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关汉卿戏剧的美学思想

关汉卿是中国最杰出的戏剧家，他一生创作了六十多个剧本，现今流传于世的向十八个，从十八个剧本中可以看出关汉卿具有以下的美学思想．这就是：悲与喜的结合、应与实的结合、美与善的结合、中和之类、阳刚之美。下面分别加以论述。一、悲与喜的结合关汉卿的悲剧，不同于西方以剧中主人公的死亡终场的悲剧；地的喜剧，也不同于西方以滑稽、讽刺为主的喜剧，而是悲中有喜，喜中有悲或以悲为主！和插以喜剧成分，或以喜为主间插以悲剧色彩。』急之是把喜怒良乐各种感情熔于一炉，形成了悲喜结合的艺术特色。先来看看他的悲剧创作《鲁斋郎》中…     

林林总总“白日梦”——中国古代“记梦”诗内容综述

将浩如烟海的中国古典诗歌中有关“记梦”的诗归纳为写报国之壮志、兴亡之感伤、相思之苦情、悼亡之悲思、揽胜之旷怀、游仙之幻想、思乡之愁绪、念友之挚意、忆昔之深慨、生命之咏叹十个层面，认为这是古代诗人思想的反射，是华夏民族精神的折光，也是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文论中的“白日梦”观点的最佳诠解。     

李商隐悲剧性心态探因

李商隐的诗歌以幽怨感伤、哀感顽艳的风格闻名于世,究其原因是李商隐的悲剧性精神品格使然.这种悲剧性精神品格和心态的形成包蕴着时代之悲,命运之痛,家世之感,身世之慨.     

中国文学悲秋主题成因论

悲秋意识具有一种原型意义。秋日为万物凋零之期,亦为人命凋伤之日,经过长久积淀,形成了秋日萧杀的思想观念和秋日悲慨的范式化情感;知识分子是介于贵族与平民之间的一个阶层,对政治极其热心,“以道自任”的性格使其与政统发生矛盾和冲突,阻扼其政治理想的实现,这使知识阶层极易产生悲感心态;春秋战国时期“比兴”手法的进一步深化,新的审美经验的积累和运用,为秋景和悲情的统一奠定了美学基础。     

阮籍五言《咏怀》诗之感伤情怀

阮籍五言《咏怀》诗充满感伤，其内涵包括时代政治之压抑，个人处境之艰难，然而更多的是一种忧生惧死，孤独渺小的无奈和深沉的绝望，这与建安文学之悲慨有着极大的区别，它主要源于人生之短暂，祸福穷达之无常。这种人生固有的痛苦为何在阮籍《咏怀》诗里表现得格外突出，其原因除了时代政治、个人处境之外，还有更为深刻的原因：生死观和天命观的变化发展。     

论《三国演义》的思想寄寓

首先从《三国演义》的主角、结局、作者对书中主要人物倾注的审美情感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该书的思想寄寓是悲慨济世贤才济世无成；第二部分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及作者的身世考察该书思想寄寓的成因；第三部分通过分析该书所反映的动荡的社会现实，揭示封建社会中济世贤才的悲剧根源。     

孤独人生寂寞诗－陶渊明诗孤独寂寞的情绪基调之成因和特质

本文作者摒除对陶渊明诗的传统分类法，不从内容题材上划分，而从作品的情感、意绪角度划分陶诗为亲情、友情、怀古之情、人生感慨、生命与自然体验等类。从对种类情感体验的诗作的统计看，陶诗在总体意绪上体现出一种孤独寂寞的情感基调。这一基调的成因主要是魏晋时代人生哲学上人的觉醒主题的高涨，及陶公为卫护安全生存和人格独立完整而选择的孤独寂寞的人生之旅的影响。人的渺小，卫护人格的独立、自由、完整的艰难，人类对自然法则的无法超越，使陶公深刻地感受到孤独寂寞的悲慨。对人格的独立、自由、完整的追求，对自然法则超越的欲求，都是“历史的必然要求”，而这些在陶公时代均无法实现。因而陶诗的孤寂情调是一种悲剧意义上的人生体验，这也正是其诗深刻的审美意义之所在。     

“新亭对泣”事典生成的两个向度

《世说新语》“新亭对泣”故事塑造了直面国土沦丧而悲戚无奈的周?和悲中奋起的王导两个相辅相成的人物形象,蕴含着悲情哀婉的审美意蕴、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等文化基质,彰显了六朝缘物起情、以“兴”为美的创作取向,引发了后世无数文人的情感共振。“新亭对泣”史实被初唐史家接纳与记载后,逐渐被经典化,经历代文人直引、化用、反用等成为母题性质的文学事典,涵盖诗、词、赋、戏剧等多种审美性文体,更辐射至经部文献。在不同文化场域与政治语境下,文人联系自身,从悲情之美与家国情怀两个基本意涵中抽绎出兴亡之叹、隐遁情怀、悲愤之感、飘零之情、困窘之态等多重引申涵义,使“新亭对泣”术语成为一个丰富的语义场。探赜“新亭对泣”经典化历程,可明晰文学经典生成与建构的内在理路与外在契机,丰富人们对中华文化基因中以悲为美与忧患意识的具体认知,加深人们对审美文化共同体的理解。     

