还注意稳定性的原则和术语的稳定化和标准化的过程。他强调,标准化的基本原则表现为坚持术语的结构性和目的性的原则。同时他还高度评价派生性的原则,即给术语的基本形式加上功能负荷的可能性,为此,他主张用离口头语言较远的词甚至从外语借入语言材料作术语。这已是国际性原则的萌芽。但考虑到捷克的民族传统,他也考虑用本族语言的成分仿造外来术语的构词格式,作为国际化的一种办法。Havránek区分术语本身和可转移词语的观点被K.Hausenblas所发展。他明确区分词汇成分的术语化程度：一方面,某一领域内的专用术语不同于一般的科学术语(如“类型”,“规格”,“原理”,“价值”);另一方面,术语化的词也不同于术语化程度不高的词。例如,“系统”、“集合”是典型的术语,而平行的“复合体”、“汇集”的术语性就比较弱。他又区分通行词语,集团词语(某些集团就他们的活动所用),和行话词语。必须指出,职业行话词语很快转化为中性的语言材料。布拉格术语理论把术语看成民族语言词汇的一部分,从它在整个词汇中的功能来考察(A.Jedliěka),也从它在语篇中的功能来考察(K.Hausenblas)。从篇章中的使用考察,须区分通行词语,集团词语,行话词语,以及明显的术语和不明显的术语。明显的术语适用于严格的科技语句,不明显的术语适用于科技性不强的语句。同样,只有从语篇的角度才能合理地区分出术语的各种功能：认定,区别,阐释,定位。其中认定和区别功能只在概念和术语的体系内实现,跟语篇无关,而阐释和定位功能比较明显地用于语篇。命义学把术语作为命名活动的结果来研究。它把术语看成概念的命名单位,而概念则由定义和它在概念体系中的位置而定。命义学考虑的,主要是这个术语同其他概念和术语的关系,而不是用来给概念命名的这个术语跟它作为词的其他意义的关系。以“根”这个词为例,语义学研究的出发点是“根”这个词的一般意义,并把具体术语(植物学中的根,语言学中的根,数学中的根)看成“根”这个词的各种意义。命义学则研究用什么形式(现成的或新造的)来给概念命名,而不研究与一般意义的关系。命义学只指出理据这里是跟“根”这个词的一般意义的相似关系。概念和术语的关系,或者理据的问题,也在符号学的研究中碰到。符号学把术语看成语言符号,它表示语句中的一个概念,因此可用来代替概念。这种研究把非派生词,词组,或一个词的某个意义都看成一个语言符号。在现有的术语理论著作中,上述三个角度的语言研究常出现为初步的形式,或者只强调某个方面。E.Wüster强调上述概念的所有问题,注意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分析逻辑的和本体论的关系。在术语的意义方面,他从概念的角度指出了无歧义与多义的对立,从命名单位(或词)的角度指出了单义性与多义性的对立,从命名单位的形式的角度指出了独词单位与多词单位的对立。N.S.Lotte(1971)的理论已露出符号学研究的端倪。他把术语定义为词或词组,其语言符号跟某门科技领域的概念体系中的某个概念相连。他的提法是词的语言符号跟概念相连,可见他理解的符号是单面性,认为符号只是词或词组的形式。因此,这个关系也可以说成词是符号和意义的统一体。但这样的词(语音或书写形式)本身不能代表任何概念,它始终必须跟一定的意义结合。源于这种看法,Lotte还区分词的本身意义(基本上等同于词典上处理该词的意义),和表达被命名概念的不重要属性的术语的误导意义。G.Rondeau(1981)的考虑也基于符号学的方法。他区分概念和名称,另外还提出语言符号。区分语言符号和概念,无疑是正确的,但把语言符号跟命名单位分开,则没有根据,因为语言符号说是由命名单位来表现的,两者不能分开存在。G.Rondeau的可取之处在不单独考察概念——术语关系,而总是在一定的交际语境中考虑。于是他提出了术语链的说法,把它说成生产者——产品——使用者的关系。生产者是创造术语、起用术语的人。产品是指术语(也指整个语篇)。使用语篇的人可为直接的专家,或间接的译者,评述者,外语教师。这样,术语间、几种语言里指同一概念的命名单位间的关系,以及有关教授术语的问题,得到了处理。可是,从符号学的角度指出语言符号的结构特点。或它跟心理领域的关系,和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成分的复杂性,也很重要。首先,为了研究概念和术语的关系,把概念理解为静态要素(并探究它的内涵和外延),不如看出其中的动态,例如表示为关于某个对象的一套逻辑谓词,会更富有成效。因为并非所有的符号或并非所有的谓词都能在给定的语言符号内、在给定的术语内得到表示,它们的选择首先要看把它们跟别的术语区分开的用意是什么;有时选择决定于仿译,有时受这种语言的可能性所制约。把术语作为语言符号来看它的结构,必须把心理领域(即整个概念层)排除出结构。只有反映在术语中的那些语义特征才形成术语的组成部分,它实际上等同于语言符号的所指部分。这部分的内容由关系形成,而形式则由选出的语义特征表示。在术语的形式层面,在语言符号的能指部分内,情况比较复杂。这个层面的内容既包括命义基础与命义特征间的关系,也包括能指要素和所指要素间的关系,而两种关系都是由语素表示的。为了区分起见,或许可以说,在命义(onomasiological)层面,关系由语素表示,而在命形(onomatological)层面,由构词要素,如词根和构词成分表示(Horeck。1974)。综合以上的简单说明,术语的结构可以既从层面也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两个角度来考虑,表列如下：当然,在语言符号内部,从而亦即在术语内部,不包含概念层面和语音层面的要素。所指部分包括语义特征,所指语素包括构词形式和音位序列。显然,命义层面及其要素属于能指部分。这也就强调了语言符号跟术语的合一。二、命名的方法在命名理论中,可区分两种基本的命名类型：直接的和间接的。如果命名过程按下列的命义链进行：J→△→○→□,这就是直接命名。(这里也包括无理据词。无理据其实是理据的极端情况,词的理据常能在历史上或词源上得到说明。)但如果链的末端使用业已存在的形式,则是间接命名,或者更好地叫做类比命名。按命义链进行的初始命名,在概念的层面选出逻辑系列(logical spectre)的适当的项,在内容层面给它们附上适当的语义特征(连同形式)。