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多藏传佛教寺院中的时轮学院与天文历算教育

目的探讨安多藏传佛教寺院中时轮学院创立的背景、制度、影响和意义。方法参阅相关文献结合实地考察。结果对安多藏传佛教寺院中时轮学院，选择其中具有代表性以及与自然科学相关者进行阐述和分析评价。结论安多藏区寺院中以时轮学院为中心的天文历算教育在整个藏族科技教育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藏族民居--宗教信仰的物质载体--对嘉戎藏族牧民民居的宗教社会学田野调查

民居被认为是历史化的物质载体，宗教则是化的基本质量，民居也就被视为宗教的物质载体，嘉戎藏族全民信仰藏传佛教，同时还保留有各种原始宗教的信仰，这些信仰在嘉戎藏族牧民民居中有很好的体现，从帐篷，碉房到室内外的装饰到民居聚落都有强烈的宗教色彩，牧民民居不仅是牧民的日常生活空间，还是牧民的宗教生活空间，是牧民宗教信仰的物质载体     

西藏母神——绿度母的研究现状

绿度母作为藏传佛教中的母神深受广大信众的喜爱,尤其是女性。她的信仰经久不衰,甚至有越演越烈的趋势,本文就绿度母研究现状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梳理,希望与热衷藏族文化的人交流学习。     

论滇西北藏区民居门饰吉祥图案文化之内涵

滇西北藏区民居建筑绚丽多彩,可谓雪域高原的一朵奇葩。而其门饰图案更是集藏传佛教与苯教文化内涵于一体,将物质与精神、宗教与世俗、实用与审美诸要素十分和谐地融为一体。通过对滇西北藏区民居门饰吉祥图案"妙莲"和"吉祥结"、"狮子"以及门饰色彩的分析考证,提出藏族门饰吉祥图案具有图腾信仰、藏传佛教和祈福文化的多重内涵。     

明初安多藏区藏传佛教汉式佛殿形制初探

安多藏区包括今甘肃南部、河西走廊、四川西北部及青海大部分地区,地处中原与西藏联系的交通枢纽,又称“前藏”,具有多民族共处,文化多元共生的特点。为强化对安多的控制,明初除建“西蕃诸卫”、“土流参设”、茶马互市外,尊崇藏传佛教成为重要国策。为此,皇帝曾在该地区敕建大批藏传佛教寺院,尤其是从兰州经永登、乐都至西宁一线更是寺院林立,现为全国或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乐都瞿昙寺及永登妙因寺、显教寺、大佛寺等至今保存完好,是研究14、15世纪藏传佛教寺院形制和甘青地区古建筑做法的的重要例证。例如瞿昙寺瞿昙殿(1392年)妙因寺万岁殿(1427年)、显教寺大殿(1482年),均以下檐副阶周匝成暗廊,作为右旋礼拜道,形制与西藏日喀则夏鲁寺门楼上所建重檐歇山周绕礼拜道的布敦堂类似,共同反映了元末明初藏传佛教的宗教仪轨。本文以大规模测绘为基础,结合文献考证,初步揭示了安多藏区明初汉式藏传佛教建筑的特征和价值。     

传承、保护和利用——藏传佛教文化遗产的现代走向

藏传佛教是藏族传统文化遗产的有机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瑰宝。文章从保护与利用藏族文化遗产的视角,就藏传佛教文化遗产的基本内涵及其传承、保护的基本原则与开发利用等进行了探讨。     

拉卜楞寺与华锐藏区之法缘关系探析

<正> 拉卜楞寺建于公元1709年,近三个世纪以来,在历辈嘉木样大师和诸多高僧活佛的苦心经营下,该寺对包括华锐藏区在内的安多地区乃至西北藏、蒙广大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过颇为深刻的影响,为整个安多地区藏传佛教的传播和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成为除西藏之外最大的格鲁派寺院和西北地区藏传佛教的最高学府、文化教育园地、佛教文化艺术中心,高僧学者层出不穷,遍及藏、蒙广大地区。世居河西走廊交通要道的华锐藏     

雪域佛光中的藏族美术

藏族美术作为藏族文化的主要部分,它自始至终与本土原始文化,藏传佛教文化和民间民俗文化联系在一起,究其实质而言,藏族美术的主流是藏传佛教美术,是将佛教的哲理内涵用美术的形式手段表达出来,借以抒发人生的愿望和理想.藏族美术以其独特的地域性,鲜明的民族性,神圣的宗教性,强大的包容性等特点,构成藏族美术自成体系的艺术风格,从一个侧面建构了中华民族美术尤其是佛教美术的文化传统.     

略论藏族神山崇拜的文化特征及功能

神山崇拜作为远古藏族祖先的信仰方式，经历了从原生型苯教到雍仲苯教再到藏传佛教的发展阶段。其间，佛教和苯教都采纳了神山崇拜这一信仰方式。由此，神山崇拜从、“自然宗教”过渡到了“伦理宗教”曲形态。在这漫长的演变过程中，相应地衍生出了一套独特的祭祀方式，这种祭祀方式逐渐地向民间扩展并不断规范化，又使它超出了宗教信仰的范围，具有了民俗文化的性质、特色和功能。     

安多藏区混合信仰的村落宗教模式研究——以青海省尕让地区诺加村为例

村落宗教的研究是村级文化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文章对诺加村的公共祭祀和家户宗教仪式进行分类和归纳,提出混合信仰的概念。安多藏区的“混合信仰”,并非是消极的一种村落宗教模式,相反,它在社会发展变革中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包容性。这一种“混合信仰”的村落宗教模式,对安多藏区村民接受现代观念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蒙元时期藏传佛教在敦煌地区的传播

