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百科全书》术语条目及释义的联合国工作语言翻译研究" 项目中期检查暨研讨会召开

<正>2019年9月20—22日,全国科技名词委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召开了"《大数据百科全书》术语条目及释义的联合国工作语言翻译研究"项目中期检查暨研讨会。全国科技名词委专职副主任裴亚军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何传添分别在欢迎仪式上致辞。何传添对全国科技名词委一行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承担的全国科技名词委重大项目"《大数据百科全书》术语条目及释义的联合国工作语言翻译研究"的基本进展和相关情况。他提到,《大数据百科全书》相关名词的翻译和研究是当今大数据研究的重要一环,项目组已顺利完成了《大数据百科全书》共计1457条术语条目的平行翻译。同     

术语学与百科全书的编纂

一、术语学在中国的发展术语学是门综合了信息科学、语言学和逻辑学的专门研究概念的定名、应用及相互交叉的科学。它的创始人是20世纪30年代的奥地利学者E.维斯特。20世纪70年代末传入我国,奥地利和加拿大术语学家为它的传播作了很多的工作。1984年奥地利术语学家,E.维斯特的学生H.费尔伯教授到中国介绍了术语学及其应用;1986年加拿大国家翻译署专家A.朗德利教授在北京介绍了术语学在加拿大建设术语数据库的应用。1987年由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组织了我国首届“术语学理论与应用研讨会”。参加者约为160多人。会上ISO/TC37主任、奥地利术语学家C.加林斯基先生系统地讲授了术语学理论与应用。我国科研、生产、教育、标准化及出版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分别介绍了其工作中术语学和标准化工作,并进行了研讨。术语学在中国的传播,使我国标准化工作、科技名词审定工作以及辞书编纂工作更趋于规范。国家技术监督局、中国科学院和新闻出版署为此做了大量工作。近20年来,我国的一批专家学者为术语学的应用和发展,为术语标准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科学技术的飞快发展,使得人们更加认识到术语在科学技术的传播、工农业产品和出版物质量中的重要作用。术语是专业领域的词或词组,是学科领域描述相关知识的最基础的信息承载单元。术语是各种知识的基础要素,标准化是信息准确交流的保证。因此,国家制定了有关术语工作,包括术语学理论和方法、术语制定、辞书编纂和信息技术等标准,并根据发展需求,作了多次补充和修订。特别是《确定术语的一般原则和方法》(GB/T10112—88)成为制定国家各个领域和行业标准的术语的基本标准。现在该标准修订为《术语工作的原则和方法》(GB/T10112—1999)。在辞书编纂方面的国家标准从1988年就开始制定,并不断修订。现有的是《辞书编纂的一般原则与方法》(GB/T 19103—2003);《辞书编纂符号》(GB/T 11617—2000);《术语工作 辞书编纂基本术语》(GB/T 15238—2000)。这些国家标准为辞书出版的质量提供了保障。二、术语学与百科全书的编纂中国有悠久的辞书编纂历史。辞书往往作为一种标准书而被使用者和编纂者所广泛承认。百科全书是以条目为主体,概述人类一切门类知识或某一门类全部知识的完备的工具书。它不以提供系统阅读为主要目的,而是作为读者查考和寻检知识时使用的辅助工具。百科全书是作为一种大型工具书,其编纂工作是一项十分庞杂的系统工程。为了使各项编纂工作能有条不紊地进行,也为了保证全书的质量和使用功能,在条目设置、释文编写、图片配制、编排方法、检索方式等方面,都有一套严格的要求,这些就是百科全书编纂体例。并在体例中明确规定了要遵循相关的国家标准和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名词术语。特别是在条目纂写中,强调了所用术语要标准,概念要具有准确性、科学性和系统性。从1978年到1993年,历时15年,我国首部现代的大型工具书——《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胜利完成。它有7.9万个条目,66个学科,汇聚了我国2万个专家学者的辛勤劳动,共计74卷,是一项浩瀚的文化工程。《中国大百科全书》释文内容的科学性、学术性和知识性为国内一流水平。其名词术语得到广泛采用。这些名词术语不但数目多,而且涉及面广。