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rtium comparationis译名商榷

译名问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许多译名往往带有明显的翻译腔，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人们对该术语的理解。在一些文本翻译研究 方面的文献中， tertium comparationis 汉译名不仅译名不统一，且其译名并没有体现该术语的基本含义和特征。根据译名规范要求，结合翻 译研究的学科语境，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参考译名，希望通过该译名问题的探讨让人们意识到术语进一步规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促进译名研 究甚至翻译研究的发展。     

论《海国图志》地理术语译名的民族化

《海国图志》译介了大量西方近代地理学术语,这些术语的译名在音节、构词法和文化蕴含等方面呈现出典型的民族化倾向。就西方地理学术语汉译的命名而言,《海国图志》的译名倾向于沿用传统地理学术语,或以词缀法新造术语。作为近代地理知识的载体,这些民族化的术语有利于西方近代地理学知识在中国社会的接受和普及,也促进了中国传统地理学的近代化转型。     

tertium comparationis译名商榷

译名问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许多译名往往带有明显的翻译腔,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人们对该术语的理解。在一些文本翻译研究方面的文献中,tertium comparationis汉译名不仅译名不统一,且其译名并没有体现该术语的基本含义和特征。根据译名规范要求,结合翻译研究的学科语境,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参考译名,希望通过该译名问题的探讨让人们意识到术语进一步规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促进译名研究甚至翻译研究的发展。     

人名、地名和科技名词相互关系及其译名协调问题

一、人名与地名之间,人地名与自然科学名词之间的关系人名学、地名学、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学都属于专名学的范畴。研究专名学内容之一是探索人地名之间以及人地名与自然科学名词之间的内在关系。首先让我们着眼一下人名与地名之间的关系。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的一部分姓氏是来源于地名的。以我国为例,今天不少姓氏是从当时的国名、封地、市镇和自然地理实体名称而来的。如周武王封于燕(今河北蓟县),他们的后代就姓燕;周文王子康叔封于卫(今河北大名县),他们的后代就姓卫。又如商时诸侯国：梅、阮、密;周初诸侯国：膝、盛、禹、凡、华、蔡、虢;春秋诸侯国：郯、任、陨、皖等后来都成为姓氏了。像秦、晋、楚、陈、韩、赵、魏等姓,也都是得名于当时的国名。古时管(在今山东省成山县)、表(在今甘肃酒泉)、瀛(今河北省境内)、藉(今甘肃省境内),凡居住在这些地方的人,有的就以管、表、瀛、藉为姓。国外的情况也是如此,英国、苏联、日本等国的姓氏从人名学研究也证明,这些国家不少姓氏是采用地名的。以英国为例,11世纪以前一般人并无姓氏,只是到了11至12世纪才盛行姓氏,其中一些家族开始采用地名作为姓氏,如英语中所熟悉的林肯、华盛顿、威尔福德、黑尔福德、黑斯廷斯、威斯特摩兰、牛顿等姓氏都取自英国地名。反之,世界不少国家中的地名则是以人的姓氏或名字命名的。以美国和苏联为例,这两个国家常以人名来命名地名,为了纪念本国的政治活动家、杰出的科学家以及各界著名人士都有成千上万地名是以人名命名的。美国历届所有总统(除了现今健在四位外),都有以他们姓氏命名的地方。让我们瞭望一下宇宙天体地形命名即可发现,在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和联合国地名专家组宇宙要素工作组倡议下,凡是月球、火星上山口名称一律采用世界上古今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来命名。从以上例子不难看出人、地名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美国首都华盛顿得名于首任总统的姓氏,而移居美国的华盛顿祖先其姓氏则得名于英格兰的华盛顿村,真可谓人地名浑为一体了。作为专名学的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各个学科为了纪念一些杰出科学家在本学科领域当中的贡献,经常以其姓氏来命名术语;或者以其相关的地点命名术语,后者多反映在地学各学科。以《天文学名词》为例,现代天文学常见的基本名词和术语中,有为数不少的以人名命名的天象、天体、天文仪器、天文机构、常数、方法、效应、定理等,以地名命名的有天文术语、天文台站、地球表面陨星坑、天体表面结构、小行星等。以化学中门捷列夫周期表为例,在107个元素名称当中,就有19个元素命名与地名有关：如镅(Am)和铕(Eu)是得名于洲名：铜(Cu)、钫(Fr)、镓(Ga)、锗(Ge)、钋(Po)和钌(Ru)均得名于国名;锎(Cf)、钪(Sc)、铥(Tm)均得名于地区名;锫(Bk)、铒(Er)、铪(Hf)钬(Ho)、镥(Lu)、镜(Yb)和钇(Y)均得名于城市名;铼(Re)则得名于河流名。地名与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关系,尤其在地学各个学科如地质学、地理学、气象学、海洋学、生物学中表现更为明显。在地质古生物学中,塞武纪、侏罗纪和泥盆纪的命名分别来源法国、英国的地名;有关造山运动名称如加里东、华力西、阿尔卑斯、喜马拉雅也来源于欧亚山名;有关冰期和间冰期名称主要来自于河流名称,有的甚至是一些小河名。在地理学名词中,泰加林、普纳高原、克山病等均来源地名。可以说,在各个自然学科中大多有与地名有关的名词术语。二、人、地名与自然科学名词在译名上应注意协调统一人名、地名以及自然科学名词中包含有人、地名成分的术语,一般来说,从构词上以及方便使用来看,无疑地都应做到同名同译。国外专家也十分注意名词术语和人、地名拼写的一致。1979年,当我国国务院宣布改用汉语拼音字母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法,以取代威妥玛式等各种旧拼法时,其中将Peking改为Beijing时,英美专家来函认为中国猿人(北京人)Pekingman、北京鸭Peking Duck已进入英语词汇,为保持它们之间的拼写一致,建议北京拼写宜不改动为好。当然我们未采纳这一意见,但它说明了地名与包含该地名的术语需要取得拼写上的一致。苏联科学院的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在50年代也存在着名词术语与地名译写的不统一的现象。据50年代统计,苏联当时已有数以千计的与地名有关的外来词进入俄语中。然而,以西里尔字母转写世界各国外来词时并无严格的规则遵循,翻译上依然存在一名多译的混乱状况。为此,在1960年8月5日苏联科学院不得不把地名译音问题提交到科学院主席团讨论。并在科学院所属的文化和语言处成立外来语地名拼写和译音协调委员会。苏联科学院并委托该委员会尽快地制定出转写外来语地名的规则。由于苏联科学院系统对这一问题予以足够的重视,并组织力量实施,嗣后,在苏联有关俄语当中的科技外来词术语标准化规范化工作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长期以来,我国人、地名、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的译写由于缺乏统一的归口,各行业之间,各学科之间,各自为政,各立门户,为此致使外国人、地名、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出现一名多译现象则是屡见不鲜的。以Beaufort为例,人名译为“博福特”,地名译为“波弗特”,气象学有关名词译为“蒲福”;同一自然科学家的姓氏在不同学科经常存在几种不同的汉译名。为此,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不久,立即设置了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协调委员会这一机构从事这一方面工作。以下我想谈一下地名与自然科学名词中包含有地名成分的术语其汉译名如何统一的意见。为了实现外国地名汉字译写的统一规范,中国地名委员会商请新华通讯社、总参测绘局、海司航保部、测绘研究所、中国地图出版社以及地名委员会办公室于1982年1月6日成立了外国地名统一译写小组。其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中国地名委员会关于外国地名译写工作计划,拟定、修订外国地名译写原则、外语译音表和细则,审查以地名委员会名义出版的外国地名译名的书刊等。自开展活动以来,译写小组制定了外国地名汉字译写通则和英汉、法汉、德汉、西汉、阿拉伯汉和俄汉译音表,另外制定了波汉、捷汉、泰汉、缅汉、印地汉等44种外语译音表草案。在译名通则和译音表基础上,1982年编辑出版了《外国地名译名手册》、1985年编辑出版了《美国地名译名手册》;今年编辑出版了《联邦德国地名译名手册》,即将出版《苏联地名译名手册》;1982－1983年中国地名委员会组织审定了由肃德荣、周定国、郭德荣主编的大型《世界地名录》,本书包含中外地名近30万条目,为全国科技界提供了一部详尽的标准汉字译名的外国地名工具书。外国地名统一译写小组在翻译和审定外国地名时,也注意到在自然科学中一些沿用已久的汉译名作为惯用予以保留。如法国境内省名Jura以及法国、瑞士交界山名Jura,照顾了地质界的习惯译法译为“侏罗”;意大利地名Pisa和荷兰地名Leiden,照顾了物理学界的译名,分别译为“比萨”和“莱顿”,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经中国地名委员会审查和出版的各国地名译名手册,其汉译名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也正如钱三强同志在“努力实现我国科技名词术语的统一与规范化”一文中所指出的“遇有外国地名时,要根据中国地名委员会制订的规范地名,加以统一表达”。为此,为保证地名和自然科学名词译名的统一规范。我们认为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所属各学科自然科学名词,凡包含有外国地名成分的名词术语其汉译名原则上必须与中国地名委员会颁布的译名要统一。遇到个别译名有不同意见时,各分学科可反馈到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会同中国地名委员会国外组协商解决。据我所接触过的一些学科名词征求意见草案,发现不少与地名有关或来源于地名的自然科学名词其汉译名与地名译名并不一致,需要再协调统一。随着名词审定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相应地要分批来解决与地名译名协调统一。既然苏联科学院有关部门经统计,来源于地名的外来词有上千之多,那末我们在这方面工作量也应是大致差不多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自然科学名词中包含外国地名的术语译名一定要和地名译名完全统一。比如“格林威治”与“格林尼治”可暂求同存异,到适当的时候和条件成熟再解决。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和实例仍然不少,如美国州名Massachusetts,译为“马萨诸塞”,而作为高等院校则译为“麻省”;Sandwich在英语地名中译为“桑威奇”,而作为食品名称则译为“三明治”。地质古生物年代名泥盆纪、寒武纪则分别得名于英国地名德文郡和坎布里亚,由于泥盆纪、寒武纪来源于日文汉字,当然这就无必要另统一译名了。显而易见,在接受汉字译名遗产时,由于历史原因包袱确实太重。想全面地理顺人地名与自然科学名词术语之间的译名,决非一件简单的事情。当然,通过横向联系,应尽可能避免像Greenwich出现一名两译的现象。三、自然科学名词术语与地理通名的统一一般来说,地名由专名和通名所组成。在翻译外国地名的通名时通常采用意译。意译的通名原则上应与自然科学名词一致、关系密切的地学各个学科,尤其是地理学和海洋学的有关名词,实际上也是最常见的地理通名部分。而月球星体名称,有关地理通名如环形山、陨星坑等则属于天文学名词范畴。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包含有地名成分的自然科学名词的译名应依赖于外国地名的译名,而外国地名的通名翻译又依赖于地学有关学科名词的订正。中国地名委员会为了适应编辑《世界海洋地名录》的需要,使海底地名地理通名汉文译名规范化,于1987年4月17－18日在杭州召开了海底地名地理通名汉译名审定会,会上审定了60多条海底地名的地理通名。代表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有关学科的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所有关同志也参加此次会议,此成果也可看作为海洋学名词的一部分。为此,我们认为今后需要加强横向协作,加速我国人、地名和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的规范化、标准化的进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     

