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人工智能技术的伦理规范

正编者按:人工智能是本刊持续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伴随人工智能的兴起,有许多新的伦理问题需要得到有效的理论处置。本次专栏推出四篇从不同角度讨论人工智能相关伦理问题的文章。李建中的文章从科学研究的偶然性出发,反思了在决定论的人工智能语境中,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的问题。郭林生、李小燕的文章讨论了算法的伦理属性和伦理功能,并提出了算法伦理可能实     

人工智能:不确定的自主性知识创造

人工智能依靠自主创造知识对社会的结构性嵌入,打破了社会系统原有的均衡,动摇了人在知识创造中的主体地位。随着人对智能技术依赖的日益加剧,人-机的主奴辩证关系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不确定性风险正在逼近。人在智能时代所遭遇的自由危机将削弱自我的知识创造力,面临自我消解的威胁。重构人的主体地位,为技术注入充满人文关怀的伦理规约,是人实现自我解放的必然选择。     

预知性技术伦理消解AI科林格里奇困境的路径分析

人工智能的关键特征是采取最优行动,而该特征会直接导致人工智能难预知性和风险性的属性,进而使其社会负面影响呈现出早期难预测和后期难控制的特点,此称为人工智能的科林格里奇困境。而单一的技术向度解决科林格里奇困境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特性提出了严苛要求,导致其适用范围的局限性。鉴于此,我们引入了现代伦理方法:预知性技术伦理(ATE),并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对其责任分配问题进行了补充。在技术设计阶段渗透价值并映照社会行动者网络以解决人工智能社会后果在前期难预测、后果难纠正的问题,进而达到消解人工智能科林格里奇困境的目标。     

人工智能的不确定性及其治理探究

当前,人们对待人工智能的态度呈现出某种要么支持,要么反对的倾向,这种截然二分的态度实质上是认为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外在于人的技术,其结果是唯一确定的。然而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不确定的,因为人工智能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外在的,而是相互构建和相互规定的,这种互动性是人工智能不确定性的根源,并且由于社会因素的融入和具体技术的语境性强化了人工智能的不确定性。对人工智能不确定的治理需要遵循预防原则;对具体人工智能技术要进行评估,从技术层面、社会层面和全球层面进行治理,引导人工智能与人类协调发展。     

基于麦克卢汉媒介本体性的人机融合分析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高速发展,机器深度学习功能逐渐成熟,人们开始担心机器自主意识的发展可能导致人被机器所奴役,并对人类造成威胁。通过对麦克卢汉"媒介是人的延伸"理论进行分析,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趋势,提出"人机融合"理念。从人与机器的感知融合、行为融合和思维融合,探讨了人机融合的本体性、渐进性和辩证性及其对人类行为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指出一个合理的人机融合机制,将有助于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理性发展和正确应用,实现人与智能机器的和谐共存,加速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     

网络社会质量的数据化基础——从小数据到大数据的网络社会演进

随着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移动网络和智能手机的普及,网络已经变成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网络与数据技术在科学研究中的使用更早且具有深度。作为网络社会质量可测量性的基础,大数据革命重构了科学的研究方式,产生了以数据密集型为研究方法的"第四范式"。通过对小数据时代与大数据时代分别进行阐述,并以此为切入点论述从小数据到大数据的网络社会演进,同时探讨以大数据技术为基础进行发展的人工智能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大数据技术与作为其前提的科学与技术基础互为因果。而作为大数据技术的更深层次应用,人工智能代表了人类对自身和世界的认识程度,由于人工智能的发展与人类对此的反应尚不明了,因此其对社会及网络社会发展的影响还未可知。     

增强与治疗之间——人类增强技术的应用困境

毋庸置疑,有两项技术将会主导21世纪的发展,决定人类未来的走向。一项是人工智能,另一项当属新兴的NBIC增强技术。如基因编辑技术和神经增强技术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实践之中,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个趋势,他们深入探讨了各类增强技术及其伦理风险。但他们忽略了一个基础性议题,即如何区分增强和治疗的界限。目前各种划界尝试均有缺陷,主要源于"正常"标准的流变性和文化相对性的影响。人类增强技术可能会引发不可控的风险,破坏个人同一性,甚至会成为通向超人类主义和后人类主义的门户,消解生而为人之意义。     

