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脏腑”译法探索

＂脏腑＂一词近几十年来出现过直译、音译、意译、音译加借用等各类译法。文章收集并归纳总结了80年代以来国内外出版的数种字典及书籍中关于＂脏腑＂的英译,借鉴目前美国中医医生操作的实际情况,认为该类术语宜采用音译或音译加借用的方法。     

中国古代钱币术语英译策略研究

中国古代钱币文化源远流长、绚烂多彩,钱币的命名更是意蕴深厚、耐人寻思。本文论述了中国古代钱币术语的特点,归纳了钱币术语现有英译名的四种策略,即“音译”“音译+直译”“音译+意译”“音译+注释”,并就与现行的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不相符的音译、英译策略单一、英译名混乱等问题提出建议,推动我国古代钱币术语英译的标准化与规范化进程,促进我国古代钱币文化的对外传播。     

“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的英译策略——以《论语》中“君子”“小人”为例

文章分析《论语》里“君子”“小人”的含义，探讨其英译策略的选择，提出采用音译加注解的方法，不仅利于规范和统一，也易于被目的语读者接受，能最大限度传达源语的文化信息。     

对现行术语定名原则之我见

编者按：我国现行术语命名原则以意译为主,但也有人主张以音译为主。本刊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现刊登下面的文章,供探讨。随着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不断产生,和对外技术合作与交流的迅猛发展,出现了大量的新词汇、新概念。对这些科技新术语进行定名是各行各业的专家和翻译工作者经常面临的问题。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在科技术语定名上存在的不统一现象妨碍了科技交流和科技成果的推广。随着国内外科技交流不断开展,以及计算机在科技图书文献的编撰、检索和科技信息交流中的普遍应用,对科技术语的统一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一些专家曾对造成术语不统一的原因进行过分析。有人认为是由于“习惯势力”、“20世纪30年代错误称呼的沿袭”、“外来语的移植”、“翻译新手命名的后果”^[1];也有人认为是由于“不是由统一机构定名,而是由翻译家或科学家自己译出或定名”^[2]而致。事实上,即使由统一机构定名,也仍会出现类似“看到《新闻出版报》和《参考消息》于7月22日和8月3日先后公布了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制订的17个有关网络方面的新词,发现不少谬误和存疑之外……”^[3]的争议。笔者认为科技术语名称不统一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切实可行的定名原则。现对其剖析如下,并对现存的术语定名原则提两点拙见,希望能得到有关研究人员的赐教。1.应由从事术语定名的权威机构制定统一的定名原则在我国,有很多研究人员制定过术语定名原则,其中有“单义性”、“科学性”、“系统性”、“简明通俗性”、“习惯性(约定俗成)”、“中文特性”、“国际性”^[2];有“概念准确”、“一词一译的单义性原则”,“简明易懂、见词明义的简洁性原则”,“符合汉语科技语言及其术语的规范和国家、国际有关标准的规范化原则”^[4];也有“准确性”、“语言的正确性”、“简明性”、“稳定性”、“能产性”^[5];还有“科学性与实用性相结合”^[6]等。由上述定名原则可知：现存的种种原则不尽相同。因此,在实际翻译中人们很难对其统筹兼顾。另外,各项要求也难以一一满足,因为“科学性”和“约定俗成性”,“准确性”和“简明性”,“国际性”和“见词明义”及“中文特性”等常常会出现矛盾。并且,不同专家所提原则中即使包含相同的义项,也会有不同的理解。比如,“科学性”和“约定俗成性”的主从问题。综上所述,现存的定名原则只是参考性的,在实际翻译中往往要由译者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正是由于定名原则不统一,不系统,才造成了不同人从不同角度进行定名,这正是造成我国译名混乱的主要根源。因此,遵守统一的定名原则是保证术语统一的必要条件,而术语定名的原则应该由从事术语定名的权威机构制定,并对出现的各种情况进行分析、列举,规定其主从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将译名不统一的现象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否则,由各方研究人员动辄提出原则,人们无从下手,莫衷一是,使术语定名混乱不堪。2.应该改“意译为主”为“音译为主”科技术语的定名方法主要有意译、音译、音意兼译、象译、形译等,其中意译法在我国一直占主流。采用意译为主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汉语用的是表意文字,因而在有的术语定名原则中常常有“中文特性”“见词明义”等要求。但笔者认为,这些要求对于术语定名未必合适。首先,它们与术语的国际性不相容,更重要的是不利于术语的统一。因此,汉语在对外来术语的借用、移植问题上,从长远来看,意译为主的做法有待于探讨。笔者认为,在科技术语定名上应该以“音译为主”,原因如下：2.1 术语的国际化是术语定名的潜在趋势由于国际上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各个领域的相互交流与合作,各国引用的外来词语也越来越多,形成了大量国际化词(主要是科技术语)。国际化词语的使用也会为国际间交流与合作提供方便。由于各国术语体系发展情况不同,科技术语国际化进程也不一样。“英语的词汇具有‘世界性词汇’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它广泛地面向世界上的其他语言,直接借用了大量词汇,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单词是由拉丁语单词派生或从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等借用的。借用的方法主要是音译。这种兼收并蓄、基本上照搬的方法,使英语丰富多彩并具有很强的表现力,成为当今首屈一指的国际语言”^[7]。很多国家为了保持民族独特性,强调要尽量避免使用国际化词及其构词词素,甚至在不得不借入外来语后,还要用本族语加以替换,这不利于术语的统一。列宁曾在《论俄语的纯洁》这篇短文中写道：“我们在糟蹋俄语。我们在滥用外来词……”;19世纪俄国批判家В.Г.别林斯基也曾说过：“当有与外来词意义相同的俄语词时,使用外来词就意味着侮辱常理,侮辱正确的风格”^[8]。尽管如此,俄语中的引入词从斯拉夫语到非斯拉夫语已有悠久的历史,并且“在现代化俄语的词典构成中,国际化词汇占相当大的百分比”^[9],“在术语学的发展中,在创造新术语的过程中,特别是当前,有一种相当强的构词趋势——以外来的(常常是古希腊或拉丁)词根或词干为基础”^[10]。