化学元素名称汉译史研究述评

自20世纪30年代化学元素名称的汉译史研究开始以来,近70年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化学元素名称的汉译方法和方案、化学元素名称音译原则的创始、化学元素汉译名的统一、中日元素译名的比较、元素汉译名称的竞争和译名氧氢氮涉及的相关问题等几个方面.这些工作为化学元素名称的汉译史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是,所有这些研究都仅仅是开始,研究所用的方法和手段还比较传统,系统的工作有待展开.     

惰性气体元素中文名之由来

文章主要目的是研究惰性气体元素中文名词氦、氖、氩、氪、氙、氡的形成。在19世纪末，这些元素名词是以意译方式出现，如阴（氩）与曦（氦）。在1907年《化学语汇》第一次提出氩、氦、氪等音译名词后，惰性气体元素中文译名便开始往音译名词上发展。而氖字，可能最早出现于1908年。氙字是首次出现在1933年出版的《化学命名原则》，然而在此前一年在化学讨论会所通过的是氤。至于氡字，是在1937年教育部所举行的化学名词审查会议中所决定的。     

关于Greenwich译名的讨论

Greenwich原是英国首都伦敦东南郊的一个小镇,现在是大伦敦的一个区。它的著名于世主要是因为1675年在此地建造了英国皇家天文台;1884年国际经度会议又选定通过此天文台的子午线作为计量时间和地理经度的起点。因此,它除了是地名以外,还经常与某些天文学、地理学或大地测量学的术语共同组成专业科技名词,例如：～meantime,～meridian等。目前,我国对于Greenwich的音译存在着“格林威治”和“格林尼治”两种不同的译法。根据统一译名的要求,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个分歧？本文试从“名从主人”和“约定俗成”这两个原则进行初步分析,并提出几种可能解决这个分歧的方案进行比较,希望引起各方面的专家共同参加讨论。一、从“名从主人”方面考虑“格林威治”是我国较早的译法,根据我们不完全的查考,早在1924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外地名辞典》(丁察盒、葛绥成编辑)中就采用这个译名。该书的前言指出：“我国地名辞典向无专书,研究地理者殊鲜参考之善本。……外国地名译音至为纷纠,本书悉以习见之译音以为标准”。可见在当时“格林威治”已是较普遍的译法。“格林尼治”则出现于新中国成立之后,1952年由商务印局馆出版的原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公布的《天文学名词》中就采用这种译法。这两种译法的区别在于原词中的第六个字母“W”是否发音。1982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地名语源词典》(邵献图、周定国等编)在“格林威治”条目中有如下说明：“其名称在英语中意为绿色的村镇。……由于读音变化,Greenwich中的w在现代英语中不发音,故中国天文学界译为格林尼治。”又1984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对Greenwich的汉译名也采用“格林尼治”。由此可见,我国的地名学家以及英国的语言学家都认为“格林尼治”更符合于现代英语的发音,因此也更符合“名从主人”的译音的原则。有一种意见指出,在国外出版的英语词典中对于Greenwich的注音实际上也有“w”发音或不发音两种情况,经查考确有此事。1976年出版的“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对于Greenwich就指出了两种“w”发音的情况,一是指某些英国以外称为Greenwich的地名,二是指某些不熟悉当地发音规律的人对Greenwich地名的读法。1963年出版的“Webster's Geographi－cal Dictionary”还具体列出了某些“w”发音的Greenwich地名,它们都是一些极为偏辟的地方,例如美国纽约州东部的小村或南极洲的小岛等。但是,在我们所查考的各种英语词典中,没有发现一处指出英国伦敦的Greenwich中的“w”是发音的。二、从“约定俗成”方面考虑有一种意见认为,“格林尼治”虽然比“格林威治”译得更确切,但是后者在我国已经约定俗成,因此没有必要也不大可能再改变它。但是根据我们不完全的统计,在我国目前的各种科技词书中,采用这两种译法的都各有一大批。为了简化,下面只列出部分书名及其出版年代和出版社名。1、采用“格林威治”的词书主要有：《世界地名译名手册》(1976,商务印书馆)《外国地名译名手册》(1981,商务印书馆)《英汉现代科技词汇》(1982,上海科技出版社)《英汉工程技术词汇》(1976,国防工业出版社)《英汉航空与空间技术辞典》(1976,国防工业出版社)《英汉火箭技术辞典》(1963,国防工业出版社)《英汉空间电子学词汇》(1981,科学出版社)《英汉无线电电子学词汇》(1981,科学出版社)《英汉地球物理探矿词典》(1978,地质出版社)2、采用“格林尼治”的词书主要有：《物理学词典》(1979－1981,原子能出版社)《英汉天文学词汇》(1986,科学出版社)《英汉自然地理学词汇》(1976,科学出版社)《英汉测绘词汇》(1978,测绘出版社)《测绘词典》(1981,上海辞书出版社)《英汉气象学词汇》(1974,科学出版社)《英汉空间物理学词汇》(1981,科学出版社)《英汉航海词典》(1980,人民交通版出社)《英汉水文学词汇》(1985,科学出版社)《英汉海洋学词汇》(1977,科学出版社)《英汉常用地质学词汇》(1984,科学出版社)《宇宙航行学辞典》(1976,国防工业出版社)《英汉科技词汇大全》(1983,科普出版社)《英汉综合地震学和地球物理学词汇》(1983,科学出版社)《简明天文学词典》(1986,上海辞书出版社)以上的统计是十分粗略的,只是为了说明“格林威治”和“格林尼治”目前各自有其习用的学科领域;大致上地名学界和工程科学界习惯用前者,基础自然科学界则习惯用后者。如果要考虑“约定俗成”的话,两者似乎只存在着”俗成”的时间长短和范围大小的差别。约定俗成的又一实例是我国出版的《天文年历》至少从1961年度起,《中国天文年历》从1969年至今都始终采用格林尼治。三、解决分歧的方案根据统一译名的要求,不外乎根据某个原则对两种译法作出选择其一的决定。问题是哪一条原则更合理。而更重要的是最好能找到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合理方案。下面试对几种可能的方案进行比较。1、统一于“格林威治”有一种意见认为,既然Greenwich是个地名,因此应统一采用中国地名委员会公布的标准译名,即格林威治。这种意见所依据的原则是“统一比准确更为重要”;换句话说,也就是既已约定俗成就不必再改了。这种说法对于某些具体的例子是合理的,例如对苏联首都的译名“莫斯科”不必硬性更改为“莫斯克瓦”。但是对于Greenwich这个地名来说却欠妥当。正如第一节所分析,“格林尼治”是比较确切的译法,第二节的统计又告诉我们它已为相当的学科领域所采用。如果硬要取消“格林尼治”,等于要求这些学科放弃已经沿用的比较确切的译法重新使用一个不太确切的译法。这样做似乎不符合于我国自然科学名词应该逐步规范化的总趋势。这里让我们附带了解一下我国地名译音的总原则。根据我们不完全的查考,现把有关规定抄录如下。1959年国家测绘总局地名译音委员会曾拟定了《用汉字翻译外国地名的一般原则(草案)》(载<测绘通报>1959年第9期)其中第二条规定是：“以‘名从主人’为基本原则,以‘约定俗成’为例外”。1981年中国地名委员会编的《外国地名译名手册》中附有《外国地名汉字译写通则》,其中第二条规定是：“外国地名的译写应以音译为主,力求准确和规范化,并适当照顾习惯译名”。由此可见,地名的译名并不囿于“约定俗成”,它也有逐步规范化的趋势。2、统一于“格林尼治”另一种意见认为,既然“格林尼治”比“格林威治”更为确切,就应该放弃后者统一于前者。这种意见所依据的原则是“向准确的方向统一”,我们原则上同意这种意见。这样做不但有利于汉语与外语自然科学名词的对照,也有利于将来用汉语拼音来表达外国专名,如果大家都同意这样做的话,我们希望先从自然科学著作开始实行,例如Greenwich mean time和Greenwich meridian统一译为格林尼治平时和格林尼治子午线。因为与此直接有关的学科已经一直是这样用的,只要相邻学科也这样用就可以达到统一的目的。但是考虑到Greenwich作为地名牵涉到政治、经济、外交、新闻等领域,要更改译名可能还有一定的技术问题,我们提出另一种方案供有关专家考虑。3、暂时并存,逐步向“格林尼治”靠扰这里所谓“暂时并存”是指在词书中将Greenwich的两种译名并列,这种做法目前实际上已经存在。例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卷》,1980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地名辞典》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新英汉词典》对Greenwich的汉译都是表达为“格林威治(或译格林尼治)”。如果大家都认为“格林尼治”是较确切的译法的话,某些过去采用“格林威治”的词书可以用如下的表达作为过渡,即“格林尼治曾译格林威治”。各类词书往往能引导人们正确地应用名词,经过时间的推移,新的译法就会逐渐被大家所接受。这种方案我们还可以在我国出版的地名手册中找到类似的例子。迄今我国对美国两个州的译名尚未统一,它们是Iowa和Michigan。1960年地图出版社出版的《外国地名手册》中其汉译名分别取为“衣阿华<艾奥华>”和“密执安<密歇根>”。197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世界地名译名手册《(辛华编)则直接取为“衣阿华”和“密执安”1985年中国地名委员会编的《美国地名译名手册》(商务)则已改为“艾奥瓦<衣阿华>”和“密歇根<密执安>”。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艾奥瓦”和“密歇根”无疑是最确切的译法,而“衣阿华”和“密执安”却是我国的传统译法,目前我们还经常在报刊杂志上见到。从地名手册对这两个州的译音表达的变化,也许可以找到由“格林威治”转化到“格林尼治”的途径。我们既非语言学家更非地名学家,以上意见恐有不当之处,望有关专家指正。〔编者注〕：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的《天文学名词》中Greenwich已定为“格林尼治”。     

