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作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研究——从组织考试作弊罪的适用角度分析

2015年8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在刑法第284条后增加一条,作为284条之一,规定了四类考试作弊犯罪,首次运用刑法对考试作弊行为进行规制和处罚。但刑法的制定与司法适用之间仍然存在一个法律人主观意识的能动过程,加之我国目前并没有统一的考试法,对诸如"国家考试"、"组织作弊"等法条表述缺乏一个权威、统一的界定。本文着眼于组织考试作弊罪这一司法实践中认定较多、争议也较多的考试作弊犯罪,针对组织考试作弊罪在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分歧的几方面,如"国家考试"的认定、"法律规定"的理解、"组织作弊"行为司法层面的认定等问题进行分析和厘清,以期对司法工作者正确理解、适用该罪名提供思路。     

行刑衔接重典治违 ——长沙县公布4起安全生产执法典型案例

2021年3月1日,《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施行.新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增加危险作业罪,进一步健全了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的法规依据,有力推动了安全生产领域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工作.长沙县应急管理局坚持"零容忍"态度,集中用力、高压严管,进一步严格和加强行刑衔接,连续办理了4起行刑衔接典型案例,提升安全生产执法震...     

我国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及其立法完善

为了配合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针对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现状,制度构建及运行机制,建议加强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附属刑法立法、充实和细化类罪罪名、调整刑罚体系结构、重视受害人权益保护、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协调机制。     

关于未成年人前科封存制度的构建——以修订后的刑法、刑诉法为视角

自从2008年中央政法委《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和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三五改革纲要》提出要有条件地建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以来．全国多个地区开展了丰富多样实践探索，但在具体称谓、适用范围、程序及法律后果方面不尽相同，亟需从立法上进行规范。2011年5月1日起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免除被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犯罪人的前科报告义务，即将于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从程序上对如何贯彻前科报告免除制度作了原则性规定。刑事立法确立的总基调是对未成年人的前科予以封存、限制公开。而不是从根本上予以销毁。在我国立法已经对未成年人前科封存提出目标性要求前提下．具体构建该制度。不仅是完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制度的需要．而且也是落实刑事法律规定的需要。     

论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人会第五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和国刑法》进行了修订,这是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的重大举措。其中,修订后的刑法以较大的篇幅突出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保护,特别是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第一次作出了具体而明确法律规定,这对于严格依法治国,保护知识产权,维     

论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刑法调整

侵犯商业秘密已成为独立的经济犯罪类型。而刑法的立法调整是预防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根本途径。商业秘密的界定对研究侵犯商业秘密罪至关重要,更是刑事立法调整的主要依据。虽然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采用了刑法的方法保护商业秘密,我国刑法也在商业秘密的刑法保护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在法律适用、司法实践等方面仍然存在很大不足。从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障公平竞争的角度出发,有必要参照和借鉴国外立法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商业秘密刑事立法。     

中国刑事立法的犯罪化与轻刑化——以刑法修正案一至八为视角

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是一个国家为打击犯罪,从而通过刑事立法对犯罪圈进行调整的手段与表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施,对中国刑事立法及司法提出了更多关于“宽”的要求,同时世界范围内“非犯罪化”浪潮的兴起,是否意味着我国刑事立法也开始了“非犯罪化”趋势呢？通过对八个刑法修正案进行逐一实证分析,从而发现我国刑事立法实际是一种犯罪化与轻刑化相结合的趋势,标志着我国刑法从“厉而不严”到“严而不厉”的转变。     

我国环境犯罪的刑事法应对

刑法是其他法律的保障法，动用刑法保护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共识。我国环境刑事立法经历了由简到繁、由粗到细的过程；现行刑法规定了典型的环境犯罪和与环境有关的犯罪，最高司法机关出台了大量的司法解释；环境日趋恶化的现象、（相对）严密的法网与少量的司法判例，折射出环境刑事司法的问题；究其原因，有对环境破坏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误认，也有部门利益与公共利益保护的冲突。刑法应对环境问题的出路，一是危险犯的确立，发挥刑法对环境犯罪的预防作用，二是加强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     

催收非法债务罪与他罪关系之阐释

《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催收非法债务罪”是对当下我国民间借贷、套路贷等行为所引发犯罪问题的立法回应,充分体现了当前积极的刑事立法观。但该罪设立实施后所带来的司法适用难题,如法益保护范围界定上的模糊、罪状规定理解上的歧义,以及与他罪关系不够明晰等问题有待解决。基于对刑法条文规定构成要件的检视,催收非法债务罪所保护的应为社会公共管理秩序和个人人身权利双重法益。在犯罪主观层面,需具备催收非法债务这一主观违法性要素。在与他罪关系的厘清中,本罪与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非法侵入住宅罪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竞合,与寻衅滋事罪则属对立关系,在司法实践中应择一适用。     