“在19和20世纪,很多国际化词由西欧语言(法、英、德、意)进入俄语”^[11]。可见,从其他语言中借用词是合乎规律的历史过程,国际化术语的广泛使用是世界科技交流日益频繁的必然结果。随着世界各国的频繁交往,科技术语的国际化日趋明显,尤其是在英、德、法、意、俄等国家。也许有人要说这些语言同属印欧语系,易于相互引用。但并非印欧语系的日语,在吸收外来词方面也越来越多地使用音译。请看：197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日本外来语新词典》收外来语40000条,其中源于英、德、俄等21个语种,涉及政治、经济、科技等51个领域;198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编日语外来语词典》,共吸收外来语62000条;1997年出版的《日本外来语大词典》收录了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军事、美术、科技(包括23个专业)等领域的词目共十万余条。可见,外来词的引用并非只限于同一语系,术语的国际化是术语定名的发展趋势。“从日本语言发展的历史与世界经济发展状况来看,日本语言的发展一直追踪着世界上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日本的科学技术水平达到今天的高度,在某种意义上说与通过外来语获得某些新的科学概念和提高科学知识水平不无关系,外来语在丰富日本语言的功效上功不可没”^[12]。而在我国术语翻译一直以意译为主,容易出现一个术语有多种译名,为国际交流与合作带来很大不便,不利于科技发展。因此,我国在吸收外来词上是值得向日本认真借鉴的。2.2 意译不利于术语的统一国际和国内频繁的科技交流与合作对科技术语的统一提出了严肃而实际的要求,它反应了在专业文献中,以及在各行各业的口头交际中让术语发挥最佳作用的必要性。但是,意译不利于术语的统一。首先,不同人对相同术语可能有不同理解,即使理解相同,也可能由于汉语的表达手段不同,而对同一术语采用不同的名称。这种矛盾的解决可以借助于音译。如“Internet除音译名外,所有意译名无非在‘国际’、‘全球’、‘电脑’、‘计算机’、‘资讯’、‘交互’、‘互联’、‘网络’……这些词语的范围内加以选取和组配,多则9个汉字,少则3个汉字,但无论如何选配均有不足之处”。“Internet的中译名多达十余种,在科技、文教、翻译、出版等各界造成混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经过长期的审议于1997年7月发布了推荐名‘因特网’”^[13]。其次,尽管在翻译界一再强调意译,仍有许多术语,尤其是新材料、新发明等名称不得不采用音译。但是由于重意译,轻音译的倾向,一些原来音译的词逐渐改为意译(如：莱塞→激光,马达→电动机,透平→涡轮机,康拜因→联合收割机等),使得原本一个名称的术语变为两个或多个名称。第三,对一些国际化术语难以进行意译。如：1986年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共通语词典(英、德、法、俄)》中所附的汉语注释是“从各种词典搜集来的意译,因为大多尚有争议,所以,并不全注,尚有百分之一词组搜集不到注释”。仅此也足以证明,不如直接引用音译的外来语好。可见,意译会使术语定名混乱,不利于术语统一。2.3 音译的可行性及现实性重意译者之所以“尽量做到意译而不是音译”,为的是“要体现汉语表意文字特点”,做到“望文生义”。此时,一些人总是要列举Laser由“激射光辐射放大”、“光受激辐射放大”、“光量子放大”等一些术语最终定名为“激光”作为例证,笔者认为这种理解欠妥。因为Laser的全称是“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受激辐射式光频放大),对“激光”的“望文生义”程度远不及“激射光辐射放大”等术语的定名。“望文生义”严格地讲是因时因人而异的。在电话刚刚出现时,即便我们采用意译法引入了“电话”,又有多少人能由这两个字“望文生义”了解它的内涵呢？而对于音译法引入的“麦克风”又有谁能不明其意呢？TTL(Transistor-transistor Logic)的意译名“晶体管-晶体管逻辑(电路)”对于外行来说未必能够“见词明义”,而对于无线电专家,只要提到TTL就会形成对它的大体概念。可见,不论是哪种译法都是可以做到“望文生义”的。术语定名原则中的“国际性”要求以及英语在我国的普及,为音译术语提供了基础。目前,在我国广泛直接引用计算机等高科技的缩略语,如：FORTRAN(Formula Translation),BASIC(Beginner's All Symbolic Instruction Code),CPU(Central Processing Unit),CAD(Computer-Aided Design),LORAN(Long Range Navigation),TTL(Transister-transistor logic)等。既然人们能够广为使用上述形译术语,那么音译术语就更不成问题了,在我国,外语早已成为一门工具学科,音译术语对于当代科学工作者来说是不难接受的。音译术语也不会妨碍发扬汉语特点,因为我们是按照汉语规范进行组词、造句的。虽然目前在翻译界意译术语仍然占优势,但音译趋势日益增强,从音译人名、地名、化学元素、计量单位发展到音译新材料、新工艺等。尽管音译在术语定名中与意译相比有相当的优点,且翻译界人士也在“力争”借助于音译对术语定名,但一些人还没有正视这一事实。比如有人把AIDS定名为“艾滋病”解释为“简明通俗性;有人把gaplek定名为“盖普乐”解释为“科学实用”,还有人把Radar定名为“雷达”解释为“意译的优点”……。结论要改善科技术语定名不统一的状况,必须由权威机构制定统一的定名原则,大家一起来遵守,才能最大程度地限制译名的不统一现象。从术语的两个基本功能——命名功能和交际功能来看,音译是术语定名的潜在趋势,单纯地只是为了“中文特性”而在术语定名时体现“见词明义”,只能约束自己,不利于术语的统一。在术语定名上,我们应该对“意译为主”的“传统”作充分地分析,立足于改革,促进我国的国际交流和科技发展。     

英语科技新词与汉译名

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大量新概念、新词汇。了解英语创生科技词汇的方式及译名的法则，对中国科技的发展和语言字的规范有着重要的意义。英语主要通过合成、缀合、缩略、借用、反成等方式创生新词。译名是一切翻译的基础，本论述了译名的准则。译名有意译、音译、音意混译三种方法。音译词有利于国际交流和字的计算机处理、机器翻译。科技名词应提倡音译，并易与国际惯例接轨。     

版权声明

外来的科学技术名词总要有一个对应的中文名词，这就遇到了怎么翻译的问题。翻译的方式包括意译和音译等。意译最主要的是要全面而准确地反映出名词本身的科学内涵。音译则是径直地按普通话发音的汉字标明外来名词的音节。一个名词究竟应该音译还是意译，难免会有争议。比如，“激光”和“镭射”就是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个例子。[第一段]     

