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科学家首获诺贝尔科学奖学术讨论”专栏

<正>编者按:2015年10月5日是个历史性的日子,当天,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次被宣布获得了诺贝尔科学奖。国人在欢欣鼓舞之余,也产生了一些困惑:为什么这次中国科学上的历史性突破多少有点出乎科学界的意料?为什么突破者是位所谓"三无"科学家?这是一次偶然的成功还是必然的结果?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中医药领域是否会因此获得更大的发展?本刊就这些问题特约了北京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大学、山西医科大学等机构的一些专家学者进行了学术     

“后真理”、对称性与反科学

"后真理"是一种"个人信念比科学事实更具说服力"的怪象,"后真理"与SSK的对称性原则联手,就会在"认知平等与民主化科学"的幌子下,让伪科学与政治派别或利益集团之间形成强大的反科学同盟,从内容与体制上诋毁科学。这种诋毁不可能产生真正的认知平等,因为科学的本质是以事实为依据,这是认知平等的先决条件。"后真理"现象反映出在哲学上重审划界问题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论阿伦特的“阿基米德点科学”

阿伦特在对当代科学技术的批判思考中提出了著名的"阿基米德点科学"的概念。针对当代科学技术对人类整体影响的问题,她作出了"世界异化"与"地球异化"的基本判断。在其中她阐释了"普遍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对立,并表现出对"阿基米德点科学"无穷后退的担忧。她认为存在着这样一个"悖论",这一悖论使人类难逃地球"特洛伊木马"的身份嫌疑。而普列斯纳的"离心定位"(eccentricity)理论则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这一"悖论"。尽管如此,阿伦特把"阿基米德点科学"的思想与其"积极生活"理论以独特的方式融贯在一起,对我们深入认识科学技术的本质及其政治、社会价值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意识“难问题”的本质及其深层次问题研究

意识"难问题"充分说明了现象意识,即我们心理生活主观的、定性的维度。它要求我们解释带有主观性和定性的状态为什么以及如何存在。一般来说,尽管认知神经科学在意识问题的解释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其却不能充当意识"难问题"的充分条件或必要条件。查尔莫斯正是立足于这一认识论困境,提出了以信息为基础的意识的非还原解释方案,以此为迎合"难问题"的解释性挑战提供了适当理由;同时着眼于此,我们可以揭示出意识"难问题"的深层次问题。然而,要想阐释这样一个更大的难题,其间必然会面临现象概念策略与表征主义的质疑。     

试论二战后科技政策的范式转变

政策范式往往决定了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对政策问题的界定、政策目标的设计、政策工具的选择和政策资源的利用。一定的科技政策范式既可以体现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整体科技政策内涵上,也可以体现在某个具体政策上。科技政策范式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稳定性,对科技活动起指导作用。如果科技政策范式不能提供解决科技活动所出现的新问题,科技政策作用就会变弱,从而出现科技政策范式的转变。二战后,科技政策经历了"为国防而科学"、"为工业而科学"和"为民生而科学"三大范式转变。     

芝诺悖论的结构

本文作者认为,芝诺悖论以其深藏不露的严密结构,论证了如果承认时空是"多"而不是"一",就会造成不可克服的矛盾.在现代数学和物理学中,极限理论和集合论,量子论和相对论都在自己最根本的问题上受到这个著名悖论的挑战.     

重审“李约瑟问题”

“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这个被历史学家称作“李约瑟问题”的命题今天仍然是全世界科学史家们关注的热点之一,它的意义已经超越了“科学”和“中国”这两个特定范畴。此文的目的不是对这一问题再添加一个或数个特解,即不讨论与此有关的种种动力因素－无论是从科学内部还是从科学外部;相反,它将对国际上有关“李约瑟问题”的近期研究提供一个广角俯瞰,着重分析这一问题的来源和的发展,指出其在世界范围内科学编史学上的作用,进而将“李约瑟问题”置于人类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来审视它的现代意义。     

