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之“化境”翻译理论之我见

本文介绍了当今翻译界关注的一个理论——钱钟书先生之“化境”理论．并从“化”与“境”二字之源头探讨了“化境”说的内涵。对于“化境”说中归化与异化进行了探讨。笔者还就“化境”说中“化”与“讹”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     

谈翻译中的“忠实”问题

宗教典籍翻译的影响，使西方译论中长期存在着关于“忠实”问题的讨论。F·阿莫斯（FloraAmos）在《早期翻译理论》中表示，翻译理论史都不是“清晰可辨、依次进行的发展史”，译者往往忽视了或根本不知道前人的相关著述，早期译者对“忠实”、“准确”甚至“翻译”一词含义的界定往往相差很大。因此，这类问题的争辩注定“无果而终”。     

翻译标准制衡下译者的“显形”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的主体地位和主体行为才开始受到重视，因此，进一步弄清何为译者“显形”、影响译者“显形”的因素以及译者“显形”的表现等问题，对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有重要意义。同时，对译者“显形”的研究不能仅从译者自身的微观角度进行研究，而应将译者“显形”与翻译标准相联系，既促进译者的充分“显形”，又有助于确立较完美的翻译标准，为翻译活动提供指导，促进翻译事业的发展。     

谈《红楼梦》中“好”字的翻译

以杨宪益先生的英译版《红楼梦》为例，着重探讨了在不同的语境中，汉语中的“好”词性与含义的不同，导致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也不同。翻译应充分重视语境、语气、词性、多音字、年龄等不同因素。译文必须超越简单的表层词汇对应，实现源语和译语间的深层语意对等。     

“信”乃翻译之本

自上个世纪末严复提出“信、达、雅”以来，围绕翻译标准的讨论已经持续了近百年。这期间不断有学者发表自己对翻译标准的见解。有的提出“忠实、通顺、优美”，有的倡导“正确、通顺、易懂”，有的赞成“正确、易懂、得体”，有的同意“准确、简明、通顺”。凡此种种标准，与“信、达、雅”相比较都是大同小异，而且大都有三条标准。既然是标准，自然应当对译者的翻译工作起到指导与约束作用。然而，标准条目多了，而且相互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如“达”的译文不一定就“信”和“雅”），译者往往顾及一点不及其余。在多种标难中我们可以看…     

再谈英语“曲线翻译”

再谈英语“曲线翻译”张庆路笔者的《英语“曲线翻译”探索》一文在《中国翻译》１９９２年第１期上刊登后，许建平先生在同刊第６期上发表了《“曲线翻译”不宜提倡》的文章，认为笔者的三个“曲线翻译”实例是错误的，从而得出“曲线翻译”不宜提倡的结论。我很高兴看到...     

翻译研究中的“误读”的意义及其局限性

通过对翻译研究中的“误读”运行轨迹以及翻译哲学转向给“误读”提供的理论支撑,指出:一方面,“误读”在翻译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由于文本的确定性及公共视阈的制约,译者对原文本的“误读”只能体现在翻译过程的理解环节而不是翻译的表达环节,译者应该尽可能的保留原文中容易引起误读的成分,把解读的权利留给读者,使译者可以读到原汁原味的译作。     

从“三美”论角度析英文电影片名的翻译

电影片名翻译至今没有统一的标准，存在混乱、不规范的现象。从许渊冲先生音美、形美、意美的“三美”论角度分析英文电影片名的翻译，并就其不规范的翻译现状对译者提出合理的建议。     

“翻译腔”译文的成因及完善策略

“翻译腔”是大学生英汉互译中十分常见的一个问题。分析并找出“翻译腔”形成的原因对于完善译文有着重大的意义。本文从理解与表达两个方面指出“翻译腔”形成的深层原因在于东西方不同的民族文化及思维模式，尤其在于译者对西方文化及思维模式的隔膜。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两种较为切实可行的完善策略。     

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以《阿丽思漫游奇景记》为例

创造性叛逆强调译者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为人们研究翻译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大大促进了翻译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对译语文化的发展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文章通过分析赵元任先生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景记》,指出创造性叛逆具有一个内在的"度",它与不负责任的错译、滥译与讹译完全不同。     

论文学作品翻译的风格再现

许多译者常常认为翻译只是再现“语义”，但文学翻译过程作为一种艺术的再创作只体现“语义”是不够完美的。风格的再现问题是翻译研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译者必须把它考虑在内。本文试图从英语文体学、修辞学和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探讨文学作品翻译风格的特征及风格再现问题。     