应该有一个规范化的名词

“非典型肺炎”(简称“肺炎”)是一个特定时期内性质比较特殊的用名。现在看来,不是很恰当。但当时是在时间紧迫、情况危急的条件下提出来的。当时最主要的任务是就诊,但必须给出一个名称来。“非典”是一个暂定名。现在应该将它规范。我赞成叫“萨斯病”,“萨斯”即英文SARS的音译。如同现在叫艾滋病一样。如果只叫“萨斯”,我认为不好,因为从字面上看不出它是一种病,或者大家会认为是一种商品。“萨斯病”经过名词委给定下来后,可以向社会上公布,新的名词定下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旧的名词就会慢慢地被淡忘,自然消失。将来等病原彻底搞清楚了,再给“萨斯病”定一个学名。“萨斯”是英文缩略语的音译,就跟“艾滋病”一样,“艾滋病”只是英文缩略语的音译,而不是学名。(根据录音整理,2003年5月底)     

浅议医学术语中的音译、形象翻译和类化翻译

摘要 主要探讨了医学英语术语中音译、形象翻译和类化翻译的存在形式,研究其规律,以便更好地表达医学英语的科学内涵。列举了若干典型的例子,并作了简要的译释。医学英语是一门特殊的、体系庞大的专业科技语言学科。而医学英语术语中的翻译,无论是英译汉还是汉译英,都需要应用音译、形象翻译、类化翻译等方法来翻译单词、词组、短语和句式。兹就笔者在长期的医学翻译过程中如何进行医学英语术语的音译、形象翻译和类化翻译,略陈管见。一 音译音译在医学英语中占有很大比例,许多以人名、地名命名的疾病、症状、体征、微生物、药品的商品名以及检验方法和诊治方法等,几乎都用音译的方法处理。在英译汉的过程中,通常只要查阅医学英汉词典或有关医学书刊基本上能够解决音译的问题。但如果遇到国外最新研制上市的药物商品名^[1],应该如何音译呢？笔者的体会是,根据该药物的作用性质结合其英文拼读,再准确选用合适的汉字来音译,然后在中文译名后面用括号附上英文原名。在进行汉译英时,由于使用汉字的准确性差异,单凭汉英医学词典不能及时和完全解决问题。这时,查找相关的专业书籍和杂志有助于解决问题。其中,最棘手的难题就是在翻译中医药学论文时,遇到某些含义深邃的中医基础理论术语,如阴阳、气功、推拿、针灸经穴名和中药方剂名等。这些名称,不仅要音译,而且还要在音译名称后用括号附上一定的意译,否则,外国读者会不知所云。例如：“阴阳”的音译为“yin yang”或“yinyang”(two aspects of contradiction)。又如：中药方剂“桂枝汤”的音译名为“guizhi tang”或“guizhi decoction”(cassia－twig Decoction)。二 形象翻译形象翻译在医学英语中所占比例虽然不大,但非常有利于译者、读者翻译和阅读,它能引发译者和读者以取类比象的思维方式去理解词意。“AIDS”最初的中文译名是“爱滋病”。由于此病最初被认为是主要通过性行为传染和传播,故取其“由爱滋生的疾病”之义而形象地译为“爱滋病”。此译达到了音译和意译两全的效果。后来发现也可通过血液及其他途径传播,为不误导大众,因此把“爱滋病”改译成了“艾滋病”。此外,还有中医学理论中描述危重病人愈后面部皮肤色泽时的形象比喻：白如豕膏(as white as the fat of swine)、黄如蟹腹(as yellow as the abdomen of crab)、青如鹅羽(as black as the feather of goose)等。三 类化翻译类化翻译在医学英语中占有主导地位,绝大多数医学专业词都是用类化翻译法来处理的。类化翻译法包含着英语构词法中的转化法(conversion)和派生法(derivation),而以派生法最为多见,派生法是英语中创造新词的灵魂。例1.原文：The aged and weak patient who suffered from essential hypertension,coronary heart disease,diabetes mellitus and cataract is patient of the sufferings of so many diseases.译文：这位年老体弱身患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和白内障的病人,忍受着如此多的病痛。解析：转化法。第一个patient是“病人”“患者”的意思,第二个patient的意思是“忍受的”“忍耐的”;第一个suffer是“患病”“遭遇”的意思,第二个suffer的意思是“痛苦”。例2.原文：In these studies,72(24 in each experiment)New Zealand white rabbits,weighing 2.0 to 2.25kg,wer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uidelines for animal experimentation established by the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in Vision and Ophthalmology.^[3]译文：在这些研究中,根据视力和眼科研究学会(ARVO)制定的动物实验方法指导原则,使用了72只(每次实验用24只)体重为2.0～2.25kg的新西兰白兔。解析：派生法。本例句中的experiment是“实验”的意思,而在其后面加上“action”就应译成“实验方法”。“experimentation”这个词在医学科技文献中出现得很少,故特意用它来举例。当然,experiment还可派生出其他含有“实验”意义的词来,但都是很常用的词,此处不再一一列举。例3.原文：Coronary revascularization likely provides improvement for only a subset of patients with left ventricular dysfunction and coronary disease.^[4]译文：冠状动脉的血管再生可能为仅仅是左心室功能障碍和冠心病的亚群病人提供改善条件。解析：派生法。“revascularization”这个词是近年来产生的新词,由vascularization派生而来。revascularization还有一个近义词neovascularization(血管新生)^[5],也是由vascularization派生出来的。近年来由于中医药学对外交流发展的需要,掀起了中医药术语英译的热潮,已经有一些汉语拼音英语化的中医药基础理论术语英译词见诸有关医学刊物,如“气功(学)”(qigongology)、“推拿(学)”(tuinaology)、“阴阳(学)”(yinyangology)和“本草(学)”(herbologv)^[6－8]等。类化翻译中还有一种“词意对应”翻译情况,它是指在一个句子或一个自然段文句中出现一对词义完全相反但又相互紧密关联,不可替换任何一方的词或固定词组。例4.原文：Management of the child with spinal cord injury(SCI)requires a team approach aimed at minimizing disability and maximizing function.^[9]译文：对这孩子脊髓损伤的处理,需要一组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小残废而又能最大限度地增大身体功能的治疗步骤。解析：派生法。本例句中的minimize与maximize就是一对词义恰好相反而又搭配工整的英语单词。这两个单词一旦在句中被同时使用,就不可用其他词替代。其中文术语的意思分别是“(使)最小化”和“(使)最大化”。     

