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攀龙受批判原因探论

李攀龙的广泛受批判,除了其文学复古理论确实狭隘,文学创作实践确多拙劣外,还在于后七子派所处的政治、文学语境与前七子派、唐宋派相比有很大不同,从而设定的成名路线就是强调文学主张和流派组织的宗法性.李攀龙"自信""高克"的个性和交际之道以及他以文章诗歌成名不朽的思想,也极大地影响了其理论演说和对复杂文人关系的处理.     

养气与明道——宋濂文学观之剖析

本文以养气、明道为视角,着力透视宋濂文学观的内涵和底蕴,试图揭示其文学观的传统性与其所处的时代以及个人所受的教育之关系;肯定了其进步意义,分析了认识局限,填补了宋濂研究的一个空白。     

中国诗学谱系的现代转型——以梁启超、王国维为例

中国传统文论之"文"与西方现代诗学之"文学"是两个异质的谱系,前者一直都是在杂文学观念的视域中,而后者则有鲜明的学科分类意识,基本上属于纯文学观念的视域.然而,从晚清至"五四",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政教型文学观和以王国维为代表的超功利审美型文学观的建立,促成了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向西方现代诗学的"文学"谱系转型.     

槟榔、辣妹、西施装

根据<本草纲目>所云:"(槟榔)与扶留叶合蚌灰嚼之,可辟瘴疠,去胸中恶气."不过我猜想,在台湾为"去胸中恶气"才去吃槟榔的人恐怕不多,被称为"台湾本土口香糖"的槟榔肯定有它更深刻的因由存在,只是我没尝试过,所以至今无法发现其精要.     

文学真的死了吗?——论文学后现代性对人类中心主义主体性原则的消解

随着后现代文化形态的充斥,网络时代的来临,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文学的存在与否持怀疑态度。美国著名学者希利斯.米勒教授提出的"文学终结"论引发了一场关于文学生与死的论争。文学是否会消亡?可从文学的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人类中心主义主体性特征消解的角度,正视文学的重重危机,但这并不是对"文学之死"的肯定。从米勒《文学死了吗》一书中可以找到文学不死的理由,即无论文学外在形式如何变换,都是引向文学内视性的现实"魔法",最终指向的都是另一个无言的、隐性的、等待被发现的世界。     

侠·情·传统:《诛仙》的三个关键词

"仙侠"小说《诛仙》是"玄幻文学"的一部重要的作品。文章以"侠"、"情"、"传统"作为阅读小说的关键词,探讨了作品对于中国传统"侠"之内涵的新阐释,以"情"结构小说的方式,对生命境界的探索,以及作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想象与小说价值判断的关系,并指出其不足与形成不足的原因。     

定位京味文学的三重坐标

如果要赋予"京味文学"这一现代文学上颇为重要的话题新的内涵,有必要在更宽阔的人文时空坐标中给予其新的定位。基于此种认识,我们可以从历史衍变、人文地理和民族交融的文化网络中对"京味文学"加以再认识。     

"人"的觉醒与超越--论中国现代浪漫派性爱小说的现代意识

中国现代浪漫派的性爱小说,注重对人性本质的探求,对人物性心理的描摹,对人的本能欲望的揭示,肯定人的情欲的合理性,在尊重人的全面本性、追求生命的圆满中,向扼杀人性的社会提出控诉,因而有其进步性、民主性与现代性,也更逼近"人的文学"的本身.     

胡适对"现代中国的文艺复兴"理念的阐释及其评价

尽管胡适的文学改良主张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文艺复兴"思想之影响.但他比较自觉地使用"文艺复兴"理念来阐释现代中国的文学改良与文学革命运动,在时间上相对集中于20世纪20、30年代以及50年代.在具体内容上.其"文艺复兴"理念一方面是以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为中心的"现代文艺复兴",另一方面是从ll世纪开始直至现代中国、持续近千年的文艺复兴运动.但胡适对五四新文学在理论上的阐释语境.从20年代到50年代,发生了一些位移,就是从绝对的五四新文学中心观,向世界新文学(现代文学)和新文化(现代文化)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扩展,并最终落脚在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本土意义与价值的调适之上,并以新文学与新文化的本土化适应与生成结果作为新的文化理念诉求.     

李贽论文学的地位

李贽肯定文学的地位主要体现在如下的两个方面:一是强调文学的独立,重释"文"与"道"的关系,提出了"凡艺之极精者,皆神人也"这一极为推崇文艺之价值的命题;一是推崇俗文学,倡导传奇、戏剧、小说等新型市民文学,提出"时异势殊,则言者变矣"的文艺随时代发展的光辉思想。     

文学审美价值的生成——条件、过程与形态

文学活动之所以能够生成审美价值,是因为文学活动本身提供了审美活动发生的三个条件,或者说文学活动可以满足审美意识、审美观念的三项原则——感性的原则,形式的原则,非利害（或距离）的原则。文学的审美价值形态主要有文学的美、文学的丑、文学的崇高、文学的悲剧性、文学的喜剧性等。从广义认识论的角度看,文学的审美价值属于＂感性的认识＂,文学的非审美价值属于理性认识,它们在文学活动中既可能相互分离,又可能相互伴生、甚至水乳交融。     

中国大陆通俗文学的复苏与重建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知识精英文学“是文学领域中的“借鉴革新派“,而“市民通俗文学“则是“继承改良派“.他们各有自己的服务对象,也侧重地发挥文学多种功能中的“之一“功能.改革开放以后,通俗文学逐渐为文学大家庭所承认与接纳,也进入了文学评论与文学史研究的视野.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形成的标志

