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来源地集聚的区位选择与动因

投资者按相同来源地聚集是外资企业近年来在中国地理性聚集的一种主要形式.建立了一个由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和东道国(地)企业所构成的寡头垄断的产量竞争模型,并引入衡量厂商之间合作程度的推测变量,分析了FDI来源地集聚的区位选择与动因.降低成本与投资风险、政府的战略策划与推动、来源地外资的产业特性及其与东道国(地)的文化联系是FDI来源地集聚及其区位选择的主要动因.针对FDI来源地集聚的特征,应改变引资思路,实行第三代引资战略.     

关于湖南省外国直接投资“污染避难所假说”的实证分析

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及湖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和所造成的污染,在此基础上建立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模型并采用我国近年来的相关数据对该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我国各个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相对而言,经济规模、基础设施状况和外资的集聚效应等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     

产业集聚对江苏FDI技术外溢的影响研究

江苏是我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资源优势吸引大量外资流入.然而庞大的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究竟有何种影响却不明确,产业集聚作为影响外资流入的重要因素,对FDI技术外溢的影响也不得而知.为了能更好地促进江苏经济发展,文章运用江苏省2003-2010年间规模以上制造业30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利用DEAP2.1和Eviews6.0软件分析了FDI、产业集聚和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江苏省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正的技术溢出效应,但是相关行业的产业集聚抑制了FDI的技术溢出.     

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FDI内迁问题的思考

综述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区位转移的有关文献,分析了影响FDI撤离的主要因素及转移趋势,并对我国沿海与内地投资区位优势进行了比较.     

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因素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区位选择问题,投资区位选择的好坏,关系到对外直接投资的成败.投资区位选择作为企业经营的一项决策,不是单向地考虑东道国区位因素对区位选择的制约作用,也不是单向考察投资主体(企业)对区位的选择,而是将企业因素和投资国区位因素及东道国政府因素综合考虑,着重分析东道国区位特征和企业主体特征之间的吻合度,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企业比较优势和充分利用东道国区位优势,取得对外投资的成功.     

在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因素研究——基于广东和江苏的实证分析

自1993年以来，广东和江苏两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一直居全国前两位。近年来，广东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缓慢，而江苏发展迅速，与广东差距日益缩小。2003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一度超过广东，居全国各省市之首。选取关键的区位因素，通过对广东和江苏两省的外商直接投资进行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更清楚地把握两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所在，进一步认识影响在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因素，为各省市利用区位优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供参考。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

新兴市场国家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或FDI）近年来成为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商务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逐年增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决定因素的研究显得十分必要。本文利用最新统计数据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受东道国国情影响,东道国市场情况、东道国资源禀赋、以及中国与东道国的文化、贸易联系的形式对FDI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制造业外资流入的数量控制与政策偏向

分析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对中国制造业发展所形成的"空洞"问题,认为FDI对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外溢效应和提高作用值得怀疑。借助G.Grossman及P.Howitt等人构建的经济增长模型得出我国制造业FDI的流入规模;利用相关数据建立外资制造业的生产函数,在此基础上揭示制造业内部问题。针对"空洞"问题,从FDI流入控制、外资制造业借鉴、金融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外商对华绿地投资的就业创造效应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绿地投资是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进入方式之一,与跨国并购相比,外商绿地投资对东道国就业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为了考察外商对华绿地投资是否具有就业创造效应,以及就业创造效应受哪些因素影响,本文基于2003—2015年外商对华绿地投资项目数据,实证分析了外商对华绿地投资的就业创造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外商对华绿地投资不仅具有显著的直接就业创造效应,而且具有显著的间接就业创造效应;分地区来看,外商绿地投资的直接就业创造效应在我国东部地区表现最好,间接就业创造效应在我国西部地区表现最好。最后,本文提出了利用外商绿地投资促进我国就业的对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FDI)与江苏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利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分析了1990年以来江苏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显示:江苏GDP对FDI的弹性,随着FDI规模的增加而增加.但FDI并不是江苏经济增长的原因,江苏的经济增长则带动了FDI的提升,对此,江苏省应进一步加大引进外资的力度,并提高利用外资效率,拓宽外资投资领域,同时加大对苏中、苏北地区的政策扶持,吸引更多的外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皖江城市带FDI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FDI的因素有市场因素、成本因素、集聚因素、创新因素等,从这些因素中选取市场规模、市场化程度、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地区产业结构、非国有企业数量、人力资源8个指标,运用Matlab软件对皖江九市2002—2011年的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和地区产业结构是影响皖江城市带FDI的三大因素,认为政府应采取继续扩大市场规模、保持低劳动力成本优势、提高劳动者素质和产业聚集度等对策。     

