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对自由优生学的批判及其局限

自由优生学是优生学在新生物技术时代的复兴,它主张个人生育权利和自主选择,甚至要求"制造"完美的下一代.哈贝马斯批判自由优生学,认为它模糊了治疗与增强、自然与人造之间的界限,造成了人的自我理解困境.这种对自由优生学批判的新意在于,它不是将人性理解为一个本质主义的概念,而是将之作为人的类伦理的自我理解和道德平等身份的人类学...     

社会时空·科学技术·人的自由—从马克思的视角看

本依据马克思的实践论思维方式，把人的实践活动理解为社会时空的本质，并进而对倍受忽视的社会时空与科学技术的内在联系以及社会时空因素对于科学技术和人的自由的重要意义作了阐释。从社会时空角度反思现代科技的合理性，实质上是对现代科技对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意义进行反思，而这种反思与社会批判、实践批判是相互贯通的。     

关于技术本质的哲学释读

本文从系统性和历史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技术中性论和技术价值论、技术决定论和价值决定论等四个方面，对技术的本质特征作出解释，从而说明技术在本质上是人类自由与解放的根本动力。     

论技术导引下的人类自由

本文从技术进步与人类自由的历史和逻辑关联中，讨论了人对自然界的自由，人对社会组织的自由以及人对社会文化的自由，从而阐明技术是人类走向是高自由目标的不可或缺的原动力。     

"经济"的知识论与目的论--经济学与经济哲学的区别

经济是一种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和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的统一，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仅仅把经济看成是一种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由此建立了一种知识论的经济体系。而马克思通过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揭示出经济实践的本质，邓经济实践同时作为一种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认识和建立一种全面的经济概念，是当代经济哲学的任务之所在。     

试论一种可能的技术本质观——海德格尔的启示

海德格尔认为，我们对技术的工具性规定只抓住了技术的“正确的东西”，但却没有抓住技术的“真实的东西”也即技术的本质；而是抓住技术的本质，我们就必须“通过正确的东西来寻找真实的东西”。本文在海德格尔这一思想的启示下，首先从分析技术之“正确的东西”之所以没有抓住技术之“真实的东西”的方法论根源入手，提出并论证了自己对于技术之“真实的东西”的一种理解方法，从而形成了一种可能的技术本质观。其核心思想是：所有技术都是由人的目的性预期与自然过程的工具性作用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取得统一的过程及产物。文章最后还对争论了多年的技术的价值负荷性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技术负荷着人类价值。     

科学,人文与自由

科学与人文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两种基本方式,在思维模式、精神气质、文化内涵、价值取向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具有相互不可归约的独立存在的价值.但科学与人文又并非绝然对立的,它们既相异区别,又同源共生、和合统一.科学与人文皆源于人对自由的追求,它们都是反映人的类特性的自由自觉的活动,都是确证人的自由本质的实践方式.     

科技、人权与自由

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的基础,是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文化进步的重要动力,而人权作为“人作为人享有的与生俱来的权利”,则被认为是人类文明和人类社会进步程度的标志,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和相互作用。首先在抽象性方面,它们具有本质相同的历史维度,即它们的本质都是自由。科学技术是人对自然     

"可持续发展"之语境分析 --现代社会发展对自然和人造成的破坏性

本文从人类认知方式转变以及现代社会形成的角度，探讨了人类发展所面临的现实和潜在问题，通过对现代社会体系的分析，指出了可持续发展理论所体现出的本质内涵，即发展价值的转变。并要求重估理性和技术的价值。使发展体现出人的存在意义。而不只是技术进步与物质财富的增长。     

自由时间和人的全面发展

人类的社会时间构成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长期以来，劳动时间占有的比例远大于自由时间，是第一位的时间要素，然而随着以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使用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的曙光淡出于宇，自由时间无论在质上、量上都现新的特点，已成为人类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人的全面发展也不再是达不到的康德理想。     

数据主义及其人文坎陷

数字技术和智能算法深入发展，人类生产生活日益被数据决定，数据主义日益兴起并且影响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数据主义强调以数据为本，在人类价值领域、认识领域以及经济和政治领域都有巨大影响，主张对万事万物进行量化分析，这种思路难以揭示事物间的真正关系、数据决策不能确保决策的道德性和准确性、对数据的神化导致人类主体客体化，其实质是背离人文主义立场。因此，从人文主义角度对数据主义进行反思与批判是重新审视人类在智能时代的主体性地位、反思人类的自由和维护人类尊严的重要途径。     

人类增强技术的合理性探析

在当前对人类增强技术表达诸多人文担忧的语境下，为了促进新兴人类增强技术发展，将从三个方面对其合理性予以探析。首先，健康是人生命存在的最基本保障，人类增强技术对人的健康具有强大的优势和正向人文价值，对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等均具有维护和促进作用；其次，人类增强技术将人类推向一种后人类的理想形态，对人类增强技术带来人的自主性和人性丧失的担忧都是不必要的，人类的进化史、人的本质的生成性和人作为操作性的存在都充分表明后人类理想人的可接受性；第三，从技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人类增强技术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技术发展向人的回归，也是人的技术本质的展现。人类增强技术符合人类自身和社会发展的逻辑，呼吁一种对人类增强技术的观念上的转变和对建构人类增强技术实践伦理的诉求。     