这种过程有时叫das Worten或die Verwortung(造词)。实际上,关键在于表达为何选出这一命名单位的理据。这类表达要素叫理据特征。理据特征一方面基于被命名对象的特点(如颜色,大小,形状),另一方面基于跟其他对象的关系(位置,使用目的,活动方式)。前者叫内在特征,后者叫关系特征。理据特征的这一划分也表现在相应的理据式的形式上。按内部特征形成的名称,其理据式一般表达被名物的特点;而按关系特征形成的名称,其理据式总是指出与被名概念有关的概念或事物。内在特征有两种类型的理据式：第一种类型可叫形容式,命名单位中出现的形容词或副词说明命名的用意。“辛白铜”的理据式为“白色的铜”,“结尾句”为“具有结尾功效的句子”,“全冻”的理据式出现副词“全”,为“水或土全部冻住”。以上都是循环的定义,从逻辑上看站不住,但从语言学或命形学的角度看,定义是充分的。形容型把被名事物的典型特征挑出来,归于名称。通常是名称中出现性质形容词,如“黑铜”、“硬煤”、“相对湿度”、“正值”。第二种类型可叫动词式,这种类型用来自动词或动作名词的形容词表示理据特征,加：“开水”、“巡视员”、“采掘工”、“滴灌”、“录像”、“滑坡”、“死水”。此外还可以加上用比喻义间接使用内部特征的类型,如“贫矿”、“富矿”、“短路”。关系理据是把典型的关系特征赋予事物。斯洛伐克语对一致关系的命名单位用关系形容词,对非一致关系的命名单位用各种格。表示关系的理据或指出与对象的关系,或表示目的,活动,存在方式,与地点、人物的关系。指出与对象的关系的理据式如“表示与对象×的关系(“子细胞”),“以×为典型成分”(“轮椅”)。表示目的的理据式见于“疏浚船”、“电缆厂”、切管机”。表示活动的理据式如“在活动×时发生”(“饱和”、“沉殿”、“三点着落”),“在事情×中出现”(“协作行动”),“由材料×做成”(“钢簧”)。表示与处所的关系的理据式,如“设计在×内安装或使用”(“木螺丝”),“在×处出现或发明”(“加拿大式钻井”)。跟人的关系,如“以某人命名”(“牛顿定律”,“文杜里管”)。类比命名分三种基本类型：基于相似的比喻,基于相近的换喻,基于扩大或缩小意义的比例类比。类比命名不同于平行命名,后者是构成形式等同的命名单位,但理据不同。斯洛伐克语的vo1ic有“选择器”、“选举人”两个意义,两者是根据动词volit′(选择,选举)的不同意义分别平行产生的。这里是两个命义链：△－○－□ voli 1, vo1i 2,结果造成同音词。类比命名,从命义学的角度看,有两种类型：1.一个形式跟不同的内容相连;2.一个概念及其内容跟两个形式相连,这两个形式有包含关系而并列地(即类比地)存在着。类比命名的最简单的情况是换喻,即一个形式跟几个邻接的概念和内容相连,如“核桃”：比较复杂的,是几条命义链(确切说是它们的概念一内容部分)渐渐地合在一起。如斯洛伐克语的horica：换喻的极端情况是专名的通名化,如度量衡单位(“瓦特”)或仪器名(“伏打表”)：人们常把联觉列为换喻,各命名单位间既有概念又有内容的邻接关系,但全部邻接的命名单位都包含在一个总的概念与内容之中。如斯洛伐克语形容词ostr：提喻常被看作换喻的特殊情况,在概念和内容的领域内有不同的关系。有提喻关系的命名单位的内容是邻接关系,但概念部分则是包含关系,例如斯洛伐克语的strecha：基于比喻关系的类比命名,必有概念和内容部分的合并,而且至少有两种极端情况。一是在概念和内容部分的合并结果中只出现一个语义特征,如斯洛伐克语eriav：。一是合并结果中有较多的语义特征,而类比的命名单位只在一个语义特征上不同,如斯洛伐克语ruka：。这种情况很接近包含关系。基于比喻关系类比形成的命名单位,几乎在各门学科中都有老的传统,如语言学中的“根”、“格”、“场”,物理学中的“重水”、“重氢”,气象学中的“岬”、“槽”,图形理论中的“节”、“边”、“路”、“径”。如果新命名单位的概念和内容都包含在老单位的概念和内容中,这是表示意义专门化的比例类比,反之,则表示意义的扩大,如斯洛伐克语mu：命义链的形式部分也表示“并存”的类比关系。逻辑上,这是形式的两个部分的相包。从命名的详式(第一形式)取出表达的最明显的特征,例如从详式命名单位“每星期三比赛的奖杯”构成简化的“星三杯”。同样,“渔人俱乐部的集会”也可说成“渔人会”：。好多类似的命名单位开始时具有口语性,常常稳定下来,变成规范的中性的命名单位。最后,形式部分的包含关系也见于语素的机械结合,即并合词,如smoke＋fog→smog(烟雾),以及各种缩略词,如lethal dose→LD(致命剂量)。缩略型的命名单位可以表示如下：许多类比命名单位作为类比地派生新命名单位的基础。这过程可叫次级类比命名。例如斯洛伐克语的ostr是“锋利”的意思(ostr n,“快刀”),用于ostrá náboj(“实弹”)时是首级类比,用于ostrá strel′ba(“锋利的射击”→“实弹射击”)时是次级类比。类比命名虽然用得不多,但在当代斯洛伐克语的词汇中,特别是在词汇的术语层面,有牢固的地位。三、术语及其特征不管术语多么特殊,但在民族语言或标准文学语言中它们形成一个不可分的层面。新构成的术语应该符合哪些特征才能站得住呢？首先是结构性。术语的语音、语素、构词结构都要符合对整个词汇都有效的分析标准。斯洛伐克语派生词的一般结构不用－tkc形成工具名称,像metrīko,lehátko这样的说法就不合结构。有时,结构性特征跟功能性特征对立,不合结构的术语如果稳定而通用于科技言语,起着很好作用,就不应更改。以上是整个词汇都有效的特征,术语还须符合另一些特殊的特征。首先是意义透明或有明显的理据。这要看术语是否通过语言形式抓住了或至少部分地指出了所命名的对象。特别要注意的是勿使术语导致误解。例如“干馏”意味着过程是干的,其实不然,于是改为“分解蒸馏”。理据清楚,首先要选择适当的理据特征,即指现实中一定现象的要素。理据特征可分内部、外部。内部特征涉及对象的性质,如模样、大小、相似、颜色、典型动作等等。外部特征则从外面归于术语,表示目的、材料、来源、产品、处所等等。术语只表示一个概念,但这条只适用于一门学科内。术语要能产,成为派生其他必要词的基础。所以动植物学中常避免用两个词的命名单位。最重要的是术语的系统性。体系中同类位置的概念要求用同样的形式手段(大多是后缀)来表示。