不少条目的术语都附有严格或可直接引用的定义。《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出版十多年来,已得到社会上的好评,被人们作为查询知识的权威工具书和标准答案。它获得1997年国家图书一等奖。1993年至2003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以《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的电子资料为基础,根据有关的术语标准、辞书编纂标准和建立术语数据库的国际标准及国家标准建立了我国首例面向概念的综合性百科术语数据库,完成了一期、二期、三期工程,开发了通用辞书编辑平台。中国百科术语数据库计算机系统设有辅助建库系统和编辑自动化系统。在建库工作中紧紧抓住了标准化这个关键,其术语数据的处理和计算机软件开发均符合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中国百科术语数据库计算机系统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和大型关系型数据库技术,创造性地完成了百科术语数据库的全文检索系统,这是一个体系结构先进、开放型的全文检索系统,综合了包括快速数据库索引、中文切词、区域查询等多项技术。数据标记符合国家和国际有关标准,采用了国际标准置标语言(SGML,XML)进行术语条目的信息编码,有效地解决了百科术语条目的存储和管理问题。它不仅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提供了编辑自动化的手段,而且为广大用户提供了检索知识的平台。由于该数据库系统开发难度大、技术起点高;在中文辞书编辑自动化方面独具特色作到了编辑出版一体化,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在综合大型术语数据库领域属国内首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中国大百科全书》学科覆盖面很宽,涉及了人类所有知识的门类、学科领域,包括数百万知识点、概念和术语。为了充分利用我社十多年编纂百科全书积累的资源,建立了百科术语数据库。它包括百科全书库、术语库和图片库。其中术语库,是把可进入国家标准术语和一般术语的内容分别进行加工,按照术语学原则和相关国际标准进行制作,每条术语设有中文名称、汉语拼音、英文对应词、定义、学科领域、学科代码、来源、编辑、修订人、日期等10项。现共计有18万条术语,并不断增加。德国康斯坦丁大学和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均使用了该术语库的术语。电子出版物和网上出版物的迅速兴起和普及,使得百科全书也正在由单一文字图片信息的纸介质出版物向纸张、光盘、网络等多介质和文字、声音、图像、动画、影像等多媒体集成发展。跨介质出版物已成为新世纪出版发展的趋势。中国百科术语数据库已经建立了跨介质制作发布系统和学术著作网络出版系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的知识分类体系正在形成。为了满足用户不同层面的需求,有必要在百科全书原有知识框架体系上进一步细分和综合,并开发更强大的标引和检索系统,以适应不同领域和职业的多种需要。为了适应各领域发展所带来的知识信息的迅速膨胀,满足日新月异的信息服务需求,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已经开始研制知识元数据库管理体系,按照术语学及其相关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建立知识元框架体系和知识元数据库。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促进了辞书编纂的自动化和半自动化。特别是术语工作、计算机应用、词汇和辞书编纂相互关系更加密切,术语学在辞书编纂方面得到了发展和应用。术语工作——辞书编纂的相关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也补充了新的内容,并结合汉语特点进行了修订,增加了电子出版物的内容。《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正在编纂中,它继续遵循着术语学和其相关的辞书编纂标准,利用中国百科术语数据库的计算机编辑自动化平台,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百科全书。     

