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1919:政治情势与文学选择

1912──1919年是一个深刻而混乱的历史交点，由社会转型期的实力政治导致了价值判断普遍的浪沌与矛盾，文学也就在这重重的矛盾中展开。文学在现实政治面前的无用既造成文人士宦价值失落的不幸，也促进了文人对文学自身价值的希翼，同时新的社会环境与经济技术的发展又为文学开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市场，从而使颓丧的文人造就出活跃而兴旺的文学局面：或是在伤感之中追挽着过去，并造成了南社诗人与同光体诗人的合流；或是在哭的疲惫中，拓展出骂世，警世，混世，避世与售世的多种文学趋向以及酒色文学盛行的文学景观。     

从《诗辩》看锡德尼的文学创作观

菲利普·锡德尼的《诗辩》从几个方面对诗人进行了辩护，并针对英国文学的弊病提出了当时的英国文学需要改进的地方。通过研究《诗辩》的写作背景，揭示了锡德尼提出的诗人要有原创性的创作观的现实意义，并通过锡德尼同时期及之后的代表诗人的文学风格研究其提出的观点的影响。     

论欧阳修的传记文学理论

欧阳修是宋代杰出的传记文学作家，他的传记文学理论在坚持史学原则的基础上，从文学的角度探讨了传记的写作，包含了传记写作的态度、目的、方法、语言等问题，使传记文学理论的研究在史学和文学的两极中得到平衡，为后代传记文学理论的发展开启了新方向。     

从《为郑冲劝晋王笺》看阮籍的个性

阮籍写作《为郑冲劝晋王笺》具有“保身”的因素，但是这并不等于阮籍与司马昭集团是消极的合作关系。阮籍一生中真正的知遇之人，正是大将军司马昭。阮籍以老庄思想为其乱世中明哲保身的保护层，但终其一生，并没有摆脱儒学思想的影响。我们理解阮籍在魏晋之交时的苦闷、彷徨和无奈，但不同意把阮籍理解为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高士。因此，不可过分夸大该文在魏晋改朝换代时的政治影响。     

九十年代文学的四脉流向──市场经济与文学走向系列研究之二

市场经济对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市场经济对文学的影响是好还是坏，是促进还是促退，却不能用一句话来简单概括。市场经济与文学的关系相当复杂，许多方面呈现出“二律背反”现象：一方面，市场经济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改变了人们的心理，为文学提供了素材，另一方面，又使文学失去了丰富性和多样化；一方面，市场经济使作家们摆脱了政治的束缚，从政治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另一方面又使作家背上了经济的包袱，产生了新的困惑；一方面，市场经济淡化了文学的政治色彩与工具意识，使文学的某些本性得以复归，另一方面…     

中国先锋文学形式艺术的探讨

先锋文学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对旧有小说模式也有所反动。它在艺术形式的探索上，主要表现为叙事革命、语言实验和零度写作三个方面。叙事上主要表现为片段性和零散化；语言上只有封闭的能指而没有所指；在写作风格上追求无我的中性写作。先锋文学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就，而它的不足，恰提出了吸收外国文化应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的问题。     

晚清的白话文运动

白话文运动是20世纪初中国最有影响的活动，近几年的有关白话文运动的是非功过议论纷纷。白话文运动是上个世纪初最卓有成效的运动，“从‘五四’时代起，白话不但在文学上成了正宗，在一切写作文件上都成了正宗。这件事在中国文化思想、学术、社会和政治等方面都有极大的重要性，对中国人的思想言行都有巨大的影响。在某些方面看来，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     

试论新时期前十年的维吾尔文学理论批评

十年维吾尔文学理论批评所取得的主要成就有：强调文学的独特性、结束了文学依附于政治的局面；对文艺的审美本质、情感在文艺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他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刻而全面的探讨；强调了文学的以审美作用为中心的多种作用；首次对西方现代派文学进行了研究；主张文学批评的标准应该是美学批评与历史批评的完美统一；出版并发表了有关维吾尔诗歌创作的理论专著及部分理论文章。存在的问题有：论题和内容重复多，缺乏创新精神。在这10年中，理论批评总体上一直存在着一种不平衡现象，基本上处于一种封闭状态。     

“东方主义”面纱下的功利写作——析美国华裔文学中的主题选择

美国华裔文学从诞生之日就被打着"东方主义"的标签,其主题及内容选择都被认为是西方强势话语权之下对东方文化的扭曲,是东西方政治和经济力量不平衡的产物。本文认为,美国华裔文学作品在主题等方面的选择并非完全是强势的美国主流文化造成,作者的功利写作价值观下的主动选择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并非“多余”的话——对瞿秋白《多余的话》的解读

在反思“纯文学”的问题中，不能仅仅以文学为中心来讨论20世纪80年代确立的“纯文学”的观念，或者通过揭示文学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并不能面对“纯文学”所带来的“去政治化”的逻辑。本文通过对瞿秋白临终遗言《多余的话》的细读，认为在瞿秋白看来，认为“文学”比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更能把握现实，这种对“文学”的理解并不是说文学相比政治更“自由”，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出现了问题，所以，这里的“文学”不过是在“政治与文学”的二元结构中凸显政治困境的他者，或者说文学比政治更“政治”。     