中国近代中学化学教科书知识体系的建构

元素分类是西方近代化学教科书关注的重点问题。周期律虽在1890年代被普遍接受，但教科书大多并不以其作为组织原则。甲午战争后中国的中学化学教科书多论及周期律，但仅转译西方或日本的分类方法，并不讨论元素分类。王季烈《共和国教科书化学》和王兼善《民国新教科书化学》是与元素分类问题相关的少见案例。前者明确提出“略依周期表之分族”的组织原则。后者虽严格以周期律分类统领全书，但未公开申述原因。刘世楷、朱昊飞对王兼善的指责，是不多的关于周期律用于教学的评论。郑贞文据壬戌学制精神编写的《现代初中教科书化学》更不彰显周期律在教科书中的功用。中国的情况同样显示了严格按周期律来建构知识体系在教科书中并不普遍。     

关于科学家人名的译名统一

在科学技术术语中,有一类是以科学家姓氏命名的定律、效应、方程,系数等构成的。要统一这一类术语,就要作好外国科学家姓氏的译名统一工作。我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在组织编译《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和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时,遇到大量外国人名的译名,作好这些译名的统一就是我们编辑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几年的摸索中,我们感到译名统一的过程就是如何处理名从主人与约定俗成这样两条译名原则的关系过程。根据我们的体会,这两条原则在运用中都不能绝对化,否则就会事与愿违。约定俗成的掌握要有一定的伸缩性,这一点大家比较清楚。因为“约定”都是在一定范围内的约定,有大范围的约定,如牛顿、爱因斯坦、哥白尼、达尔文这些得到各界承认的约定俗成;也有某一学科范围内的约定(即所谓“小约”);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约定”也并不鲜见。同样,名从主人也不能绝对化,因为西方人流动性较大,且历史上经过多次大规模的移民,所以要认真追溯某个人物的姓氏究竟属于哪个语种是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的,有一些甚至会成为科学史上的一种专题考证,这当然不是大多数从事译名工作的人所能承担的。况且,在西方人名中,不少语种的姓或名(西方人在早期是没有姓的)若认真追溯上去,他们往往来自同源,所以把名从主人绝对化加以追寻,实际上又将导致取消这一原则本身。我们在贯彻名从主人和约定俗成原则时,注意了以下几个问题。1.贯彻名从主人的原则时,切不可硬性地“正名”。有些同志对名从主人这一原则也不能绝对化不很理解,因而在译名工作中提出过要“正名”,即不承认任何约定俗成的译名,要以名从主人的原则统一所有外国人名的译名。例如,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人物“达芬奇”这个在学术界、艺术界广泛采用的译名就进行过“正名”,按该人的外文名Leonardo da Vinci改译成“利奥纳多·达芬奇”。这种改法单从翻译的角度看当然没有错,因为达芬奇所处时代欧洲人的家姓还正在形成的过程中(欧洲人的家姓形成经历了从9世纪到16世纪这样漫长的过程,个别地方甚至到19世纪才完成),而他在当时是属于没有姓的,Leonardo只是他的名,而Vinci则是地名,da是介词。所以他的名的准确译法应是“芬奇地方的莱奥纳尔多”。这样正名虽没有错,但广大读者却不知道他是谁了,更重要的是相当多的读者不可能想到查“达芬奇”这个人物条目要到“利”字头里去找,这样就给读者带来了不便。另一方面,这样人为地正名,不可能改变广大学术界人士的习惯,因此,只能是给这个本已统一的译名增加一个新的译名,造成了新的混乱,违背了正名者的初衷。这个例子也说明了对于人名译名这种没有学术内容只是一种符号的东西,统一远比准确重要,况且,不同语种之间的译音准确与否只是相对的,而对于汉语这种具有四声特点的语言来说,要追求译音绝对准确只能是一种蜃景。2.贯彻约定俗成译名时要注意各学科之间的协调。因为科学家在全社会中的知名度往往不及作家、演员等(例如：牛顿、爱因斯坦这样一些人类历史上划时期的著名科学家,在我国社会上的知名度就远不及某位相声演员),所以要这些学者姓氏的译名都必须具有“大约”的特点才承认是不现实的。许多以科学家姓氏命名的术语,如“玻尔对应原理”、“厄缶实验”、“蒲福风级”、“门捷列夫周期表”等,都有一定的应用范围,对这种较小范围内的约定俗成译名也必须尊重,以避免为求准确而硬改所造成的混乱。例如,“蒲福风级”是以英国海军将领、水文地理学家Sir Francis Beaufort的姓氏命名的,若按标准译法应译作博福特,但若把蒲福风级改译成博福特风级,就会使人误以为又出现了一种新的风力分级标准了。同时,在科学界也有一些学者,他们的活动范围涉及若干学科领域并且都有建树,而不同学科对这同一个人物有不同的译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尽量在几种译名中选择一个与其原语种发音更接近的来统一,决不另起炉灶,重新译名。例如化学家、物理学家L.C.Pauling,在化学界有译作鲍林的,也有译作泡令的,物理学界则译为泡令,并有“泡令定则”等术语。对这几种译名,我们考虑“泡”的发音与Pauling中的Pau相近,而“鲍”字在汉语拼音中属“B”字头,与原文相去甚运,于是我们就统一用“泡令”,而不是照译名手册另译一个“波林”来代替。这里指的协调统一也不能绝对化,而是能协调统一的尽量统一,但也有少量译名,不同学科间的不同译名沿用时间很长,一时难以统一,我们就选定其中一个作主要译名,但同时注明又译“××××”,便于读者了解这个人物的另一较通用的译名。除了要防止把同一人物译成多个名之外,还要防止把同一家族的人译成不同的姓氏。例如,英国一个造船师Sir Samuel Bentham,他的儿子是植物学家G.Bentham,他的哥哥是功利主义哲学家Jeremy Bentham。造船师的S.Bentham一般均译为本瑟姆,但哲学家的J.Bentham的译名则是边沁。两个译名中,本瑟姆的译名符合译名手册的用法,但“边沁”这一译名在我国的“名气”远比S.本瑟姆和G.本瑟姆大,所以,我们就用“边沁”这个相对来讲不如“本瑟姆”准的译名统一了这几个人物姓氏的译名。3.采取措施,逐步按统一的译音表来统一各学科人名的译名。我国科技领域的人名译名与社会科学领域有过一些系统性差异,这种差异有其历史原因。解放初期政务院曾设立过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负责统一各学科领域的名词术语。在当时审订名词术语时就遇到了以人名命名的定律、效应、公式等术语的订名问题,也就涉及到人名译名的统一。由于当时新华社人力有限,顾不上译名的统一这类问题,更无暇制订译音表,所以,当时自然科学组内一些对科学和汉语均有研究的学者就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编制了一些主要语种的译音表。为区分外语中一些发音相近的音节,他们编制的音表中把t、tt为尾的译作“脱”(如品脱,夸脱等),把te为尾的译作“忒”,把ter为尾的译作“特”,把l与r加以区别(1译作“耳”,r译作“尔”),la与ra也加以区别(la为拉,ra为“喇”),还有把po译作“坡”不作“波”(波字在汉语拼音中是bo,而“坡”则是po)等等。60年代初,新华社编印的各语种译名手册不再作这类区分,把“耳”与“尔”一律作“尔”;“特”、“忒”、“脱”一律作“特”;“拉”与“喇”均作“拉”等,因此,科技界人名的译名用字与新华社的译名用字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差异。当然,现在要讨论哪种方案更好,仍然各有各的道理,问题是要认清统一比准确更为重要。所以我们在统一译名时,除各学科术语中已有的人名作为约定俗成对待外,其余一律按名从主人的原则,根据新华社编的各语种译名手册译出。为了更好地区分哪些人物应作约定俗成对待,我们从国外若干种百科全书中收集了约1万个科技界名人,编译了一本《外国科技界名人录》。书中人物的译名均参照各学会名词机构所编专业学科词汇中的用法确定。学科词汇中没有的,则一律按译名手册定。这样就把约定俗成的译名数目限制住,不使再增加。为进一步统一作好准备。随着自然科学名词统一工作的开展,科学家人名译名的统一工作也提到了日程,相信在各有关单位的共同努力下,由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加以组织、协调,一定能事半功倍地完成这一工作。     