对“robust”中文译名的建议

编辑同志： robust（robustness）一词近年来在信号处理和声学领域中经常出现，国内专家有按音译的，称为“鲁棒”、“鲁棒性”，有按意译的，译为“稳健的”、“稳固的”、“宽容的”。     

中医翻译历史和中医术语翻译

文章以中外文化交流为背景,简略回顾了中医翻译的历史进程,并对当前汉英综合性词典中中医词条的译文进行了评述,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对中医词条的曲解、望文生义、译文混乱、定义错误、过多的解释性翻译和不规范翻译等方面。作者认为,直译、意译、音译、借用、约定俗成等原则仍然是中医翻译的指导原则。     

浅谈文论术语“性灵说”的英译

通过对“性灵说”文化内涵的分析,结合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翻译理论和相关跨文化因素,探讨“性灵说”的翻译,提出采用音译法译为“Xingling Theory”能较好地保留和体现源语的文化色彩。     

汉语术语的合格性

术语是科学概念的语言载体,必须符合各自语言的合格性原则。中国的现代科技概念虽然多数来自西方,它们的语言载体却很少与之俱来,在这块土地上生根。中国科技界必须用汉语材料来创制自己的术语,很少借用。这种情况和其他国家大相径庭,西方国家的术语以音译为主,外来词一经转写,稍作形态加工,就成为本族术语。甚至音节结构的格局和汉语相似,历史上又长期受汉语影响的日语,也愈来愈多地采用音译词。意译法对科技交流有不利影响：第一,新概念的移植比较缓慢。第二,同一概念往往并存若干译法,规范化的任务繁重。第三,由于中外术语间缺少有规则的对应,给国际交流带来不便。出现这种情况既有语言的原因,也有心理的原因。语言方面,汉语的音节结构简单划一。每个音带由声母和韵母构成,上加声调。声母都是单辅音,无复辅音。韵母包含一个单元音或者复合元音,前面有时带个介音(i,u,ü),后面有时带个韵尾(n,ng)。例如“江”(jiang),“欢”(huan)都由声母＋介音＋元音＋韵尾构成,可以算是汉语中最复杂的音节。英语的strut是个单音节词,转成汉音就成了“斯特拉脱”(sitelate)四个音节。这个词我们译成“轴架”。从音韵上说,汉语的音节格局限制了音译词的可接受程度。可是这个词却以音译的方式进入了日语,成为四音节的sutoratto。日语为什么能够容纳累赘而采用音译呢？这要从两种语言的术语合格性原则来解释,而原则的不同又反映两个民族社会语言心理的差异。汉语的术语要为汉族人民接受,除了一般的术语标准外,还须符合两个条件：1.有限的长度汉语的词在古代以单音节占优势。随着音系的简化和需要表达的概念日益纷繁,单音节框住了词汇扩大的可能性,于是汉语很早就步入了双音节的轨道。到了现代,汉语的词汇中以双音节的复合词占优势,古代的单音节词多数退居词根的地位,成为构词的材料。今天,新创的词几乎都是双音节的。另一方面,在西方语言的影响下,现代汉语中又发展出一批“无－”“半－”“准－”“非－”“反－”“可－”“－性”“－体”“－者”“－化”等等的词缀,它们大多出现在科学术语中。于是,在词根复合之外,汉语也愈来愈多地采用派生法来构词。当前最受欢迎的新词形式是双音节复合词,或前面冠一前缀,或后面附一后缀,或前后都带词缀。新词须尽可能地紧凑,超出上述长度的很可能被更新的词替换。这一特点当然只就单词而言,不涉及由单词构成的短语。2.内部形式透明汉族人语感的另一要求是“望文生义”,即词内的每个音节(语素)都带有意义,对整个词义的形成作出贡献。所以音译词中兼有表义作用的最受欢迎,如“俱乐部”(club),“基因”(gene),“雷达”(radar)等等。其次是在译音的成分外加一释义的语素,点明词义所属的范畴,其原理类似形声字在音符之外加一意符偏旁一样。例如“卡片”、“啤酒”、“冰淇淋”。汉族人的语感不习惯于整体借音,意义全不透明的构词成分会引起理解的困难。难怪许多音译词往往被本族语材料构成的词所替换。甚至曾经长期广泛流行的音译词也在所难免。例如“布尔什维克”改成了“共产党人”,“布尔乔亚”改成了“资产阶级”,“吉普车”改成了“越野车”。现代汉语中未被替换的音译词集中在化学元素、化合物、药物、度量衡单位、外币名称等领域,以及仍带“洋味”的“咖啡”、“可可”、“咖喱”、“白兰地”、“威士忌”、“伏特加”、沙发”、“扑克”等等原先的舶来品名称。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医学、天文、林学、遗传、微生物这几种学科的术语中,含音译成分(不算专名)的条目仅占0.5%,其中大多数只是构词成分,全部译音的极少。在化学和药物学的术语中,音译成分的比率预计会高得多。综上所述,汉语术语已迈上本族化的道路。为了便于新术语的创制和标准化,扩大国际交流,看来术语形成的现行原则需要作些调整。我们认为,着重仿译,即用本族语材料复制外来术语的内部形式,类似football译成“足球”,是条可行的出路。今天,表达各门学科的基本概念的术语已在国内通用,并且得到审定。我们可就这部分术语编出详细的中外文对照表。汉语已发展出一套齐备的词缀,它们跟印欧系语言的对应也不难确定。这两项为仿译准备了基本的语言资源。为新概念提供语言载体的任务已简化为采择适当的词根。这可有以下途径：1.自行择定本族词根2.比照基本资源中相当的语料3.更多地使用音译我国的化学家和药物学家善于引入外来词根,使之归化。他们的丰富经验可为扩大术语的音译提供有益的参考。     