人工智能之伤:人的存在与意义缺失难题——马克思实践哲学批判向度解读

人工智能的诞生证明时代最大的变化是变化本身的真理性。然而,当"共感式参与"缺失的技术负面直击内心深层情感,人在沉浸于技术欣喜之余却无法把握与人工智能的相处模式,并全然陷入"人类越强大,社会越趋非人化"的怪圈。技术在确立人的生存本质的同时又遭遇使人的存在意义缺失难题,主要体现在人工智能彰显物质自由与遮蔽情感原欲的矛盾中。马克思的辩证实践思想为人工智能难题的开解提供启示。实践本身是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生存论意义上的劳动与确立人类本质的实践并不具有同一性,合理把握实践的张力才能弥合人的存在与意义缺失的裂缝,坚持人工智能应用的人本原则是技术合理发展的应有之义。     

激进的对称与“人的去中心化”——拉图尔的非人行动者能动性观念解读

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主张在人与非人之间保持激进的对称,认为二者都是科学活动中的行动者,享有完全对称的能动性。这种激进的对称性原则与拉图尔在科学研究中所追求的人的去中心化直接相关。从社会学角度看,人的去中心化很难实现,而且激进的对称很有可能导致科学实践的消解,因此,取消这种强对称性原则,代之以弱对称性原则,或许能够更好地理解科学。     

人工智能哲学的几个问题

人工智能哲学研究主要从哲学维度审视人工智能技术的最新发展及其现实应用，具有推进哲学研究领域拓展和内容深化的理论意义、引导人工智能相关科技伦理规范及人文约束的实践意义以及支持人工智能未来发展战略制定与实施的历史意义。人工智能哲学研究需要重视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伦理学等维度的问题，未来应当关注正确处理人工智能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评判人工智能引发的科技和社会变革的意义、人工智能的奇点突破及其评价、人工智能在社会认识论中的应用建构、人工智能引发的技术运用与社会问题等方面。     

人工智能消费场景中的女性性别歧视

人类社会正快速步入人工智能时代,人们无时无刻不处于人工智能消费场景中。人工智能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道德问题。然而,貌似客观中立的人工智能技术并未带来预想的性别平等,反而造成女性性别歧视现象丛生,招致越来越多的批评与抗议。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是人类社会的镜像,虚拟世界出现问题,病根在人类世界。因此,构建机器伦理,加强行业自律,推进人工智能立法,增强女性在人工智能行业中的话语权,让男女平等观念深入到虚拟世界与机器世界,方是根治人工智能消费场景中女性性别歧视的善治之道。     

人工智能:统治人类还是服务人类?——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考

人工智能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并正在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人们在享受人工智能带来的好处和便利的同时,也对人工智能的风险产生了巨大的担忧。人工智能究竟会统治人类还是服务人类?历史唯物主义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思考视角。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看,人工智能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类实践活动的成果。人工智能的活动与人的活动有本质的区别,它不会实践,因而人工智能不是人,更不会全面超越人类和统治人类。人工智能的益处和风险均来自于其应用,而其应用又从根本上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生产方式。故人工智能究竟是全面服务人类还是给人类带来风险,从根本上取决于生产方式。     

从冲突到和谐:智能新文化环境中人机关系的伦理重构

在智能新文化环境中,以人工智能为主导的新一代人机关系,不同于以往工业革命时代的人机关系。机器智能愈来愈逼近人类智能,甚至有超越人类智能的势头,人机关系变得愈来愈紧张。因受到人类理性的滥用、利益的零和博弈、智能机器的奴役,以及人工智能机器异化的渗透,导致人机关系的矛盾冲突愈来愈明显,需要从技术文化哲学的视角辨别人机关系的伦理本质,以期从敢于批判与重塑现实、对人机伦理进行赋值、对非理性主义进行批判、在拥抱理性选择中坚守"帕累托最优法则"、以社会规范弥补伦理失范加固伦理根基、以文化和谐超越文化冲突等维度,对人机关系进行伦理解构与伦理重构,从而走向人机关系的和谐之境。     

日常化认识与人工智能研究

认识论是人工智能研究的基础,从自然化的认识论到日常化认识的研究,给人工智能提出了新的问题,认识论对于日常化认识的研究将对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哲学的基础.     