中国化学物质命名中的汉字探讨

摘要：对1932—2006年间中国历次公布的《化学命名原则》中涉及的汉字使用和变更进行了说明与探讨，同时对海峡两岸用字差异进行了分析。 并对未来化学命名中汉字的使用作了展望。     

给prion一个确切的中文译名

编者按 Prion是美国科学家S.B.Prusiner发现的一种新病原物,并因此获得1997年度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几年来此词的中文名一直比较混乱,本刊在此栏目中对其展开讨论。我们欢迎有关学科的读者参与书面讨论,在适当的时候全国名词委将召开研审会,确定其规范名。一、Prion的提出、定义及相关术语Prion的概念由美国加州大学神经病学家Stanley B.Prusiner(斯坦利·普鲁西纳)于1982年4月在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上首次提出。他在研究与疯牛病(牛海绵状脑病,BSE)有关的一种人类大脑疾病时,发现了一种全新的致病因子,命名为prion。他的该项研究荣获1997年度诺贝尔医学奖。Prion来源于英文proteinaceous infectious particle。该项研究诞生了一系列相关的词语,有：prion(1982《Science》)^[1];prion protein(PrP)(1982《Biochemistry》)^[2];prion disease(1984《Scientific American》)^[3];PrP^C(1986《Cell》、《Proc Natl Acad Sci USA》)^[4,5];PrP^Sc(1986《Cell》、《Proc Natl Acad Sci USA》)^[4,5];以及PrP27～30^[6]、prion rod等。普鲁西纳给有关术语所下定义为^[7]：prions是不含核酸的蛋白质性的感染粒子(Prions are defined as proteinaceous infectious particals that lack nucleic acid.)。PrP^C是细胞prion蛋白(PrP^C is the cellular prion protein.)。PrP^Sc是可致病的prion蛋白异构体(PrP^Sc is the pathologic isoform.)。二、Prion已有的中文译名由于该项研究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所以国内一开始介绍此项研究时,给prion的中文译名较为混乱。如有：朊病毒、朊蛋白、毒蛋白、蛋白病毒、蛋白粒子、蛋白感染粒子、蛋白侵染因子、感染(性)蛋白子、锯蛋白等,以及音译名称普恩蛋白、普里安、普利昂、泼里昂、普赖子。前期中应用较多的译名为“朊病毒”。据考查,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一译名曾被列入《病毒名称》一书中。有关prion的译名情况参见表1。三、有关讨论与中文译名的变迁1987年出版的《病毒名称(第二版)》已收有prion,列入附录Ⅲ“病毒和亚病毒的部分术语”中,译为“朊病毒(感染性蛋白质)”。1996年《生命的化学》第6期中廉德君将其译为“蛋白粒子”;此后该刊在1997年4期上即有张友尚的文章对此提出讨论,认为“在其他报刊中也有称之为锯蛋白的。在prion发现的初期,曹天钦先生曾建议译为朊病毒”。张友尚也同意将其译为朊病毒;该刊1998年2期贲昆龙等又认为其他译名不妥,建议中文译名为蛋白传染子,或者将音与义结合,译为普赖子。《实用传染病学》(李梦东主编,第2版,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年4月)将prion译为朊毒体,与此相关的疾病译为朊毒体病。《参考消息》从1997年10月开始介绍此项研究时用了“朊病毒”这一名称,并一直沿用了很长时间,如1999年5月29日还用“朊病毒造成致命失眠症”为题发表文章;但到1999年10月16日,在“法国科学家预言21世纪疾病”一文中已改称“感染性蛋白子”。《医学与哲学》一书中傅杰青、禹宽平的系列文章主张用“感染蛋白子”。^[8]有一点是肯定的,在所有译名中,初期以“朊病毒”的影响最大,连《科学通报》也用了“朊病毒”。后来,由于研究已明确阐明prion并非病毒(其结构较病毒更为简单,不含DNA和RNA),用“朊病毒”来表述prion明显是不合适的,所以“朊病毒”一词必遭淘汰无疑！部分学者在注意到该点后,已试图用其他词语代替应用较广的“朊病毒”。如《实用传染病学》、《医学与哲学》、《参考消息》、《中国中医药报》。在研究阐明prion有正常型和致病型两种之后,prion本身所表达的意义也有所变迁。所以,在其中文名称中出现“传染(感染)”或“毒”的意义也显得并不确切。可以说prion目前仍没有确切的、令人满意的中文译名！笔者认为很有必要重新给出规范性的命名。四、关于prion中文译名的建议由于prion是一种新的致病因子,因此其译名应与病毒、细菌、寄生虫等已有的致病因子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最好能用两三个字来表达)。笔者认为应遵循以下原则：译名应当确切(能体现出其蛋白质的本质);译名应具有新颖性(可创用新词,体现出这是一新的研究领域);译名应当简洁(便于作为一个词素来应用,方便这一新学科一系列复合性新术语的构词)。根据以上原则,以及笔者对该项研究较长时间的关注和思考,建议将prion译为“普朊”。此为音译加意译,简洁明白。理由如下：(1)prion与蛋白质的关系已经阐明,笔者对用“朊”代表蛋白质的作法表示赞赏,可以使译名具有简洁的特点。(2)prion提出的早期,普鲁西纳认为它是有致病性的,故称其为“感染性的……”。但后来的研究简明,PrP有正常的(PrP^C)和致病的(PrP^Sc)两种不同的形式,因此产生了“一种蛋白,两种构型”的论断。但这在命名学上产生了逻辑矛盾。^[8]因为正常型是没有致病性的,谈何有感染性？所以我们在命名prion时,不必受其原有的限制。故将prion的词头音译为“普”字。将prion整个词语译作“普朊”。“朊”之发音与prion之后半部分亦极为接近。这是一种巧合。(3)prion与proteinaceous、Prusiner的词头都是p,译作“普朊”暗含有普鲁西纳中文名称的首字,这更是一种巧合。(4)“普朊”的命名可以使该领域产生的一系列新术语也变得简洁明了,符合这一门新学科的需要。试译如下：prion——普朊;prion protein(PrP)——普朊蛋白;PrPC——正常型普朊蛋白;PrPSc——致病型普朊蛋白;prion disease——普朊病;PrP27～30——分子量为(27～30)千道尔顿的普朊蛋白;prion rod——普朊小体。     

