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学逻辑到科学语用学--论科学解释模型的范式转变

科学解释从亨佩尔"演绎—规律"模型到范·弗拉森语用学解释模型的发展,显示出的是一种范式的转变,即从以语形和语义分析为基础的静态逻辑向以语用分析为基础的动态语境的变化,它深刻地反映了科学哲学的发展和演变路径,标明了语用分析方法作为一种普遍的方法论手段已全面地渗透于科学哲学理论的建构和发展中。     

《科学》的科学——对《科学》的科学启蒙含义的考察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后的科学启蒙中，至少与《新青年》一样重要的《科学》杂志，从1915年创刊到1950年第一次停刊的35年中出版了32卷，369期，347册，千多名作者的近万篇文章，约3千多万文字。这3千多万文字包括了科学的理论、科学的应用、科学的本质和科学的社会建制等4个方面的内容，从而在整体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形象。因此，它所做的工作就是从科学的社会应用层面或器物层面(船坚炮利等技术产品)、科学的理论知识层面或解释层面(科学事实、定律、理论等)、科学的价值层面或精神层面(科学观念、精神、原则、方法等)以及科学的体制层面或社会建制层面(科学研究机构、科学传播机构、科学学会等学术组织及其存在和运作的社会支持系统)等四个层面去帮助中国人理解科学是什么的启蒙工作、普及工作。这是一种超越洋务运动在器物层面启蒙、维新运动在知识层面启蒙、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代表的激进派在价值层面启蒙的全方位的科学启蒙。     

科学文化与文化科学

随着科学的迅猛发展,由于思想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双重催生,科学成为一种主流文化,获得无上的权威;但是,作为工业文明主导的科学文化又似乎变得越来越失去文化的内涵,产生了所谓的文化迷失与人文缺失等异化现象。本文深思这种现象,强调科学并不凌驾于其它文化传统之上而具有特殊的优越性,应当从强势文化走向平权文化,回复科学技术的文化本性。文化科学就是让科学回复文化的内涵,重新变得有文化。     

科学的祛魅——论近代科学革命时期科学与价值的关系

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具有深远的哲学意义和丰富的历史内涵.本文抛开哲学层面的一般争论,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近代科学革命时期科学与价值关系进行了精细的梳理和评论.从中不难看出,在近代科学刚刚诞生时期科学发展的特点、科学的地位以及科学与其他文化要素之间微妙的变化,这对于我们透彻理解科学的本质,以及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有所裨益.     

科学宽容：值得深入挖掘的科学文化瑰宝

科学宽容是科学文化宝库中值得深入挖掘的宝藏之一，本文试图通过与宗教宽容的比较揭示科学芝容的特点，进而通过对科学真理本质的讨论说明科学宽容的意义内容，最后通过与外部民主的内部自由关系的考察揭示实现宽容的基本原则。     

《科学》的科学--对《科学》的科学启蒙含义的考察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后的科学启蒙中,至少与<新青年>一样重要的<科学>杂志,从1915年创刊到1950年第一次停刊的35年中出版了32卷,369期,347册,千多名作者的近万篇文章,约3千多万文字.这3千多万文字包括了科学的理论、科学的应用、科学的本质和科学的社会建制等4个方面的内容,从而在整体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形象.因此,它所做的工作就是从科学的社会应用层面或器物层面(船坚炮利等技术产品)、科学的理论知识层面或解释层面(科学事实、定律、理论等)、科学的价值层面或精神层面(科学观念、精神、原则、方法等)以及科学的体制层面或社会建制层面(科学研究机构、科学传播机构、科学学会等学术组织及其存在和运作的社会支持系统)等四个层面去帮助中国人理解科学是什么的启蒙工作、普及工作.这是一种超越洋务运动在器物层面启蒙、维新运动在知识层面启蒙、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代表的激进派在价值层面启蒙的全方位的科学启蒙.     

从科学哲学到科学文化哲学

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三次转向：社会一历史的转向,文化的转向,后现代的转向。就现代主义科学哲学而言,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这是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发展的第一次转向。逻辑主义着眼于科学理论的逻辑分析,追求科学语言的清晰性和准确性,其代表为逻辑经验主义。波普尔及其学派可以看作是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过渡和中介。历史主义超越了传统的科学哲学作为“科学的逻辑”的定位,认为单靠逻辑的解剖刀必定歪曲科学,因而把焦点聚集在对科学的社会一历史考察上,更多地关注科学的实际发展,试图建立历史的模型,不可避免地…     

科学理性的命运

科学理性最初的基本含义很大程度是由康德和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来规定的。科学哲学基于自然科学的理论、历史和实践对科学理性进行了反形而上学辩护。而科学社会学和社会认识论则从自然科学“之外”的视角来解构科学理性。在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意义上说,科学理性的命运与这样三个问题密切相关：科学理性必需形而上学吗？科学理性的自我辩护能走多远？科学理性能解构成什么？     

科学原创与科学积累

我国基础研究原创性成果匮乏的根本原因是科学积累上的弱势，就科学整体发展水平而论，中国科学正处在一个积累的，而非原创的时代，科学积累不单纯是知识的积累，它有着更广泛的社会学意义，积累是取得的原始创性成果的前提与基础，充分重视科学积累在原创性研究中的作用对我国的科学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科学的社会契约与后常规科学

科学的社会契约描述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其核心是政府以经费资助和给予科学家自治权来换取科学发现及技术创新。随着科技活动的发展,科研方式、科技与社会的关系发生变化。契约的两个隐含前提——科研诚信与线性模式——受到了理论的和现实的不同方面的冲击,使原契约关系受到了挑战。后常规科学描述科学知识生产的新状况中科学知识质量标准的转变以及对同行评议的质量控制方式的扩展,为科学的社会契约的调整方向从理念上提供了启示。     

影响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科学价值观

中国近代科学的发民历程，即是西方近代科学向中国移植的历程。由于这一过程遭逢中华帝国衰落和西方列强侵扰的特殊遇境，中国近代社会对科学的价值认同历经了从“夷技”到“长技”再到“科学万能主义”的渐进曲折的变化过程，并因此形成了一种别扭的二元基本架构的非理性科学价值观。这一价值体系不仅影响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而且对中国现代科学的建设也产生了某种误导。确立一个适于现代科学和技术健康发展的科学价值观已成为“     

后现代的科学哲学研究

作为后现代科学哲学研究的不同“定位”，强调研究范式的转变与惟一注重新论题的引进相比是更为恰当的。对于“现代科学”，特别是相关世界观的自觉反思被看成“后现代科学哲学”的一个主要内容，就“后现代科学”的建设而言，又不应集中于某一种具体的观点，而应更加强调它的开放性，变化性和多元性。     

从科学宣传到科学研究--中国科学社科学救国方略的转变

辛亥革命后，在国家建设潮流影响下，“科学救国”成为时代思潮。创立学会团结同志是发展科学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科学社循此在美国诞生。由于当时中国科学的落后现状及其社员自身能力所限，中国科学社最初选择了科学宣传作为科学救国的良方。然而只有进行实实在在的科学研究，中国科学才能真正发展。1918年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后，将社务重心从科学宣传向科学研究转变，不仅在舆论上鼓吹科学研究，社员们也身体力行，具体实践，并创建生物研究所，使之成为近代中国科研机构的典范。这一新文化运动期间最为特出的“科学之音”，对近代中国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