浅析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立法背景

“非法持有毒品罪”是在刑法典颁布10余年以后，首次出现在单行刑法之中。这一重要罪名被立法所确认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打击毒品犯罪的形势需要、履行国际法中关于禁绝毒品的国际义务的需求、打击毒品犯罪的刑事司法实践的需要和世界各国的立法实践对我国毒品犯罪立法的影响等是“非法持有毒品罪”得以出台的主要立法背景。1997年新《刑法》的颁布实施，使我国“非法持有毒品罪”立法得到了完善。     

斡旋受贿犯罪的独立性探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将斡旋受贿犯罪的主体从＂国家工作人员＂延伸至五类非国家工作人员。因此,将《刑法》第388条之规定从受贿罪中独立出来单立罪名十分必要,成为独立的罪名不但有助于消除立法目标与刑法基本理论的冲突,而且有利于打击和预防犯罪。为了使立法简约,不会使司法实践中陷于被动,应将《刑法》第388条统一为斡旋受贿罪。     

严格执法监察促进国土资源执法监察职能到位

<正>1 土地执法监察的地位和作用 《土地管理法》从立法的指导思想、土地管理方 式、土地利用方式,各级政府土地管理职权划分、执 法监察以及法律的调整范围六个方面实现了根本性 的突破。就执法监察而言,按照中央十一号文件提 出的"建立和完善土地执法监察--制度,强化土地 管理执法监察"的要求,在制度建设和执法手段方面     

论罪刑法定原则确定后的类推

酝酿刑法修改时,立法界和理论界就达成了将罪刑法定确定为刑法最基本原则的共识。但修改后的刑法中,却有大量的类推条文存在,随后的刑事立法解释和刑事司法解释也出现大量的类推解释,甚至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类推定案情况。因此,类推制度虽被废止,但其长期以来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却一时难以消除,立法和司法与类推依旧是剪不断理还乱;罪刑法定原则虽被确立,但其法律地位和效力正受到严峻的考验和挑战。     

论家庭暴力的法律救济

家庭暴力的概念应是家庭成员以暴力或胁迫、侮辱等手段,侵害其他家庭成员的人身权利(包括身体上、精神上和性方面的权利),造成一定损害后果的行为.家庭暴力的特点有(1)主体具有特定性;(2)施暴行为的故意性;(3)暴力行为的隐蔽性;(4)暴力行为的周期性和反复性.完善家庭暴力法律救济应包括:《刑法》中增设家庭暴力罪;引进民事保护令制度;完善家庭暴力的损害赔偿制度;改进执法过程;完善司法干预措施.     

论行政执法过程中的检察监督——以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机制为研究视角

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建立的过程中,由于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措施规定得不明确具体,缺少灵活性、强制性,无法对行政执法机关在向刑事司法机关移送案件时出现的发现多、移送少的情况进行有效监督。这严重影响对经济犯罪的打击力度,同时,也给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滥用职权留下了空间。因此,加强对行政执法的法律监督,完善立法,赋予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监督的提前介入权、行政执法监督调查权、督促执法权、行政违法纠正权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关于国家安全机关行政执法权的思考

法律赋予了国家安全机关刑事执法权,也赋予了其行政执法权.但就国家安全机关行政执法权而言,其执法所依据的国家安全法及其实施细则,还存在许多空白、不足和问题,需从立法上予以解决,以便国家安全机关更能有效地履行职责.     

规避劳动合同法律现象之透析

随着《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用人单位规避劳动合同法律现象愈演愈烈,对现行相关立法提出了挑战。用人单位规避劳动合同法律的行为多种多样,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且严重危害社会主义法制的顺利实施,因此其法律效力是无效的该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为了遏制并防范这一现象,应完善相关立法,提高用人单位的社会责任意识,加强执法力度,扩大劳动者维权途径。     

论我国社区矫正对象权利的法律保障

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对象权利法律保障方面存在立法不足、执法不力、司法实践难以真正落实和缺乏强有力的法律监督等问题.将来在制定《社区矫正法》时,既要规定社区矫正对象权利的具体内容,又要考虑到实践中的可操作性;提高社区矫正工作者的执法素养很有必要;同时,可以从完善立法、更新理念、落实职责、丰富手段和建立谈话制度等方面完善社区矫正对象权利的法律监督机制.     

枉法仲裁行为刑事规制的正当性

《刑法修正案(六)》第20条确立了枉法仲裁罪,从该修正案的草案阶段开始至今,围绕该罪是否应该设立,社会各界一直争论不休。现在,枉法仲裁罪的确立虽已尘埃落定,但各种批评意见却愈发热烈,且直指该罪存废问题。纵观仲裁员刑事责任制度的价值诉求、理论基础、法律基础、现实条件及经济学依据五个方面,枉法仲裁行为刑事规制的正当性自然凸现。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主体界定之研究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司法解释对《刑法修正案（七）》中新增规定的罪名表述,此罪的设立是完善我国《刑法》中的贿赂犯罪体系、适应司法实务以便更好的惩罚犯罪分子的现实需要,也是我国承诺履行已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义务的要求。正确理解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对司法实务中对该罪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故本文针对法律条文中对该罪犯罪构成规定的主体范围的内涵进行具体阐释与探讨,以便使司法实务中能更好地贯彻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