惰性气体元素中文名之由来

文章主要目的是研究惰性气体元素中文名词氦、氖、氩、氪、氙、氡的形成。在19世纪末,这些元素名词是以意译方式出现,如(氩)与曦(氦)。在1907年《化学语汇》第一次提出氩、氦、氪等音译名词后,惰性气体元素中文译名便开始往音译名词上发展。而氖字,可能最早出现于1908年。氙字是首次出现在1933年出版的《化学命名原则》,然而在此前一年在化学讨论会所通过的是。至于氡字,是在1937年教育部所举行的化学名词审查会议中所决定的。     

早期元素中文定名原则

正1932年,由中国当时的教育部公布的《化学命名原则》涉及了92种元素名称,其中85号、87号和91号元素没有定名。在制定元素名称时,确立元素定名取字,应依一定系统,以便区别。元素名称固有汉字有金(Au)、银(Ag)、铜(Cu)、铁(Fe)、锡(Sn)、硫(S)、铅(Pb)等,这些元素名称用字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如:《汉书·食货志》《说文解字》《神农本草经》等都有记载。这些字的字形结构也成为制定新元素名称的     

中国化学物质命名中的汉字探讨

对1932—2006年间中国历次公布的《化学命名原则》中涉及的汉字使用和变更进行了说明与探讨,同时对海峡两岸用字差异进行了分析,并对未来化学命名中汉字的使用作了展望。     

第二届外国科学家译名协调委员会正式成立

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简称全国名词委)于1995年3月29日在京召开了第二届外国科学家译名协调委员会成立大会。全国名词委主任卢嘉锡教授到会做了重要讲话,并向新应聘的第二届译名委员会委员颁发了聘书。卢嘉锡教授高度称赞了第一届译名委员会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表彰了他们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和兢兢业业的奉献精神,并预祝新的一届译名委员会继续发扬优良传统,做好译名协调审定工作,保证全国名词委审定、公布的科技名词更具权威性,使我国科技名词的统一工作取得新的更大成就。全国名词委副主任潘书祥同志主持了成立大会,并向大会介绍了新译名委员会的人员组成情况及全国名词委的工作概况。他说,全国名词委自1985年成立以来,受到国家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各有关领导同志多次给予这一工作以很高的评价,可以说,科技名词统一工作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心和支持。目前,全国已有约1700名专家参加了名词工作的行列,其中两院院士就有170人左右。还有很多专家以书稿或座谈形式参加这项工作,全国数千位科学家组成一个整体,共同从事系统的科技名词审定工作,这在我国科技发展过程中前所未有。希望各位专家多发挥自己的专长和在社会上的影响,广泛宣传名词统一工作的深远意义,进一步扩大全国名词委和名词工作的影响,把科技名词工作开展得更好更深入。外国科学家译名协调委员会成立七年以来,围绕译名审定开展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先后召开了20多次协调会,对3个学科近3000条译名逐一进行了严谨的协调定名。对一些难度较大,争议较多的译名,进行深入调研、反复推敲,并与学科专家多次磋商后方予确定。其中涉及到的科学家遍布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证了全国名词委审定公布的名词术语的权威地位。第二届译名委员会的组成在前一届基础上做了部分调整,由20名各有关部门的专家组成。新的译名委员会增加了来自于外交部、北京外国语大学、国家科委情报所、国防科工委、北京图书馆、科学出版社、高教出版社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委员,扩大了机构组成的覆盖面,不仅可以听取更广泛的意见和信息,也可将名词统一工作的影响辐射到更多的领域。成立大会后,第二届译名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就本届委员会的工作任务、规划及《译名通则》的修订进行了讨论,与会者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对于加强和改善译名委员会的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各位委员一致表示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认真搞好译名协调工作,广泛宣传名词统一的深远意义,为完成科技名词统一这项与科技发展配套的基础性工作,做出一代人的贡献。本次会议对化工、公路、物理、医学等四个学科提出的428条译名术语,逐条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和定名。在审定过程中,大家对改进工作提出了一些原则和建议,并希望各学科分委员会给予协助和支持：1.“名从主人”问题。要求各学科上报需协调的译名术语时,注明所涉及科学家的国籍。如Helfrich deformation一词中的Helfrich,按“名从主人”的原则,如是德国人,应译为“黑尔弗里希”,如是荷兰人,则应译为“海尔弗里赫”;又如Guyton一名,如是英国人,应译为“盖顿”,如是法国人,则应译为“吉东”。2.“约定俗成”问题。需协调的译名术语应注明该科学家的生卒年月及专业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译法。对于年代久远并在学术界影响范围很大的科学家人名,应当按“约定俗成”原则译名,而对近代或在世的科学家,特别是存在多个不统一的译名时应遵从规范。如Galileo为举世闻名的科学家,原译名为“伽利略”,按照“约定俗成”的原则,不应更正。而对于Gateaux(法国数学家),原译名为“伽斗”,现采用了规范用字,定名为“加托”;又如Joule一名,由于已广泛用作“功”的计量单位,所以保留“焦耳”的译名,而不取“焦尔”这一规范用字。而对于Edwin Herbort Hall(美国物理学家,1855－1938),原译为“霍耳”,现定名为“霍尔”。3.有关日本科学家的译名术语应注明其汉字名。按照《译名通则》中“使用汉字的外国人,直接采用其汉字名”的规定,日本科学家译名应取其汉字名。但是,一些由英文等转译而来的日本人名并非与其汉字名一一对应。如,由于Kihara对应于“木原”等7条汉字名,Kono对应于“甲野”等34条汉字名,而导致无法定名,因此,建议各学科提交译名时,应提供该日本科学家所用的汉字名。4.对并非以人名命名,而是以地名、公司名、商标名或其它方式命名的术语应加以注明。如本次提出译名中的“Omniscience device中的Omniscience,Thermetics device中的Thermetics并非人名,不宜译为“奥莫尼撒英斯装置”、“色尔麦替克斯装置”,而应取其意译。5.对各语种译名术语字母上的符号“^”、“”等应当注全。例如,Kocher是英文,译为“科克”,如是Kocher,则是德文,应译为“克歇尔”。6.对一些不规范的习惯译名,可以靠拢规范的应给予规范定名,而将习惯译名作为“又称”予以保留,以作为一种定名的过渡形式。如Benkelman beam(德)应当译为“本克尔曼梁”,原习惯译名“贝克曼梁”作为“又称”暂时保留,逐渐予以淘汰,对明确不再使用的原称,则注明为“曾用名”。7.对一些国际上通用的字头缩略语不再按照音译汉字定名,而保留其字母形式。如FIDIC terms一词中的FIDIC为“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的缩略语,我们直接定名为“FIDIC条款”,而不用“菲迪克条款”。8.建议各学科在向译名委员会提交译名术语时,按照全国名词委下发的《外国科学家人名译名协调表》,对表格中所列“原文词条名”、“最常用译名”、“次常用译名”、“科学家国籍”、“生卒年月”、“主要研究领域”等栏目逐条认真填写,提供尽可能详尽的原始资料,以便译名委在定名时有更加充足的根据。另外,填写之后要对原稿的拼写、符号等认真校核,以免发生误译情况。9.与会委员们希望全国名词委办公室及各学科名词审定分委员会将分委员会对协调后译名的意见和最终公布的译名情况及时反馈给译名委员会。为期两天的会议开得很成功,学术气氛浓厚,注重实际效果,显示了新一届译名委员会精干、高效的特点。     