宁波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引起了理论界广泛关注,但现有研究认为FDI对不同地区的作用不一定相同。文章以宁波为例,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衡量技术溢出效应的数学模型,利用宁波市相关数据,对其FDI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宁波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地经济产生了负面技术外溢效应,其原因在于宁波企业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技术水平较低,与跨国公司差距大,自身技术吸收能力低。为此,文章从调整引资结构、促进内外资企业联动发展等方面提出了提升宁波FDI技术溢出效应的若干建议。     

折衷范式下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分析

文章从国际生产的角度分析了银行业的国际化 ,并在邓宁的折衷范式下具体阐述了我国商业银行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所具有的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认为我国的商业银行已具备了这三个方面较强的优势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非金融企业对外投资的增加 ,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会不断扩大 ,但政府也需为其营造一个有利的环境。     

中印利用FDI的比较及经济效应分析

比较了中印两国利用FDI的情况,分析了东道国利用FDI的经济效应,提出了相应建议。     

东亚对福建直接投资集聚的计量分析

通过对产业集聚相关理论的梳理,结合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性质,总结出影响FDI集聚的相关因素,建立了分析的理论框架.结合实际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变量,设立线性回归方程,分析东亚对福建直接投资的集聚情况.计量分析的结果表明.东亚对福建的直接投资存在着集聚效应,但是投资主要流向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的外销倾向明显.     

人力资本对FDI技术溢出效应影响的实证研究

已有研究认为,跨国公司技术转移力度的大小、FDI技术溢出渠道的通畅程度和东道国自身“吸收能力”是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三个重要影响因素,而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又对这三个因素有决定性的作用。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并以中国1983-2003年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得出结论认为:人力资本水平的丰裕程度决定了FDI技术溢出的大小;FDI能够通过资本积累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而且FDI与人力资本相结合的技术溢出效应要远远大于资本积累效应。     

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的效应及驱动因素研究

我国经济发展正逐步从追求数量、粗放式扩张模式向追求质量和环境效益的模式转化,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环境污染,其实质是实现二者绝对脱钩.本文运用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06年～2017年面板数据,通过Tapio脱钩弹性指数首先分析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效应,对其进行时空分异研究;其次运用Stata 15.1采用GMM估计方法研究经济集聚、人口集聚、环境规制等驱动因素对脱钩的影响大小和方向,并进一步探讨环境规制影响脱钩状态的作用路径.结果显示：1)从时间分异来看,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从2006年～2017年整体呈现为绝对脱钩-扩张负脱钩-绝对脱钩的周期性特征.多数省市在2017年脱钩程度都最高.2)从空间分异来看,脱钩指数平均值都处于绝对脱钩状态的省市包括湖南、四川、浙江和重庆,所有省市最近两年的平均水平都处于绝对脱钩状态,预示良好的绝对脱钩发展趋势.3)从脱钩的驱动因素来看,经济集聚与脱钩为“倒U”型曲线关系;人口集聚与脱钩为“U”型曲线关系;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脱钩发展,适当的环境规制会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开展技术创新进而助推其脱钩,且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对脱钩的影响力度远大于技术创新;此外,“倒U”型曲线关系显著存在于脱钩指数和人均GDP之间.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相应对策建议：适当提高经济集聚水平,保持适当的人口集聚度,制定适当环境规制政策,积极促进产业绿色转型与技术创新,践行生态文明理念.     

长江三角洲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分布的经济计量分析

利用长江三角洲地区有关城市的数据，应用空间经济计量模型，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布与城市特征的相关性．引入了空间变量，根据新近的数据，建立了长江三角洲地区33个城市外商直接投资分布的经济计量模型，并应用该模型对该地区33个城市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得出国内生产总值、道路交通条件及教育水平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有利因素．其中，国内生产总值是主要因素，劳动力成本、与上海的空间距离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利因素。     

基于EBA模型的FDI区位分布条件因素实证分析

文章根据新经济地理理论,运用EBA(极值边界分析)模型,并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综合选择了10个条件因素对我国FDI区位分布条件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劳动力成本、劳动力质量、对外开放程度、FDI存量、产业结构和集聚程度6个变量对于吸引FDI具有抗干扰的"稳健性"显著影响,而研发能力、基础设施、市场化程度与信息成本4个变量对于吸引FDI并没有"稳健性"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