在斯洛伐克语里,无机化学中氧化物的名称有一套表示价的后缀。有机化学中,后缀－an,－en,－in指环二混剂的各种饱和程度。前缀hypo－,hyper－,deoxy－也有系统功能。最简单的例子是前缀表示两个对立的概念：hypotension(低血压),hypertension(高血压)。动植物学术语中,属的名称用后缀－ovce,科的名称用后缀－ovité。在科技发展的时代,必须强调国际性特征,表现为从别的语言借用术语,在希腊、拉丁语材料的基础上构成新术语,国际化的另一方便手段是仿译,即用本族语素仿外语词的格式造词。我们在技术领域里大抵发展国际化,在动植物名称中通常趋向于使用本族语的材料。有的领域区分“术语”和“名称”。从命名单位的特征看,“术语”和“名称”没有差别,两者都服从同样的要求,有同一些特点。系统地调查、评价、审定某一领域的术语,从概念进到术语是必要的一步。这样就能发现有些词或词的有些语义特征出现于几个有关概念的一些命名单位。若按字母顺序排列术语,则以上情况就表现在有的术语有几个意义。在斯拉夫语言学词典里,metafora(隐喻)一词既出现在词汇学,又出现在风格学。相反,也有的术语外表一样,但用于不同的领域。例如jazyk在一般理论中指“语言系统”,在语音学中指“舌头”。这类例子叫多义。多义常见于不同的领域,如sub－－jekt(逻辑“主词”,语言学的“主语”);morfologia(语言学的“词法”,解剖学的“形态”)。但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metafora,同一性;一是jazyk,多义性。极端之间的术语,其意义的广度和概念的范围有别,如deklinácia指“格的形式”和“变格类型”。从命义的观点看,这是多义,给定的词在同一个词汇意义项下,用不同的定义表示。多义的逻辑对立是多形：同一现象由两个理据不同的词来表达,如sèmantèma(义位)和lexéma(词位)。从语义学看,这是同义或变体性。各词间的关系不同：有的同样合格;有的属教学用,有的属科研用;有时为传统的,有时为推荐的。当然更有的术语表示不同的概念,这是差别关系。多义术语如果概念和内容部分都有差别,从词汇一语义角度看,它们实为同音异义词。如果只是概念部分不同,多义也能理解为同音异义(如果它们属同门学科),或理解为一词有几个意义。至于涉及两个或以上领域的概念多义,则为同音异义了。从命义学的角度看,多义总的在词汇一语义理解上跟同义重叠。差别在区别的程度：若属内容多形,只概念部分共同;若属变体多形,则概念和内容部分都共同,这实为变体问题。四、斯洛伐克的术语工作五十年代初,udovít túr语言研究所成立术语部,组织斯洛伐克术语标准化工作。各门学科和生产领域中的术语,本着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结合,由好些委员会加以整理,委员会由专家和语言顾问组成,出版了各种术语词典。术语标准化的理论原则和标准见于J.Horeck编著的《斯洛伐克术语学原理》,并在另一些论文中得到补充。根据总标准,建立了一些专业的一般原则。例如昆虫学名称的标准化使用了下列标准：1.尊重当前通用的术语,去掉以德语为样板的旧术语。2.创立新名称时避免同音。3.考虑下列理据要素：形态属性,颜色,跟什么相似,何处发生,食物,运动特点,筑窝特点,生态特点。4.有的名称可借自捷克语,其他斯拉夫语,拉丁学名。斯洛伐克术语标准化的基本作业单位是术语委员会,由本领域的专家五至六人组成,选择成员时须使所有学科都有代表,他们掌握几种语言,并对本专业交际中的语言形式感到兴趣。委员会中还须有一位语言学家,他具有语言学教育的背景,并且了解专业交际中的特殊需要。术语委员会跟科学机构挂钩。开始时,所有的委员会都隶属于斯洛伐克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在,它们是在各个学会和专业研究所进行工作。一个个术语及其定义在一个工作组里进行分析,然后分交各委员会审定其形式。作出的建议用术语汇编的形式发表,或就个别术语进行讨论,发表于专业刊物中的术语栏,其目的是最好反映在语言学的刊物上。为此,.túr语言研究所办了个专门的月刊,叫《斯洛伐克专业术语》,出于1953－61年;1962－66年改出《捷克斯洛伐克术语学报》;1967年以后,术语的文章发表在刊物《词的文化》每年的扩大期第5和第10期上。材料的编集和处理在各委员会并不一样：有的委员会有国际一致的词表,有的则汇编自己的材料。医学委员会研究解剖名称的情况是很简单的。委员会可依靠国际一致的Nomina Anatomica,只消给拉丁术语补上斯洛伐克的对应词。在内容方面,委员会与拉丁名保持一致,常用仿译法,有众所周知的本族词时,才使用现成的本族词。动植物名词委员会的情形很相似。他们也能靠公认的拉丁术语系统。但他们不限于仿译拉丁词,因为这个领域有大量的本族名称,而且不同的方言又有不同说法。所以他们又收集方言名称,从中选择。化学家们掌握国际标准术语及其定名原则。所以除了把本族的术语标准化,编成词典出版外,他们也研究一般原则,并出版大学教材,IUPAC(理论与应用化学国际联合会)1957年确定的无机化学名词是无机化学的榜样。M.Zigmund翻译了规则,并补充了跟斯洛伐克的对应术语有关的专门规则,在1961年出了专著,书名《无机物的名称》。J.Heger的《有机化合物名称》(1982)是同样性质的著作。该书叙述了世界范围和斯洛伐克语中有机化合物术语的发展情况,还考虑化学文摘中的用法,补充了有机化学的用词。IUPAC的基本原则在词典《有机化学术语》(1958)中翻译发表。其他术语委员会的工作大抵是由成员们依靠大学教材或自己的讲义等各种简编提出素材(本学科的基本术语),然后由委员会讨论审定。有一位语言学家评论所编术语的语言形式及其定义,指出不合所提出原则的和结构不符合普通词的那些术语。CSN标准在斯洛伐克术语的发展和标准化中起特殊作用。每个标准的绪论章都讲捷克和斯洛伐克术语的基本概念的标准化和定义。接着是命名标准。各个生产领域中的大套术语都下了定义并加以标准化。许多标准里还介绍了俄、英、德等语言的对应词。百科全书,如《斯洛伐克百科全书》和物理、化学、园艺、新闻等方面的“小百科”,也使用标准化的当代斯洛伐克术语。