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夏战争对北宋诗文革新之影响

宋夏战争是北宋边患的主要矛盾,是北宋政治改革与文学变革的主要动因。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使得文人士大夫自我砥砺的人格精神重新确立,士人人格精神的变化导致文化心态发生转变,文学创作注重现实社会,改变晚唐五代柔弱绮靡文风。民族格局的变化,导致士人精神发生变化,相应的士人心态的变化在文学创作上表现为文学思想、审美情趣、表达技巧的探索创新。     

略论宋代宗族的经济活动及其影响

宋代宗族的登场与唐宋变革息息相关,在此社会历史环境下,魏晋以来形成的门阀士族退出历史舞台,代之兴起的是官僚士大夫家族,中国宗族进入了大官僚宗族制时代。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宗族出于自身延续和发展的需要,必定会与社会进行互动。在宋代社会流动较快的背景下,家族会进行诸如置办族产、赡济民众和公共工程建设等经济活动,对自身的发展以及地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翁同龢的心路历程:从固守传统到倾向变法

作为传统士大夫的典型代表的翁同龢，对中国传统化有根深蒂固的依托感与归属感。但是，随着列强侵略中国的逐步深入以及甲午战争后中国积贫积弱现状的凸现，翁同龢的夷夏观与国势观发生巨大变化，积极以儒家伦理本位接纳西方化，日趋倾向变法，成为官僚士大夫中赞成变法的典型代表。     

浅谈科学技术对于现代战争的制约作用——对二战后世界总体和平的原因分析

对于二战后世界能够总体上保持和平的原因，学界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这些诸多的认识中，一个最为流行的观点是第二次世界战争作为战争本身对于战争的制约作用，它肯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战后和平的决定性作用。但是这种认识也忽视了在二战中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以及战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战后总体和平的贡献。科学技术对于现代战争的规模具有制约作用，但是，科学技术本身并不能消灭战争。     

利比亚，仍然需要耐心

2013年2月17日，“阿拉伯之春”的第一场战争一一利比亚战争即将迎来两刷年纪念日。在战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利比亚已开始政权重建，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的利比亚依然危机重重，国家建设举步维艰。战后利比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未来又将何去何从？     

战争责任问题与革命外交遗产

战争责任问题在20世纪末已进入跨国司法程序。但由于它与战后中日关系和新中国外交的历史渊泺，作为政治遗产的战争责任问题和作为思想遗产的革命外交，在后冷战时代与亚太地区的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复杂的互动、共生关系。日本学者从历史、社会学、国际政治学等视角对战争责任问题已有相当的研究积累；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在这一问题意识下对战后中日关系和中国外交的再探讨是不可回避的课题。     

宋代福建路的财婚现象

随着宋代门阀制度的衰落以及封建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婚姻论财成为当时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在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下，福建路的财婚现象相当突出。这种婚姻陋俗给福建路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引起了官僚士大夫们对它的关注和批评并采取了一些纠正措施。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服装的发展

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浩劫之一。战争促使人类对自己共同面临的全球性的生存和未来发展问题进行探讨。这个巨大的社会变化，自然对于方兴禾艾的服装行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分析了战后引发的服装设计时尚等方面的变化。     

现代化视野中官僚制度转型的历史考察与发展探析

政治现代化是现代化向纵深层次发展的反映。现代化的发展引起了政治体性质、结构和功能的变化，现代政治体的性质、结构和功能影响官僚制度的存续、结构和行为取向。现代化决定了官僚制度的发展演变——从传统官僚制度转型为现代官僚制度，现代官僚制度加速了现代化发展步伐。     

抗战时期中国最低限度伤亡人数考察

从１９３１ 年到１９４５ 年日本帝国主义在长达１４ 年的侵华战争中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但长期以来关于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伤亡人数众说纷纭， 有鉴于探求确切数字的困难， 本文将战后初期国民政府的统计数和中共领导的解放区的统计数作为基础， 并尽可能地吸收近些年来有关日本侵华史研究的新成果， 考察了在这场战争期间中国军民的大致伤亡情况， 提供了一组中国军民最低限度的伤亡数目     

西汉时期的和战辩论与民族政策

西汉王朝建立之后,面临周边少数民族的侵扰,影响到政权的巩固.因此,围绕如何处理与匈奴等族的关系,引起了西汉朝廷上下激烈争论.在当时的官僚士大夫中,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主张和亲安抚,另一种则主张武力征伐.西汉一代,关于和战的讨论屡有发生,对西汉时期民族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贫女诗”与唐代社会变革