痤疮位置暗示不同疾病

痤疮是毛囊皮脂腺的一种慢性炎症,俗称“粉刺”、“青春痘”。平滑的脸部肌肤上的这些痘痘不仅给局部带来瘙痒、疼痛等不适,容颜也多少打了些折扣。而且,现在痤疮已不再是青少年的“专利”了,很多中年人也颇受痤疮之苦,这实际上是健康隐患的外在表现。从中医理论来看,不同部位的痤疮,是人体不同脏腑功能失调的外在表现。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人体内部脏腑的各种病理变化会以不同的方式表现于外。面部的不同部位与不同的脏腑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体脏腑功能失调时就会引起面部相应部位的痤疮。如果长期思虑过度、劳心伤神,常可引起心火旺盛、心火…     

关于cyberspace释义的探讨

针对cyberspace中文译名的争议,立足于cyberspace的地理空间认知,经探讨分析,认为将cyberspace音译与意译结合,译为“赛博空间”较为恰当。     

SARS中文名称的建议——萨斯

20 0 3年 3月 12日WHO昭告世界严重疫情时使用了“非典” (AtypicalPneumonia ,ATP)的称谓 ,但是 3天以后WHO意识到它的不准确而改为SARS。[1] 4月 12日WHO确认新的冠状病毒为SARS病原。[2 ] SARS描述了疾病的严重、急性和呼吸道三个重要特征。SARS的命名原则和艾滋病的英文名称AIDS类似。AIDS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英文准首字母缩写。艾滋是AIDS的音译。根据NLM医学百科全书“非典”的定义 ,“非典”和SARS是两个具有完全不同病原学术内涵的术语。[3 ] “非典”不是SARS的音译或意译 ,也不是SARS的别称 ,更不是中…     

