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外商直接投资效应的实证分析

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建立计量模型，利用1990－1999年的有关数据，对西安市外商直接投资与西安市国内生产总值、出口贸易、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对西安经济增长具有现实的促进作用，并对利用外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与对策。     

基于长江三角洲地区外商投资的经济计量分析研究

从实例的视角,采取计算剖析的办法计算出长江三角洲区域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的直接投资、区域经济增升、产业构造优化和积累三者间内在关联与互相影响之趋向和力度。借助长江三角洲区域关于城镇的信息资料、运用空间经济测算模式,检测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布和城镇特点的关联性,并引进了空间可变量,依据最新的信息,创建了长江三角洲地区三十三个城镇外商直接投资分布的经济测算模式,并指出了该区域将来外商投资规范的策略构思。     

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评估模型的构建

本文在论述投资环境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及重要性、分析国内外现有投资环境评估方法的基础上，探索与构建外商直接投资环境的评估模型．通过专家征询征集意见，对征询数据进行环境因素重要性分析筛选和因子分析（运用ＩＤＡＳ软件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投资环境评估模型（包括７类１７项因素）的建议．     

影响重庆市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实证分析

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情况有着明显的差异，虽然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在吸引外资的规模上有扩大的趋势，但在全国的份额仍较低，投资环境的差异是造成这种地区差异性分布的主要原因．目前关于投资区位因素的研究多集中在运用统计数据和区位模型分析．因此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设计出描述投资区位因素的指标，并通过对已经在重庆市开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对调查所得数据进行因子分析，提取了几个主要影响因子，并对指标体系进行了可靠性验证.     

广东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及其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为广东经济增长带来了资金和技术，有效地弥补了广东生产、建设资金的严重不足，加速了经济发展的步伐，促进了广东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一直是广东对外经济贸易工作的重点，然而随着加入WTO后我国进入全方位开放的阶段以及国外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发生变化，广东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面临新的挑战，其区位优势发生了改变。本文将介绍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进而探讨影响广东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及其变化，以及对我省引进外资的政策启示。     

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分析——以安徽省为例

文章介绍了2000到2011年间安徽外商直接投资在各产业间的分布情况,及全省三大产业国内生产总值构成比重与就业概况,建立了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模型,并运用E-views7.0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了外商直接投资总体上促进安徽省产业结构优化的结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在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因素研究——基于广东和江苏的实证分析

自1993年以来，广东和江苏两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一直居全国前两位。近年来，广东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缓慢，而江苏发展迅速，与广东差距日益缩小。2003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一度超过广东，居全国各省市之首。选取关键的区位因素，通过对广东和江苏两省的外商直接投资进行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更清楚地把握两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所在，进一步认识影响在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因素，为各省市利用区位优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供参考。     

创新产出的空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海峡西岸经济区面板数据的分析

利用空间Moran指数和Moran散点图以及空间面板滞后模型,对2010—2014年海峡西岸经济区20个城市创新产出进行空间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海峡西岸经济区创新产出存在明显的空间效应。通过对创新产出影响因素分析得出:研发经费投入、研发人员投入以及研发资本存量是形成创新产出空间效应的主要因素;此外,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创新产出存在显著的负的挤出效应。     

长三角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与吸收能力

本文运用拓展的吸收能力的概念,利用长江三角洲地区1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发现,长江三角洲基础设施和科学事业经费的投入能够提高对FDI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而人力资本投入对FDI溢出效应的吸收作用并不显著,说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并没有进入利用当地人力资本的阶段。FDI还主要利用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基础设施和廉价的劳动资源,在长三角地区进行大规模的资本外延投资,因此,需要进一步提高长江三角洲地区,特别是中心城市FDl的质量。     

关于湖南省外国直接投资“污染避难所假说”的实证分析

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及湖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和所造成的污染,在此基础上建立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模型并采用我国近年来的相关数据对该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我国各个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相对而言,经济规模、基础设施状况和外资的集聚效应等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     

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时空错位及影响因素分析

城镇化质量和规模是衡量城镇化发展水平的两个方面,二者发展的时空错位是当前中国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重要矛盾.文章选取长三角城市群26市为研究对象,运用线性加权综合法对2009—2019年城镇化质量与规模进行综合测度,通过泰尔系数、标准差椭圆模型和空间重叠性、空间错位指数及空间回归模型探究其时空格局、错位程度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1) 研究时段内,城镇化水平由“规模驱动”转向“质量驱动”,其变化取决于中低水平城市数量的替变转移上;随时间维度变化,城镇化质量提高显著,内部差异逐步缩小;城镇化规模内部差异扩大,规模结构不合理现象有所突显.2) 空间分布上：城镇化质量始终以中水平地区为主,高水平地区不断增加,低水平地区持续减少;城镇化规模始终保持“中部凸起”的分布格局,中等规模城市逐渐取代了小规模城市,成为区域主导的城镇化规模类型.3) 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空间错位：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与规模存在明显的空间错位,且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空间错位现象主要由小部分城市的不匹配造成的.4)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空间错位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人均GDP、每万居民拥有公共交通车辆、人口城镇化率、土地城镇化率和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对空间错位指数有显著影响,其中人均GDP和土地城镇化率对空间错位指数贡献最大,其他因素不显著.     