关于神经网络模拟的哲学思考

神经网络模拟是人工智能科学的重大研究领域之一,但神经网络模拟的对象尚需要作进一步的理解,其对人脑的模拟只能达到不太复杂的功能的模拟,在实现对人类意识的全功能模拟方面则相对困难。本文从哲学角度就人的学习、情感、智能的进化等方面的问题作了初步的讨论。     

建构友好人工智能

在人工智能得到高度重视并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中,我们应该努力建构一种友好人工智能,使其更好地为人类服务,避免或减少负面影响。从政府管理层面看,需要加大人工智能社会影响研究,实现智能社会的公平正义,加强对人工智能科技的监管与调控。从技术层面上,需要保证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控性、稳健性与人性化,实现人工智能算法的公正性与透明性。从公众层面上看,需要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正确认识人工智能威胁论,克服人工智能技术恐惧思想。从关系层面看,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人工智能的国际治理。人工智能研究应该以"友好人工智能"为出发点与落脚点,建构友好人工智能应该成为全社会的非常明确的努力目标。     

国外技术压力研究的梳理与前瞻

技术压力是以计算机为标志的新技术给现代人们带来的不良影响或适应性疾病。该现象已引起国外学者较多的关注和研究。研究内容涉及到技术压力的内涵界定、类型和结构、形成原因、解决策略以及研究方法等。综观国外技术压力研究,在理论探讨、文化背景、信息通讯技术外的其它技术压力、技术压力的作用和落后国家的技术压力研究等方面存在着不足,应当成为今后技术压力研究的重要内容。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struments: Mediating Collectivity

Numerous studies in the field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TS) and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have repeatedly stressed that scientific practices are collective practices that crucially depend on the presence of scientific technologies. Postphenomenology is one of the movements that aims to draw philosophical conclusions from these observations through an analysis of human–technology interactions in scientific practice. Two other attempts that try to integrate these insights into philosophy of science are Ronald Giere’s Scientific Perspectivism (2006) and Davis Baird’s Thing Knowledge (2004). In this paper, these two approaches will be critically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phenomenology. We will argue that Giere and Baird problematically assume that scientific instruments (a) have a determined function, and (b) that all human members of a scientific collective have immediate access to this function. However, these assumptions also allow them to offer a clear answer to the question how scientists can collectively relate to scientific phenomena. Such an answer is not yet (explicitly) formulated within the post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 By adding a postphenomenological touch to the semiotic approach in Actor-Network Theory, we offer an account of how different individual human–technology relations are integrated into larger scientific collectives. We do so by showing that scientific instruments not only help constitute scientific phenomena, but also the intersubjectivity within such collectives.     

"全球化"视野下发达国家科技政策的特点及其启示

“全球化”是一个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推进的历史过程,而“全球化”的发展又必然会对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未来产生重大的影响。在“全球化”和科学技术日益跃进的今天,西方发达国家对科学技术的认知已经进入到了全新的思想领域并采取了相应的科学技术发展政策。西方国家在实践科技政策过程中取得的经验,为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Stretching the In-between: Embodiment and Beyond

Today??s scientific imaging technologies are able to detect and image emissions and radiations from a much wider range of the electromagnetic spectrum than ever before. Such phenomena lie beyond the horizons of ordinary human perceptibility. I examine here the implications of such ??translation mediations?? for the produc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show how human embodiment is implicit for all perceptual observational possibilities. The framework is that of a postphenomenology which is able to relate these new phenomena to human embodi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