关于汉语科技出版物中处理外国人名的对话

甲(出版工作者,或科技工作者)：汉语科技出版物中如何把外国人名音译成汉语,真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齐说不一,各行其是,往往相持不下,叫人无所适从。现在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发明对数的Napier在一本科普读物中竟然变成了三个人！乙(科技工作者或文字改革工作者,也可能是出版工作者)：请问什么叫做“音译成汉语”？甲：当然是指用我们的方块字的读音来表示原名的读音了。最近我们开了一个译名统一问题研讨会,准备制定一份统一的译名表。我们的原则是“译音要准确”。乙：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您所谓的音译不过就是用方块字给外国人名注音,这是不可能做到“准确”的。上过中学的人大概都会记得,好的外语教师极力反对学生用方块字给外语单词注音,因为他们认为这会妨碍学生学会准确的发音。事实上,汉语的音素同许多别的语言、例如英语的音素迥然不同,而且彼此的语调也各异,所以用方块字给外语单词注音,一般说来,是不可能做到“准确”的。这在语音学上似乎已是常识。甲：“译音要准确”这个说法也许不恰当,应该说“译音尽可能准确”,或者说“使两者的读音尽可能相近。”乙：您对我上面那番话似乎还不太了然,您耐心听我再解释一下。您说“使两者的读音尽可能相近”,请问：由谁来读？由谁来判断是否相近？是听澳大利亚人念英语原名同闽南人念方块字音译进行判断呢,还是听南美人念西班牙语原名同宁波人念方块字音译进行比较？我想,大家都能接受的办法恐怕只能是,比如说,让BBC的播音员念英国人名,让中央台的播音员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念方块字音译,这样来判断是否相近。即使如此,如果要说两者在语音上有什么相近的话,恐怕只能说相当于闽南话与普通话的相近。更何况实际进行音译和判断的人,无非就是您、我之类并非语音专家的人,各自按照自己的标准进行音译和判断,当然很难得到确定一致的结论。因此,“使两者读音尽可能相近”这是一条行不通的“原则”,而科技出版物中对外国人名的音译恰好都是各自声称在实行这种“原则”,所以才产生了您说的那种“齐说不一,各行其是”的局面。实际上,对两种不同的音译在语音上争论不休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这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的问题罢了;而且,究竟哪个是五十步,哪个是百步,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甲：您这番话听起来挺新鲜,不过倒是大实话。可是现在的实际问题是需要结束音译上的混乱局面,制定一份统一的译名表。乙：我再给您说一个您会感到意外的大实话：如果您真要制定一份统一的译名表,唯一的办法就是希特勒的办法——独裁,这就是说,最后是一个人拍板。事实上,要找BBC和中央台的播音员来帮忙是不大可能实现的,而没有这样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权威标准,就必然众说纷纭。因此,为了解决问题,您只好在我们这些人里找一个人,假定他有相当的权威性,由他做出最后的裁决。但是,您这样一份译名表不一定具有事实上的权威性,只不过是您的一套做法而已,如果得不到大家的承认,那仍然是一纸空文,结果仍然是各行其是;而且您的译名表只是很少一部分人名,您不可能把所有外国人名都囊括无遗,因此无法避免将来仍然会不断产生的同样的混乱局面。甲：…………………乙：我觉得,现在的混乱局面确实应该结束,但问题不是制定一份统一的方块字译名表,而是确定一种处理外国人名的统一做法,因为汉语科技出版物中对外国人名除了音译成方块字外,还有另一种并不罕见的做法,即拉丁化,这就是说,如果原名本来就是拉丁字母拼写的,则直书原名;如果原名不是拉丁字母拼写的,则采用标准的拉丁化拼法。即使音译有了统一的译名表,如果与拉丁化形式并存,那仍然是一种混乱局面。我不明白汉语科技出版物中为什么一定要把外国人名音译成方块字,我认为这种做法有弊无利。甲：您这话又有点叫人难以接受,似乎太绝对了吧？音译,弊可能有,但不能说完全无利,至少中国人看了念得出音来,这就是一利,而拉丁化做法连念都没法念！乙：看来您对我上面那些议论只是觉得新鲜,并不完全信服,仍然认为音译能够为读者提供语音上的帮助。让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看看是否能说服您。英国人名Adams的常见译名是“亚当斯”,您也可能争辩说“阿达姆斯”可能更好些,那么请您想象一下,请中央台的播音员用他那字正腔圆的语调来念“亚一当一斯”或“阿一达一姆一斯”,再请BBC的播音员来念Adams。如果要强调两者在语音上相近,那显然是可笑的;如果要说这两种音译哪一种更接近原音,也是很难判断的。这样的例子唾手可得,俯拾即是。由此可见,音译只不过是一种极不象样的注音方法而已,不过是为外国人起个汉语名字罢了,没有什么语音价值可言。实际上,音译是自有翻译以来就存在的一种习惯做法,似乎只有写成方块字才能被中国人接受,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个理由已经越来越站不住脚,我们没有必要固守这种没有任何好处的陈规陋习。如果您还不信服,那也无关紧要,让我们暂时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看看音译的弊在何处,这才是本质的问题。这一次您也许会觉得更为“新鲜”。您知道,我们现在正处于“信息时代”。书面材料,尤其是科技出版物,应该为读者提供尽可能准确的信息。如果用方块字来表示外国人名,读者无法准确地把音译同原名联系起来,换句话说,音译掩盖了原名的固有信息。例如,读者无法确知您这本书里的“阿达马”是否就是他在别处见到的Hadamard,也无法判断您这里的“阿达马”究竟是他在别处见到的Hadamard还是Adam。而处于信息时代的今天,您无论作为出版者还是作为撰稿人,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使读者获得一种准确的信息。