基于语料库的《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墨家核心术语英译研究

《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的墨学部分包含丰富的墨家核心术语。墨家核心术语作为墨家思想的精华,其恰当的英译对墨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起着关键作用。文章基于语料库研究《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墨学部分墨家核心术语的英译,以探寻墨家核心术语翻译策略和方法。结果发现,方克涛更偏向使用归化的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多样,以直译、意译为主,辅以音译、汉字注释、同义词的方法,翻译形式多样,而其中包含深层次的原因。     

《中国科技术语》稿约

正《中国科技术语》(原称《科技术语研究》)创刊于1998年,是我国唯一致力于术语学研究的学术期刊。本刊由中国科学院主管、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主办,主编为中国科学院白春礼院士。《中国科技术语》发表范围主要包括:术语学学科体系建设、术语学基本原理研究的成果,特别是利用实证方法和实验数据进行的术语研究,包括术语的标准化、定量研究、实验研究等;     

加林斯基主任于1987年11月16－26日对中国进行讲学访问

应中国国家标准局和中国科学院的邀请,并感谢奥地利联邦经济事务部提供的旅行资助,加林斯基主任作为术语情报中心的代表于1987年11月16－26日参加了中国的术语学研讨会,讲授术语学和文献学课程,并商讨关于未来术语标准化和文献学、术语编纂学、知识工程、术语数据库等的合作计划。术语学的理论与其实践问题作为加速传递知识和技术的基础,其重要性在中国正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认识。为此,中国的一些机构、如中国国家标准局(CSBS),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CNCUNSTT),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ISTIC)以及百科全书、字典、专业词典的出版社和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等,都已经从事术语学的研究课题。为了进行基础术语学的研究,大量与术语学有关的著作已被译成中文,因而能普遍提供中国公众所利用。由于认识到术语标准化先于学科标准化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于传播知识和技术,术语标准化在中国受到很大的重视。全国性的中文术语数据库不久就将建立起来。由于科学和技术的原因以及经济和工业的发展,最后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术语计划在中国起着关键的作用。在CNCUNSTT这一中国专门负责自然科学和技术术语的计划、实施和统一的权威机构的指导下,建立了与自然科学学科和交叉学科领域的数目相对应的约30个分委员会。这些分委员会负责各自领域中科学技术术语的审定。由于实际的术语工作只能由一些训练有素的专家来完成,从而对术语学培训的需求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因此,可以设想在国际术语情报中心的帮助下,制定和实施大规模的培训计划。胡英译自“Infoterm Newsletter”1988,No,47(March),P.2 周智佑校     

大数据研究基地召开工作推进线上交流会

正2020年3月19日,大数据战略重点实验室与全国科技名词委召开了"名词委研究基地"2020年工作任务推进视频会议。研究基地理事代晓明、张涛,秘书长刘金婷、陈盈瑾参加会议。会上围绕第四次理事会的重要部署,双方进一步明确相关工作任务,并细化了2020年工作安排。会议主要讨论了如下工作:1.明确了《大数据百科术语辞典》出版的重要事项与节点安排,并将组建9个专家审稿组,对《大数据百科术语辞典》中文稿件进行详细审读;翻译审稿工作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承担,将组建10个语种语言顾问和审稿     

