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米勒体系中国化的探索与思考

米勒体系作为源起于西方国家的针对公民科学素质进行测量的一套测度体系,在中国的应用中不断面临本土化的诘问。通过分析米勒体系及其主要内容,并结合我国当前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整体语境,文章尝试提出了一种可能的解决路径——立足国内现实并与国际接轨的分层测度结构,并以此提供对于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及测量的价值导向上的意义。     

“良序科学”理论的科学民主化论证

大量的社会运动推动了STS学界对科学民主化的研究,这些理论或经验研究以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为基础,从而招致理性主义者的拒斥。面对科学哲学对这一问题的长期失语,基切尔的"良序科学"理论为科学民主化提供了完整的哲学论证。首先,通过实用主义的温和实在论,基切尔保留了科学对真理的客观发现作用;进而通过对纯科学及科学自治理想的批判,表明了科学应该促进更广泛的道德、社会和政治价值;而后,他将科学应当促进的价值表述为公民偏好的满足;最后,为了满足公民的集体偏好,要把科学对真理的追求放在一个民主的框架中来进行。     

论作为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方式的公民科学

公民科学是一种让公众直接参与到具体科学研究项目中的知识生产新模式。公民科学倡导知识论层面的科学民主,强调公众专长对知识生产的价值。在公民科学范式下,公众与科学的关系在重构,公众既是科学知识的消费者,又是科学知识的生产者,是知识共生机制的重要力量。公众对知识生产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数据的收集和数据的共同创造。公民科学是开放科学的一种实践路径,通过让公众参与科学研究以理解和信任科学,这样,公众与专家在互动中实现互信,从而利于走出单向度信任机制的困境以重建科学公信力。因此,公民科学具有重要性和可能性,但其也存在限度,所以走向“负责任”“适度”公民科学具有合理性。     

科学史教育的历史考察：将科学史引入科学教育的历程

科学史从自然哲学副产品身份发展到科学教育的核心,历经了4个主要阶段:孔德的通识教育使科学史走入课堂;萨顿使科学史成为一种社会建制;库恩的新科学史观开始了科学教育的人文主义倾向;HPS教育使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成为科学教育的方法论指导.分析科学史融入科学教育的历程,有利于普及科学知识、认识科学本质.     

科学社会化语境中的米勒体系及其理论借鉴、目标指向

米勒体系是在美国20世纪后期科学社会化的历史进程中,借鉴政治学家阿尔蒙德的热心公众理念和公共政策制定的分层模型,并出于美国民主政治体系中公民参与的意愿建立起来的,这些构成了米勒体系提出的社会语境、理论来源和目标指向.厘清这一状况,对于当今中国在自身历史情境中进行公民科学素质测量和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科技公民身份视域下的科技争议——以全民食盐加碘政策为例

本文引入科技公民身份理论,透过分析持续十数年的全民食盐加碘政策争议,从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下,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所不断涌现的由科学技术(研究和运用)所引发的社会争议。科技公民身份理论认为公众拥有知识权利,在科技的治理过程中拥有正当合理作用。面对日益增多的科技争议,政府部门需要转变对公众的认识,正视、尊重和适应这样一个理性、有知、能够挑战官方叙述的有知公民群体的出现;推动科学公民身份教育走入课堂,提高社会成员对科学技术知识作用的批判认知。     

科学素质与科学素质调查的意义

本文从国际上最近的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入手,分析多文化背景下的世界各国(地区)对科学素质的理解.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带来对科学素质的不同理解,而这种不同理解会导致不同的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在此基础上展示当前的学者在理解科学素质上的一些趋势.同时以两个国家的公民科学素质调查为例分析了对科学素质的不同理解所带来的不同测度(科学素质调查);其次,尽管各种测度可能会使用相同的方式,但测度的意义是不同的,在笔者看来知晓测度的意义则更为重要.     

论科普的立场与科学传播的信条

科学技术普及除了国家立场和科学共同体立场外,还可以设想一种个体公民立场,这三种立场与三种科普模式有大致对应关系,其中传统科普对应于国家立场,公众理解科学对应于科学共同体立场,而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对应于个体公民立场.作为科普新形态的科学传播,也有自己的若干信条.     

萨顿新人文主义科学教育观

萨顿认为,科学史的研究和学习,有助于公民科学素养的养成.可以帮助人们建构新人文主义,使科学得以理性的发展;可以培养人们对科学的信仰和科学批判精神;会告诉我们对成长中的青年应当宽容;有助于对科学知识的理解.     

建国以来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经验和教训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我国的公民科学素质建设进入了关键时期,只有对以往建设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回顾和整理,有充分而清醒的认识,才能有针对性地开展下一步工作.本文总结了建国以来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在六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以期对实践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