即便您能制定一份统一的译名表,但要克服上述困难,读者必须随身携带、随时查阅。可以想见,这会给读者带来多大的不便。如果人名拉丁化,上述弊病自然消除,读者就能把现在获得的有关Hadamard的信息同他过去以及将来获得的信息联系起来,从而对Hadamard有一个准确而完整的概念。书面材料应该为读者获取信息提供方便,但音译成方块字的做法却恰好是为获取信息设置了人为的障碍：“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氏”。您开头提到的Napier一分为三的事固然是由于作者对材料不熟,但也不能不看到这正是音译妨碍了他获得必要的信息。其次,由于我们处于信息时代,国际信息交流的重要性日趋突出,不仅我们要了解外国的科技信息,外国人也要了解我们的科技信息。音译成方块字的做法同样是为这样的交流设置了人为的障碍。法国术语学家F.Hominal在其近著《现代汉语数学词汇》(Terminologie mathématique en chinois moderne)中提到：汉语数学术语及表达方式不统一,尤其是外国人名音译成方块字后很难再“破译”回去。这就是说,仍然是“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氏”。例如,我要是把上述作者的姓氏写成“奥米纳尔”而且不提原书名,恐怕您就很难找到原书了。仅凭该书的出现,就足以说明外国需要了解我国数学发展的信息。外国人阅读汉语数学著作已经很吃力,如果您还要求他们也随身携带一份译名对照表随时查阅,恐怕就更加强人所难了。(法文中的chinois一词,除了表示“中文”外,还含有“看不懂的天书”之意。)因此,音译的做法不利于国际信息交流。如果采用拉丁化做法,这种弊病也自然消除。最后,从长远看,也是由于国际交流的需要,汉字要向拼音化方向过渡,很可能就是采用现在的拉丁化拼音方案(目前只起到给汉字注音的作用),但音译却是同这个方向背道而驰,为文字改革设置新的障碍。请您想想,在多年采用“阿达马”之后如果改为拼音文字,是写成Adama还是写成Hadamard？如果要一般人都能进行改写,那就只能写成Adama,结果无论对外国人还是对中国人都将是一场混乱。这是不容掉以轻心的问题,要看得远一些,现在就应该考虑清楚。文字改革自1957年公布汉语拼音方案以来,除了制定几批简化字以外,并无实质性进展,而实质性进展总是逐步试行推广的。我认为,科技出版物不妨先走一步,外国人名采用拉丁化形式,可为文字改革提供经验,起到促进作用。甲：看来您是主张人名拉丁化了,可是中国人怎么念呢？乙：真是“连念都没法念”吗？那要看是什么样的读者。我们谈的是汉语科技出版物,它们的读者(至少可以假定是中学生)一般都有一定的外语语音知识,虽然很不完美,但不至于见了拉丁字母拼写的人名竟然完全张口结舌,而且他们的念法,就与原音相近的程度而言,未见得不如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来念方块字译名。再拿前面的例子来说,让一个中学生凭他的语音知识去念Adams,再用他的普通话念“亚—当—斯”或“阿—达—姆—斯”,究竟哪种念法更接近于原音呢？这仍然是一个“五十步笑百步”的问题。中学以上程度的读者对于拉丁字母绝不能说不熟悉,他们能象方块字一样记忆、识别其视觉形象,即便胡念一通,也不会妨碍他们获取信息。而且,请注意,书面材料是允许“胡念”的。甲：什么！允许“胡念”！乙：是的。请想想我们对日本人名的处理：一般的书面材料都是直书日文汉字原文(至多做了异体字的改写,如“栄”作“荣”)。可是怎么念呢？从电视、广播以下所有的中国读者,包括日语工作者在内,大概都是当成汉语念的。如果要说这同日语原音有什么相近,那是荒唐可笑的。这难道不是允许“胡念”吗？既然日本人的名字可以“胡念”,那么拉丁字母拼写的人名为什么不能“胡念”呢？所谓“胡念”,不过就是念得不象原音罢了(音译就是其中一种！)这同“连念都没法念”不是一回事。甲：不过,请注意,音译成方块字以及直书日文汉字原名,是有一种固定的正规念法的,就是用普通话念方块字(我现在不强调语音上的接近了);而拉丁化人名,照您刚才所说,似乎没有固定的正规念法,可以“胡念”！乙：这不难解决,可以规定一种适当的念法,比如说,基本上当成汉语拼音形式来念,某些具体的细节当然还需要语音专家和文字改革专家共同研究。但是,归根结蒂,书面材料,尤其是科技出版物中,处理外国人名的任何做法,主要是提供一种文字符号,表示外国人名,语音上的考虑是次要问题,读者是凭视觉而不是凭听觉来获取信息的。即便是我们之间口头上的学术交流,在提到外国人名时,不论说话人是念原文还是念音译方块字,除了彼此熟知的人名外,一般还要同时写出原名,听话人才知道“先生何许人也”。因此,视觉形象才是获取信息的主要依据。科技出版物中外国人名拉丁化的必要性,除以上所说外,还应看到这在国际信息交流中已是通用的方式,凡属拉丁字母拼写的文字,例如英、法、德、意等文字,彼此都是直书原名,而对中国、日本和苏联的人名,则采用固定的拉丁化拼法;此外,日文科技著作中早已普遍实行外国人名拉丁化的做法(只是中国人名除外,同我们一样,也是写汉字,当然是日本念法)。现代科技信息的主要来源是拉丁字母拼写的文字材料,人名的拉丁化形式较之原名更为常见,可见人名拉丁化的做法是国际信息交流中的主流,我们应该顺应这一潮流,而不是逆流而上。我国不少科技书刊早已采用这一做法,例如《数学译林》,创刊五年来一直如此,并未发现任何弊病。这里只是说科技出版物。至于报纸、电视、广播这些大规模宣传工具,由于拥有最广泛的读者和听众,在现阶段也许还不适宜于人名拉丁化,但这并不是音译继续存在的理由。例如,现任美国总统和前任财政部长本系同姓,为了不致混淆,前者取名“里根”,后者取名“里甘”,但这却抹煞了原名的固有信息。他们同姓这个信息对于一般人也许并不重要,但毕竟是音译抹煞了的信息,而且似乎不能说所有的人都不需要这个信息。随着全国人民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发展,普遍推行人名拉丁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也将日益增大。为了消除目前科技出版物中音译的混乱局面以及所产生的种种弊端,为了有利于国际学术交流、推动文字改革,我建议科技工作者、出版工作者、语言工作者和文字改革工作者认真考虑是否可以在科技出版物中废除音译,统一实行外国人名拉丁化的做法。     