阐述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的概念,指出这是中国古人对文学进行理性思维的结晶,是关于文学的认识和理论思维形式的基本概念,其下往往统领着一个文学理论概念系列。认为要认定一个语词从普通语词和一般概念上升为理论范畴,当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考察：含义相对明确,指向比较清楚,具备明显的理论属性;是同类文论概念的统率和新的同类文论概念衍生的基础;在文论史上曾得到广泛的关注、接受和运用。范畴是从总体上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是事物某方面本质属性和关系的最大概念,故高于一般概念。探讨概念上升为范畴的标志并非要把范畴和概念的区别绝对化,而是避免“范畴”一词在理解和使用上的泛化。     

文学治疗的民族志——文学功能的现代遮蔽与后现代苏醒

文学为什么在所有的人类文化群体中存在？文学是怎样发挥其社会、文化功能的,这种功能是什么？ 西方现代性的知识体系虽建构出文学的独立学科,形成贵族化的文学经典尺度和以书写本文为前提的文学史观,却割裂了文学发生的文化语境,遮蔽了审视问题的原生态文学视野。因此,当今的文艺学理论虽讲文学的认识作用和审美作用,却忽略了文学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作用：包括治病和救灾在内的文化整合与治疗功能——人通过法术性的语言实践获得精神的自我救援与自我确证。 文学人类学所提供的民族志材料,揭示出巫史同源和巫医不分的远古事实。其理论启示是：出自巫觋之口的祝咒招魂一类诗歌韵语,形态上属于文学,其功能却不是为了审美或欣赏,而是和萨满一巫医治疗的产物。 以人类学在20世纪的萨满教研究为契机,西方知识体系内部发生的东方转向和原始转向,给文史哲专业带来一场后现代文化寻根运动：从艾利亚德、藤野岩友、张光直到格里马迪尔,完成了从屈原、耶稣到苏格拉底的巫师还原过程。并在西方文学的起点——口传歌手荷马的家乡找出希腊关键词επωδοζ“唱咒诗治病”,给现代性的文学观带来巨变。从古印度《吠陀》的治病咒诗文本,到藏族《格萨尔》艺人的治疗术,再到台湾布农族的巫师文学治病案例、殷商甲骨卜辞的医疗观念、佛教六字真言的唱诵实践,文章列举出八种民族志材料,将“文学治疗”命题还原到现实生活的真实语境中,给出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呈现。 回到文学艺术所由滋生的文化田野之中,重新体察文学的精神医学原理,也就重新理解了文学的“人学”实质。     

晚唐五代江浙隐逸文学生态研究

晚唐五代江浙隐逸文学的复盛,与中原文化第二次向南推移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杨吴、南唐及吴越政权的偏安与稳定,为地域性文学生态的改善提供了历史契机;九华山、西山、庐山、奉化、永嘉等地,相继成为隐逸作家聚集交流的胜地。由道士、僧侣及出世文人共同组成的创作群体,借助隐逸文学表达了独特的生活境遇和价值理想,同时呈现出一种乱世特有的静谧与安闲。不过,其作品时常体现出偏狭和无奈的情态。     

“赵树理方向”与“赵本山现象”之比较——兼及文艺大众化问题的思考

在特殊历史文化背景中生成的＂赵树理方向＂和＂赵本山现象＂,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但在文艺大众化的实践过程中更具有一致性,它们都不约而同地聚焦于＂大众化＂：农民的话语和民间的艺术形式。赵树理和赵本山的成功就在于他们进行着一种＂还文化给大众＂的努力,以现世性、民众化和普遍受益性为主要内涵的世俗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从而以自己的作品成功地实现了文艺大众化。     

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关键词——影响与接受

在比较文学的视野中，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关键词——“影响”与“接受”原则上是一回事。但在“关系”数轴运行指向上，前者往往呈现出被动的意味多一些；而后者则与之相悖。外来性和隐含性是前者凸显表征；后者往往是一种理性“拿来”或全盘“移植”。健康化的国际间文学（文化）交往模式不仅仅是互动的，而且也应当是平等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弱势文学（文化）礼遇“影响”与“接受”之“恩赐”的频率要胜过强势文学（文化）。     

文艺形态作为中介——文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视角

在“文艺社会学”与“艺术形态学”的启发下，以形态学的观点和方法，对文艺形态在文艺社会学研究中的中介性质及其可能作初步探析，并尝试对文艺形态的内涵和外延作出新的理解和把握。     

江西文人与元代诗文格局

江西文人是元代文坛的一支生力军。在前期南方文坛各自为阵的文学格局中,江西文人和文学更多是呈现出宗宋的一面,诗学陈与义,文学宋而不废唐,吴澄涵容理道的文学观念为盛世文风导夫先路。元中期,江西人虞集、揭侯斯、欧阳玄逐渐步入京师主流文坛,大力推行平易正大的盛世文风,成为主流文坛的领导者。元后期,主流文坛衰微,江西人危素、傅若金追慕雅正文风,成为盛世余音,而还有一些江西诗人直面元末动荡的现实。元代江西文人和江西文学先导性的特点值得探讨。     

论京派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

中国文坛对沈从文等京派作家曾经一度忽视甚至批判，很大程度是因为以历史现代性解释文学现代性．对二者进行了同构性理解。实际上，二者呈逆向结构，于现代性内部形成一种张力。京派作家描写健康优美人性人情的同时，面对物质文明的进步与道德伦理的退化作出反向思考，表现出对物质化的对峙与质疑，具有文化反省的内容。这也正是文学所应当承担的责任，由此使中国新文学获得现代性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