人类基因增强伦理价值判断的人性论困境与超越

现代性的价值指向、人性的基因决定论、人类天性与价值之间直接的因果决定论以及人类自由对基因获得方式的依赖性共同构成了哈贝马斯人性论的理论困境,使人性论在人类基因增强伦理批判中日现困境。发展伦理学的发展有限性原则提供了整体主义的视角,使我们能够从人类基因组、自然和社会三个系统对人类角色的限制来考察人类的角色,从而使基因增强对人类的生存可能具有的负面价值清晰地呈现出来。     

迷途的“利维坦”:从技术“座架”到工程“座架”

当代,工程既是人类创造性实践活动的主要形式,也是人类存在和改造世界的物质外壳和主要载体。工程天然地继承了科学和技术的气质,特别的由于是技术的系统集成,在技术时代就备受批判的技术的"座架"本质,在工程活动的过程中进一步集中和放大。失范的工程正扮演着现代社会迷途的"利维坦",给现代社会带来众多灾难。由此,从技术批判到工程批判,既是人类存在的形而上之思的需要,也是在工程的"座架"里寻求诗意的栖居,让"迷途的‘利维坦’"不再伤害人类本身的需要。工程伦理出场了,它正是承担工程批判,祛除工程"座架"宿命的利剑,伦理之思,是避免"利维坦"危害人类的唯一救赎。     

现代性批判视阈中的技术之恶及其终结——论沃勒斯坦重估现代性价值的意义与方法

沃勒斯坦区分了技术现代性和人类解放的现代性,认为西方现代性批判运动以技术之恶为借口意欲终结整个现代性,这种做法实质上罔顾了它的内在价值。沃勒斯坦重估并肯定了现代性的价值,这对于我们反思现代性批判思潮和坚定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具有重大的理论启示意义。但是,他基于主观主义方法论立场不可能为人类解放的现代性找到真正的出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以其现实的历史性原则,不但实现了对主观主义方法论的批判,而且也实现了对技术现代性之恶的真正终结。     

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思想之比较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海德格尔对机器大工业时代和技术时代对人的奴役都作的犀利，深刻的批判。但马克思把技术对人的奴役归之于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海德格尔则归之于技术的内在本质本身，在马克思看来，技术本质上只是一种中立性的工具，而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的本质是座架，它内在地就具有对人控制的特点，据此，马克思认为出路在于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海德格尔则认为出路在于“思”与“诗”，在于对技术的“泰然任之”。     

试论"自由时间"的双重内涵及两种价值趋向

本文从辨析鲍德里亚休闲及自由时间理论出发，通过对马克思相关文献的梳理和分析，揭示马克思所论“自由时间”实际上包括“从事较高级自由活动的时间”与“闲暇时间”两种，前者是“生产性的自由时间”，后者是“消费性的自由时间”。消费主义价值趋向片面强调“消费性自由时间（闲暇时间）”，而马克思“生产主义”价值观则还强调“生产性自由时间”及“自由生产”的重大人文价值。辨清“自由时间”的双重内涵。有利于新兴的休闲学学科的健康发展，同时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社会时间与社会发展

马克思和西方一些社会哲学家对社会学领域的时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马克思认为，作为物质运动最高形式的社会运动，也应有自己的时间和时间结构，即社会时间。由于社会运动是由人的活动引起的，因此，社会时间本质上是人的活动的存在形式，时间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     

从康德的自然哲学看人类保护自然的理由——兼谈环境伦理学的困境与出路

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内在价值"和"人对动物无义务"常遭误解批判,并被视为造成当今生态困境之恶源。但"人为自然立法"不过是康德论证知识何以可能而进行的设定,"内在价值"只是对人何以必须被当作目的本身对待,并藉此成为自由的道德自律主体的逻辑规定,而"人对动物无义务"的主张也并不意味着康德主张人无需善待动物。而且,康德借助审美判断力和目的论判断力阐发了自然的道德价值,论证了人何以具有道德能力。这恰恰可作为人保护自然的理由和依据,并可为沉溺于论证非人类生物具有内在价值,但因此陷入困境的环境伦理学带来启示,对我们省思人与自然和谐之道亦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赫伯特·马尔库塞:寻找技术社会的希望

希望是马尔库塞技术批判理论的构成要素，它具有一种在理想与现实之问的二元结构。这种二元结构决定着批判理论的逻辑，即在对技术现实所做的“极其经验主义”的分析背后，决离不开某些背景性信念的支撑。这些信念可以追溯到德国哲学传统中人的形象，它具有三个方面的基本内涵：理性自主、个性的自由发展和普遍和谐。批判既从这些信念中汲取了力量，同时其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尴尬处境也与此不无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