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与“ 融入”——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对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启示

李晓峰和刘大先所著《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一书是学界对创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问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认为该著作不仅深化了以往对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学理探讨、理论建设,更关注到了之前容易被学界忽视的很多前沿问题,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如何“走出”狭窄视域、陈旧观念、空泛理论和单一民族文学研究,从而真正“融入”国家知识体系,汇入前沿文学批评潮流、关注具体文本和族际文学关系等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展望,同时亦对重写中国文学史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打开尘封的记忆——读董之林《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论》

“十七年文学”的研究在“重写文学史”的语境中需要巨大的学术勇气,董之林在以《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论（1949～1966）》为代表的学术论著中,撬动了对“十七年文学”的一些凝固了的结构和定论。董之林通过对周立波、赵树理、李辈、路翎、王蒙、邓友梅等作家在“十七年”中的创作所作的透视性解读,真实地呈现了“十七年”创作存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董之林在研究“十七年文学”时,把文学现象放在历史脉络中加以分析,她敏锐地注意到了1940年代到1950年代文学环境的转换,注意到了“十七年文学”中农村日常生活的突变和乡村生活经验的更新,并且她对“史诗”的含义进行了有益的辨析。     

当代文学史写作：方法、可能与限度——以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中心

《中国当代文学史》作为“重写文学史”的重要成果，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独立的学术品格。但它作为“历史中间物”也有着缺陷和不足：在叙史过程中，“当代文学”的内涵从“话语形成”到“自然时空”的转换，使其“下编”止于浮泛评述；以“一体化”的实现和解体作为叙史情节结构和文学史观，既显示出史识的洞见，又对复杂的文学情境造成了一定的遮蔽。     

"重写文学史":一个没有终结的现代命题

“重写学史”口号在80年代末提出后,曾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现当代学研究的学术增长,其学术价值不可低估。新时期学史重写的最显实绩表现在鲁迅研究的突破上。而出现在口号前的两种新的学史观,既为口号的提出和讨论的深入作了理论铺垫,又随着学术界对“重写”认识的不断深化而产生更大的学术影响,可以说是新时期现当代学“重写学史”呼声中最大的理论收获。从学理上说,“重写学史”是一个永无终结的现代命题,这使它至今仍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从巴赫金复调诗学看《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

从巴赫金复调诗学看,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中出现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以对话主义的文学史观,大胆展现了一幅复调的文学史图景,闪耀着新的人文精神的光芒,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带来重要启示。     

论甲骨金石简帛文学

甲骨金石简帛文献中有大量押韵的诗歌、精美的散文,可以算作上古文学遗珠出世,它不但给人美的享受,还反映了真实的历史形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它们被长期忽视。要想反映上古文学的真实面貌,文学史就应当重写。     

莫言的《红高粱》与“新历史小说”

莫言是新时期的重要作家,莫言的写作突破了当代文学的传统规范,具有一种革命性的意义。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既被视为“寻根文学”的终结,也被视为“新历史小说”的重要起源和代表作品。《红高粱》中人物描写的方法与当时有关人物性格复杂性的理论探讨有着密切的关联,反映了当代典型理论的重要变化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规范的崩溃及其对于创作的影响。《红高粱》和“新历史小说”的潮流与20世纪50年代《红旗谱》等“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强大规范构成了明显的对话关系,其“情欲化的历史”和“迷宫般的历史”鲜明地体现了对“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颠覆和重写。同时,《红高粱》的解读和“新历史小说”现象的命名与阐释本身也是一个在阐释中不断变化的过程。     

文学翻译标准的流变与文学翻译的本质

对文学翻译标准的探索反映了翻译学者不同的翻译追求,深化了学者对文学翻译本质的认识。文学翻译的本质从文本因素来讲,是对文学作品风格和内涵的阐释;从文本外因素来说,是意识形态和翻译诗学双重操纵下的重写或改写。     

再论九十年代初文艺上的“左”倾思潮

本文为作者“一论”之后的“再论”，指出了九十年代初文艺上的“左”倾思潮的又一特点：对于文艺理论界立足于坚持和发展，对文艺理论和文学历史有关问题的回顾性的正常有益的探讨，更肆无忌惮地给予上纲特高的打击．并就金至上钢特高的所谓“围剿四战役”（《上海文论》上的“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人民音乐》上的“回顾与反思”座谈会、《书林》上的《笔谈（讲话）五篇》，以及《历史无可避讳）等文章），进行了对话，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现在进行时"

目前中国现代学史的研究有四大长线课题，即“重绘中国学地图”、“重写学史”、“中国学的古今演变”和“全球语境下的中国现代学”，从“空间”、“时间”、“纵向”、“横向”四个方面全方位地审视中国现代学史，力图建立研究新模式和求得科学的新结论。我们应该思考自己如何投入到这一中国现代学史的“现在进行时”中去。     