噁唑和蝶啶的命名

笔者在《科技术语研究》（1999，第三期）上，曾撰写《二噁英的正确命名》一文，是因为当时媒体广泛报道了在欧洲生产的畜禽和乳制品中含有致癌物质“二噁英”。由于计算机字库没有噁字，所以媒体基本上用“二恶英”。时至今日，“恶”字这种错误用法仍广泛见于诸媒体。在1932年，当时的教育部公布的《化学命名原则》中，对杂环化合物的命名已经使用“噁”字如：“噁唑”。“二噁英”就是含氧五元杂环的衍生物。当时公布时使用繁体“噁”字，在汉字简化时将“恶”和“噁”统一使用“恶”字，忽略了化学命名中使用的“噁”字。     

谈谈三年来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协调工作

在自然科学术语中,有些术语带有外国科学家的姓名。审定我国自然科学术语,以期达到规范与统一,各学科均遇到了协调统一外国自然科学家的译名问题。为解决这个迫切问题,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领导下,于1987年2月成立了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协调委员会。委员会组成人员除名词审定分委员会推荐的人员外,我们还邀请了长期从事有关译名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参加,诸如新华社、中央编译局、地名委员会、国家语委、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科学出版社和辞书出版社等。三年来,译名协调委员会配合各分委员会的名词审定工作,开了10次译名协调会,先后对天文学、大气科学、物理学、土壤学、地理学、林学、生物化学、地球物理学、微生物学、医学、测绘学、化学、遗传学、海洋学、生理学、生物物理学和电子学等17个学科要公布的术语中的827条外国科学家译名,进行了协调。其中涉及的国籍有英、美、德、法、苏、意、奥地利、瑞典、荷兰、西班牙、葡萄牙、丹麦、挪威、比利时、加拿大、澳大利亚、波兰、希腊、瑞士、日本和印度等。我们在对上述17个学科的外国科学家译名协调中,发现除了一部分知名度很高的大科学家各学科的译名一样之外,在大部分的科学家译名中,有不少译名各学科是不一致的。如：Poincare 庞加莱(物理学、海洋学) 坡因卡(电子学) 旁卡(测绘学)Auger 奥格(地球物理学) 俄歇(化学、电子学)Erans 埃万斯(化学) 埃文斯(医学) 艾文思(电子学)Pockels 泡克耳斯(物理学) 普克尔(电子学)Burgers 伯吉斯(化学) 柏格斯(电子学)经过协调,达到了统一。各学科的译名在译音和用字上不够规范的不少,除了公认的约定俗成的和本学科用惯了的之外,通过协调大约有300多个不妥的译名得到了修订,使之趋于规范化。这样,通过三年来的译名协调工作,17个学科要公布的术语中的800多个科学家译名,基本达到了统一和规范化,为我国名词审定工作和科技界的外国科学家的译名统一,做了一项基础性工作。这也是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协调委员会和各学科有关同志,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领导下,对我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贡献的一份力量。为搞好外国自然科学家的中文译名,在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协调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制订了“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通则”。协调工作中我们依据“通则”和实践经验,总结出搞好译名协调工作的主要经验是：遵循“名从主人”、“约定俗成”、“服从主科”、“尊重规范”四条基本原则和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1.名从主人姓名的读音,应以本人所在国家的习惯为准。所以汉译一个外国自然科学家的人名,首先应查明该人的国籍,然后尽可能按该国的发音或国际习惯发音确定其汉译名。例如Haro galaxy这条术语中,Haro是当代墨西哥天文学家,1976年前多译为“哈罗”,后来按西班牙语将Haro galaxy定为“阿罗星系”。再如Auger是法国科学家,地球物理学原译为“奥格”,但这是按英语译出的,我们根据法文发音将其订为“俄歇”。2.约定俗成对于科学界通行很久,人所共知的译名,即使发音不够准确或用字不够妥当,一般也就不宜再改了,否则会产生更多的分歧。在我们协调过的17个学科名词中,有一些是属于这类译名,如：牛顿、伽利略、爱因斯坦、居里、库仑、欧姆、高斯、康普顿、达尔文、德拜、安培、阿基米德等。这些译名应本着“约定俗成”的原则,不再硬性正名或强行“名从主人”了。这样做主要是从实际出发,以利于统一。但是约定俗成的范围,应愈小愈好。愈小愈有利于规范化,否则无限制地以“约定俗成”论,则会达不到协调统一和规范的目的。因此协调的译名词条,应明确哪些是该学科约定俗成、不可更动的,哪些是可与其他学科协调、能够改动的。3.服从主科当遇到各学科对同一个外国科学家译名不一致、而译名又都基本合理时,应本着“服从主科”的原则来定。即考察该科学家主要在哪个学科方面贡献最多、知名度最大,译名就由该学科来定,别的学科要向其靠拢。如Bessel,虽在天文学方面也有贡献,但他主要是数学家,原来天文学界曾译“白塞尔”,而且该译名已很通行,这次天文学名词审定时,他们服从了数学界的译名,改译为“贝塞尔”。再如Euler,虽在物理学方面也做出了不少贡献,但他主要是数学家,所以他的译名应主要随数学界译名而定。Euler在物理学界习惯译为“欧勒”,这次服从数学界,定成“欧拉”。再如Fortin,物理学界原译为“福廷”,而气象学界译为“福丁”,考虑他主要是气象学家,故物理学界服从气象学界,订为“福丁”。4.尊重规范《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通则》中指出：“外国科学家译名以汉字音译为主,力求准确和规范化,……译新名时原则上参照新华社编的有关译名手册和地名委员会制定的译名表。”根据这点,各学科在科学家译名的订名上,除了已约定俗成和服从主科者外,如发现原译名有不妥之处时,应尽可能使之规范化,即参照“手册”和“译音表”,加以订名。这是达到统一的一个重要途径,特别是在定名的用字上也要力求规范化,以减少差异,有利统一。在对各学科译名进行协调时,常会遇到上述四条原则以哪条为主的问题。通过译名协调实践,我们得出：具体译名要具体对待。有时要重点考虑“名从主人”,要为其“正名”;有时要重点考虑“约定俗成”;有时重点考虑“服从主科”,向主科靠拢,与主科一致;有时则要重点注意规范化,在译名和用字上要与新华社等编的手册和译音表一致。当遇这四方面有矛盾时,则需细致深入讨论确定。如微生物学有个术语,英文名为Gram stain,微生物学译为“革兰氏染色”,协调时考虑Gram如不是约定俗成的,译名为“革兰氏”不规范,鉴于他是德国人,按德语发音拟修订其译名为“格拉姆”,简称“格氏”。会后征求意见,微生物学界多数不同意改,认为“革兰氏”已惯用了。因此,再次协调时就以约定俗成论,该条术语仍订为“革兰氏染色”。通过三年来译名协调实践,我们还取得了一些新的经验,得到一些具体规则,补充、丰富了“译名通则”的内容。如：1.日本人名表达在《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通则》中,曾规定“使用汉字和曾自造汉名的外国人,可直接采用其汉字名(包括日本汉字)”,《天文学名词》中有一个日本天文学家的名字,其英译名为Hayashi,其日本汉字为“林”。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考虑到为了不与其他姓林的科学家混淆,根据其全名订名为“林忠四郎”,其读音在日本为はやし,而在中国按汉语发音读为lin zhong si lang,不读成Hayashi。我们觉得这样表达和读法是可取的。2.协调确定：译出全名时后边一般不带“氏”字,单音节人名或简称名可加氏字。3.译名有时采用简称。当一个外国科学家姓氏太长、译成汉字字数多而读起来困难时,在学术界常把译名简化。如：Cassegrain focus订为“卡氏焦点”。Gregorian year订为“格里年”。Hertzsprung－Russell diagram订为“赫罗图”。Arias－Sell reaction订为“A－S反应”。4.与人名相连的术语,有时亦可意译表达。如：Bartholin cyst订为“前庭大腺囊肿”。5.顾全大局,服从公布当后面协调的学科有与前面协调过的学科相同的科学家时,本着译名通则的“同名同译”原则,两个学科的同一科学家译名应一样。但有时两个学科的同一科学家译名不同,这时需要协调统一。当前面协调过的学科名词已确定、并公布,这时后面协调的学科,就不能单从“服从主科”角度考虑,而要发扬顾全大局、忍痛割爱精神,向公布的学科靠拢。即使前面公布的译名,可能不甚妥善,一般也不宜再另订,否则不利统一。例如：Geiger－Müllercounter tube这条术语,电子学习惯订为“盖革—缪勒计数管”,而《物理学名词》公布的是“盖革—米勒计数管”(经协调定的)。我们认为,这时应服从先公布的结果,统一订其名为“盖革—米勒”。再如Wilson这位科学家,《天文学名词》公布其译名为“威尔逊”,而物理学原译名为“威耳孙”且也比较惯用。后来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本着服从公布、以利统一精神,改订为“威尔逊”了。为进一步做好译名协调工作,我们觉得今后有些地方还应加以改进。如：1.有的学科提出的译名材料中,对有些外国科学家的国籍未标清楚,进行译名协调时,难以对其原译名加以可否。希今后提出译名协调的学科,先要作好这项工作,必要时需花些力气对一些科学家的国籍,做些调查研究工作。2.有的学科提出的译名材料,未能把全部要公布的名词中的外国科学家译名全提出来。协调后发现有落掉的,有的后来补充协调做了弥补;有的则未补充协调,该学科自己决定用了他们的译名,事后发现这里面有的订得不妥,给后来译名协调工作和术语统一工作带来困难。希今后有落掉的,要补充协调,不要本学科自己就确定了。3.有的学科译名协调后,未能将分委员会讨论结果反馈给译名协调委员会。后来发现有的学科并未完全按协调结果定名,使后来协调工作被动、难做。4.有时由于协调人名多、时间紧,各译名未能得到充分讨论、协商,最后协调结果未能明确,尤其是本学科参加会议人员亦未明确,从而影响后来工作。5.虽然我们曾把87、88两年协调的译名材料,分别整理出来了,但87年的材料不够完善,并有差错。今后要把所有协调过的译名,统一以英文字母顺序按外文名、国籍、学科、协调前译名、协调后译名和备注的格式,整理出来,供参考。希今后各学科的译名材料,也按这个格式提出来。总之,三年来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协调工作,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领导下,在译名协调委员会委员和各学科有关同志的共同努力下,从零开始,摸索前进,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要实现钱三强主任提出的在2000年前把我国科技界各学科术语都审定公布一批的宏伟目标,我们还需不断总结经验,奋力向前。我们相信,译名协调工作今后虽然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正如我们委员会名誉主任陈原先生所讲的：“今天协调不了明天再协调,明天协调不了后天再协调,总有一天协调出来,那就很好。”让我们与大家共勉,做好这项工作。     