长三角地区博物馆空间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

为了进一步探索博物馆空间格局演变规律,运用数理统计与ArcGIS空间分析方法,考察了2000—2018年长三角地区博物馆空间格局的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博物馆数量呈直线上升趋势,2012年后增长速度变缓;江苏省博物馆数量居于首位;长三角地区41座城市中,上海市博物馆数量最多。(2)长三角地区博物馆总体为空间正相关,呈集聚态势。以上海市为核心,极化作用不断增强,整体呈“多核串珠状”,省会城市作用突出。从局部尺度来看,各省城市间差异显著,集聚区主要分布在沿海和长三角地区北部城市。(3)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显示城市旅游发展水平、城市资源禀赋、城市经济水平、人口因素和政府财政等因素共同影响长三角地区博物馆的空间格局演变。     

基于腾讯位置大数据的长江经济带人口流动空间分析

在区域合作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人口在城市间高速流动,区域内城市的空间联系逐渐加强.城市间的人口流动具有动态性、时效性.目前基于统计年鉴的数据进行人口流动的分析具有迟滞性,因此基于腾讯位置大数据,运用Gephi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和GIS空间分析技术,对长江经济带的12个一线城市人口流动数据进行测度分析.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城市人口联系度强度从东部向西部逐渐减弱,长江经济带城市人口流动量存在帕累托分布的“长尾分布”特征.长三角城市圈城市人口联系度高于武汉市城市圈和成渝城市圈,约为后面两个城市圈的2倍,区域地位优势明显.通过对长江经济带城市中心度分析,发现长江上、中、下游区域内存在不同的中心,长江上游主要以成都与重庆为区域中心城市,呈现双核心的空间结构;中游地区主要以武汉为中心,呈现一点多极的空间发展布局并有典型的“小世界”空间网络特点;下游主要呈现多中心集聚的空间分布特点.     

泛长三角自主创新影响因素差异分析——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在利用泛长三角五省市2002-2009年面板数据基础上,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得出泛长三角地区自主创新影响因素的作用程度和差异情况,再结合地区内创新发展的实际,提出泛长三角及其内部不同区域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政策建议。     

长三角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知识溢出和区域创新 ——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

长三角地区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地区。通过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发现,长三角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区域创新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FDI的知识溢出效应有利于区域创新,区域创新也吸引FDI,二者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关联机制。采用动态面板估计方法中的广义矩估计(GMM)回归发现:FDI、劳动力和对外开放均促进了长三角地区的区域创新的产出,滞后一期的区域创新变量非常显著,说明区域创新具有明显的积累效应。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保护能力格局与提升策略初探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高质量发展是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指导方针,推进上中下游生态保护与修复的协同互动是重要的实现方式.该文选取了环保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单位GDP的耗电量、单位工业产值的污水排放量、空气质量指数(AQI)、气象灾害损失值、高危企业数量等六个综合反映生态经济、生态环境和生态风险的指标,借助2016年—2018年统计面板数据以及无量纲转换、累计求和、空间分析等方法,对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生态保护能力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保护能力提升潜力空间较大;城市生态保护能力与城市规模等级成反比;长江经济带中间低、周边高的反中心空间格局特征显著;城市之间呈现显著但较小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基于此,提出了进一步明确长江经济带建设思路、创新生态环境保护机制等对策建议.     

长三角区域科技协同创新发展研究——基于区域间论文和专利合作

长三角科技协同创新对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该文利用长三角地区之间创新合作的数据构建区域科技协同创新指标,主要采用地区之间论文和专利合作的数据,分析长三角地区间科技协同创新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1) 长三角区域科技协同创新指数基本呈现波动中上升的态势,且程度在逐步加深.2) 长三角区域创新合作网络化趋势明显,且正在从单中心的合作网络转变为多中心的合作网络.核心城市往往在多个细分领域具有比较优势,但非核心城市优势往往聚焦于某个领域.3) 长三角其他三省依托上海的优势创新资源进行创新,上海的创新外溢促进了长三角地区的专利合作.4) 论文合作度增长较快,主要是由高质量的一区论文合作增长为主,对于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可以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从区域之间的比较来看,可以看出江浙沪三个地区的合作较为紧密,而安徽省与其他地区的合作程度较低.5) 长三角的创新合作主要可能仍以横向合作为主,其中论文合作以横向合作为主,专利合作以纵向合作为主.6) 长三角一体化扩容对区域协同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对高质量的发明专利影响更大.     

都市圈旅游效率的空间格局及演化——以长三角与珠三角都市圈为例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评价2005,2010和2014年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都市圈25个城市的旅游效率。珠三角都市圈旅游效率逐步上升,区域内各城市旅游效率呈现一致的上升趋势,都市圈旅游效率空间格局出现极化结构;长三角都市圈旅游效率略有下降,但仍高于同时期珠三角都市圈,区域内各城市旅游效率呈现出明显的波动特征,都市圈旅游效率呈现空间分化格局;通过分析两大都市圈旅游效率空间格局的特征与影响因素,将都市圈旅游效率空间格局演化划分为空间极化、空间分化和空间一体化三个阶段。     

长三角中心城市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旅游产业协调发展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 ——基于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在构建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旅游产业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协调发展评价模型测算长三角中心城市2008—2017年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旅游产业三系统的协调度,以重心模型、标准差椭圆模型分析其时空演化,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其影响因素. 研究结果表明:(1)在时间上,长三角中心城市三系统协调发展呈现为波动上升的发展态势,但热点城市范围在研究期内相对固定;在空间上,重心逐渐向西北方向移动,并且始终保持“东南-西北”分布格局. (2)三系统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全局空间正相关性及相对稳定的空间聚类格局,并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3)市场驱动、交通通达、外商投资、劳动聚集、资源禀赋和旅游规模对该区域三系统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环境规制与旅游效益的影响系数则显著为负.     

长三角扩容对污染减排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机制

基于长三角扩容的准自然实验,选取2008-2017年的21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了长三角扩容后相关城市污染排放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同时采用PSM—DID估计、平行趋势检验、合成控制法、安慰剂法等方法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表明:长三角扩容对污染排放的显著负向作用发生在整体及原位城市,且原位城市的显著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