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现代农业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所、植物分子遗传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林鸿宣领导的研究组承担的国家863计划项目在水稻产量相关功能基因研究方面又取得突破性进展,成功克隆了控制水稻粒重的数量性状基因GW2,并深入阐明了该基因的生物学功能和作用机理,显示该基因在高产分子育种中具有应用前景。据介绍,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科研人员成功克隆了控制水稻粒重的数量性状基因GW2。翔实的实验结果表明,GW2作为一个新的E3泛素连接酶可能参与降解促进细胞分裂的蛋白,从而调控水稻颖壳大小、控制粒重以及产量;当GW2的功能缺失或降低时,该基因降解可能与细胞分裂相关蛋白的能力下降,从而加快细胞分裂,增加谷粒颖壳的细胞数目,进而显著增加水稻谷粒的宽度、     

滨海稻区水稻精确定量栽培技术研究与应用

以“盐丰47”为试材，采取小区对比与大区示范相结合的方法，在进行播量、穴距、氮肥运筹、土壤水分胁迫等因素对水稻生长发育及产量影响的多项试验基础上，创建了以定量播种旱育壮秧、定量本株稀植移栽、定量施肥、定量灌溉为主体的滨海稻区水稻精确定量栽培技术体系，编制了滨海稻区水稻精确定量栽培技术模式图，并在辽宁滨海盐碱稻区进行了大面积推广应用。使水稻当季氮肥利用率提高到40％左右，水分生产效率达到1．45kg／m^3。与常规生产相比，氮肥利用率提高5～7个百分点，每667m^2增产稻谷25～40kg，节省灌溉用水100m^3，节支增收100余元。     

水稻新质型不育系“Y华农A”

水稻新质型不育系“Y华农A”的选育及应用荣获广东省2006年度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该项目由华南农业大学蔡善信研究员主持。1970年开始，从普通野生稻与栽培稻品种杂交，籼粳亚种间杂交，地理、生态远缘籼稻品种间杂交三条途径，创建各种细胞质雄性不育材料，转育同核异质不育系，研究不育细胞质对产量性状的遗传效应，筛选优良不育细胞质，培育新质型不育系和杂交稻。经过37年的探索、研究，首次发现籼稻雄性不育细胞质对产量性状的遗传效应优于野生稻，提出选育优良雄性不育细胞质的重点应在栽培籼稻品种中筛选的论点；首次证明华南晚籼迟熟品种“夜公”雄性不育细胞质对产量性状的负效应比野败小，是可以开发利用的优良的新型雄性不育细胞质；筛选出水稻优良不育细胞质——“夜公”，并以“夜公”为细胞质供体，育成新质（Y）型不育系11个，     

野生稻高产基因（yld1．1，yld2．1）分子育种技术体系及其应用研究

近年来,国内外利用分子标记辅助技术将基因或QTL导入水稻品种已屡见报道,但得以应用的品种极少,且直接利用高产QTL（高产数量性状基因位点,以下简称“高产基因”）进行超高产育种还未见前人报道。究其因,一是野生稻中存在大量对产量不利的性状干扰;二是连锁累赘,即目的基因与不利基因的紧密连锁是育种中难以克服的难题。该项目经过10年攻关,突破野生稻高产基因利用的技术瓶颈,在国内外率先成功构建了一个野生稻高产基因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体系,获得突破性成果。     

超级杂交水稻LYP9及其亲本的转录组学研究

水稻既是重要的粮食作物和基础研究的模式植物,也是杂种优势利用的成功典范。尽管杂种优势的利用在解决世界粮食安全问题上已做出重大的贡献,但杂种优势的分子机制在生物学和农学的基础研究中依然是一个有待阐明的重要课题。本研究利用水稻全基因组芯片,系统考察了超级杂交稻"两优培九"及其双亲——"培矮64s"(母本)和"93-11"(父本)在7个不同发育时期的组织中的基因表达谱,旨在揭示杂种一代(F1)与亲本的基因表达差异,并从中发现可能与杂种优势相关的基因。实验结果表明,从转录谱来看,杂种F1与亲本间的相似性大于亲本之间的相似性;在发现的3000多个杂种和亲本间差异表达的基因中,有各种不同的差异表达类型,多数是偏于单亲的显性表达,但也有只在杂种中出现的超亲表达。对差异表达基因的功能分类表明,虽然差异表达基因涉及诸多功能类群,但在少数功能类群(如能量代谢、碳水化合物代谢、转运等)中有明显的富集。对差异表达基因的基因组位置与产量相关的QTL(数量性状位点)进行关联分析的结果表明,差异表达基因在水稻基因组中的分布与QTL、尤其是与小区间的QTL有密切的关联;值得注意的是,部分落在QTL上的差异表达基因的功能注释有助于解释与QTL对应的体现杂种优势的农艺性状。     