关于“新时期文学”与人道主义

“新时期文学”这个概念几乎是包罗万象的。它可以指涉“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等政治家口号下的文学写作；它也可以指涉“创作自由”、“人道主义”、“新启蒙”、“个性解放”、“表现自我”等知识分子与文学家们的倡导。它可以用来概括“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也可以用来概括“朦胧诗”、“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仍处在“新时期”。组成我们现如今的广泛的“共识”，广泛“认同”的观点，都是由“新时期”来提供的。90年代以后，往往是对80年代某些观念的强调、延续或者以此为基础的推断。“新时期文学”的最基本态度还可以用这几个概念来描述：“人道主义”、“个性主义”、“文学独立”。人道主义精神是“新时期文学”的最强音，也代表了1970年代末以来文学的最感人最健康的声音。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以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为文学资源，“新时期文学”展开了对文化大革命传统社会主义“极左”政治的全面否定和批判。“新时期文学”的人道主义旗帜上有“自由”、“博爱”，却鲜有“平等”。人道主义者更倾向于把当下的问题看成是“社会转型”中的问题，这种态度一致延续到1990年代。但是没有对平等价值的奋力追求，又何来人道主义呢？而人道主义者的现实和历史位置究竟又在哪里呢？“新时期文学”10年盛会那段时间内，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是关于“忏悔”。忏悔在当时的表述下，是对今日之我的肯定，是自我与历史的“切割”。让文学与时代、社会“切割”，让文学回到文学本身，考察“人本身的灵魂”，在这一点上，“新时期文学”与“五四”新文学有着本质的差异。后者也有所谓“忏悔意识?     

西晋“绮靡”文学风格论析

“绮靡”文学风格形成于西晋，首倡者为陆机。它是一种注重文学辞藻、对偶、声律等形式技巧并追求作品绮丽色彩的文学风格，于两晋、南朝十分兴盛。“绮靡”文学风格之所以成型于西晋（265--280），大致有以下三个原因：汉末清议衰颓、西晋玄学思潮继续兴盛、西晋士人普遍卑俗的人格情趣和审美趣味。古今关于“绮靡”的争论各有其道理，正确认识“绮靡”在我国文学史、文论史上的意义和价值，需要回归文学的本质。     

“文学的自觉”说的回顾与反思

有关“文学的自觉”，先后有“魏晋文学自觉说”、“两汉文学自觉说”、“宋齐文学自觉说”等争辩，对于学术研讨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是，“文学的自觉”说不是一种科学的论断，不能作为一种文学史的规律性判断。     

橡树 钥匙 一代人——“朦胧诗”意象评析

本文试图运用顾祖钊先生的审美意象理论来评析“朦胧诗”的意泉美。“文学意象”是顾先生的独特发现。它与“典型”、“意境”鼎足而立,构成了文学形象的三种理想形态。有了它,古今中外那些用“典型”、“意境”无法涵盖的文学现象,便有了自己的归宿。本文通过对具体文学现象的观照,不仅赏析一批优秀诗篇的意象美,而且得出结论:整个“朦胧诗”群落便是一个整体意象,象征着一代人艰难的人生历程和心灵历程。     

“伤痕文学”和“解冻文学”之比较研究

“伤痕文学”和“解冻文学”都是转折时期特有的文学思潮.它们的出现都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是对前一时期文学的挑战和否定,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伤痕文学”的兴起,标志着革命现实主义从恢复进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解冻文学”的兴起,标志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旧公式的突破.     

北宋“献著赐官”现象与文学的关系

北宋有“献著赐官”现象,时人将自己的诗歌、赋颂、文章等进献给皇帝,就有可能直接获得官职。宋人献著的原因,盖因献著能够得官、“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不杀士大夫”的祖宗家法和创业君心的艺文风尚等。“献著赐官”既是特殊的选官方式和政治现象,也是重要的文学现象,对推动宋代文学的繁荣、文学体裁的多样化和宋型文风的演进都有客观影响。     

命名的紧张与焦虑：新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

新文学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停地面临着命名的紧张与焦虑。长时段的有新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取代与交错，短时段的有“五四”文学、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的更迭与延展，这些歧义丛生的命名从不同角度描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生长过程，呈现着“现代”的丰富内涵。不过，命名焦虑的负面影响也是明显的，容易引发恶性循环，导致取代式命名不断。文学在发展，文学史写作在继续，文学史命名一如既往地在文学史家的笔下诞生，总结归纳已有的文学成就，实现学科知识的有效积累，深化对文学史本体的认识。     

也论《世说新语·文学》之文学观——附论支遁在《世说·文学》中的形象

《世说新语》之“文学”门,可明显地分为两部分,即学与文。“学”是指博学经典子史,“文”则更多地与现代概念的文学相一致,表现出“纯文学”的特征。而从“学”与“文”所涉及到的一些审美概念来看,此二者又有一定的交叉性,这或许能解释“文学”门中“文学”的含义。支遁在“文学”门并不涉及纯文学形象的范畴,而这种形象很可能会影响到后人对他文学成就的评价。     

“文革文学”——失态的文学

“文化大革命”中的主流文学是失态的文学。其主要特征是“极化”即彻底意识形态化，主要表现为否定一切的极端化思潮，文学本体的彻底丧失，极端的文学创作模式和“棍子式”文学批评。文学彻底意识形态化对文学本身造成了戕害。失态的文学的发生有其社会历史根源，它不是孤立的，突然出现的     

一部“接着讲”的优秀的文学理论新教材

以群主编的《文学原理》、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等文学理论教材都是“照着讲”的教材，而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是“接着讲”的文学理论教材。“照着讲”的文学理论教材强调文学与生活的关系，突出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性、功利性；“接着讲”的文学理论教材强调文学与人类活动的关系，突出文学的学理性和审美性。两者之间的基本的概念范畴和主要的文学理论观念有根本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