论蒋捷词的爱国与隐逸情怀

蒋捷是宋末元初词人,经历了宋元易代之际的巨大动荡,承受着国破家亡之痛、身世飘零之苦,用词记录下万千郁抑、悲慨、哀痛、愁怨、落寞与无奈,爱国情思蕴育其间,最终在山水风景、闲适生活中寻找到恬淡、悠然、平静的快乐,流露出其遗世独立、清逸高洁的节操。     

浅析《诗品》"以悲为美"的审美倾向

南朝钟嵘《诗品》在选诗和评诗上明显推重对怨情的抒发和表现，各家批评史对此现象的看法基本是从历史背景和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角度出发而言的。实际上，钟嵘《诗品》对诗歌抒发怨情的推重体现了魏晋南北朝士人以悲为美的审美倾向，这种倾向的形成是诗歌以抒发情感为本位的观念成熟的一种标志。同时，以悲为美的审美倾向的盛行与魏晋玄学的关系亦十分密切。     

论中国古代文学的悲怨情结

本文认为，悲与怨是中国古代文学最执著，最感人的情结，优秀的传世之作大率与之关联纽结。文章对古代各体文学作品所表现的悲怨之情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归纳，并从心理学、社会历史以及哲学、宗教、文艺思想等诸多方面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论述，提出了新的见解。     

中国20世纪20年代乡土小说的情感内涵

20世纪20年代的乡土小说创作异常繁荣,其情感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对腐败的政治制度的痛恨与憎恶,对国民性变态的悲哀与愤怒,对故乡与童年的思念与眷恋。由此从一个方面表现了文学家对劳苦大众和祖国命运的终极关怀。     

困顿与忧愤--庄子逍遥的底色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庄子的逍遥形象十分鲜明，但是，它的背后还潜藏着两个相对被人忽略的因素：困顿与忧愤。庄子的困顿既包括物质的贫窘又含有精神的孤寂，他的忧愤则主要涉及三方面的观察思考：伤生、害性、背道。正是置身于这样的困顿与忧愤之中，并以之为契机，庄子最终走向逍遥。他的逍遥不是无所建基的优游，而是在深厚基础之上的艰难的精神超越，有其沉重的底色。     

从宋代水路交通看柳永、周邦彦的羁旅词

由于宋代水路交通发达,宋人公私行旅多选择水路,因此宋词创作中的意象选择、内容表达多受其影响。其中柳永、周邦彦的羁旅词最具代表性。他们创作了大量表现行前送别、旅途孤苦、别后相思等内容的羁旅行役词,并借助舟、烟、云雨、灯等意象,表达了行旅中的宦游之苦和相思恨别之愁,显现出宋词的南国文学特色。     

司马迁创作主张刍议

司马迁在文学创作上力主的“抒愤”,积淀着社会、历史和个人实践的丰富内容。其《史记》所抒之愤既是个人的,也是群体的;既有讥刺．也有歌颂,可谓真善美三者和谐统一,而抒愤的主要形式则是“隐约”。这一主张对后世文艺审美和文艺创作影响深远,后人继之,发展成为一种优良的创作传统和一种重要的理论。     

儒家化的隐逸与任侠:盛唐山水田园诗与边塞诗的文化精神

在盛唐独特的文化背景下,隐逸、任侠与儒家文化所形成的一种亲和关系使得盛唐边塞诗人能把飞扬跋扈的人生意气、自由无拘的浪漫精神与忠于帝国、为君辅弼的时代精神完美结合,形成刚健豪迈的诗风;同时也使得盛唐山水田园诗的情调居于一种既通透明澈而又生机跃动的“临界”状态,从而成为这两类题材中不可复返的典范。     

诗歌中的盛唐气象

盛唐时期的经济、社会、文化孕育了繁荣的盛唐诗歌和诗歌中独特的盛唐气象。这种气象 ,不仅从边塞诗歌作品豪迈、雄浑的风格中体现出来 ,也从山水诗歌作品清新、优美的风格中体现出来 ;不仅从天真、浪漫的诗人作品中体现出来 ,也从现实、沉潜的诗人作品中体现出来 ;不仅以诗歌的艺术形式来表现 ,也以诗人的情怀、理想、精神风貌来表现 ;不只是某个诗人的创作表现出这种气象 ,而是该时期诗人群体创作共同形成的时代气象     

论孟浩然对陶渊明田园诗的继承与创新

孟浩然与陶渊明在志趣、追求上有很多的契合和相通之处,他继承了陶渊明田园诗的文化传统,又有所创新。孟浩然虽然不能像陶渊明那样自觉自愿地归隐,亲自躬耕田野,与农民的情感融为一体,但他带着盛唐人体味人生、欣赏自然的人生态度去现照景物,既重形也重意,做到了情景交融,并暗合画法,露出画意,直接开启了王维盛唐山水田园诗歌流派。     

和谐与变奏--《边城》的内蕴探析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考察《边城》 ,发现它的整个旋律是由和谐不断向变奏演进 ,“三层次均衡和谐”的边城最后土崩瓦解了。《边城》与其说是一只悱恻动人的爱情牧歌 ,不如说是一只悲切哀婉的风俗挽歌。     

“美育”健美操的魅力教育

高校健美操不仅能提高高校生对美的感受力,鉴赏力和创造力,还有助于培养高校生的形体美、动作美、乐感美和气质美,增强高校学生的活力,而且还能树立学生正确的审美观。同时,美育的培养能促进高校健美操教学的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