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的特点

中国的古代诗论,是中国历史文艺的产物。在我国众多的文学样式中,诗歌是正宗,是占据皇位的一种文学体裁,所以我国古代的诗学理论也成为一门相当重要的学科。 中国的文学大多是拖于政治的战车之后。中国的文学家大多是失败了的政治家。从第一位大诗人屈原开始,到李白、杜甫、白居易……都是希望实现政治抱负,达到“兼济天下”的目的。然而政治上的倾轧,使这些人成了失败者,愤而抒情,用笔渲泄自己的感情,写出许多艺术造诣极高的诗歌。也就是说中国的许多诗人,都是“有心种花花不发,无意插柳     

现当代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演进

从时代发展角度考察现当代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可以看到四个明显进程，即现代文学的探索、新中国国家形象塑造、复苏后的选择和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背景下的写作。它所展示的乃是时代发展对文学发展的深刻影响力量。在丰富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世界中，立足于时代变迁所形成的文化影响，在这种影响中看到文学的历史脉络，将有利于获得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     

试论新体诗《神女惊梦》的形制与意境——兼谈诗集的珠穆朗玛情结

浪漫主义诗人喜玛拉雅山人（本名萧蒂岩），在西藏生活工作四十年，刻意追求新诗理论倡导者毛泽东关于古典诗词＋民歌＋自由诗=新体诗的探索道路，不辞劳苦地广泛探求新诗的体格，包容各种形制的新诗创作，试尝内容与形式的最佳结合，有成功的范例，也有失败的教训，为新体诗的继续探索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蓝本——《神女惊梦》。同时，获得了较大的诗歌创作成就。当诗人充满激情写作时，那是在与珠穆朗玛神女交流信息；当诗人刻意追求诗的民歌形式时，诗歌就有可能缺少激情。     

守护内心的高贵——论童年经验、政治身份与铁凝的小说创作

铁凝在当代文坛颇负盛名,文学创作成果丰厚。特殊的人生经历为她提供了多种写作视角。在北京的童年经验铺就了铁凝小说明朗、良善的底色,同时也启发了她政治意识的觉醒,并与政治身份一道促进她强调责任意识文学创作观的形成。对责任意识的强调使铁凝的小说创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女性写作,具有更深远的文化内涵,建构出了独特的文学世界。     

《水浒》:一个解构的文本

长期以来，在对《水浒》的研究中，作者的政治态度和道德立场一直受到异乎寻常的关注，并每每作为论证成书年代，写作目的以及版本等诸多问题的重要依据。诚然，作者在现实政治和道德压力下，不得不同传统话语方式达成某种妥协，但《水浒》成书的决定性因素不在于此。我们认为：从话本和杂剧中吸取继承的现实主义精神贯穿全书，成为《水浒》一书的最大特点。这种现实主义精神迥异于现当代文学中流弊甚深的那种虚假的现实主义，而以“人情物理”为指导原则。其结果是达到了对传统话语及其隐含的道德二元结构的解构。     

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傲慢与偏见》

在女性文学写作的历史上,简.奥斯丁做出了开拓性的努力。她的小说《傲慢与偏见》中女主人公的性格是具有时代反叛精神的,使女权主义在文学中确立了女性的主体意识。作家拒绝传统的以男性为主体的写作范式,完成了对文学经典叙述模式的超越,传达出被男性话语遮蔽与覆盖的真实生命经验,撑起了一方女性写作的天空。     

刘弇年谱

刘弇是北宋时期著名的诗人、文学批评家,著《龙云集》三十二卷传世。其诗文,被历代名家所选编。其文学批评对历代文学思想影响很大。本年谱对刘弇一生的交游、仕宦、作品写作年代等作了初步的勾勒。     

古代游宦诗人在广西桂东地区的文学书写

清人汪森的《粤西诗载》收入自秦汉至明末游宦桂东的88名诗人在桂东创作且吟咏桂东的诗作212首。没有收进《粤西诗载》的游宦诗人和歌唱桂东的诗词还有很多。从这些游宦诗人在桂东的文学书写,可以读到各时代诗人的诗心,诸如迁谪之情,隐逸之念,用世之心。他们对桂东地理、风土、政治的记录,是研究桂东政治、经济、文化、旅游的重要史料,他们的诗作为桂东文学的繁荣增添了绚烂多彩的一笔。     

一个浪漫主义者的心路历程——从审美体验看马丽华的创作

马丽华的《走过西藏》作品系列是文学与人类学结合的完善典范,作品具有独特的地域风貌和审美风格。从审美体验看马丽华的创作,可从中窥见她由一浪漫诗人成长为文学人类学作家的心路轨迹,也可观照出她由激情放歌到理性烛照的写作历程。     

论《红字》前言《海关》一文的创作目的

霍桑的名著《红字》出版后曾引起轰动，这与作者为该书精心创作的前言——《海关》的宣传效果是不可分割。试从《红字》创作的政治历史背景，《红字》出版时的商业背景以及《红字》主题可能引发的道德责任三方面入手分析该前言，以揭示出霍桑创作前言的真实目的，是想以政治爆料为噱头，吸引大批读者，提升《红字》销量的同时，通过塑造一个“编辑者”的叙述者形象，巧妙地规避了《红字》主题可能引发的道德责任，从而达到商业文学和艺术文学的完美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