谈中国术语学的理论建设

本文论述了中国术语学建设的灵魂是理论,而理论建设需要的途径有四条：继承,借鉴,移植,升华。术语工作和术语研究,其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这大约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科技内部术语爆炸,每年产生一百多万个,仅化学术语就有几十万个,而且常常定名不一。另一个是术语大量迅猛向共同语渗进。例如,《现代汉语词典》从30多个学科中选收7000多个术语,占总收词量的13%,而《现代汉语词典》编者中的四位(闵家骥、刘庆隆、韩敬体、晁继周)1987年出版了一本《汉语新词词典》选收术语已占了总词条数的56%。英国语言学家G.Leech把这个趋势叫“行话化”。这就迫使世界的科学家、语言学家、逻辑学家、心理学家、符号学家、信息学家、哲学家等都来研究术语。中国的术语研究,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当前急需的是理论建设。一、理论是中国术语学建设的灵魂技术和科学不同。技术,主要依靠经验、知识和技巧。科学,主要依靠理论,它是理论框架中的知识体系。没有理论,就没有科学。李约瑟博士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其中主要是技术,很少有科学。中国对哈雷彗星的记录,开始于公元前613年,到1910年共记录31次。其记录之早,早于阿拉伯人679年,早于欧洲人1602年。其记录之详细,更是阿拉伯人和欧洲人所不能比拟的。可是,后来这颗星居然叫做“哈雷彗星”。那是因为英国天文台台长哈雷用理论首次认识了它的科学属性。从这两个悲剧中,我们应该冷静地实事求是地反思我们的传统：我们祖宗头上,既有光环,也有伤疤。握住光环,自然会增信心。袒露伤疤,令人图强发愤。没有理论,就没有科学。同理,没有理论,就没有术语学。业内人士都了解,世界术语学有四个学派：德国—奥地利学派,俄罗斯学派,捷克—斯洛伐克学派,加拿大—魁北克学派。它们之所以形成学派,主要不是依靠一般工作,而是依靠高超的理论。中国术语学理论建设,已经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距离一个立足于世界的学派理论,还有一段较远的路程。要想达到这个目标,至少必须连续经过四条途径：一继承,二借鉴,三移植,四升华。二、继承中国的有关术语学术思想继承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外国学者的术语著作时常用作篇首语)和荀子的“正名论”。往下,在一些专业翻译思想中闪烁了术语理论的晨曦。比较重要的有晋代的道安(314～385)提出“五失本”,即五类译文允许跟原文不一致。唐初玄奘(602～664)提出“五不翻”(见《翻译名义集》),即五类词语不能意译,只能音译。北宋赞宁(919～1001)提出“六例”,即详论了翻译的六类事例(情况)。再往下,到了近现代的严复。他1895年译完,1898年出版了《天演论》,其序说“译事有三难：信、达、雅。”胡以鲁1914年发表于《庸言》第二卷第一、二期合刊上的《论译名》认为,有十类词可以音译。1932年成立的南京国立编译馆于1933年公布了《化学命名原则》,此后至1983年上半年中国总共出版的920种术语工具书,其编撰“说明”都包含着术语学思想。而刘涌泉先生发表于1984年第一期《中国语文》的《略论我国的术语工作》一文,多半篇幅是谈术语理论,如术语的特征,术语的产生发展,术语的标准化,术语的数据库等。1950年以后,国家有关部门做了许许多多术语工作,同时也总结了许多工作经验,特别是从中提取了一些术语学思想。这些都反映在《科技术语研究》等公开或内部书刊中。近来令人瞩目的成果是冯志伟教授的力作《现代术语学引论》(语文出版社,1997年)。从理论建设的角度看,该书有三点贡献：一是中文单词型术语的结构模式,二是术语形成的经济规律,三是潜在歧义论。在《科技术语研究》2004年第2期,冯志伟先生又发表了《汉语词组型术语的结构》,对另一大类术语的结构做了补充研究。最近郑述谱先生出版的论文集《词典·词汇·术语》中有许多文章是属于理论建设的,例如《关于术语及术语学》《科学与语言并行发展的历史轨迹》《术语学与语言学》《历史术语研究的启示》《术语学的研究方法》《术语学是一门独立的综合学科》等等。以上这些,就是今后中国术语学理论建设的基础。三、借鉴外国已有的术语理论欧洲术语学思想溯源,最早有Aristoteles的间接论述,较为直接的是18世纪三位科学家。第一位是现代化学奠基人法国化学家A.L.Lavoisier的论断：“词保存并传达概念……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词语来传达概念,那么,他们表达的只能是错误的印象。”第二位是英国科学史专家W.Whewell的见解：“没有技术术语和硬性规定就不可能有可靠的或者不断发展的知识。”第三位是英国哲学家J.S.Mill的观点：“所有致力于引入某一术语正确用法的人,都应当准确地熟悉这个词的历史以及它在不同发展阶段所表述的意义……”他还多次论述过术语和名称(nomenclature)的区别。(以上引语转自郑述谱,《词典·词汇·术语》2005)现代术语学理论可以借鉴的有以下四个学派的理论：德国—奥地利学派的术语研究的逻辑思想、概念理论。俄罗斯学派的术语研究的语言学思想、词汇理论。他们认为术语是词汇学的现实问题。