凯伯格悖论探析

凯伯格悖论被称为休谟问题之后又一次"哲学的耻辱",由此引发热议。凯伯格试图通过弱化的演绎条件和一致性原则解决悖论,瑞恩的"避免错误"方案和尼尔金的P推理则试图从信念层面突破,数学家莫绍揆从概率角度力求说明凯伯格悖论的荒谬。在批判吸收这些解悖方案后,作者提出在实践层面审视悖论,联系概率的逻辑内涵,有助于悖论的消解。在悖论描述语句的推敲中,发现"公平"为悖论的发展埋下了伏笔。综合考察凯伯格悖论和休谟问题,发现了归纳悖论在合理信念接受问题方面的重要研究意义。     

关于“绿蓝悖论”的争论

当代著名美国科学哲学家古德曼(Nelson Goodman)在他的《事实、虚构和预测》([1])中提出“新归纳之谜”,即如何区分可投射假设(projectable hypotheses)和不可投射假设(unprojectable hypotheses)的问题,亦即如何区分可被证据认证的假设和不可被证据认证的假设的问题。新归纳之谜在西方哲学界引起相当强烈的反响,其程度或许可以同休谟提出的“旧归纳之谜”即归纳的合理性问题相比。这两个归纳之谜都是历久不衰的,并且至今尚未得到圆满的解决。在古德曼提出的新归纳之谜的若干例证中,最令人感兴趣同时也最令人困惑的是他的“绿蓝悖论”。本文将介绍并评价历史上围绕绿蓝悖论所进行的一些     

关于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思考

十年前的“科学大会”向人们宣告了十年浩劫后“科学春天”的到来,一时间,全国出现了一股科学热。十年后的今天,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在诱人的商品和货币面前,那些能直接生产商品的技术部门,被供奉为“财神”,或被誉为“星火”、“火炬”;而那些产生不出“经济效益”的基础科学,就借贷无门,日子很难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两极分化?其前景如何?对实现现代化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值得人们深思的。本文不打算正面回答这些问     

自然与规范:当代科学哲学自然主义转向的两难困境

法因的"自然本体论态度"采取一种哲学上的"最小主义策略",是沿着自然主义方向对传统的科学哲学重新定向的努力,但法因本人的理论也陷入自我循环,没有解决长期困扰自然主义者的自然与规范的二元悖论的问题。劳斯的科学实践哲学最终并没有清晰地阐明规范性与因果性的关系问题,没有找到一条走出当代科学哲学所面临的自然与规范的两难困境的出路。"实践的规范自然主义"的合理性模式或许是一条走出当前理论困境的出路,但其内容和细节尚有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辛普森悖论——逻辑进路和因果进路之争

有两种关于辛普森悖论的解释,逻辑-基础的解释和因果的解释。前一个解释为哲学家普拉桑塔·班德亚帕德耶所坚持,后一种解释为计算机科学家朱迪亚·珀尔所主张。班德亚帕德耶在他近几年的文章中,强调有三个关于辛普森悖论的问题需要得到充分的分析才能够说明这个悖论得到了解决:1.辛普森悖论为什么是悖论;2.辛普森悖论是在什么条件下产生的;3.遇到辛普森悖论该如何做?第三个问题他服膺珀尔的方法,认为因果性只会在第三个问题有作用,但是前两个问题他认为珀尔的解释都错了,应该给予逻辑-基础的解释。在这一篇文章中,我试图证明哲学家班德亚帕德耶对珀尔前两个问题及相关因果解释的批评都是不正确的,且他自己的逻辑-基础的解释也可商榷。     

从“科学研究纲领”到“科学研究传统”——劳丹的非本质主义哲学观

劳丹的"科学研究传统"及其与"范式"和"科学研究纲领"间的关系长期以来未得到应有的关注。"范式"和"科学研究纲领"根本上未摆脱本质主义,而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科学研究传统"表达了一种非本质主义的哲学观。这不仅使劳丹回避了库恩和拉卡托斯所遭遇的困难,而且为科学哲学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就全面理解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脉络而言,思考与"科学研究传统"相关的一些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从“科学救国”到“科学不能救国”——近代中国“科学救国”思潮的演进