郑贞文与中文化学命名

摘要 20世纪中文化学名词发展过程中,郑贞文是贡献最多的其中一位,在无机化学命名方面,影响最深远。在有机化学名词上,用天干符号来表示有机化合物中的碳数目也是由他提出的。中文化学名词规范化的成果——1933年出版的《化学命名原则》,他是重要整理者之一。在化学命名上,郑贞文在1919年发表了《化学定说名略》,次年,他又完成了《无机化学命名草案》(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这本书在无机化学命名上影响深远,被誉“对于化合物之命名,特能推陈出新,诚为命名之圭臬矣”^[5]。至于在有机化学名词上,从1919年开始,郑贞文便提出了一些有机命名原则,次年,他参加了科学名词审查会有机化学普通名词会议,并且提出一些批评与建议。可惜,他的有机名词几经修订,在1932年1月脱稿时,“适值上海抗日之役,竟遭一炬,并多年搜集之参考资料,亦荡然无存。”^[6]不过,至今依然能在《化学定说名略》及他与杜亚泉合著的《有机化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一窥他最原始有机命名的想法与原则。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将郑贞文在元素、无机及有机化学名词中的想法及原则分开讨论,以便深入了解他在中文化学名词上不凡的贡献与成就。一、20世纪的中文化学名词在元素名词方面,从1908年由清朝学部所编译的《化学语汇》中,便可以知道,傅兰雅和徐寿在《化学鉴原》所提出的元素名词,即以一个偏旁与一个西文第一音节造字而成,已经为我国化学界普遍接受。在无机名词方面,在甲午战争之后,便逐渐受到日文的影响,即在许多无机名词中插入一个化字,尤其是在二元质无机化合物的名词上。如calcium oxide(CaO),在此之前,大部分的名词是依据它的化学式来翻译为钙氧,1895年之后则翻译为氧化钙。而在有机名词方面,中国人就必须重新建立一套有机系统名词。一来,19世纪大部分所翻译的中文有机名词是以傅兰雅音译的名词为主,如迷以脱里以脱里阿美尼(methylethylamine),如此四个字以上的音译名词,为数不少,便很难引起中国人的共鸣。至于丁韪良(1827～1916)、嘉约翰(1824～1901)及毕利干(1837～1894)等人虽然翻译了一些意译的有机名词,然而数量有限,也无法造成流行;而日本有机名词也是以音译为主,自然也无法形成广泛的使用及传播。直至1908年,虞和钦出版了《中国有机化学命名草》,才开始了中文有机化学系统命名^[7]。在20世纪中文化学名词发展的过程中,早些时候,是由科学名词审查会来主导,国立编译馆与中国化学会的成立,更加速了中文化学名词规范化的脚步。不论是科学名词审查会或者国立编译馆,郑贞文都参与其中化学名词制订的工作。尤其是1933年出版的《化学命名原则》,几乎是仰赖郑贞文的热诚与毅力。在前一年召开的教育部化学讨论会上,“译名组提案”是由郑贞文起草的,已成为《化学命名原则》的蓝本^[8]。二、元素名词20世纪初,元素名词受到日文名词的冲击,有些日译化学翻译书则是直接使用日文名词,如水素(氢)、酸素(氧)、窒素(氮)^[9]。有的则是将“素”字放在傅兰雅名词上,如锂素和铍素^[10]。与此同时,江南制造局所翻译的元素名词也蔚为风潮。除了益智书会或者博医会所使用的元素名词外,大部分的元素名词还是采用傅兰雅和徐寿所提出的名词,如《化学语汇》和虞和钦的《中国有机化学命名草》等。自科学名词审查会成立(1916)到《化学命名原则》的出版,在元素名词方面,争议比较多的是氧、氢、氮、氯和砷的翻译^[11]。在氧、氢、氮和氯的名词上,科学名词审查会提出了两种版本。一种是不含“气”偏旁的养、轻、淡和绿,另外一种则是冠有“气”部的昜、巠、和。养、轻及淡是否能简化成羊、巠和炎,进而转变成氧、氢和氮是一个争议的地方^[12]。至于科学名词审查会所比较属意的冠上“气”偏旁的昜、巠和也备受争议,郑贞文则认为,“所造之字,骤观之似极其机巧,细察之则全涉牵强。”^[13]郑贞文认为,oxygen、hydrogen、nitrogen和chlorine等名词,应该翻译为冠上“气”部的养、轻、淡和绿,但可以简化成氧、氢、氮和氯。至于在砷名词上争议,则是在于采用音译的砷,还是传统的砒,或者是由信石所拼成的新字。至于其他元素名词上的译名,由于常常牵涉到是否会与其他元素名词相似音造成混淆,而建议修改^[14]。三、无机化学命名在甲午战争之后,中文二元质无机名词便受到日文的影响,即在两个元素名词之间插入一个“化”字。在早期,谈到二元质无机化合物命名原则,最详细的可能莫过于郑贞文所提出来的方法：拟联缀根名以名之,根名既定,则根与根相结之化合物,可加化字于根名之间(而略根字),称曰某化某,阴根之名居前,阳根之名居后。^[15]至于郑贞文的《无机化学命名草》,共有三篇,则是包罗万象巨细靡遗,各类化合物命名包括齐全。第一篇为元素命名。第二篇则为根基及其化合物命名,涵盖单根及二元化合物、复根及其化合物、错根及其化合物。至于第三篇,则为错化合物的命名。虽然,其中“尚有不易而不便于通行之处不少,为最有系统而有价值之著作”^[16]。事实上,1932年所举行的教育部化学讨论会决定：“单根二元化合物,照郑贞文先生译名商榷乙法之规定命名。”^[17]另外,在无机名词上,比较困难的是错化合物的命名,郑贞文的名词更是独占鳌头。四、有机化学名词《中国有机化学命名草》的出现,开启了中文有机系统命名的时代。因此,虞和钦被誉为“替我国制定有机化合物名称的第一人”^[18]。虞和钦的名词看来有些繁琐,如异性二个一炭矫基易轮质(xylene,间甲基乙基苯)和壹﹒参﹒伍﹒三个一炭矫基易轮质(Mesitylene,1.3.5三甲苯)。另外,他所使用的字也比较深涩一点,如矫质(烷)、羸质(烯)和亚羸质(炔)。郑贞文便针对这些缺失提出一个更简单的有机名词命名,即以完质、欠质和缺质分别来表示虞和钦的矫质、羸质和亚羸质。至于一碳、二碳、三碳等名词,郑贞文则是以甲、乙、丙等天干符号来表示,如此的有机名词看来就比较简洁^[19]。 1920年7月,郑贞文代表丙辰学社出席科学名词审查会有机化学普通名词的会议。由于科学名词审查会的正当性及权威性一开始便受到质疑^[19],再加上有机名词复杂繁琐,所以郑贞文便在会后提出一些批评与建议^[20]。 即使受到许多批评和质疑,科学名词审查会还是奠定了有机化学系统名词的基础,现今所使用的烷、烯、炔、醛、酮和醚等有机名词便是他们所制订的^[21]。另外,虽然科学名词审查会没有采用郑贞文的天干符号,不过之后的中国化学会还是将它纳入有机系统名词中。五、结论在20世纪中文化学名词发展中,在一个庞大而且复杂的命名系统中,似乎没有人能够一枝独秀。不过在这过程中,科学名词审查会、国立编译馆、化学讨论会和中国化学会都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而郑贞文都参与其中,甚至有些时候是主导整个局势的发展。在元素名词上,19世纪由傅兰雅和徐寿所提出的元素名词已经流行多年,虽然有些名词被建议修订,但使用的习惯已经形成,所以20世纪元素名词能够变动的空间非常有限。然而无机及有机名词的情况截然不同,19世纪的名词并未流行。在无机名词上,早期时候,郑贞文就提出较完整齐全的无机命名原则,加上积极地参与这类名词的编译,使他的无机名词成为不可或缺的。在有机名词上,科学名词审查会中所编译的烷、烯和炔三个名词是否受到郑贞文的完、欠和缺的影响,是值得再讨论的重点。至于天干符号的使用是否与郑贞文担任国立编译馆化学名词审查会的主任委员有关,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外国自然科学家的译名协调问题