水稻分蘖数目与分蘖角度的分子机理

水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养育着全球近半数人口。我国是世界上水稻栽培最早、栽培面积最大的国家,水稻在我国农业生产中举足轻重,培育具有理想株型的水稻品种是提高水稻单位产量的一个重要方面。过去的10年在科技部973计划项目的大力支持下,本课题组与中国水稻研究所钱前课题组在水稻株型分子机理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在水稻分蘖数目和分蘖角度的调控机理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野生稻高产基因(y1d1.1,yld2.1)分子育种技术体系及其应用研究

近年来,国内外利用分子标记辅助技术将基因或QTL导入水稻品种已屡见报道,但得以应用的品种极少,且直接利用高产QTL(高产数量性状基因位点,以下简称”高产基因”)进行超高产育种还未见前人报道.究其因,一是野生稻中存在大量对产量不利的性状干扰;二是连锁累赘,即目的基因与不利基因的紧密连锁是育种中难以克服的难题.     

水稻耐盐复杂数量性状的遗传机理及其应用研究

一、研究背景我国盐碱耕地面积约有1亿亩，盐害已引起了作物大量减产，培育耐盐新品种迫在眉睫。然而作物耐盐性是由多个数量性状位点（QTL）控制的复杂性状，遗传机理十分复杂。因此克隆耐盐QTL对于阐明作物耐盐机理和育种应用均具有重要意义。本项研究定位了一批水稻耐盐QTL，成功克隆出一个水稻耐盐QTLSKCl，并对其开展了功能研究，为揭示作物耐盐遗传机理和育种应用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和关键技术。     

调控水稻分蘖的“开关”

水稻等禾本科作物在生长发育过程中有一种特殊的分枝现象,叫做分蘖。它直接决定着水稻的穗数并进而影响水稻的产量。但是,控制植株分蘖的基因“开关”在哪里,则一直是植物基因研究方面长期悬而未决的重要课题。     

日本科学家发现水稻神奇基因

正总部设在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发表报告称科学家们发现了水稻中的一种神奇基因,这一发现将有望大大增加水稻作物的产量。对籼稻开展的初步研究显示,将这种被全球最广泛种植的水稻品种的基因与所谓"SPIKE"基因相融合之后,其产量可以上升13-36%。IRRI组织的基因移植实验室主管艾尼斯·斯拉姆特-莱丁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宋代的双季稻

宋代虽然有早稻和晚稻的名称 ,却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双季稻 ,但这并不能否定宋代有双季稻的存在。宋代存在再生、间作和连作三种形式的双季稻。再生稻 ,又名再熟稻、稻孙、二稻、传稻、孕稻、魏撩、再撩、再生禾、女禾等 ,分布于两浙、淮南、江南、福建和湖北等地。间作稻 ,又名寄生 ,主要分布在浙东一带。连作稻 ,在宋代虽然没有专门的名称 ,但却出现了许多连作稻的品种 ,如江苏的乌口稻、浙江的乌和第二遍、江西的黄穋禾、福建的和献台、岭南的月禾等等。另外 ,在宋代的稻品种中 ,还发现了有些品种既当早稻又充晚稻的现象 ,也应是双季连作的结果。宋代的连作双季稻分布虽广 ,但由于品种不佳、产量不高、季节和劳动力的矛盾、放牧的需要、肥水条件的限制、投入产出率低等等原因 ,双季稻总的种植面积并不大 ,在粮食生产中的作用如同凤毛麟角。宋代的双季稻大多都是在原有的品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与当时引进的早熟而耐旱的品种占城稻关系不大。     

英国研究型大学提升跨学科科研生产力的实践创新——基于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的分析

在英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英国研究型大学积极进行跨学科科研生产力提升的实践创新。作为世界科学圣地,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以提升跨学科科研生产力为目标,践行人才引领、学术激活、氛围营造路径,其有效提升跨学科科研生产力的经验,为我国面临跨学科科研生产力提升挑战的诸多高校积极探索内生性发展树立了标杆。     

