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西方古代自然法思想发展的哲学倾向

在西方数千年法律思想的长河中,"自然法"这一名称被不同的人在不同时期、为不同目的而运用。关于"法的本源"问题的探讨和争论导致了西方法律思想史中最早也是发展最曲折的法学流派———自然法学派的诞生。回顾这一流派产生的初期,在古希腊、古罗马和欧洲中世纪时期,自然法思想的基本理论框架已经形成,并且在其哲学倾向上表现出了客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特点。通过分析和认识这些特点,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西方古代自然法思想的精髓,辨证和客观地评价其历史局限性,更加全面地看待其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论西方法学教育的起源

学界一贯认为西方法学教育肇始于古罗马时期.诚然法学教育在古罗马时期已经出现,并有了相当完善的发展,但究其起源则应追溯至古希腊时期.无论从古希腊法学思想方面,还是从其经济、政治、教育发展方面,都具备了产生西方法学教育的条件,事实上法学教育在古希腊也已经存在.所以,西方法学教育的起源是在古希腊,不在古罗马.     

理性与训诫--西方法治传统的思想渊源

理性与训诫是西方法治传统的思想渊源。这一传统来自古希腊的科学理性、基督教的兴起、古罗马的自然法的观念，来自中世纪的宗教统治，来自近代的理性复兴和训诫的内化，直到确立起了现代的法治社会。     

古希腊罗马的自然法思想

古希腊罗马的自然法思想根植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中经斯多葛派伦理性自然法思想，最终以古罗马共和国末期的西塞罗为集大成，形成法哲学体系。它涉及法律的应然状态、人作为人的权利、法律与道德、法治等基本问题。它具有诸如神人之间论、探本论、道德法律一体论、批判性等思想特征。     

西方法治观与中国古代法治观的梳理与比较

法治是由若干要件组成的集合概念。西方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对法治进行了初步探讨,近代西方从试图为法治下精确定义转向提炼法治的要件,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同样非常丰富,法家提出了系统的法治观,而道、墨、儒等学派则孕育了丰富的自然法思想。西方法治观与中国古代法治观的相同之处表现在所提炼的法治要件存在大量共性,并都对法治基本精神做了探索;不同之处表现在两者与人治的关系不同,提炼的法治要件完善程度不同,对法治精神的诠释不同,并且西方法治观很好地转化为实践,中国古代法治观仅停留在理论层面。     

罗马法学家的活动与贡献

罗马法是古代社会最发达最完备的法律体系，其形成、发展及影响都是与罗马法学家的活动与贡献密不可分的。公元3世纪中叶是罗马法学家活动的鼎盛时期。罗马法学家的贡献主要表现为：法学家的法学理论是罗马法的渊源之一，极大地丰富了罗马法；法学家的活动与著述，使法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法学家对法理的精深研究和对概念的缜密表达，对后世法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方自然法思想和我国儒家自然法思想比较

自然法之概念来源于西方 ,它所蕴涵的正义、平等与自由等观念造就了西方的法治思想和法治传统。自然法思想也是我国儒家政治法律思想中的题中之义 ,但儒家视自然法为“礼”,从而在我国形成了一套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且影响至今的政治法律思想和体系。同是一自然法思想 ,却在东西方衍生出截然不同的政治法律观念和传统。了解此差异 ,以对我国的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有所借鉴     

萨维尼“民族精神论”的迷思

萨维尼是19世纪历史法学派的核心人物,在对古典自然法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民族精神论”的思想,认为法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自给自足与自我演进的过程,法的本质是世代相传的民族精神,法的最好来源是习惯,主张从历史的角度去建构具备民族精神的本土化法律制度。但由于萨维尼过于保守的政治倾向,过高地估计了习惯法的作用,使其历史法学的思想存在一定的瑕疵。以史为镜,客观地研究萨维尼的法律思想,提炼和升华其“民族精神论”,建构适合本民族的良法。     

大学生的法治观念与法学教学

提高大学生的法治观念 ,必须对我国传统法文化中的人治思想和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法律虚无主义进行必要的清理和批判 ,帮助大学生树立法律至上观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观念、权利义务观念、民主观念、全局观念等。在法学教学中 ,必须重视法学教材的建设 ,进行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 ,切实把法律知识教育转化为法律素质教育     

自然法传统与西方权利思想的演进

自然法传统与西方权利思想的产生及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古希腊的自然主义观念与人文理念是自然法与西方权利思想的共同理论渊源。伴随自然法理论的生成,与权利相关的各种理念也随之产生,当自然法思想发展到古典自然法阶段时,其已经成为了一种关于权利的思想学说,而且开始引导着近代西方权利思想的发展趋向。进入20世纪之后,在复兴的自然法理论的主导下,权利思想仍然得到发展并显示出强大的理论生命力,从而继续居于西方政治法律领域中的主流理论地位。     