今天,斯洛伐克的基本技术术语可以说已经标准化了。人们感到社会科学也有必要这么做。进行的规模比较小。个人、专业人员和语言学家在讨论个别术语。直接参加术语标准化工作帮助语言学家发现更多的专业交际领域中的需要,而专家们也对术语的语言学方面有所认识。这些发现和收获概括在《捷克斯洛伐克术语学报》1964年第3期中的文章“捷克和斯洛伐克术语的协调原则”。文中谈了不少理论问题,包括：术语这个概念的定义,术语和概念的关系,概念的特征(内在的,外加的),制定术语的定义和解释的基本原理,对命名单位的具体要求。下面谈谈概念结构如何在语言里贯彻：1.概念结构由一套术语内容特征组成。它通过两条途径贯彻于语言：①简单地用语言单位(如词)相配;②用语言手段(词,前缀,后缀)表示出概念结构的一些特征。前者形成无理据的术语,后者形成有理据的术语。2.无理据的术语占术语的小部分,如“水”、“手”、“车”、“墙”、“线”、“绳”。此外还包括外来词,如希腊、拉丁来源的词,它们是使术语国际化的一项重要手段。在多种行业里,这些外来词有时有本族词与之并用,形成成对的同义词,可用于风格的目的,其中本族词用于通俗文字和教材。从现代外语借入的词,在我们的科技文献中用得不如希腊、拉丁来源的词那么多见。它们常指机器,运动用语,纺织品。来自现代外语的术语常用本族语材料仿译。解剖、动植物术语如本族语没有的,也仿译。3.比喻术语 最不明显的是常用词通过比喻用法变成术语。理据可为形状、功能的相似,如“(锯)齿”“(针)眼”“(船)鼻”。用这种方式产生术语在斯洛伐克语里已不时行,至少不如英语用得多。4.派生术语 用派生法形成的术语较有表达力,可以表示目的,处所,施事等等。这类术语的好处是能产性大(能作为基础,形成别的派生词),缺点是不够确切,易生歧义。用后缀形成术语时,重要的是尽可能用同一个后缀表示同样的理据特征。5.复合术语 用两个词根合成一个词的做法,在斯洛伐克语中不常见。我们用得较多的是复合形容词,如“社会一经济”、“文化—教育”。还有一种混合复合词,第一部分通常是外来成分,如fotonásobi(光电倍增管)。6.词组名称单位 如果语义特征由几个词分别表示,通常是形容词和名词表示,则出现词组的名称单位。形容词和名词的理据特征的次序,有一定的支配原则。在斯洛伐克语里,通常是表示理据特征的形容词在名词之前。动植物的种名和化学中氧化物和盐类的名称是例外：形容词放在名词之后。如果形容词不止一个,则它们都排列在中心名词的左边,新的理据特征居前,试比较“电子偶”和“自由电子偶”。7.理据特征的充分程度 表示出大量的理据特征,会使形成的术语臃肿笨重,所以最好只表示出为无歧义地指明所表概念,或把它跟别的概念(术语)区分开来所必不可少的那些理据特征,不必过分。术语只要在本门学科和邻接学科中不跟别的相混,通常已经够了。同一个术语完全可在距离较远的学科中分别表示所要表示的概念。8.术语同义 一个概念如有两个或多个名称或术语,不利于科学领域内的交际。故在建立术语标准时要在现有同义的名称中选出一个可取的名称。所选的术语应表示较客观的理据特征或更恰当地反映现实。如“干馏”和“分解蒸馏”是后者较好。此外,还要考虑使用范围(或将来的变化可能性),特别是跟其他国家术语的联系。例如“半衰变期”和“半期衰变”是前者在理据上更正确,但由于英、俄术语的影响,斯洛伐克语里还是采用了后者。有时,本族词和外来词作为同义而并存,不能一概取本族词。这要看标准化的程度。例如斯洛伐克语中,表示“向心力”的dostredivá sila比centripetálna sila常见,但表示“理想气体”,则是ideálny plan优于dokonal plan。其次也要看加词缀形成其他词的可能性。例如外来词impendancia(阻抗)可派生impendann micro－skop(阻抗显微镜),优于本族词Zdanliv odpor(“表观电阻”)和drobnohlad(“小视”)。想从意义上把一对同义术语中的国际成员跟本族成员区分开,是不恰当的,如国际词subjekt和本族词podmet都表示“主语”,它们可用于不同的风格。同义词中如果有一个是标准的,一个是不标准的,采用标准的那个。(叶蜚声编译)〔编者按〕捷克斯洛伐克术语学家霍列茨基(Ján Horeck)教授,应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吴凤鸣副主任的邀请,于1988年5月7－15日对我国进行了学术访问,做了术语学方面的学术报告,受到学术界的欢迎。现将北京大学叶蜚声教授根据霍列茨基教授讲稿摘要编译的文章,发表如下,供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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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工作原则与方法(续四)(ISO DIS704)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７－称 谓７－１ 称谓类型称谓的作用是对定义的一种综合概括。称谓是以语言或非语言形式构成的概念表达式。限于本标准的目的，称谓分为：———指称类概念的术语；———指称个体概念的专名；———既指称类概念，又指称个体概念的符号。应当注意，并非一切符号都是称谓。７－２ 术语７－２－１ 术语与概念的关系术语由一个或多个词所组成。在专门语言中，术语表示类概念。简单术语仅含一个词根。包括两个或多个词根的术语称为复合术语。术语必须被专业人员接受和使用。用以指称某个概念的新创术语是新词语的一种类型，被称为新术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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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术语学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它的研究对象是术语。什么是术语？术语与其它的语言符号有什么区别？术语的选择应该遵循哪些原则？术语具有一些什么样的特性？