元代出伯家族在敦煌地区成为一大势力,位高权重,统治敦煌近一个半世纪,此时期藏传佛教得到延续和发展,留下许多藏传佛教遗迹。文章分析了蒙元时期藏传佛教在敦煌地区的传播原因,对敦煌地区出土的碑石、文献、石窟壁画、游人题记等内容进行讨论,试图揭示蒙元时期藏传佛教在敦煌地区得到延续和发展的概况及原因。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汉藏译文比较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Prajnaparamitahrdayasutra简称《心经》）,被认为是一切般若经的要义、精髓,在藏传佛教中占有一席之地,特别是在汉传佛教及信徒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汉藏《心经》译文比较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通过《心经》译文比较,对探究汉藏佛教的语言、词汇、译风,追溯汉藏间佛教界交流的历史,进一步挖掘汉藏两个民族文化交流和历史融合过程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从苯教高僧到藏医院院长——访著名藏医专家、阿里地区藏医院院长丹增旺扎

丹增旺扎院长是国内乃至世界范围内著名的苯教学者、藏医学专家。现任阿里地区政协副主席、佛协名誉会长、藏医院院长。他从黑乎乎的牧民帐篷走到了金光闪闪的佛殿宝座上;他又从佛殿的宝座走到了院长的职位上。谈到他老人家的坎坷经历,令人肃然起敬。“嵄格隆”是当地人献给他的美名,“嵄”意为祖父、长老、长者,“格隆”意为比丘僧。她已取代了院长的真名,传遍了当地的家家户户。笔者一行在阿里地区噶尔县境内考察时,恰逢“嵄格隆”也在鼓如甲木寺里牢颐堑睦匆夂螅?愉快地接受了采访,向我们介绍了他的生平以及他对苯教文化的认识。文章将采访内容以摘编形式供诸位读者参阅。     

《米拉日巴传》中的经济社会与宗教社会

《米拉日巴传》记叙了藏传佛教噶举派11世纪时期尊米拉日巴的生平。传记的目的在于显示米拉日巴解脱和成佛的道路。但同时以学的方式记录了11、12世纪藏族民间经济和宗教生活的大量资料。在这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佛教逐渐确立了自己在藏族社会中的崇高地位。传汜描述了这一时期世俗和神圣两个层面的生活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经济社会对宗教社会的影响和选择，是佛教取代苯教。最终扎根于藏族社会的重要原因。     

五台山与藏传佛教圣迹

五台山是汉传佛教中颇具地位的佛教圣地,同时在藏传佛教中,五台山也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力。藏传佛教的早期传入和兴起的过程,展现出藏地和藏传佛教修行者与汉地五台山的密切关联。这使得五台山也成为藏传佛教的重要圣地,并以其特有的方式承载着藏传佛教的诸多圣迹内容。     

昌都地区藏传佛教建筑地域性特色研究

以昌都地区丰富的佛教建筑及文化为依托,构建一个藏传佛教建筑地域文化体系,通过对其佛教的建筑发展史、选址要素、空间形态布局、建筑色彩运用等方面比较性研究,并以昌都噶玛寺、孜珠寺为例,归纳出藏传佛教寺院布局受地理因素和多元文化因素等方面影响,为昌都现代藏传寺院设计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羌姆表演中的艺术特征

藏传佛教寺院中的祭祀性舞蹈＂羌姆＂。大约在公元8世纪由莲花生大师在主持修筑桑耶寺的过程及开光仪式中所创。藏族传统寺院法舞＂羌姆＂从＂金刚舞＂的传入,在西藏发展了几千年,积极地改革形态,充分吸收苯教仪轨和民间舞蹈形式,使＂羌姆＂更加民族化,与当地文化接壤,集中反映了藏族人民的审美情趣和风俗习惯。它以绚丽的形象宣扬着佛教教理,扩大佛教的影响力。而这绚丽的形象,无论是古朴的舞蹈、诡异的面具,还是华丽的服饰都是藏族文化审美意识、审美理想的体现。     

藏传佛教的本地化及其早期特点

佛教传入西藏时,其发展并非如后世佛教徒撰写的教法史中所说的那样得到兴盛,而是受多方的影响,吐蕃时期藏地佛教思想来源主要是汉地禅宗与印度佛教。11世纪以后,佛教逐渐本地化,演变为藏传佛教各教派,并且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地方特色,一些教派思想中,仍然有禅宗的遗存,而诸如活佛转世的出现,亦与民众的宗教趣味相关。     

藏传佛教觉域派创始人玛吉拉准在藏传佛教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

文章通过叙述11～12世纪时期藏传佛教著名女密宗大师玛吉拉准的生平轨迹,以文献资料进一步研究和分析了藏传佛教形成过程中藏族女性出家尼僧所作出的贡献,并对玛吉拉准创立的觉域派的教规、教义进行了诠释,肯定了该教派在藏传佛教发展史上所具有的特殊地位。     

民国时期藏密在汉地的传播

民国时期中国佛教复兴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藏传密教在汉地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此次藏密的内陆传承虽然没有元、明、清时代帝王统治的大力护持,但传播的范围却更广,社会影响更显著。文章从清末民初藏密在汉地传播的时代背景、民国时期藏密在汉地传播的特点及其社会影响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以期对民国时期藏密在汉地的传播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