“路线图”含义及应用浅析

因体现出时间、节点、方向特性,在媒体的影响下,“路线图”一词,被借用为“某项工作或活动的详细计划”。属于术语命名中的借喻现象。“技术路线图”一词已成为当前重要术语。     

“潟湖”一词在维吾尔语中的规范表达研究*

统一规范科技术语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科技事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多年来,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出版的科技书刊、报纸及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规范表达科技术语的严格要求,并把科技术语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始终作为检验、评价出版物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来抓。遗憾的是,目前科技出版物中仍然存在着使用科技术语混乱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但存在于科技书刊中,而且也存在于常用工具书中(如各种文种对照词典和百科全书中)。在长期从事地理期刊编辑工作中,笔者发现很多作品存在着科学技术概念不清,特别是术语表达不准确和定义模糊等现象,因而淡化了文章中术语定义和概念的解释。这不但不能正确表达作者的原意,而且影响文章的科学性、可读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误导了读者。本文通过列举实例,分析科技出版物中存在的术语混乱现象,给出了“潟湖”一词的科学定义,探讨“潟湖”一词及其一系列派生词在维吾尔语中的正确翻法和规范表达。1.“潟湖”的定义在海岸带,有一种地貌,汉语称“潟湖”,英语称“Lagoon”,俄语称“ЛΑГУНΑ”,维吾尔语称“Koltuk kol”。它是指在海岸与长条状滨外沙嘴、沙坝或珊瑚礁之间的封闭或半封闭的浅水区域,常有一条或多条潮汐通道与外海相通,而滨外沙坝是波浪在沿岸浅水区堆积成的、与海岸大体平行的长条形砾石堆积体。在热带海岸中的环状珊瑚礁内也能形成潟湖。有些沿岸潟湖本来与外海相通,后来由于泥沙的淤积,也可能被封闭在海岸之内,有的在高潮时通过潮汐通道可与海水相同：如,台湾省的高雄港即为典型的海成潟湖,河北昌黎县七里海也属此类,有的则与海水不通。还有古代潟湖长期与大海隔离和较长岁月的沉积作用,使原有咸水因地表淡水的注入,逐渐淡化而成淡水湖,称“残留湖”,如浙江杭州西湖。天津北大港和南大港都是由贝壳堤所封闭的潟湖。地质时期的潟湖常是盐类矿床、煤炭、石油、天然气、铝土矿等重要资源的产地。在《维吾尔语详解辞典》里给“潟湖”一词下了如下定义：Koltuk kol——词根Koltuk一指解剖学专有名词“腋”,二转指湾,原指腋(胳肢窝)在地理学扩大涵义转指湾,如海湾、河湾、山脚湾等等。有时指在大海、河流向陆地凹进去的部分,甚至河谷、山谷、悬崖和水域等的腋状部分,比如海湾、河湾、山麓的右腋、左腋等。潟湖——是地理专有名词：指浅海区、河流入海口由沙子堆积堵塞而形成的湖。涨潮时这种湖会与大海连接起来^[1]。2.“潟湖”在各出版物中的错误使用实例“潟湖”一词长期以来,首先在汉文出版物中被不正确的使用。例如,汉文《地理学词典》^[2]中被正确写作为“潟湖”,而在英译汉《地理学辞典》^[3]中被错误写做为“泻湖”。其次在维吾尔文出版物中表达不同,例如,《汉维规范化名词词典》^[4]里这一术语被写为“舄湖”,“Laguna”。阿布都卡德尔.尤努斯等合编的《汉维自然地理词典》^[5]被译做“泻湖”,“Dengiz Korpisi”。《汉英俄维石油技术词典》^[6]被译做“Akar kol”(汉语译为流动湖),“Koltuk kol”(汉语译为腋湖)。艾尼瓦尔·加帕尔等编的《汉维词典》^[7]被写做“Laguna”,“泻湖”。买买提艾力等编的《汉英维科技大词典》^[8]被译做“Kol”(译为湖泊),“Akma kol(译为游移湖)“舄湖”,“潟湖相”译为“Koltuk Kol Fatsiyasi”。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英语中早已被规范表达为一种方式的,后来在汉语中也被规范化表达为一种方式的这一术语,维吾尔文出版物中却有多种表达方式,甚至更令人遗憾的是,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民族语言术语规范审定委员会编纂的《汉维规范化名词词典》也直接将根词“潟湖”音译表达为“Laguna”,而派生词“潟湖相”意译表达为“Koltuk Kol Fatsiysi”。3.比较分析我们首先看一下汉语中的“潟”和“泻”字中哪一个是正确、规范表达的词根形式。第一,这是因为此二字的字形相近,而且“泻”字的繁体“瀉”和“潟”更为相近。“潟”字与繁体“瀉”字,形虽近而意实不同。在《汉维新华字典》^[9]和《现代汉语词典》^[10]中,“潟”注解为“潟”同“舄”,“咸水浸渍的土地”,既然是“浸渍”,应该是不流动或流动不畅;而“瀉”则是“液体很快地流下;如：一泻千里”。二者意思截然相反。其次,针对不同出版物中的不同用法,规范名究竟怎样定,地理学名词委员会曾于20世纪80年代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人主张将错就错,理由是“泻”字好认好写。但经反复讨论后,委员们认为应该首先尊重科学性的原则,不能迁就错误,而且“泻湖”一词易引起概念理解错误。最后委员会确定采用正确的写法,称作“潟湖”,并于1988年正式公布作为规范名。接着,1989年出版的《海洋科学名词》^[11]和1993年出版的《地质学名词》^[12]也一致作了这样的确定。至此,这个由形近字引起的名词混乱得到了纠正。但是,即便如此,后来还是有一些专业性的文章在继续错误地使用“泻湖”这个错词。甚至《中国海洋报》2002年9月20日头版头条的新闻《实现海洋卫星系列化发展》文章中,还在使用“泻湖”这个词。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讨论一下在维吾尔语中是怎样规范表达“潟湖”一词的。语言学家们就现代维吾尔语新词新语的构词方法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就新词构词法达成共识,认为采用附加成分、造词、借词、挖掘母语词汇、简称等方式为维吾尔语构词法的最佳方式^[13]。科技术语用维吾尔语表达时可以用母语来表达的应尽量用母语表达,无法用母语表达的,则借用兄弟民族语言来表达。如果无法借用兄弟民族语言,那么就借用国际通用语言,以音译为指导原则^[14]。可以看出,在强调的上述观点与方法中,基本确定了科技术语维吾尔语翻译规范表达应遵循的具体原则,特别明确了造词和借词应占主导的地位。然而,现在动辄借用外语,未能发挥维吾尔语在充分利用母语词汇资源构词方面的优越性,维吾尔语的潜在优势未得到充分挖掘。在完全有可能用母语的构词方式表达的情况下,将“潟湖”一词轻易地借用外语直接音译为“Laguna”^[4,5,8]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借用外来语,特别是直接借用科技术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维吾尔语词汇成分,但不利于维吾尔语词汇以自身内在的规律健康发展。我们并不以此为理由而排斥借用外来语的做法。借用外来语是语言在发展过程中因受其他语言影响而发生的一种正常现象,尤其是科技术语直接以音译方式借用外来语在每个语言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科技术语的借用一定要遵循“立足母语”、“音义统一”、“便于推广”的原则。术语是指各门学科专门使用的词语。科技术语是指在科技领域中专门使用的词语。这种词语把单一性和准确性作为自身的一种重要特点。现代维吾尔语中的术语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规范表达：一种是利用维吾尔语的构词材料和构词手段,还有一种是通过借用其他民族的词语来形成,科技术语也不例外。所以在维吾尔语表达“潟湖”一词时,对它在地理专业中的原有涵义、基本概念、特征,并对维吾尔语的构词规律与借词原则都应给予足够的重视。从这个角度来讲“潟湖”一词以构词方式为手段、以学科内涵为依据翻译表达是很有必要。科技术语以单一性、科学性、系统性为自身的主要特点,“潟湖”一词在地理科学里,确切的说在地貌学里是表示地表形态时专门使用的一个专业术语。在汉语《现代地理学辞典》^[15]与其他解说性工具书^[2,3],对这一术语像本文前半部分里所说的一样下了明确的定义和解释。《维吾尔语详解辞典》^[1]也下了类似的定义和注解。根据“潟湖”这一术语的专业定义和内涵,称它为“Koltuk kol”或“Koltuk koli”是比较合理的、正确的。首先,对应其自身的专业化概念。其次,恰当得体、准确、通俗易懂。再次,完全表达和反映该术语在地貌学中的科学概念、定义及其基本特点。如果我们按《汉英维科技大辞典》^[8]所表示将“潟湖”一词称“Kol”(湖泊),“Akma kol”(游移湖),“潟湖相”称“Koltuk kol fatsiyisi”用两种规范化形式表示的话,那么就会将“湖”这一总概念与“潟湖”、“残留湖”等专有名词概念混为一谈,淡化或完全消失“潟湖”一词在地貌学中的原本概念。更重要的是包括“潟湖”一词科学概念系统、逻辑关系与构词能力等在内的整体性会受到影响。将“潟湖”一词译为“Koltuk kol”,那么可以为一些派生词留下系统表达的余地或可能性。正确表达“潟湖”“Koltuk kol”这一根词之后,就可以借用附加词,根据他们之间的从属关系、因果关系与之组成一系列的派生词,如：在维吾尔语里可将两个固定词互相在从属关系的基础上合并,并在语言与语义结构方面构成完整的词汇实体。这种构词法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根词+根词。如：公路Taxyol(Tax+yol);款冬花Tengga yopurmak(tengga+yopurmak);乌龟Taxpaka(Tax+paka);盐湖Tuzkol(Tuz+kol);潟湖Koltukkol(koltuk+kol)。第二种：根词+根词+附加成分。如：水库Su ambiri(Su+ambar+i);糖水Xiker suyi(Xiker+su+yi);世界地图Dunya heritisi(Dunya+herita+si);潟湖Kolyuk koli(Koltuk+kol+i)。按照上述构词法,将“潟湖”翻译表达为“Koltuk kol”或“Koltuk koli”都是正确的。但是,科技术语只能在专业方面所具有的基本概念及原本内涵基础上来表达,一个概念在某一学科领域内只能有表示单一内容的一种称谓。根据这一原则,笔者认为“潟湖”(koltuk kol)这一术语在前半部分使用的修饰语“koltuk”(腋、腋状的)形象地表达了湖(kol)的成因和地理条件。将“潟湖”译为“Koltuk kol”是规范化的,正确的,也是惟一的。*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项目“地理学术语在维吾尔语中的规范表达研究”成果之一。     

"猩猩""大猩猩""黑猩猩"考辨

现代汉语中的“猩猩”(orangutan)、“大猩猩”(gorilla)和“黑猩猩”(chimpanzee)这三个词来自日语,它们很容易发生混淆,例如将“大猩猩”理解成大的猩猩,“黑猩猩”理解成黑的猩猩。其实,这是三种不同的动物。现在日语已将这三种动物英语名称的音译作为学名,三个名称各自独立,不再干扰,但汉语还在使用原来的名称。     

历史典籍中"日珥"记载考证

整理、分析了中国历史典籍中关于“珥”、“日珥”的记载,通过对其含义以及现代“日珥”、“幻日”名称起源的考证,论述了古代所谓天象“珥”的记载为大气光象——幻日等。现代术语“日珥”是对古代术语的转义借用,历史典籍中的“珥”记载皆非太阳日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