以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序幕的"科学救国"思潮,在甲午战争之后让位于"改良"与"革命"的"政治救国"浪潮。民国建立后,在实业建国和"政治并不能救国"的影响下,"科学救国"思潮再次勃兴,并促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但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涨之际,"科学不能救国"的声音出现,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中西文化论争中,科学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祸首";二是在政治革命实践如火如荼影响下,政治革命再次取代科学成为救国的工具;第三,随着中国科学的发展与社会历史的变动,国人逐渐认识到科学不仅仅是救国工具,它自身还具有丰富的内涵,其本质是扩展人类知识视野,科学终于完成了从救国工具向追求真理的学术事业转变,回归科学本身。"科学救国"思潮在近代中国的演化,展现了学术与政治的一种关系:如果不是因为学术本身而是其他因素诸如外敌入侵或意识形态等外在力量使学术成为某种工具,那么,一旦这种外在因素与条件不存在了,学术作为工具的作用也就消失,最终恢复其本身的面目,其发展也就步入正轨。但吊诡的是,学术在中国大多时候总是作为一种工具被利用,不能显现其本来的面目。     

平流层中的“索菲娅”

不要总以为空间天文学都需要用火箭来把望远镜送入太空,其实有时候一架飞机也能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平流层红外天文台(索菲娅)就是架设在波音747SP宽体飞机上的天文台,其中重20吨的望远镜口径2.5米。因飞行高度位于地球大气中的平流层(约1.2万米)得名"索菲娅"。它在正式投入科学运转后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机载天文台。那为什么要把一架如此"笨重"     

“声呐”和“声纳”

科技术语是通过语言和文字来表达或者限定科学技术概念的语言符号。科技术语在进行科学研究、科技教育、学术交流和新闻出版等活动中是不可缺少的,也是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不断发展的。如何正确表达和使用科技术语,如何使科技术语规范化是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在科技术语规范化工作中,不但需要重视科学概念的准确性,表达的简明性,而且还需要仔细考虑和充分发挥汉语的特点。汉语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每个汉字都同时有其形、声、义,同西方国家的文字或其他拼音文字很不相同。例如,各种鱼类名称的汉字带有鱼字旁;各类树木名称的汉字带有木字旁。汉字的这一特点还可以解决由于历史的原因而产生的一些科技术语的不统一、不规范的问题。这里主要谈谈关于sonar的译名问题。sonar是英文sound navigation and ranging的缩写。《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985)关于“sonar”条的译名和解释主要是：“声呐是指利用声的回波探测水下目标的各种技术……”。Webster English Dictionary(韦氏英语字典)关于“sonar”的说明是：“利用从目标反射回来的声波或超声波探测水下物体(如潜艇或深水水雷)的存在和位置的一种仪器”。从历史上看,几种主要的物理学名词出版物中,早期没有sonar词条,50年代以后的物理学名词出版物中有“声拿”、“声纳”、“水声测位仪”和“声呐”等译名,分别列于下面的表中。为了进行比较和讨论,表中也列出相关的“电纳”和“导纳”的译名。表中引用的资料有：《物理学语汇》([清]学部审定科,1908),《物理学名词汇》(萨本栋审订,1932),《物理学名词》(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名词室重订,1956),《英汉物理学词汇》(科学出版社,1975,1985)、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现称“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物理学名词》(基础物理学部分,1988)。从下表中可以看出,1988年由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并由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规范名为“声呐”。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对“声呐”的定名是根据其科学内涵和科学概念及汉语特点来确定的。为什么要将以前sonar的译名“声纳”重新定名为“声呐”呢？分析起来主要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将sonar译名为“声纳”前,早已把acoustic susceptance译名为“声纳”了。这个“声纳”是表示声波在传播中的导声能力量度的声导纳的一个分量,正像“电纳”是表示电流在电路中传输时的导电能力量度的(电)导纳的一个分量一样。这种声学量和电学量的互相对应关系可以从下表中清楚地看出来。因此如果把sonar定名为“声纳”,就会造成“声纳”作为一个科技术语表示两种科学内涵或两种科学概念的情况。第二个原因是将sonar定名为“声呐”同汉语的意义是符合的,正像将acoustic susceptance译名为“声纳”,将电学上的susceptance译名为“电纳”符合汉语的意义一样。根据1997年出版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纳”有接受的意义,可以表达接受声波通过和接受电流通过的意义;“呐”有呐喊和大声喊叫的意义,可以用来表达声学现象。这样对“声呐”的定名就既表现和发挥了汉语的声义兼顾的特点,又避免了一词两义的缺点,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同时还比把sonar译名为“水声测位仪”更为精练,正像“雷达”比“无线电波测位仪”或“无线电波测距仪”更为精练,也像“激光”比“受激(发)发射光放大”更为精练一样,从而得到广泛的接受和应用。总之,从“声呐”(sonar)命名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出,科技术语的定名,既要充分了解其科学概念和科学内涵,又要仔细考虑其汉语的特点和相关科技术语意义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做到定名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动物实验“3R”原则确立的研究