傣族古歌谣中的稻作年代考

傣族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之一,也是最古老的稻作民族百越族的后裔,《古歌谣》是傣族先民留下的反映本民族生产和生活的历史资料。该文从中国稻作技术的发展和傣族历法的由来两个方面,考察了傣族古歌谣中的稻作年代问题,认为《古歌谣》中所反映的稻作可能是唐宋,特别是明代以后的情况,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汉族和傣族稻作文化的关系。     

Penrose on What Scientists Know

This paper presents an analysis and critique of Roger Penrose’s epistemological, methodological, and ontological positions. The analysis is relevant not only because Penrose is an influential scientist, but also because of the particular traits of his thought. These traits are directly connected with his background and approach to science: (1) ontolog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realism, (2) mathematical Platonism, (3) emphasis on the continuities of science, (4) epistemological inclusiveness and essential openness of science, (5) the role of common sense, (6) emphasis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cience, ethics, and philosophy. The paper articulates Penrose’s position and criticizes some of its possible shortcomings. It contributes to the perception of science as an open activity, as illustrated in Penrose’s particular approach, and provides an interesting case-study that can contribute to understanding how epistemological and ontological positions are connected with particular scientific practices.     

我国R＆D投入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DEA方法,选取年末就业人数、研发投入（R＆D）、资本形成总额为输入指标,地区生产总值为输出指标,对2001～2010年全国各省市区域经济的生产效率及Malmquist生产力指数进行测算。在生产效率方面,全国平均生产效率为0．7;5,显示出我国整体经济效率还存在27％的改善空间,造成整体无效率的原因主要是规模无效率,显示出我国对于现有技术的合理配置和使用存在问题,应加强对现有技术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在生产力变动方面,就全国平均malmquist指数而言,技术进步是导致TFP值增长或损失的主要影响因素。     

中国古代试辨硝石与芒硝的历史

该文揭示了中国古代医药界和炼丹术早期活动中对各种“硝”（包括硝酸钾、硫酸钠和硫酸镁）在认识和应用上的混乱情况。接着论证了在唐代以后是中国炼丹家通过焰色和化学性质（硝酸钾的特征紫青焰色、助燃性和氧化性以及芒硝的风化性和特殊晶形）制订了对硝酸钾加以辨识的科学方法，从而结束了混乱局面，并促进了火药的发明和推动了芒．硝的应用。最后介绍了具有中国古代特色的、利用萝卜和植物灰对天然芒硝与火硝的提纯法，以及火硝与盐的重结晶分离法，并解释了其中的科学道理。     

从《算数书》和秦简看上古粮米的比率

《九章算术》、《说文解字》中关于几种粮米的记载互有异同，清代段玉裁等以前者校改后者，并认为在上古时稻和粟都可以舂出粝、粹、檠、御等一系列不同精度的米。现代学者则利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和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的《算数书》对两者都有校订，但在后一问题上仍沿袭清儒的见解。文章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这些有关文献进行了新的审视，提出了新的校勘意见，指出《九章算术》和《说文解字》这两种传世文献中的错误比原来认为的要少，《说文解字》只有以粹为敷是后起的，《九章算术》只有檠米和檠饭之率是错误的，上古由粟、稻舂出的米分属两个不同的系列，不能混为一谈。《说文解字》和《九章算术》的作者都没有直接参考过《算数书》，后者也没有直接参考过秦简关于粮米比率的材料。     

解读袁隆平的科学风格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打破了水稻等"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的传统观念,开创了杂交水稻研究的新领域。袁隆平作为一位世界顶尖级的农学大师,和其他许多著名的科学家一样,他的成功也凸显出其独具特色的科学风格。本文从科学风格的内涵出发,从主体、客体及主客体相互作用三个方面论述了袁隆平科学风格形成的原因,然后从本体上解读了袁隆平科学风格的要素构成。     

The Dynamics of Change in Everyday Life: Final Response

Due to Swedish history, to date there has been a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the meaning of volunteering in Sweden. However, it seems as if the meaning of volunteering is changing in Sweden, at least in some atypical hybrid organizations. However, this change presupposes that there is a conception of volunteering that has been institutionalized by tradition. Hence, to understand this change, one has to capture the institutionalized meaning of volunteering. In the academic debate there is sometimes an implied opposition between conceptual meaning and existential meaning. It is argued that this divide is unfortunate, the existential aspect presupposes the conceptual aspect of meaning. The study of the meaning of volunteering is an attempt to uncover existential meaning in everyday life. Neither the cognitive meaning nor the existential meaning of volunteering is an objective fact but fragile and dependent upon contextual fac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