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籍所载二十八宿星度及“石乐”星表研究“

唐籍所载星表研究的中心问题是星表的观测年代。该文考查了历代星官组织规模的发展过程，以及唐籍中二十八宿和石氏星官星度数据的演变及其相关的记载，发现《开元占经》所载二十八宿星度是当时的观测结果。     

汉代石氏星官研究

该文首次利用傅里叶分析法对《石氏星经》星表的观测年代进行了研究，认为星表观测年代为公元前７８年。并在此基础上复原了汉代的石氏星官，为进一步研究汉代星空提供了一个基础。     

《崇祯历书》星表和星图

该文介绍明末崇祯改历过程中的恒星观测工作，并对由此产生的星表和星图进行初步的研究，研究对有关星表和星图本身的分析和比较，进一步论证当时所参考的四方星表、星图是格林伯格星表入巴耶尔星图。     

《西洋新法历书》星表之源流

本文根据对<西洋新法历书>星表来源及流传情况的分析,认为该星表的星官安排依照中国古代"步天歌"系统,恒星赤道坐标是从其黄道坐标推算得到,使用的黄赤交角值是第谷的(比实际值大);<西洋新法历书>星表和星图中的恒星数据主要来自第谷的扩大星表,同时以托勒密星表和科泽尔观测的南天星为补充,另有少部分似出自实测;<新制灵台仪象志>星表出自<西洋新法历书>星表,其中多出的500余颗小星相应数据出自徐光启、汤若望等人观测,并且<新制灵台仪象志>采用了比<西洋新法历书>相对精确的黄赤交角值.     

《石氏星经》观测年代初探

本文对《开元占经》中所保留的《石氏星经》数据的观测年代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利用三种方法进行的推算表明，它们可能是在西汉初到元封年间（即公元前２００年到公元前１００年）期间观测得到的。     

关于汉代的黄道坐标测量及其天文学意义

黄道是太阳在天球上的周年视运动的轨道。两汉时期,黄道概念及黄道坐标被引入了天文历法的理论与推算。文章分析两汉时期对冬至点位置、黄赤交角、二十八宿黄道距度等黄道坐标基本要素的测量,论述黄道概念在汉代天文学发展中的作用及其意义。文章还对中国最早的恒星位置的黄道坐标－“石氏星经”中的恒星“黄道内外度”进行了初步的数据分析和历史考证,认为最可能是在东汉时期测定的。最后文章从黄道坐标测量的角度,简要论述汉代     

中国古代星官命名与社会

星空划分和命名,是天文学发展的必然产物。当天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出于观测和研究的需要,人们把星空分成不同的区,区内的恒星分成大小不等的群,群内的星用假想的线联系起来,组成各种图形,并赋予相应的名称。这样的群,现代叫做星座,古代称为星官,星官下属的星,也被赋予了名称。     

西汉夏侯灶墓出土天文仪器新探

安徽阜阳西汉汝阴侯夏侯灶墓中出土有一件"不知名漆器",功能不明。经分析,该器物带有测定春秋分和冬夏至正午影长的功能,是迄今所见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圭表实物。另外,学界对该墓出土"二十八宿盘"的功能争论不决。经研究,同墓出土的"栻盘架"可以把该盘支撑到赤道面内,从而形成迄今所见最早且具有确定年代的赤道式观测仪器。     

The Discovery of the Southern Sky

该文题为《南天星空的发现－－对欧洲和中国三份最早的南天星表的研究》。从１５世纪末开始，以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为标志，欧洲进入伟大的地理新发现时代。欧洲航海家们越过赤道，到达了南半球，从而南天极附近的星空开始成为欧洲人能够看到的星空。     

玻尔与超导物理学

丹麦物理学家玻尔对超导问题的研究，虽然相对鲜为人知，但对于玻尔研究和超导物理学史研究来说，却是颇有意义的课题。该文根据有关材料，特别是一些茂于丹麦玻尔文献馆的若干未公开发表的材料，就玻洋在本世纪３０年代和５０年代对超导的研究探索作一简要的考察。     

关于简仪的地盘和圆室

该文论证了元郭敬简仪，其下有“地盘”标２４个方位，外有圆室，并讨论了圆室的两种可能形式和圆室对观测是否有妨碍的问题。     

也谈“喀斯特”