译者主体性在中国近代翻译高潮时期的体现

翻译一直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之间交流重要手段。在翻译研究发展的过程中,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也是翻译中最活跃的因素一直未被予以重视。随着二十世纪译学研究的兴起和“文化转向”的出现,译者主体性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通过对中国近代新旧交替时期的翻译家及其译作的分析,探寻了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尤其是在翻译原本的选择及翻译语言及手法的运用中的体现及其价值。     

“动态意义观”与汉诗英译中的词汇翻译

“动态意义观”认为意义受制于特定的交流环境，因此强调译者要做到在交流中把握意义。“动态意义观”对于汉诗英译中的词汇翻译有较强的启示作用：译者应在充分考虑诗词的语言语境和非语言语境以及原作者的情感系统基础上，理解和把握词义并做出得体的翻译。     

从《水浒传》的“吃”字翻译谈起

被誉为“把《水浒传》推向世界第一人”的赛珍珠的英译本《水浒传》向西方宣传了中国文化，这已被中国和世界所肯定，她本人也被视为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本文从译者对“吃”字翻译的角度探讨她对原作语意、语境及典故的把握程度，尽管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但她在翻译过程中所体现的一名翻译者的态度和精神都是值得读者和译者学习的。     

不该遗忘的角落——论“翻译书评”的地位、作用与形式

“翻译批评”以译本为中心，兼论译者、译事与译法，重在译作的评价和引导，但却忽视了“翻译书评”在翻译批评体系中发挥的作用及应该享有的地位，没有将之纳入“翻译批评”的研究范围。“翻译书评”通过鉴赏与批判，可以起到介绍最新理论成果，引导翻译理论研究方向的作用，为翻译理论研究的创新贡献力量，并可以预防学术垃圾的泛滥。因此，完整的翻译批评体系离不开“翻译书评”的参与和贡献，其地位应该在学科体制内得到应有的承认。     

意识形态对“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影响

上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这种文化转向强调了翻译与目标语体系中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关系；强调了意识形态影响翻译的层层面面，如影响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影响译者所选用的翻译策略等。在中国翻译发展史上，“五四”时期是一个特殊而典型的时期。当时的内忧外患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带来了严重的危机感，使他们意识到文学也可以承载政治使命与科学启蒙职责。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在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上都明显地受到了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     

翻译是一种模式——本雅明《译者的任务》的几点解读

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本雅明从翻译是一种模式，旨在揭示不同语言之间潜在的亲缘关系出发，提出了“纯语言”的概念，并以这一抽象的概念为核心，把传统翻译研究中译作与原作的二元对立关系和谐地统一到对“纯语言”的终极追寻中，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翻译的忠实与自由。他所提出的译者的任务，就是探索“纯语言”，在自己的语言中将“纯语言”从另一种语言的魔咒中释放出来，让“纯语言”之先通过翻译这座桥梁更充分地照耀原作。本雅明对翻译理论的独特思考，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文中试图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结合笔者的理解．对本雅明所提出的观点进行几点解读。     

浅论文学翻译中译者地位的变迁

翻译忠实标准是传统翻译观念的核心，多年来在翻译界占据重要地位。在此观念中，译者的身份被定位为“仆人”。现代翻译研究逐渐从传统翻译注重原则和技巧的研究转向把翻译视为文化现象的研究，人们开始注重翻译过程中最积极的因素——译者的地位，译者的主体性得以彰显。     

浅谈翻译中的“忠实”

翻译在我国已有2000年的历史。古往今来,不少名家曾阐述过翻译的标准。唐朝玄奘曾提出翻译即“须求实,又须喻俗”,意即“忠实、通顺”。清代严复在《译例言》中提出了“信、达、雅”的标准。鲁迅先生也提出:“凡译须兼顾两面。一则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其原作的风姿”。综上所述,翻译须做到“忠实、通顺”。而忠实则是译作的基础。 所谓忠实,首先指忠实于原作的内容。译者必须把原作的内容完整而准确地表达出来,不得有纂改、遗漏和任意增删等现象。清林纾(琴南)与合作者以口述笔记的方式译过160多部作品,其数目之多,内容之广,为当时了解西方文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他本人不懂外文,译作中删减或遗漏之处很多,因此林纾“不能算个翻译家”(杨岂深语),只能算是一种再创作罢了。     

论翻译中的灵感

灵感是一种有规律的思维活动，在人类的创造性活动中至关重要。翻译过程中的灵感闪现既可以帮助译者突破翻译“瓶颈”，又可以提升译文质量。翻译灵感的产生遵循一定的过程和规律，是译者主观努力和一定客观条件相结合的产物。因此，译者应该积极主动、有意识地创造并完善灵感激发的条件，为翻译中灵感的爆发作好准备，以便达到提升译文质量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