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选择与政府规制:一个近郊村的城市化探索——以台州市F村为例简

近郊村是城市化所伴生的一种社会存在,处于城市与乡村的交接地带,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和边缘性。对于该类型村庄如何发展,政府并没有明确的政策规划。个案村F村是一个典型的近郊村,它以一系列自主性行动来应对城市化大潮的挑战,其村庄物业化、村庄企业化、福利的村庄依赖性、村庄管理的自主性等实践为近郊村城市化积累了宝贵的“自发性经验”。这一过程充满了理性与非理性、主动与被动、自主选择与政府规制等因素,而F村在冲突与博弈中不断探索着自己的发展方向。对F村来说,处理好村庄、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主动地适应城市化进程,实现城乡融合而非农村单向度地融入城市,走一条“乡土型城市化”的道路未尝不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城乡统筹下的新农村建设规划的探索——以厦门市三个试点村为例

城乡统筹是城市和农村“双赢”发展的有力保障,全面解决好农村建设发展问题,应当关注农村的主动城市化和被动城市化两种模式,根据“以城带乡统筹规划”的基本思路,对城乡空间发展进行统筹布置,创新性地提出厦门市农村村庄发展路径上的五种类型,并针对每种类型进行科学分析,强调对非城市建设用地内的农村发展实行整体规划,采取旧村改造与新村建设并拳的农村空间发展模式,实施农村“金包银”等建设工程,不仅改善了人居环境,还解决了被征地农民的生产生活出路问题．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我国乡村的空间转型

中国已进入城市化高速成长期,随着乡村城市转型步伐加快,城乡空间格局出现大幅度变动与调整.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乡村空间转型面临着城乡二元结构下城乡差距扩大、乡村工业化引致分散城市化、村庄空废化趋向、村庄建设分散无序、日益严重的资源环境压力等结构和空间问题.当前我国乡村空间转型的特征主要表现为:非农产业已成为塑造乡村经济空间的主导力量、乡村工业集聚区逐渐成为乡村工业布局的主要形式、乡村城市化全方位推进、城乡空间一体化是我国乡村空间转型的方向等.重构乡村空间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关键.乡村空间重构的重要手段是:规划建设"中心城市-重点中心镇-新型农村社区"三级农村城市化平台;以村镇布点规划为抓手重构村庄生产与生活空间;构建统筹城乡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等.     

论转型期城乡一体化发展——以无锡市锡山区为例

针对经济、社会、空间发展转型期城乡一体化进程面临的现实问题，予以解释，并对未来发展做出初步的判断．以锡山区为例，从城市化发展过程的基本特征和存在问题、城市化扩展动力和调整动力、农业经济的作用和农业产业化发展潜力、城镇和村庄合理规模等维度进行分析．提出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策略包括全力推进“三集中”建设、逐步改造“城中村”、推进乡村空间重构、加强异地城市化人口安置、加强农业的提升与转型、促进农村新型社区建设．     

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中村"问题研究——以南宁市江南区为例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因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滞后而导致的“城中村”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制约着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和城市建设的发展.南宁市作为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永久会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进行“城中村”改造势在必行.通过推行城中村综合改造,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管理体制,实现农村向城市、村民向市民、农村管理向城市管理的社会综合转变过程,可以为南宁市城市化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城市规划控制区内的“城郊型”村庄规划初探——以湘潭市国强村为例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强势挺进,新的城乡规划法的实施。很多原来城市规划控制区范围内的“城郊型”村庄也要求进行村庄规划。规划的农村因为物质条件较好,建设的愿望十分强烈,但是农村建设受到了城市建设的压抑。城市址域范围不断扩大,很多“城郊型”的村庄将变成明天的城市,此类村庄往往处于城市规划控制区范围内,村民的生产建设受到很多城市有关法规的限制。本文以湘潭市为例,探讨解决此类村庄规划的技术思路。     

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的设计要点

与传统城市化不同,新型城市化是"坚持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坚持实现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四位一体的互相协调,坚持实现农村与城市的统筹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坚持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质化,以城乡之间和城际之间获得财富和分享财富的机会平等为标志,逐步达到减缓和解消城乡二元结构达到社会和谐的城市化之路"。本文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系统分析中国新型城市化对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与意义,提出了未来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设计的7大原则,建议以珠三角、长三角、京津环渤海3大组团式城市群、9大城市带、50余个城市中心作为中国新型城市化的最佳载体,在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消除二元结构、实现社会公平的内涵中,成为获取新一轮"发展红利"的高端平台。     