俄罗斯学派的理论,已经有了一些译介,如黑龙江大学郑述谱教授的《俄国术语学研究掠影》、《俄国术语学产生的外部因素》、《俄国术语词典学理论发展概览》、《洛特怎样编德俄汽车词典》等。郑先生还将译介一些俄罗斯术语学理论。捷克—斯洛伐克学派的术语研究的功能语言学思想,即把术语放在言语或社会环境(包括不同文本,不同专业语言以及计算机系统)中,研究它跟相邻因素的功能关系。加拿大—魁北克学派的综合理论。好在这个理论已经有了一个概要的译介,那就是其首领人物G.隆多写的《术语学概论》,1985年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我们可以从中了解许多理论,如术语的界定标准,选择标准,术语的特点,术语的研究方法等等。现在见得较少的,是德国—奥地利学派和捷克—斯洛伐克学派的译介理论。希望有关人士尽快做这方面的工作。他山之石,不仅可以攻玉,而且能够提高攻玉的速度、水平,使我们少走弯路,尽快赶超。四、移植相关相邻学科的理论在一个学科诞生、发展,甚至成熟的过程中,都经常从相关、相邻学科那里移植一些新理论。国外的四个术语学派的理论多数都是移植的,中国术语学理论建设还在起步阶段,更需要移植。那么,从哪里移植呢？从它的邻近学科——符号学、逻辑学、心理学、语言学以及语义学、词汇学那里移植。这些学科的能指和所指、内涵和外延、聚合和组合、任意性和非任意性、标准化或规范化、结构和功能等理论早已被移植进来。而中国术语学还要移植更多的理论。可以这样说,词汇学、语义学的许多理论都可以移植过来。例如：词的分离性和术语的界定,词的同一性和术语的变体,术语的造词法,术语的模糊性,术语的国际化和民族化,术语的全民化和全民词的术语化,术语的语义特征,术语的比较,术语的分类,术语的演变,等等。例如术语比较,可以开展许多方面工作：术语能指比较,术语所指比较,不同类型百科全书的术语比较,同类型百科全书术语比较,百科全书和语文辞书术语比较,语文辞书(如《现汉》、《简明牛津》、《拉鲁斯》、《俄语词典》)术语比较,等等。不同学科的同一术语的比较,对澄清术语的混乱很有好处。众所周知,genus和species,属和种,都是逻辑学和生物学使用的术语,其拉丁文和汉字(即能指)以及所指不尽相同。五六十年代,绝大多数逻辑教科书和一般读物都采用了“种”指genus、“属”指species的译法。(王维贤《关于“种”和“属”的译名问题》,《中国语文》1961年10～11期)大类叫“种”(genus),小类叫“属”(species)。(李世繁《关于“种”和“属”》,同上)到现在,逻辑学界趋于统一：用“属”译genus,指大类,即上位概念;用“种”译species,指小类,即下位概念。生物学界比较统一,无论是C.Linne的五级分类,还是他人的多级分类,都是“属”在上,“种”在下,而且两者的相对性比逻辑学上的相对性小得多。语文辞书术语释义,一般的原则是“外行能理解,内行能认可”。可是在贯彻落实这个原则时,各国语文辞书选择术语的语义特征的多寡很不相同。又如术语的分类,从不同角度,按不同标准,可以分出许多类。这里要讨论的从术语的频率以及跟共同语关系角度,可以分出：最常用的,约七八千至一万,大多数出现在中学教材里,大多数已经进入共同语;常用的,各科技领域总共七八万至十万(除最常用的以外),大多数出现在大百科全书里,一般未进入共同语;次常用的,各科技领域总共几十万乃至上百万(除最常用和次常用的以外),大多数出现在各专科、专业辞典里;罕用罕见的,未在任何辞书中出现,少数见于巨型语料库中。分类研究,对于认识不同类型的术语的性质以及编撰各类有关辞书,都大有益处。五、理论建设的高峰——升华新理论上文所说的继承、借鉴、移植的理论,都是已有的理论,都是建设新理论的基础。而理论建设的高峰是新理论。新理论,从哪里来？唯物主义哲学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这从哲理本源上说,是正确的。但是,个人的实践,总带有狭隘、片面、直感等因素。而新理论,常常是由少数智者首创的。如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的万有引力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等。而从直接来源看,有些理论并不直接来源于实践。因此,爱因斯坦在总结他的科学研究经验时再三强调：“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而不是从经验中直接概括的。”作为理论之一的概念如此,那么作为理论另一内容的假说呢？它除了以一定的事实和已有的理论为基础之外,更突出的内容是想象、推测、推理。即使都在同一个实践基础上,有人没能产生理论,有人产生了理论,而且产生的理论水平有高低之分。这是为什么？其主要原因是,知识积累的多少不同,理性思维(有时叫logos)水平的高低不同。而后者是更重要的。术语工作者是必不可少的,术语学家更是当前急需的。而要成为术语学家,就要具备以下条件：第一,要受过多种哲学的熏陶;第二,要受过理性思维训练;第三,要有现代先进的文化思想;第四,要有足够的跟术语学相关、相邻学科的知识和理论;第五,当然应该具有术语学本身的已有的知识和理论。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才有可能升华出术语学的新概念、新原理、新学说、新假说。美国科学哲学家M.W.Wartosky认为：“从科学是思维的一种理性体系的程度上说,科学从根本上说就是理论。”中国新的术语理论,将武装中国术语学派,而这个学派又将推进中国术语理论的建设。我们急切地期盼着世界第五个术语学派在中国诞生。     