试论新自然法理论的基本观点及其特征

鉴于传统自然法学派与历史法学派，社会法学派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之间的矛盾，新自然法理论家对古典自然法进行了适当的修正，企图搭建起不同法学学派与自然法学派之问的对话平台。新自然法学派的基本思想是：法律和道德是不可分的，正义或自然法是权威和法律的基础，法学研究的核心对象是道德价值，自然法或实践理性具有客观性。新自然法思想具有继承性、创新性、调和性、渗透性和现实性等特征。     

论安全生产的科学技术与法律的关系

一切优秀成果的全方位的突破和更新都离不开科学技术工具,也离不开理论本身的发展。"法律与科技"问题是法理学重要的构成部分,有关科技的法律也已成为法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安全生产领域既包括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也包括众多的边缘和交叉内容,并在当代展现出了现实性、多样性的特点。当然,对安全生产这一大科学领域的多样性、现实性的探讨并不是简单地采纳新技术或简单地引入即可实现的,而是需要注重对科学、技术、文化、意识、法律等多方面之间的矛盾和互动关系,并关注他们的实践,从而推动安全生产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论法的社会权利分析理论

从权利义务法理学近十年的推广和应用情况看 ,存在着功能性和结构性两大缺陷 ,已适应不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由于社会权利分析理论更新了法理学的学科方法论 ,拓展了法理学研究的纵深 ,提高了研究的科学性 ,更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要求 ,因此 ,社会权利分析理论应当成为新的法理学选择的学科方法论     

论法与国家的辩证关系

法与国家关系理论历来是政治学和法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法与国家关系上，国家不在法之上，也不在法之下。二者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二元对立关系。正确认识法与国家的关系对避免法律工具论、及依法治国与落实国家权力机关权力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计算法学：一门新兴学科交叉分支

随着人工智能在法学中深入应用,计算法学(Legal Jurisprudence)作为法学与计算机科学的交叉研究科学应运而生.计算法学是计算思维与法学思想的融合,研究者不再只是与经验、理论打交道,也不是单纯的借鉴和仿照自然科学,而是使用建模、模拟、神经网络等计算方法来分析法律关系,让法律信息从传统分析转为实时应答的信息化、智能化体系.通过主体的分布式实时计算分析法律行为,从而发现法律系统的运行深层规律,提高司法公正和立法科学性,促进司法效率,减少法律系统的摩擦.     

法哲学与法理学:西方传统哲学语境中的两种法学理论

西方传统哲学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影响了相应的法学理论,法理学和法哲学只不过是传统西方哲学语境中两种不同的法学理论而已.法学理论本身离不开一定的哲学语境.     

论政治文明建设与人权保障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政治文明建设要以人为本。理性立法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制度起点,是人权保障的制度基础;政治法治化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依法行政是法治国家执政党基本的执政方式,也是人权保障的基本价值理念;宪政既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又是发展人权的必然手段,更是以保障人权为目的。     

计量法学、计算法学到认知法学的演进

本文从技术发展和学科交叉的角度,论述了一般量化方法、计算智能和认知智能先后被应用于法学系统对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产生的重要推动作用,首次提出了认知法学的理论和概念,分析了认知法学的内容、研究意义与学科分支,并梳理了计量法学、计算法学与认知法学的发展脉络.自然科学的方法引入法律领域对减少法律系统中的主观性、为法律中的模糊表达提供客观参考具有积极意义,然而,法律信息语义模糊、法规冲突、司法解释具有开放性、司法裁判需要常识,各种隐性知识、过程知识、模糊知识等难以用计算机符号体系表达.认知智能重在提高智能系统对数据理解、知识表达、逻辑推理和自我学习能力,将更好地理解法学规则和分析法律行为.认知法学运用认知智能将提高智能系统对法学问题的理解和认知能力,增强智能裁判的可解释性,从计量法学、计算法学发展到认知法学是法学研究的必然趋势.作为认知社会科学的一部分,认知法学将完善和发展传统法学理论,促进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深度融合,并有望成为法学研究的新交叉学科分支.     

试论干部法治建设的精神要素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构成干部法治精神的要素至少包含有四个方面：确立干部法治的善法、恶法的价值标准；认同干部法治中的法律至上地位；树立干部法治中法的统治；建立干部法治的权利、文化和人文基础。     

“法治一元”视角下的中国法律传统

法治即是法的统治，“善法的统治”是一种法治的完美状态，中国传统法律形式多样，不乏善法的存在，但是缺乏法的统治，所具有的善法只是人治的工具，中国法律传统中更多的是非法治因素。法治多元理论下的所谓“中国传统法治”理论偏离对法治的正确认识，引起理论混论。抛弃法治多元理论，正确认识中国的法律传统，对建设法治中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