19世纪随着人们善待动物观念的兴起,社会公众和科学界围绕"动物实验"问题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公众质疑以科学的名义残忍对待动物的合理性,科学家们则坚信科学发展离不开动物实验。在科学与伦理的交锋以及科学实践与更大范围的技术——政治相互磋商下,动物实验"3R"原则得以确立。"3R"原则既满足了人们对动物的道德关切,又保障了科学的发展。     

“专家信任”及其重建策略:一项实证研究

专家是"社会良心",专家信任是社会信任的最后一道屏障。为考察我国专家信任的现状、影响因素并探索重建策略,本文进行了实证研究。调查发现:在"公众理解科学"方面,公众已经认识到科学的可错性、条件依赖性和局限性;在科技信息传播方面,新媒体取代传统媒体成为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首要渠道,而地区经济发达程度与公众对科技信息和专家的信任程度相关。公众并不信任专家,但陷入了不信任却又不得不信任的"豪猪困境",专家则面临着"无论说什么、无论怎么说,公众都不信"的"专家塔西佗陷阱"。"人格信任"走向"系统信任"的时代背景规定了这一"豪猪困境"和"专家塔西佗陷阱"的基本特征;二者相互作用,其溢出效应将导致更大范围的社会危机。消除"利益关联"是专家获取信任的关键因素,强化专家与公众之间常规的直接互动、提高传媒准门槛、规范新媒体报道等,有助于建构一个开放、透明、风险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有助于"豪猪困境"、"专家塔西佗陷阱"的突破和专家信任的重建。     

科技决策视阈下的公众参与——“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协同分析

精英主义下的民主参与强调的是由公众代表人的集体意志表达出的标准科学图景的镜像,而参与式民主的公众参与是从社会视角对争议性议题分析而表征出的常识,两者的分歧在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过程中形成诸多困境。早期的代议制政府主张的精英主义限制了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平等权利;科学划界在科学知识与替代性知识之间形成的界线,引起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分歧;公众参与在实现政治合法化之后,却引起了公众参与科技决策范围界定的问题。通过分析"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分歧的渊源,认为基于自由主义的认知分工,遵循"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功能导向的差异性,依据"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知识规范体系的协同分析模式,建构多元利益攸关群体之间的良序的互动机制,能够增强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有效性以及政治决策的合法性。     

从"百川归海"到"河岸风光"--试论中国古代科学的社会、文化史研究

如何进一步发展中国古代科学史的研究?本文从“李约瑟问题”得到启发，认为如果把注意力从反问题“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转移到正问题“为什么中国文明在把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应用于人类实际需要上比西方文明更有效得多”上来，则可以发展社会学与文化取向的中国科学吏研究。这样的研究就不再仅仅是“科学事实”的考证，而是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视角，研究中国古代科学与社会及文化相关的多方面的问题。本文以宋代为例，提出了一些可以照这一思路开展的研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