“贫女诗”是唐代中后期较为集中地出现的诗歌主题。根据诗歌文本与作者的写作意图，“贫女诗”可分为白描“贫女难嫁”和隐喻“寒士难举”两种类型。“贫女难嫁”和“寒士难举”现象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并且都与唐代社会变革密切相关：“贫女难嫁”是唐代社会结构变动、士族门阀走向解体对人们婚姻观念的影响，“寒士难举”则反映了科举制替代官僚世袭制的变革。     

士大夫阶层话语体系下明清交战中的朝鲜小人物——以李士龙、任廷益、金英哲为例

在明清战争中，很多朝鲜百姓被征发为士兵而卷入了这场战争，他们在乱世中或坚贞不屈或随波逐流，写下了独特的历史篇章。李士龙、任廷益、金英哲三人就是他们的典型代表。李士龙拒绝进攻明军被杀，而任廷益、金英哲二人则在中原长时间漂泊最后回到家乡。朝鲜士大夫控制的朝鲜政府对李士龙大加褒扬，而对任、金二人则不闻不问，这表明了朝鲜主流士大夫的儒教理学伦理的历史叙事态度，这种官方的历史叙事态度忽略了普通民众对乱世的痛苦体验。     

摆正历史的天平——读《日本的战争责任》

关于日本战争责任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也是日本战争遗留的重要问题之一。近年来，日本国内出现了一股右翼分子，企图为历史翻案，拒绝承担侵华战争历史责任。若槻泰雄作为一个具有理性与良知的日本学，针对这股反历史潮流之风，在其名的《日本的战争责任》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应正视历史的责任，战争根源于天皇与天皇制。此言既出，冲击了日本国内出现的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使日本民众从更高的理论角度认识那段历史、去认知战争的性质与责任。     

中日战争初期美国举棋不定的"中立"政策

中日战争初期,美国政府奉行了一条举棋不定的“中立”政策：一方面,为了维护在中国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美国不甘心让日本独占中国,对中国的自卫行动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同情和支持,以牵制日本扩大侵华;另一方面,由于罗斯福政府对外政策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在国内受到强大的孤立主义势力的牵制,既不愿意放弃有利可图的对日贸易,在军事上又没有作好对日作战的准备,因而不肯切实采取支持中国抗战、制裁日本侵略的有力行动。     

闻一多的宗教观念与人格精神

闻一多早期曾一度亲近宗教文化并确立过基督教信仰，这是社会-文化原因与个人心理-事业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基督教的宗教意识参与了他人格精神的建构，并影响到他的性格、气质及文学艺术活动的诸多方面，是研究闻一多的一个重要侧面。     

论中日战争爆发后希特勒德国远东政策的演变

中日战争爆发后,德国远东政策经历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七@七事变”经"八@一三事变”再到陶德曼调停是其量变时期.这一时间德国在远东仍继续推行中日战争爆发前的远东中立-平衡政策,但平衡政策的重心却在一步步滑向日本即从同情中国抗战到限制对华军火贸易再到说服中国接受日本的和谈条件.1938年初德国远东政策的调整是德国远东政策的质变,德国远东中立-平衡政策最终为亲日弃华新政策所代替.德国远东政策的质变是其量变的必然结果,它是由希特勒世界战略决定了的,是其实施侵略计划的客观需要.     

日本人的“村八分”心理及成因探析

摘 要：本文在对江户时代日本乡村社会中存在的“村八分”制裁措施及其在现代日本社会中的心理表现进行阐述的基础上,分析了“村八分”的心理及其形成原因。指出：“村八分”思想的形成与日本的自然环境、稻作文化和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频仍的自然灾害使日本人为了更好地生存,只能同心协力,一致抗灾。稻作文化孕育了团体主义精神。而儒家文化中“以和为贵”的思想对“村八分”心理的形成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了“和”,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特别注意与他人以至整个群体的协调一致,强调个人利益而牺牲集体利益的行为会受到周围人的排斥,当事人也会产生耻辱感。进而认为,虽然作为一种制裁措施“村八分”已被禁止,但其思想却深深地扎根于日本人的心中。在耻感文化的作用下,日本人自然会保持“村八分”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