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史学理论研究

李大钊史学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一部分,始终是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工作者关注的重点之一,他对于中国史学史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在史学理论研究和教学的实践中,李大钊形成的史学理论对当代历史研究者有着不可忽视的启迪意义。本文将从李大钊史学的性质、特点、研究对象、史学内容以及史学方法这几方面分别论述李大钊对史学理论研究的贡献,以及李大钊对辛亥革命、孙中山等历史事件人物的评价、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贡献、李大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历史理论和现实意义、李大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与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比较,进行分析和阐述。     

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综述

在国家教委的建议和支持下,由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和史学研究所、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联合发起的“史学理论研讨会”,于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日至八月二十五日在天津师范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共八十余人参加了会议。与会同志围绕着“在新形势下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心议题,就“在新形势下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需要解决哪些理论认识问题”和“如何对待外国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这两个方面展开了热烈讨论。     

唯物史观与中国现代史学体系的构建

20世纪中国史学有两变,一是由过去的旧史学变为"新史学"(含史料派史学),一是由"新史学"演进为真正马克思主义"新"史学。而唯物史观的传入则是中国现代史学临门一脚,开创了中国史学研究的新局面,诞生了全新而科学的史学理论、方法和丰硕的史学成果,催生了史观与史料并重的中国现代史学,形成了完整的学科体系。经过李大钊、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大批研究者的艰辛开拓,创造出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形成了丰富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思想,奠定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根基和范式。     

试论李大钊的史学研究方法

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理论在我国的第一传播。他系统宣传和介绍了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并在学术研究实践中对此理论和方法作了具体的尝试和运用,从而建立起具有指导意义和富于操作价值的史学研究方法,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学术化与宏观化——兼评《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

改革开放以来 ,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过程中的一些理论问题 ,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构学术化与宏观化的具体表现 ,也是中国当代史学发展的重要问题。《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是这种学术化和宏观化的阶段性成果     

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的历史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其主要包括阶级斗争史观、人民群众史观、社会矛盾理论等。他所确立的史学研究方法、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晚年的思想偏差对中国历史学的研究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学术化与宏观化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过程中的一些理论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构学术化与宏观化的具体表现，也是中国当代史学发展的重要问题。《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是这种学术化和宏观化的阶段性成果。     

近30年中国大陆口述史学发展述评

近30年来,中国大陆口述史学发展迅速,学者对口述史学理论的建构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关于口述史学性质的“学科/方法”之争还在持续,实践中学者们多从方法角度开展研究。文学叙事型书写/叙史方式是当下大陆史学家进行口述史书写的主要方式。口述史学应努力形成明显区别于人类学等学科的学术理论、方法体系和公认的书写范式,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具有严格规范、特色鲜明的中国历史学分支学科。     

福泽谕吉与基佐的文明史观比较研究

福泽谕吉（1834—1901）大量地吸收基佐（1787—1874）的历史哲学,结合自身的理论特点,从本国实际国情出发,开创了一套具有鲜明日本时代特色的文明史学。福泽在融合基佐优势理论的同时,又保持了西方文明史学强调历史进化论的中心论调,并辩证地将其应用到具体的史学研究中,对日本及近代亚洲各国封建史学的消亡和新史学的诞生,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在本校举行

在国家教委的建议和支持下,由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和天津师范大学等校历史系和研究所联合筹办的“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于八月二十日至八月二十五日在本校举行。会议就“在新形势下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问题,从两方面进行了讨论:1.在新形势下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需要解决哪     

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与传统思维方式转变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70多年时间里中国社会发生激烈的变革,也引起了思想领域的大变革。西方传入的自然科学的进化论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元气自然论,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使接受科学进化观的一部分学者,形成了唯物史观。真正系统和比较全面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是瞿秋白和李达,这可以说是思维方式转变的第三步。     

思想解放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是马克思主义在适应中国社会需要过程中不断推进与发展、不断丰富与提升的过程.从发展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解决好"三个错位",破除苏联模式、教条主义束缚,回应"两个挑战",思想解放不断深入发展的历程.从结果上看,思想解放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上的突破,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国情的认识,端正了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发展规律性和理论创新性.     

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民生理论的创新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中包含着丰富的民生内容。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崇高的民生目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民生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创了解放民生、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理论与实践的新时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理论体系,并以此为指导,在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富裕民生的建设实践和奋斗目标中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事业的发展。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视角的转变和研究重心的跃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在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些理论成果已经构成了一个具有独立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但标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而且标示着马克思主义“当代化”、“时代化”,还标明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本质属性,因而是一个恰当的、具有开放性的、并且能够经受住时代主题变换之考验而不失生命力的学科名称。     

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依据与路径

＂大众化＂之依据是由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特质所决定,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现实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运用和发展的历史经验。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要联系实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阐释,也要做好对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观的教育宣传,并善于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理论斗争;同时还应通过价值事实来确证＂大众化＂的现实意义,使人民群众真正从马克思主义这一＂普照之光＂中得到福祉。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加速推进的原因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延安时期无疑是一个加速时期。不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命题被明确提出,而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也于此时期正式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历史经验与严峻现实、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形成、中国化的时代思潮分别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加速机制的内在驱动、客观诉求、政治保障、人才支撑和契合语境。     

战争责任问题与革命外交遗产

战争责任问题在20世纪末已进入跨国司法程序。但由于它与战后中日关系和新中国外交的历史渊泺，作为政治遗产的战争责任问题和作为思想遗产的革命外交，在后冷战时代与亚太地区的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复杂的互动、共生关系。日本学者从历史、社会学、国际政治学等视角对战争责任问题已有相当的研究积累；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在这一问题意识下对战后中日关系和中国外交的再探讨是不可回避的课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野下党的90年理论创新研究

中国共产党90年理论创新的历程,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得到具体的历史的阐发;就是在领导全国人民发展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使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批判理论得到与时俱进的运用;就是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推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