术语管理实践的行业模式探索——《术语管理指南》述评

术语管理是现代译者能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术语管理指南》立足语言服务业术语管理实践的行业模式,剖析术语管理的概念、团队、流程与技术,致力于传播术语管理知识,提升术语管理能力。文章概述该书的内容结构,归纳其编写特色,并结合国内术语管理研究与教学现状,探讨该书的学术意义与实践价值。     

论《海国图志》地理术语译名的民族化

《海国图志》译介了大量西方近代地理学术语,这些术语的译名在音节、构词法和文化蕴含等方面呈现出典型的民族化倾向。就西方地理学术语汉译的命名而言,《海国图志》的译名倾向于沿用传统地理学术语,或以词缀法新造术语。作为近代地理知识的载体,这些民族化的术语有利于西方近代地理学知识在中国社会的接受和普及,也促进了中国传统地理学的近代化转型。     

面向术语翻译的南海领域本体知识库设计及构建研究

现代术语学的奠基人维斯特(E. Wüster)在其专著《普通术语学和术语词典编纂学导论》(Einführung in die Allgemeine Terminologie und Terminologische Lexikographie)^[1]中定义“术语是一个专业领域的概念指称系统,它包括了所有的专业表达,这些表达是一般的、常见的”。传统的术语学研究局限于对词汇的研究,然而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对术语的抽取和标注更多地来自真实文本,特别是更加依赖于知识库的构建。本研究重点在于以越南为例构建南海领域汉英本体知识库,对领域相关术语及术语间的关系进行描述,以实现对南海领域知识的系统组织,更好地服务领域术语研究和基于知识本体的术语翻译。     

军语的基本特点及其定义

军语是军事术语的简称。军语的定义是军语理论研究面临的全局性的首要问题,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学术难点问题。军语具有专业性、科学性、普遍性、系统性、单一性等基本特点,应根据军语的基本特点,从语言学角度进行定义。     

浅议国际商务合同翻译教学中术语意识的培养

国际商务合同翻译过程中涉及多个专业的术语翻译,如法律术语、国际贸易术语、保险术语和金融术语等。作者认为在国际商务合同翻译教学中除了讲授国际商务合同的基础知识、语言特点、句法结构和合同的整体构成以及普通翻译技巧等之外,还需要重视学生对术语基础知识和术语翻译原则等方面的学习,培养学生的术语意识,提升学生的国际商务合同翻译质量和水平,并给出了培养学生术语意识的相关方法。     

在大学开设术语学课程的探讨

在国际上，术语学是一门成熟的独立学科，有完善的教育体系。而中国，虽已在术语规范的实践工作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术语学研究和术语学教育仍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中国应争取在大学开设术语学课程。该课程不仅可以为中国术语规范实践工作和理论研究培养人才，还对提高学生素质具有重要意义，表现在：一是有助于培养学生热爱母语的品德；二是增加学生的科技素养和人文素养；三是传授系统的术语学理论，增加就业机会；四是有助于培养学生使用规范术语的习惯。     

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分类看术语学学科体系构建

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是一个层级联系的复杂系统,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三者在这一体系中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各学科门类都可根据其研究对象、目的和对社会所起的作用,以及他们各自所处的地位在这一体系中为自身定位.文章梳理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分类的几种经典方法,其中着重介绍了钱学森先生的科学技术体系“梳型结构”的分类原则和大体框架,同时也为未来的术语学学科定位及其体系构建提出了初步的构想.     

"扶养"还是"抚养"?

“扶养”和“抚养”是一对易混淆词语。文章讨论了二者在语义和语用层面上的异同,指出“扶养”具有术语词和通用词的双重身份,当它作为法律术语时具有广义和狭义,作为普通词语时只有广义;而“抚养”的词义只是“扶养”词义的一部分。根据语文词典的收词范围和释义原则,《现代汉语词典》只释出“扶养”的广义且其配例只体现广义的一种用法,这种处理方式本身并没有问题,但为了避免误解可以改进。     

从科技翻译的角度探讨术语学建设

本文从科技翻译角度探讨术语学建设问题。在分析翻译实践中标准化术语使用情况、术语特点与影响术语使用的因素之基础上,指出术语学的研究与建设应根据翻译实践的需求,拓宽研究领域,在大力推动术语标准化工作的同时,进行非标准化术语的研究工作,开展针对翻译人员的术语学知识教学。同时,还须重视面向翻译的术语库建设和翻译力量在术语学建设中的利用。     

敦煌文化术语翻译难点初探——以“数字敦煌”中的术语为例

“数字敦煌”是一项数字化敦煌保护工程,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敦煌莫高窟实景。该项目配有中英双语版介绍,英文文本为中文文本的译文。因此,翻译对“数字敦煌”平台中的信息传播有一定影响,特别是其中的敦煌文化术语翻译。由此,文章以“数字敦煌”中的术语翻译为研究对象,针对其中存在的一些难点进行分析,并归纳总结出相关翻译策略。     

对中国开展术语学教育的思考

随着中国科技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的术语学理论研究也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果,进一步普及和推广术语学理论知识这一任务日益迫切,开展术语学教育已经是大势所趋。文章主要对中国开展术语学教育的内容和基本途径进行了思考,并试图通过该文引起广大术语工作者和理论研究人员对术语学教育的相关问题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