这些问题,都有必要从应用语言学的角度加以探讨。我们认为,通过语音或文字来表达或限定概念的约定性符号叫做术语。术语可以是词,也可以是词组。任何语言符号都是由概念和音响形象结合而成的。概念叫做“所指”,音响形象叫做“能指”。术语跟其它语言符号的区别在于,术语的语义外延是根据所指的关系而不是根据能指的关系来确定的。在术语学中,当辨明了一个语言的形式(即能指)之后,就试图确定属于该语言形式的一个或数个意义(即所指)。因此,术语学是从概念(所指)出发去考虑这个概念的名称是什么,也就是说,在术语学中,概念先于名称。“术语”这个词来自英语term,这是一个国际化的英语词,在英语、荷兰语、瑞典语、威尔士语中都是term,在德语中是Terminus,在法语中是terme,在意大利语中是tèrmine,在西班牙语中是término,在葡萄牙语中是termo,在俄语、保加利亚语、罗马尼亚语、斯洛伐克语、捷克语、波兰语中是termin,在芬兰语中是termi。Term有两个词源：一个是拉丁语词源,一个是希腊语词源。其拉丁语词源terminus的含义是：(1)界石,(2)边界、界限、结尾,(3)护界神的雕像。希腊语词源Terma的含义是：(1)在运动中居第一位,(2)终止、界限,(3)最高点。而拉丁语terminus的希腊语译名则为pos,其含义是：场地的界限、界石、限度、领土等。从词源来看,term这个词不论在拉丁语或是在希腊语中,都有“界限”的含义。这个含义由具体到抽象的发展,便得到了“术语”这个词的当今含义,因为在科学技术中需要给一个观点或一个概念确定界限时,就得使用“术语”。因此,术语一词可以看作是对于概念所作的限定。术语的选择应遵守下列原则：1.确切性：术语要确切地反映概念的本质特征。2.单义性：至少在一个学科领域内,一个术语只表达一个概念,同一个概念只用同一个术语来表达,不能有歧义。在术语工作中,应尽量避免同义术语、同音术语和多义术语的出现。3.系统性：在一个特定领域中的各个术语,必须处于一个明确的层次结构之中,共同构成一个系统。在术语命名中,也要尽量保持系统性。例如,德语中有Sublimationstrocknung(升华干燥)、Strahlentrocknung(辐射干燥)、Konvektionstrocknung(对流空气干燥)等术语,都是采用Trocknung(干燥)与有关词构成复合词的办法来表达术语内容的,但表示“粉末干燥”的术语有Trocknung durch Zerkleinung和Pulverisationstrocknung两个,从系统性的角度来看,应删去前者,保持后者。4.语言的正确性：术语的结构要符合该语种的构词规则和词组构成规则。例如,“柴油机”这个术语,德语用复合词Dieselmotor表达,Diesel与Motor构成一个复合词,英语用词组diesel engine表达,diesel在前,engine在后,法语用词组moteur DieseL表达,Diesel在后,moteur在前。这些术语的结构,都遵循了有关语言的构词规则和词组构成规则。5.简明性：术语要简明扼要,易读易记。例如,英语中的gradual scale(逐级刻度)这个术语,在scale(刻度)的含义中,就包括了gradual(逐级)的意思,因而使人产生了烦冗之感。又如,英语中的quartzmineral(石英矿物)这个术语,quartz(石英)就是一种mineral(矿物),也会使人产生烦冗之感。这些术语都不符合简明性的原则。6.理据性：术语的学术含义不应违反术语的结构所表现出来的理据,尽量做到“顾名思义”。中文术语是用汉字来表达的,汉字有很强的表义功能,尤其应该注意术语的理据性。有时,某些术语在形成时是合乎理据的,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失去其原来的理据。例如,德语的Drehstahl(切削刀具)这个术语,其中构成复合词的成分之一Stahl,其含义为“钢”,因为早期的切削刀具都是用“钢”制成的,而随着科技的发展,切削刀具除了用钢制作之外,还可用其它材料(如塑料)制作,这时,Drehstahl这个术语,就不再具有那么好的理据性了,因而出现了Drehmeissel这个术语,其中Meissel的含义是“凿子”,显然比Drehstahl中的Stahl(钢)更为确切,更能做到“顾名思义”。7.稳定性：术语一经定名,除非特别必要,不宜轻易改动。例如,英语atom(原子)这个术语,原来的含义是指组成物质的最小的不能再分割的单元,后来物理学的发展证明了“原子”也是可以分割的,但人们并不因此而轻易改变atom这个术语,以维持术语的稳定性。8.能产性：术语确定之后,还可以由旧术语出发,通过构词法或词组构成的方法,派生出新的术语来。例如,由德语的Telefon(电话)这个术语,可通过构词法派生出Telefonist(电话接线员)、Telefonistin(女电话接线员)、telefonisch(电话的)、Telefonat(通电话)、Telefonie(电话术)等新术语。又如,由汉语的“运算”这个术语,可通过词组构成的方法,派生出“补运算”、“反演运算”、“对偶运算”、“全同运算”、“非全同运算”、“等价运算”、“非等价运算”、“异运算”等新的术语来,这些术语都是词组。为了从理论的高度来研究科技术语的性质,学者们提出了术语模型。其中,最有名的是奥地利术语学家维斯特(Wüster)提出了由四个区组成的术语模型。这个术语模型如下图所示：在这个图中,上半部表示与语言系统相应的概念世界,下半部表示语言之外的现实世界的个别实体以及语言中的语音或文字实体。A1 是个别概念,它是表现个别实体al的性质的各种属性的集合。A2 也是个别概念,它是表现个别实体a2的性质的各种属性的集合。A 是由个别概念A1,A2,……等抽象出来的概念,这个概念A是A1,A2,……等个别概念的共同属性的集合。B 是语言符号的一般概念,它是表达概念A的各种语音或文字书写形式的特征的集合。B1,B2,……是语音或文字书写形式的个别概念。b1,b2,……是语音或文字书写形式的个别实体。从这个术语模型可以看出,维斯特认为,任何一个语言体系中的概念都是由意义和符号构成的,其中,意义是由表达个别实体的个别概念所共同的属性构成的集合,而符号则是表达意义的各种语音或文字书写形式的特征的集合。