论转型期城乡一体化发展--以无锡市锡山区为例

针对经济、社会、空间发展转型期城乡一体化进程面临的现实问题,予以解释,并对未来发展做出初步的判断.以锡山区为例,从城市化发展过程的基本特征和存在问题、城市化扩展动力和调整动力、农业经济的作用和农业产业化发展潜力、城镇和村庄合理规模等维度进行分析.提出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策略包括全力推进"三集中"建设、逐步改造"城中村"、推进乡村空间重构、加强异地城市化人口安置、加强农业的提升与转型、促进农村新型社区建设.     

城乡边缘社区：艰难的城市化——论城乡边缘社区管理困境与路径选择

城乡边缘社区是连接城市与农村的一个特殊社区,是农村城市化与城市扩大化的产物.其管理上存在体制性困境、经济性困境、利益性困境和群体性困境,这些困境使得城乡边缘社区在逐步转为城市社区的过程中步履维艰,困难重重,严重阻碍了我国城乡一体化与城市化的发展.     

城市化概念辨析与路径选择

通过对城市化概念中的“大城化”“入城化”“能城化”等误区的梳理,提出城市化就是农村与城市在功能上逐渐一致的过程,农村与城市只是“空间区域”的代名词。对于中国的城市化,可通过小城镇建设、都市圈发展、城市群带动以及区域功能均衡化等模式来加以推进;要保证这些模式的实施,还需要对政府管理水平的提升、人口素质的提高、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等方面进行强化。     

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及其表现——以西安市城乡发展现状为例

破解城乡经济与社会二元结构,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是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的主要任务.西安市是西部欠发达城市,城乡二元结构表现得尤为突出,任务更加艰巨.西安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表现在经济发展方面,就是经济发展能力的不平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表现在社会发展上,主要是城市化水平的不平衡、农村劳动力转移困难和社会事业发展不平衡.     

人居环境视野下的游憩系统研究

随着城市空间的不断拓展和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在中国一些城市化发展比较成熟的地区,逐步出现了多区域组团发展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城市进入多元化的发展,居民对于城市功能的要求也越来越多样化,进而影响到经济、社会、文化多个方面.正在兴起的"全域城市化"的趋势也为打破"城乡二元割裂"及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带来了契机.阐述了游憩系统规划设计的基本理念,在人居环境的视野下研究了游憩系统的游憩空间的构筑因素和研究模式,提出对未来城市化的游憩系统建立的新的发展思路.     

村落型遗产地居民旅游感知与态度的空间差异分析

以世界文化遗产地“马降龙村落”为案例地,通过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对同一遗产地内,处于不同空间区域居民旅游感知与态度的差异进行了深入地剖析. 研究结果显示,在同一遗产地内部,居民旅游感知与态度也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差异,具体表现在:核心区居民旅游感知与态度的各项公因子综合得分要明显高于缓冲区居民;影响居民旅游感知与态度的最重要因素是体现“空间”差异性的“核心区/缓冲区”变量;旅游业对村庄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促进是影响居民旅游发展支持态度和社区满意度的主要因子. 旅游业参与制度的不公平性和村庄发展的不平衡则是造成马降龙村落遗产地居民旅游感知与态度存在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     

“怨羡情结”：农民遭遇现代性的真实体验——评孙惠芬小说《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

通过对孙惠芬小说《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的分析指出，在中国农村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城市以其优越的社会条件傲视乡村的贫瘠与闭塞，农民面对城市，实际上也就注定要面对一种强势文化。怨恨与羡慕这两种情感相互交织，相互扭结与共生。并将农民面对城市强势文化的这种体验，称为“怨羡情结”，认为它是中国农村现代化过程中一种典型的现代性体验。《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真实地展现了这种心灵体验。     

银江股份“智慧城市”白皮书

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中国经济未来20年发展的两大主线。2013年前后，中国城市人口将首次超越农村人口，未来40至50年内中国城市人口总量将净增6亿。这一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进程，给城市发展带来少有机遇的同时，也对城市规划和管理、社会稳定与安全、城市可持续发展等各方面提出了严峻挑战。     