《中国科技术语》2007年第5期刊有黄润华的《漫话“喀斯特”一词》的文章。该文对“喀斯特”一词来自什么语言作了一些探源，读后很受启发。但是，当谈到汉语中的“喀斯特”这词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该文只说了这样一句话：“喀斯特一词被世界地学界广泛使用，中国地理学家和地质学家也早已将其音译为喀斯特。”看来，“喀斯特”一词在汉语中的出现是比较早的，但是早到什么时候，文章没有说。     

“科学共同体”在近代中西方的形成与比较

该文首先对西方科学哲学家托玛斯·库恩提出的“科学共同体”概念作了分析,然后讨论了“科学共同体”在近代西方（欧洲）的形成以及它的作用,同时对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的情况进行了比较,进而指明“科学共同体”未能于明末清初出现是中国科学技术在近代落后的内在原因之一,最后以中国科学技术在20世纪10～40年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例,得出“科学共同体”是将科学技术向前推进的有力杠杆的结论。     

中国古代恒星亮度及其变化记录之研究

在对古代典籍中关于恒星亮度、亮变记载全面整理的基础上,对恒星亮度梯度记录作了详细的分析,证明中国古代也有类似6等级的亮度分级方法;对古代所有提到"消失"光变描述的星官,作了现代变星的对比证认,证明这些记载描述的都是大气消光现象,而非古人注意到了星官中有变星存在;对全天三大变星--大陵五、造父一、蒭藁增二的古代光变描述的全面分析,证明中国古代对这三颗最著名的变星都没有明确的光变记载;经全面分析古代记录,得出中国最早的变星记录出自<明史·天文志>载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井宿七的光变记录,其时代虽然较晚,仍然比西方最早的变星记录早了200年.     

小行星命名法则的今昔

二百年间小行星发现总数稳步增加和高倍增长 从1801年意大利天文学家皮亚齐（1746～1826）利用光学望远镜在目视巡天时发现第1个小行星算起，到2005年初的二百多年间，已记录在案的小行星的总数超过50万个。从小行星星表刊载的星数的增长资料（见表1），能够反映出天文观测技术和研究方法的进步和发展。     

长江中下游铜矿带的早期开发和中国青铜文明

本世纪３０年代以来，商周时期巨大数量的铜料来源，一直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学术悬案。该文从古文献所载早期铜产地、现代地质勘探揭示的铜矿资源分布和早期采铜冶铜遗址的发掘研究，辅以铅同位素法等现代检测手段，论证长江中下游铜矿带和中条山区及其迤于带为商周铜料的主产地。中国青铜时代各文化区的形成与发展和各地区采铜冶铜生产与铜料供应的状况是密切相关的。商周时期的三大铜都（荆州、扬州和中条山），长江中下游据其中之     

先秦云梯形制辨

该文主要从先秦文献中所载之楼车及云梯形制，说明二者实有相同之功能，即用以窥伺敌军。从汉儒服《左传》时引用《兵法》一书，即提供了一项较少为右来学界注意的材料。后人由于二者名称各不相同，乃以二者并不相涉；文中则典籍所载，提出所谓“飞楼”者，当为设于云梯上用来观察敌情之塔楼，以证二者理应极有关系。     

《三家星经》可以复原成一份完整的星表

敦煌文献P2512号中的《三家星经》缺漏了8座星官,并有一些讹误,依《开元占经》补齐这8座星官后仍缺1星。潘鼐和邓文宽依晋、隋两书《天文志》将其中的天将军列为12星,比《开元占经》多1星,补足了这所缺的1星。受其所缺的1星应在所缺漏的8座星官中的思路的启迪,依《开元占经》中的夹注及按语、日本若杉家本《三家星官簿赞》、朝鲜《天象列次分野之图》等多种文献列文昌为7星,比《开元占经》多1星,仍列天将军为11星而补足了所缺的1星。此外,神宫1星是在《三家星经》之后出现在天文星占典籍中的,应视为中国传统星官的历史嬗变。     

八十年代宇宙学的理论进展

该文研究了80年代宇宙学的理论进展，提出了80年代是宇宙学理论研究的转折时期。在80年代，宇宙学的理论研究从以天体物理学和核物理学的结合为主过渡到以天体物理学和基本粒子物理学结合为主、从经典研究过渡到量子研究。     

论二十八宿古距度在先秦时期的应用及其意义

该文认为《洪范传》古度和夏侯灶墓圆盘古度是古距度系统中两种不同类型的古距度。在此基础上，运用计算实证的方法，证明了古颛顼历、秦历《五星占》的行星观测使用的都是古距度，它的距星与传统距度的距星有巨大差别，提出只有在搞清古代天象观测使用何种距度和距星坐标的前提下，才能正确计算其观测年代的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