例如：在“太阳系中围绕太阳沿椭圆形轨道运行的天体”这个概念中,A1=地球,这是一个个别概念。A2=土星,这也是一个个别概念a1 指地球这个个别实体,它包含如下属性：1.天体;2.围绕太阳运行;3.椭圆形轨道;4.有生物存在;5.有一个天然卫星(月球);6.离太阳的平均距离为149 400 000公里;7.其它的物理化学特性。a2 指土星这个个别实体,它包含如下的属性：1.天体;2.围绕太阳运行;3.椭圆形轨道;4.没有生物存在;5.有十颗天然卫星;6.离太阳的平均距离为1 430 000 000公里;7.其它的物理化学属性。在al与a2这两个个别实体包含的各种属性中,1、2、3等三个属性是它们共同的,而其它属性则是不相同的,正因为有共同的属性,它们才能构成“太阳系中围绕太阳沿椭圆形轨道运行的天体”这个概念A。概念A通过语言符号B的一般概念来表达：b1=“太阳系的行星”。b2=“taiyangxi de xingxing”。b1与b2是文字的不同的书写形式,把它们抽象成书面形式的个别概念,则有B1=简体汉字的书写形式。B2=汉语拼音的书写形式。而B1与B2这两个不同的书写形式的个别概念,最后被概括并形成了符号B这个一般性的概念。A和B以及A1,A2,B1,B2都处在与语言系统相应的概念世界中,而a1,a2,b1,b2等则处在现实世界中。其中,a1,a2不是语言的个别实体,而b1,b2是语言的个别实体。语言的个别实体可以是不同的音位变体(allophon)或文字变体(allograph)。维斯特的术语模型受了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De Saussure)的强烈影响,带有明显的语言社会心理学派的色彩。这一个术语模型,对现代术语学有很大的影响,对我们当前进行的术语规范化和标准化工作是有参考价值的。在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中,术语学的研究比较落后,特别是在基本理论的研究方面,几乎还是一张白纸。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飞速发展的需要,我们应用语言学工作者有必要重视这方面的问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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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是科学概念的语言载体,必须符合各自语言的合格性原则。中国的现代科技概念虽然多数来自西方,它们的语言载体却很少与之俱来,在这块土地上生根。中国科技界必须用汉语材料来创制自己的术语,很少借用。这种情况和其他国家大相径庭,西方国家的术语以音译为主,外来词一经转写,稍作形态加工,就成为本族术语。甚至音节结构的格局和汉语相似,历史上又长期受汉语影响的日语,也愈来愈多地采用音译词。意译法对科技交流有不利影响：第一,新概念的移植比较缓慢。第二,同一概念往往并存若干译法,规范化的任务繁重。第三,由于中外术语间缺少有规则的对应,给国际交流带来不便。出现这种情况既有语言的原因,也有心理的原因。语言方面,汉语的音节结构简单划一。每个音带由声母和韵母构成,上加声调。声母都是单辅音,无复辅音。韵母包含一个单元音或者复合元音,前面有时带个介音(i,u,ü),后面有时带个韵尾(n,ng)。例如“江”(jiang),“欢”(huan)都由声母＋介音＋元音＋韵尾构成,可以算是汉语中最复杂的音节。英语的strut是个单音节词,转成汉音就成了“斯特拉脱”(sitelate)四个音节。这个词我们译成“轴架”。从音韵上说,汉语的音节格局限制了音译词的可接受程度。可是这个词却以音译的方式进入了日语,成为四音节的sutoratto。日语为什么能够容纳累赘而采用音译呢？这要从两种语言的术语合格性原则来解释,而原则的不同又反映两个民族社会语言心理的差异。汉语的术语要为汉族人民接受,除了一般的术语标准外,还须符合两个条件：1.有限的长度汉语的词在古代以单音节占优势。随着音系的简化和需要表达的概念日益纷繁,单音节框住了词汇扩大的可能性,于是汉语很早就步入了双音节的轨道。到了现代,汉语的词汇中以双音节的复合词占优势,古代的单音节词多数退居词根的地位,成为构词的材料。今天,新创的词几乎都是双音节的。另一方面,在西方语言的影响下,现代汉语中又发展出一批“无－”“半－”“准－”“非－”“反－”“可－”“－性”“－体”“－者”“－化”等等的词缀,它们大多出现在科学术语中。于是,在词根复合之外,汉语也愈来愈多地采用派生法来构词。当前最受欢迎的新词形式是双音节复合词,或前面冠一前缀,或后面附一后缀,或前后都带词缀。新词须尽可能地紧凑,超出上述长度的很可能被更新的词替换。这一特点当然只就单词而言,不涉及由单词构成的短语。2.内部形式透明汉族人语感的另一要求是“望文生义”,即词内的每个音节(语素)都带有意义,对整个词义的形成作出贡献。所以音译词中兼有表义作用的最受欢迎,如“俱乐部”(club),“基因”(gene),“雷达”(radar)等等。其次是在译音的成分外加一释义的语素,点明词义所属的范畴,其原理类似形声字在音符之外加一意符偏旁一样。例如“卡片”、“啤酒”、“冰淇淋”。汉族人的语感不习惯于整体借音,意义全不透明的构词成分会引起理解的困难。难怪许多音译词往往被本族语材料构成的词所替换。甚至曾经长期广泛流行的音译词也在所难免。例如“布尔什维克”改成了“共产党人”,“布尔乔亚”改成了“资产阶级”,“吉普车”改成了“越野车”。现代汉语中未被替换的音译词集中在化学元素、化合物、药物、度量衡单位、外币名称等领域,以及仍带“洋味”的“咖啡”、“可可”、“咖喱”、“白兰地”、“威士忌”、“伏特加”、沙发”、“扑克”等等原先的舶来品名称。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医学、天文、林学、遗传、微生物这几种学科的术语中,含音译成分(不算专名)的条目仅占0.5%,其中大多数只是构词成分,全部译音的极少。在化学和药物学的术语中,音译成分的比率预计会高得多。综上所述,汉语术语已迈上本族化的道路。