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区位选择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举措。区位选择是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成功的关键问题,没有有效的区位选择,也就不可能形成有效对外直接投资。本文以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为基础,从投资对象战略环境和投资主体战略动机两个层面分析对外直接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提出我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应当实施多元化、多方位的区位选择模式。     

我国企业FDI的区位选择研究

企业FDI的区位选择是境外企业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根据境外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境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战略。     

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因素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区位选择问题,投资区位选择的好坏,关系到对外直接投资的成败.投资区位选择作为企业经营的一项决策,不是单向地考虑东道国区位因素对区位选择的制约作用,也不是单向考察投资主体(企业)对区位的选择,而是将企业因素和投资国区位因素及东道国政府因素综合考虑,着重分析东道国区位特征和企业主体特征之间的吻合度,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企业比较优势和充分利用东道国区位优势,取得对外投资的成功.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

新兴市场国家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或FDI）近年来成为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商务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逐年增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决定因素的研究显得十分必要。本文利用最新统计数据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受东道国国情影响,东道国市场情况、东道国资源禀赋、以及中国与东道国的文化、贸易联系的形式对FDI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

本文主要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策略,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必须重点考虑资源获取型投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分析

本文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和特点及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提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的重点与方向以及中国产业走向全球化的对策建议。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对策研究

通过分析我国对外投资现状,发现我国目前对外投资中存在着直接投资的区位单一、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远远高于金融业直接投资、政府政策扶持力度不够等问题,提出了规避风险,加大对欧美地区的直接投资、增加对金融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与政策扶持力度等对策,以有利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发展.     

投资区位、进入模式选择与海外子公司存活率之间的关系——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为例

投资区位和进入模式选择是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时最核心的两个战略决定。该文以中国1996年到2004年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作为样本,从经济和文化视角分别检验了区位选择对于海外子公司存活率的影响,并对两者进行了整合,进一步分析了文化距离对于经济距离与海外子公司绩效的调节作用。使用逻辑回归模型的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在经济距离大、文化距离小的东道国市场进行投资时,海外子公司往往获得较高的存活率;在进入模式选择方面,通过绿地投资方式建立的子公司存活率要高于并购方式建立的子公司。该文还比较了东道国国家宏观层面特点和母公司层面特点对于海外子公司绩效影响的大小。这将有助于深入了解企业绩效差异化的内在机理。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及战略选择

对外直接投资、从事跨国经营活动是一个国家加入WTO后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选择，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简略地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现状和特点，着重探讨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问题。     

区位优势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的运用

英国经济学家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将区位优势作为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三大决定性要素之一。如果在国外生产比在国内生产能使企业获得更大利润，那么就会导致对外直接投资；如果在国外的甲地投资比在乙地投资能使跨国公司获得更大的利润，则选择在甲地进行直接投资。所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取决于区位禀赋的吸引力。     

也论“默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之解析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以"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之内容对法律选择的方式加以限制,确立了"明示选择"的地位。而世界大多数国家在其涉外民事立法中肯定了"默示选择"的价值,承认或有限度地承认"默示选择"。"默示选择"并非是"不选择",更不是法官代替当事人来选择,其本身就是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法律选择模式,体现了契约自由的精神。作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完全不承认当事人"默示选择"的国家之一,我国的立法者应当看到"默示选择"所体现的价值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相关立法内容的大趋势,并结合全球国际私法的新发展,对我国涉外立法的相关内容加以修改和完善。     

全球视野下的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

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既是把握时代发展趋势,对国际经验的借鉴和总结,也是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美国、日本、韩国、芬兰等国家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进程中,将自主创新作为促进国家发展的主导战略,投入巨额研发经费,将企业培育成为创新主体,注重对创新人才的教育培养,构建官产学研相结合的国家创新体系等措施,对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启迪意义。我国应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大投入力度,强化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培养造就创新人才,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等,扎实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     