县域城乡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实现途径探析

城市和乡村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两种基本地域类型,城乡资源互补、生态共生,经济发展相互依存,构成了二者相互作用的前提。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意义重大。实现县域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必须从基础抓起,努力构建县域城乡协调发展的实现机制,创新县域城乡协调发展的实施机制,加大对促进农村的投入和支持力度,尽快实现农业产业化和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并且努力推进城市化建设,实现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同步发展。     

基于系统要素特征耦合的农村居民点类型划分与整治模式

利用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 按照“要素表达特征、特征组合类型、类型引导模式、模式改进要素”的研究思路, 在界定农村居民点社会经济要素与自然环境要素的基础上, 使用协调系数模型和多因素综合评价法, 对农村产劳结构均衡性、人居环境适宜度和土地利用集约化3个维度的系统特征进行量化分析, 将要素特征通过矩阵组合划分出8种农村居民点类型。针对不同类型农村居民点的特征表现及其限制要素, 从资源配置、结构优化和空间重构3 方面设计出11种差别化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研究表明, 北京市平谷区农村居民点构成要素与地域特征差异显著, 全区55.64%的村庄处于产劳失衡状态, 52%的村庄处于相对不宜居状态, 44.36%的村庄处于相对不集约状态, 整体上以产劳失衡–不宜居–相对集约化农村居民点类型为主, 农村居民点持续发展的改进要素较多; 产业优化升级与劳动力转移、人居环境要素更新与重组以及城乡体系重构与空间集聚的单要素专项整治和多要素综合整治, 是平谷区农村土地管理与富丽乡村建设的核心内容。     

城乡协调发展的经济学基础与核心机制构建

本文基于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的历史演变与现实要求,认为现阶段中国既要保证城市的发展,同时更要促进农村的快速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增加社会公平,使效率与公平同时实现;进一步论证了效率与公平同时实现依赖于合理劳动分工的原理,揭示了现阶段城乡协调发展的经济学基础;最后提出基于劳动分工原理构建城乡协调发展的两种核心机制,一是建立合理的城乡分工机制,二是通过农业生产的区域专业化建立农村内部劳动分工机制。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融合时空格局及障碍因素研究

科学测度和系统解构城乡融合水平对于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意义重大.以2010年、2014年和2019年为研究时点,从空间、经济、社会三维度构建指标体系测度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运用LISA时间路径分析城乡融合时空动态性特征,通过障碍度诊断模型揭示城乡融合发展障碍因素并对其进行阻力模式划分.结果表明:(1)2010—2019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时序变化呈“V”字型,表现出“先减后增”的发展态势;空间上城乡融合高水平区主要围绕武汉城市圈、省会城市分布,低水平区多分布在环长株潭、环鄱阳湖城市群外围.(2)研究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变动幅度较小,局部空间结构稳定,空间依赖效应整体较弱,表明城乡融合水平空间结构的动态变化主要受城市本身发展因素影响,邻近城市对其影响较弱.(3)现阶段城乡融合发展主要受空间融合、经济融合和社会融合共同影响,城市空间扩张、产业结构转型、道路交通通达性和网络覆盖率是研究区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     

生命历程视域下进城陪读老人的社会适应研究

老人进城陪读是县域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农村家庭追逐优质资源以及家庭资源与角色策略性调整下的产物。由于进城陪读，老人从熟悉的农村社会脱域，嵌入陌生的城市社会。进城陪读时，老人会因城市消费模式的不同、家庭内部新的矛盾产生、居住空间与人际关系空间的改变，对“时间规训”的不适应以及陪读结果的不确定性而产生心理不适或心理压力。但是这种心理不适或心理压力不会一直持续。随着陪读时间的持续，陪读老人会调整自己的角色、生活模式以及心理状态，从而逐步地适应城市环境与生活模式。等到老年人陪读结束时，部分老人会返回农村，而有一部分老人会继续在城市生活甚至定居。对于继续留在城市的陪读老人来说，尽管他们会具有城乡二元性特征，但总体来说，他们已经较好地完成了角色与行为方式的转换，即完成了由农村到城市的身份转换与社会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