为了便于新术语的创制和标准化,扩大国际交流,看来术语形成的现行原则需要作些调整。我们认为,着重仿译,即用本族语材料复制外来术语的内部形式,类似football译成“足球”,是条可行的出路。今天,表达各门学科的基本概念的术语已在国内通用,并且得到审定。我们可就这部分术语编出详细的中外文对照表。汉语已发展出一套齐备的词缀,它们跟印欧系语言的对应也不难确定。这两项为仿译准备了基本的语言资源。为新概念提供语言载体的任务已简化为采择适当的词根。这可有以下途径：1.自行择定本族词根2.比照基本资源中相当的语料3.更多地使用音译我国的化学家和药物学家善于引入外来词根,使之归化。他们的丰富经验可为扩大术语的音译提供有益的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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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术语内涵的认识是不断深入的,术语翻译有时也随之深入和趋近科学,这是术语翻译规范化必经的过程,它将同时促进译语词汇与词典的规范化。一、术语指称与内涵的发展术语是各个学科的专门用语、常用词或短语表达,与其相对应的思维单位是概念。概念的内涵是对事物本质的反映。而在事物的变化发展过程中,人们是逐步全面认识事物的本质特征的,有的认识还是无穷尽的过程。事物在发展,反映事物的名称的内涵也在发展。现有术语的内涵并不代表所指对象的全部特性。如arrive起初指“靠岸”,随着交通的发展,现泛指“到达”,海陆空不限。传统的指称理论认为只有符合名称的全部内涵的事物,才是这一名称的指称对象,把符合名称的全部内涵当作确定指称对象必要且充分的条件,理据性不足。术语指称与内涵有三种对应：基本符合、局部符合和基本不符合。前后两种确定指称对象的准确程度较高,中间一种较低,往往需要结合语境才能确定。一般情况下,只要某一对象的大部分特性符合某个名称的内涵,即可大致确定它是否是这个名称的指称。某个对象的某些特性不完全符合某个名称的内涵,只要有部分符合,结合一定的语境仍可确定这一对象是否是这一名称的指称。二、正确认识术语的内涵有助于术语翻译1.正确认识术语内涵与术语翻译用汉语现成词语译域外术语,不是简单的对应,常常需要比较原语术语与译语词语的内涵,甚至是要更多地考虑汉语词语的构词语义,毕竟是译给国内人看,这也就可能出现术语的动态对应[1]。一面要考察原词的内涵,一面要照顾汉译的约定俗成。比如language acquisition按英语本意指“在自然交际中掌握语言的过程”,应译作“语言习得”;language learning本指“在有意识的学习中掌握语言的过程”,应译作“语言获得”,而汉语界和外语界常常混淆二者,主要原因是对原语词语的内涵不清,同时对汉语字词本身的所指不明。有了上述的区分,相关语言学术语也就明了了：“语言学习”旨在掌握语言,而语言的掌握又包括“语言习得”和“语言获得”,它们构成了整个语言学习的活动,前者突出“习”的成分,后者突出“学”的成分。仍以语言学术语为例。语素是morpheme的译名,上世纪50年代传入我国。陆志韦把它译作“词素”,用指词的组成成分,后来吕叔湘据朱德熙的建议译作“语素”,用指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的语言单位。朱德熙说,把它译为语素。流行的译名是词素,它有两种涵义,或指词内的有意义的组成部分,如词根,词头,词尾等,或指最小的有意义的语言单位。就前一种涵义说,译作词素是合适的,就后一种涵义说,译作词素会让人感到先有词,从词里头再分析出词素来。正如张志公说：这不仅仅是名称问题,而是关系到语言的观察和认识问题。即是从语素组成词的角度来分析,还是从词分解为词素的角度来分析的问题[2]。通过不断地观察语言,语言学界已认可语素是语言中最小的一级语言单位。2.正确认识术语的内涵与术语外延的变化对于一个概念来说,最初的词不是一种简单的象征,可能是一种意象,一种图景,一种概念的心理素描,一种关于概念的简短故事[3]。客观事物的发展和人的主观认识的深化引起术语意义变化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古人认为“心”是思维的器官,随着对人体自身的科学揭谜,逐步认识到思维的器官是大脑,但与心相关的各种语言现象照样沉积下来,不见人们更改。其他语言中也存有类似现象,译过来也没有匡正。如英语中learn by heart(熟记,能背出)、at heart(内心)、put one’s heart into sth.(全身心地做某事)、set one’s heart on/upon/sth.(决心要做某事)等。又如俄语中的сложить в своём сердце(铭记在心,牢牢记住)、читать в сердцах(猜透或识破人们的心思)、с открытым сердцем(赤诚地,一片诚心地,毫无诡计地)、сердце сердцу весть подаёт(意会神传,心心相印)等。有的术语来自普通语言,著名作家徐迟善写科学和科学家,据他讲,人类迄今所发现的地球上最小的物质单位“夸克”,得名于爱尔兰大作家詹姆斯·乔伊斯[4]的小说《芬乃庚醒来》中的一句：“给麦克先生三个‘夸克’。”3.对术语内涵本质属性的认识与音译改意译事物的区别性特征是其比较稳定的本质属性,变化的是其非本质属性或偶有属性。不论非本质属性变化多大,只要本质属性不变,事物的本质规定性也不变。因此识别和掌握事物的本质属性,对确定术语指称对象意义重大,对其翻译的方式选择也会产生重大作用。比如对俄语платье(连衣裙)的认识,最初比较模糊,只好用音译对付：布拉吉,如果可能,还可以译作“布拉接”,前者用语素“布”能起到联想的作用,后者至少可以反映衣的裁剪(布的“拉”与“接”)。但随着中苏交往的深入和人们对这一服装的接触,就是把上衣和裙子连在一起的服装,译作“连衣裙”,是非常准确的服装术语。因为“衣”在汉语中广义上泛指衣服,狭义上多指上衣或外衣,如“衣角”“衣襟”“衣裤”“衣领”“衣袖”“衣摆”“大衣”“风衣”等。强调本质属性对确定术语指称的重要意义,并不否认非本质属性的作用。