由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经过一年的筹备并直接领导的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协调委员会于1987年2月成立。这个机构的建立是为了适应我国关于开展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的迫切需要,它对进一步推动科技名词术语的协调统一和命名的标准化、规范化、为逐步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术语数据库做好基础性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译名协调委员会由名誉主任陈原、主任吴凤鸣等27位委员组成。其任务是配合各学科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工作,以他们的译名工作为基础,通过交流情况和交换意见,用慎重细致的态度进行科学家译名的协调统一。工作的基本内容包括摸清科学家的国籍和族别、其姓氏的正确拼写与念法、在学科交叉中是否存在同名异译或一名多译以及该译名在有关学科中是否属于已公认的、统一使用的惯译必须加以保留等程序。汉字译名难以统一是千百年来一个“老大难”问题。今天,由于我国四化建设的需要,党和政府极为重视这方面的工作。成立大会时,大家谈了感受,交流了经验和体会,心愿是共同的。会议认为,当前开展这项工作是势在必行,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委员们反复讨论并通过了译名工作条例和通则的试行稿。会议文件已在会后印发简报分送各分委员会和委员。译名协调委员会成立半年来,根据各有关分委员会的工作进度,于1987年4月、6月和8月先后分三次召开京区委员及有关代表参加的协调会议。对下列学科拟首批公布的名词术语中涉及的外国科学家的译名进行协调。这些译名包括：天文学77条、气象学11条、物理学162条、土壤学4条、地理学10条、生物化学4条、林学5条以及地球物理学92条,总共为365条。委员们在会上总是先各抒己见,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反复讨论,最后协调统一各种不同意见。由于心情共同,目标一致,协调会上经常出现既明辩是非,又做到局部服从全局的感人场面,充分洋溢着学术民主和团结友爱精神。下边我谈一下在具体协调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和我们在处理方法上的几条主要原则：一、名从主人从上面提到的365条译名来看,这些科学家分别属于许多不同的国籍或民族,他们当中有英、德、美、法、意、苏、奥地利、瑞典、荷兰、葡萄牙、西班牙、丹麦、挪威、比利时、加拿大、澳大利亚、希腊、瑞士、日本和印度等国籍或族别。为要妥善协调统一好他们的译名,就要运用好译名通则的各项规定。力求明确科学家的国别,弄清这些姓氏的正字、正音是处理好译名的基本要素。协调委员会从整体着眼,希望通过协调,除照顾那些在使用中业已确立影响的惯用译名外,逐步地摸索出一套适合我国汉字形意特点、构词特点的现代汉字译名体系,为发展我国现代术语学作出贡献。不久前,一位来华开会的新加坡高级新闻编译介绍说,新加坡的华文译名是以英语读音规则为译音基础的,海外华人地区基本上都如此,这一点与旧中国的做法没什么不同,这位先生也同样表示了“汉译难以统一”的苦楚,他赞赏新中国今天采取“名从主人”的译名原则具有进步意义。所谓“名从主人”简而言之就是译音要根据不同国家或民族的语言来定名,而不是以一种外来语强加给另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做法。二、约定俗成科学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我国并非陌生人物,无论在科研部门或专门的学科范围或各种出版物里,他们的译名经多年使用,已经相沿成俗,尽管有的译法还互不一致、用字也不合今天习惯,甚或其音译完全不对头等等,对于这部分人名,协调中需要斟酌再三。由于他们在科学上的贡献,他们的名字早为人们所熟悉。凡属社会公认的、使用中已统一的译名,我们当然要以历史唯物主义态度继续保留沿用,例如对牛顿、伽利略、哥白尼、爱因斯坦、达尔文这样一些历史译名应予继承,这就是通则上规定的“约定俗成”原则。三、服从主科当同一名科学家在不同学科中出现译名不一致而其译法还都基本合理时,我们一般要斟酌该科学家在哪个学科的贡献和知名度较大来决定,其它学科采取放弃自己的用法以服从主科的原则。例如十八世纪德国普鲁士科学家Bessel在天文和数学方面都有成就,天文学界译“白塞尔”,数学界用“贝塞尔”协调时,天文学的委员认为,此人的名气还是在数学方面大,便服从主科采取了数学界的用法。再如法国科学家Fortin,物理学界原用“福廷”,但在讨论中考虑到他在气象学方面更著名,故让步改用气象学的译法“福丁”。这种顾全大局,向主科靠拢以求统一的风格在讨论中总是受到大家的称赞。四、尊重规范译名通则规定：“外国科学家译名以汉字音译为主,力求准确和规范化。”又强调“译新名时原则上参照新华社编的有关译名手册和地名委员会制定的译音表”。新中国建立卅多年来,由于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汉字译名的使用达到了我国有史以来最广泛的程度,一些常用的译音汉字和通用的译名已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习惯,有鉴于此,我们对待科学家的译名,除已约定俗成者外,希望用字尽可能在现代汉语的习惯基础上实现规范化,以利更大范围内的统一。五、结束语综上所述,我们觉得,协调统一我国自然科学界的外国科学家译名,应当做好两个方面：一是各分学科名词审定委员会和我们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协调委员会都应分别情况,运用好“名从主人”和“约定俗成”两大译名原则;二是大家在协调进程中实事求是地以“服从主科”和“尊重规范”的态度,为争取早日实现我国科技界的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的统一和规范化作出贡献。     

谈《内经》的英文译名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关于《内经》的英文译名，常被认为是“内科学”，在国外已多次碰到这种情况，殊感对《内经》有曲解，但因为水平所限，不敢冒昧置词，最近又有国外人士谈起、引用，影响甚广，因而妄写此文，以就教贤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