发达国家农村城市化的特点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长期以来形成的户籍制度不合理,建设资金缺乏,难以形成统一的市场,政策、体制缺位,主观意志突出等不良现象严重制约着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发达国家在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具有独立的市场经济,争取最大收益的动力,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同步,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无制度障碍等特点,为我国的农村城市化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我国应在突出规划的龙头地位,改革户籍制度,拓宽融资渠道,提供政策保障,因地制宜、坚持多元化发展战略的基础上,扎实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     

论如何构建我国的风险投资机制

我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投资而且基本具备发展条件。我国应充分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成功政策和经验并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构建和完善我国的投资机制，制定法律法规，优化社会服务支持系统，减少投资风险，普遍提高国人的风险投资意识，最大程度地吸引社会资金投入高新技术风险企业。     

论国际环保措施与我国外经贸发展

环境保护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环保措施的实质是追求自然、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的发展，发达国家对贸易所实施的的环保措施已成为或将会成为我国外经贸进一步发展的新障碍。面对国外环保措施的挑战，我们必须统一认识，加大环保投入，提高环境标准，提供外资进入的优质环境条件，理性地研究环保措施规则，扶持环保产业，并逐步使该产业成为我国外贸出口的新增长点。     

大学的文化选择与功能类型——兼论地方新建本科院校的功能定位

大学是文化的产物,文化塑造了大学的精神与品格.大学进行文化选择,一方面,坚持一种永恒的精神,即对于真理与科学的追求精神;另一方面,大学是因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是大学的另一种文化使命.大学的功能就建立在这样的文化选择上,前者决定了大学的文化功能与批判功能,后者决定了大学的经济功能.为地方服务,为地方发展发挥经济功能,而又秉持大学的文化功能、批判功能,恪守大学的知识性、学术性品质,这是地方新建本科院校必须明确的功能定位.     

中外分裂国家罪探析

分裂国家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严重犯罪,中外刑法的反分裂立法有其共同性,均视分裂行为为重罪并将预备行为入罪化。国外分裂国家犯罪立法模式多样,中外分裂国家罪的行为内部构造规定不一。我国现行立法为防范、打击分裂国家行为提供了规范保障,但其入罪模式以及法定刑配置不够合理。完善分裂国家罪立法应拆解现有罪名,进一步明确罪状,将组织、参加分裂国家组织“入罪”,重构分裂行为立法。     

期待可能性理论新探

期待可能性理论在许多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刑法理论里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并在刑事立法和司法中得以承认和采纳．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已有人开始涉足这一理论,但是,其诸多主张是颇值得商榷的．我国刑法应批判地继承期待可能性理论,但不能盲目扩大期待可能性理论的适用范围．     

我国海洋渔业资源产权化管理模式研究

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渔业资源从一度被称之为“不可枯竭”的资源变为日益稀缺的资源。如何分配准入权或其它权利也就成为渔业管理者无法回避的一个中心问题。不同国家可能会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处理这一问题,明确界定和有效实施的渔业产权,被多数经济学家视为最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之一。介绍了海洋渔业产权的基本理念、类型及其特征,并指出确保我国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构建基于产权的渔业管理机制,进而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我国海洋渔业产权制度应采取的可选路径。     

论法院对涉外仲裁协议有效性及其适用法律的认定

结合我国与相关国家国际商事仲裁立法与实践和相关的国际公约,论述了目前世界上并不存在统一的认定仲裁协议有效性标准,而由各国法院依据应当适用的法律作出认定。鉴于各国法律对仲裁协议有效性的规定不同,我国法院应当适用管辖特定涉外仲裁协议的准据法,而不是在所有情况下均适用我国法对该仲裁协议的有效性作出认定。法院在决定涉外仲裁协议准据法时,首先应当考虑适用当事人双方在仲裁协议中共同选择的法律,如无此项选择,则应当适用与该仲裁协议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来认定该协议的有效性。在国际商事仲裁立法与实践上,仲裁地点通常被认为与仲裁协议有着最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