譬如,先民的交通工具之一是船,port是停船处,命名为“码头”。飞机发明后,需要类似港口的停机处,为了区别船码头,通过构词法,在port前加了air。port所指的停船码头的原义扩展到了飞机降落与停放处。人类的认识具有较大的历史局限性。在一定历史时期,由于认识的局限,不可能毫无遗漏地认识事物的全部特征或特性。在命名的过程中,追求指称上的绝对确定性是达不到的,事物本身在不断发展,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日益深化,不能绝对准确无误地区别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也不可能绝对准确无误地根据事物的本质属性去确定它是否是某个名称的所指。因此,事物的命名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宽泛性和时效性,正是这些特性为术语内涵的不断发展、丰富留下了柔性空间。三、术语翻译与词典规范上述讨论表明,术语翻译与词典密切相关,术语翻译不可完全拘泥于词典。词典往往落后于语言现实,译者要尊重词典,更应尊重语言现实。术语翻译与词典既涉及双语词典,又涉及单语词典。1.术语翻译与双语词典规范词典中的词是语言的、抽象的、规范的、全民共用。话语中的词是言语的、具体的、生动的、变化多样。言语的词发展到一定的地步会约定俗成,进入词典,成为语言的词或词的一个义项,走向规范,进入规范。言语的词变为语言的词的一个义项,换言之,是赋予旧词新义,正反映了原有术语的内涵与外延的关系。这是一种反比关系,内涵越多的概念其外延越小,内涵越少的概念其外延越大。如果一个术语所指的对象扩大了,其内涵自然要缩小,即概念对事物的本质反映更宽泛、更概括、更抽象。port的义项的扩充正反映了这一过程。先看贷入俄语并扩大俄语相应术语内涵的例子。1994年出版的俄语词典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对порт(为port的外来词)的释义则明显地反映了现实的语言发展：1.Место с защищённым водны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м,специально оборудованное для стоянки погрузки,разгрузки и ремонта судов,а также город у моря с так оборудованным водны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м.2.То же,что аэропорт.两个义项中,第一个同英文port的“港口”义,第二个同airport义。port意义的扩大与贷入俄语,使得俄语原先的外来词порт增添了语义。英汉词典也有类似的现象。中国双语词典专家对这一语言事实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如陆谷孙教授主编《英汉大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就对port一词补入了airport这一义项,注录为“<口>=airport(机场、航空站、航空港)”。对新义项的语法修辞标注表示该义项选自口语,既反映了语言现实,又反映了其非书面性,可以使用,却又尚未完全进入全民标准语。2.术语翻译与译语词典规范相对而言,吸收外来词汉语比俄语整体上要晚一些,这取决于语言亲属关系和国际交流等因素。到了199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最具权威性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我们发现,修订者将“航空港”作为“港”的第二个义项补入词目,并举“飞机离港”为例。这一例雄辩地证实了词典涵义的发展。新闻媒体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1997年6月5日焦点访谈中出现了“出港旅客”和“出港航班”的说法(话题：成都机场周围农村焚烧秸秆影响飞机的起落)。翻译的术语如何进入译语词典呢？一个术语的翻译先在译界和译文中使用,然后才进入汉语规范词典中。比如port进入《英汉大词典》之后,才进入《现代汉语词典》。上述研究从语言类型学角度反映了不同语言对待同一语言现象的规律性做法,也反映了汉语词汇发展受外语,具体是受外译汉影响的规律。这一规律是：第一,原语词汇发展体现在原语话语中;第二,在外译汉中,新的语言发展现实必须在译文中反映出来,译者不拘泥于原有的双语词典,突破了双语词典,超规发展;第三,双语词典将这一规律现象吸收,又促成了这一现象在翻译中广泛使用;第四,从译界的使用,逐步影响译语本土的阅读与写作,推而广之,使得这一语言发展现象以相应的译语形式进入译语规范词典。3.术语翻译促进译语词汇的发展术语具有单义性,一个概念一个命名最为理想,但实际上不可能每个术语都是如此。据语言的经济原则,一个术语可代表不同领域的相关概念。同样,同一概念还可用不同术语表示,概念与术语的双向交叉关系,促进了译语词汇的丰富与发展。如airport既可译为“航空港”,也可译为“航空站”,并行不悖;反过来“航空站”也可译为airport和spaceport。回头看“航空站”,似乎也应该作为“站”的义项,进入汉语词典,同一概念,在甲语言中有理据,而在乙语言中可能有理据,也可能无理据,port在英语有理据,开始译作汉语的“航空港”显得理据不足,但随着对事物认识的不断深入和扩大,“港”字另增了新义,保持了术语的稳定性和语言的经济性。这也算是翻译对现代汉语所作贡献的一个小例证。*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译词汇规范问题研究》(02BYY012)成果之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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