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新解

刘勰《文心雕龙》的篇首《原道》，历来争论颇多。本文认为，以单一的儒家之道或纯粹的道家之道来解释《原道》，都是不足据的，就“道沿圣以垂文，圣因以明道”一句来看：第一个“道”，当为道家的自然之道，是天道；第二个“道”，实则圣化以后的道，是圣人所体悟的并在文章里表现的道，是道家的天道与儒家的人道的统合。     

论陶渊明的“志道”之学与“立名垂世”思想

“士志于道”是儒家据以评判士之是非善恶的最高价值标准。“志道”之学,指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自觉地追求儒家的道德境界,并以此作为立身处世的终极价值依据。而传统的“三不朽”理论又以“立德”为上善之选,这就为知识分子从“立德”走向“不朽”提供了内在依据。陶渊明的“立名垂世”思想,是指他在“志道”的践履过程中所形成的指向“不朽”追求的价值意图,即通过“三不朽”的操作体系以实现垂名后世的价值理想。所不同的是,陶渊明用“志道”之学为自己的“立名垂世”思想做了策略性的解释。     

道、原道、载道——“道”范畴美学释义

道的根本内涵是周行不已，因此才体现为“道路”或“道理”。论文原道，在于把文艺之“文”与造化之“文”一体贯通，使个体人心与天地之心统一、艺术创作的法则与万物生化之道统一。文以载道，在于突出儒家道统所建立的伦理规范，但其中仍然保留了道周行不已的含义和藉言通要眇、从物见几微、在优游涵养中获得道的生机流行活力的思想。     

从儒家的心性修养看《白雨斋词话》之“沉郁”说

儒家的心性之学直接关系到《白雨斋词话》的理论品质及其立论的内在肌理.“沉郁”作为一种深怀儒家道义信仰的贤人君子在道不可行、身处困境之中而依旧从善固执、忠爱缠绵的悲剧性情感,它即是一种极为难得的人格修养,也是一种高卓的词艺境界.由此可以得出“沉郁说”本身就潜藏着对“怨慕”之情和“弱德”之美的内在关涉.     

中华经典研读之《易经·系辞》二十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在儒家的“内圣外王”的思想中，认识论占据了很大比重。从本章第一句，即开始讨论道德和认知之间的关系。关于什么是“道”，孔子一言以蔽之，“一阴一阳之谓道”。乾为天，为刚，为阳；坤为地，为柔，为阴，两者的有机组成就是“道”——姑且借用这个字，正如道家所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儒家伦常法则：忠恕之道新解

忠恕之道作为儒家处理自我与他人关系的伦常准则，包括如何对待自己和如何对待他人两个相互贯通、不可分割的层面。“忠”侧重如何对待自己，它实际由“中”派生出来，强调的是通过“执中”、“正己”而“尽己成性”，与三代以来的尚“中”精神一脉相承。“恕”着重如何对待别人，它强调通过推己及人、以成全他人，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两种表述形式。依儒家之见，“忠恕违道不远”，只有既正确对待自己，又正确对待别人，我们才能达到“在邦无怨，在家无怨”的人生境界。     

"师"、"道"传统与张承志的儒学人格——对张承志文化根性的另一种探析

张承志的文化之根不仅只源于独特的回教背景，作为由汉文化滋养起来的中国作家，中国儒家传统人文知识分子极具本义色彩的“师”、“道”传统，更对张承志人格心理和文化角色的自我确认产生了本质的影响。他极力宣扬的神圣宗教价值理念，实则依旧是以“信”、“勇”、“仁”、“义”等儒家道德文化资源作为底蕴的。     

论《周易》的坤道哲学

“易”之阴阳乃辨证关系，坤（或阴）与乾（或阳）相互依存。目前学术界对《周易》有两种看法：传统的以之为儒家经典之道，陈鼓应则认为它主要表达了道家思想，似乎有各执一偏之嫌。本对《周易》“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学说，提出阴性的坤道哲学是其重要部分并作出阐释。     

文景之治与儒家思想

从学术思想性质上将文景之治概括和指称为道家政治、黄老政治、老子政治,是自清末夏曾佑首倡以来至今流行的一个观点,但它是一个见道不见儒的有漏之见,漏掉了指导思想、政治礼乐制度和社会领域的基本事实和懦学存在,因此不能成立。由对春秋时期所谓“礼崩乐坏”的实况和实义省察,可以看出在春秋战国的上层政治变动中,儒家伦理观念依然通行于上下各个人之间,认证儒家伦理社会是其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的根基、地基和底子。秦帝国的历史变动及其焚书坑懦并没有颠覆社会的伦常文化结构,没有试图重新改造与铲除这个儒家社会地基,儒家社会依然价值地存在着。汉兴,吏民皆案堵如故,儒家社会继续存在。刘邦称善陆贾《新语》,奠定汉初的政治和思想基础,儒家率先成为指导思想。“无为而治”是懦道共法,是整个汉初政治的统治模式,这个模式是懦道两家共同参与创造的。以“无为而治”为政治模式的文景之治是在刘邦、陆贾奠定的儒家文治思想基础上,在儒家伦理的地基上,在儒家设计的汉廷礼乐制度和以《经》博士为主体的学官教化系统中运行、实施和实现的。文景之治的政治指导思想实际上是懦道双席位制。黄老之学的首席政治代表、关键和领袖人物窦太后的政治权威,保障着文景之治政治指导思想的贯彻落实。就此人事而言,文景之治是道懦并治。但就“无为而治”实施的《诗》《书》经艺仁义内容,就文景之治与儒家思想的全面关系综合而言,则当说懦道并治。     

道的意蕴--试论两汉以后儒家思想的发展演变

本文从刘勰、韩愈、章学诚所写三篇《原道》出发 ,试图以此挖掘我国古代儒家之“道”的内涵 ,从而找寻我国古代儒家思想的发展、演变轨迹 ,以及这种变化对我国古代文艺理论思想发展的影响。     

审美的人生态度－－宋元“兰画”与“文人寄兴派”

先以“儒道互补”，考察宋亡不仕的“人寄兴派”“兰”画家郑思肖和赵孟坚，以为前主要以孤傲淡泊，狷洁超逸的品性和笔独，体现了儒家政治伦理所赋予的刚健之美；后主要以洒脱不羁，爽直率真的风姿与画迹，显出道家法自然的韵秀风致。进而从化心理层面，论述仕元的赵孟Fu为行儒家“天下主义”而陷入“华夷之别”中的矛盾；其由此而来的园润谨秀风格，透露出儒家刚健的另一面－－“厚德载物”。一郑二赵的选择，在于对传统化的思考提供案例。     

试论儒家絜矩之道的理论意义

丰刀系矩之道是儒家政治理想中一条重要原则，朱熹的阐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他为丰刀系矩之道设计了一个以“我”为中心的三者关系模式，试图通过“我”的主观能动作用，使不平得到调节。他把丰刀系矩的重点放在经济关系方面，试图通过当政者的反思调节，实行善政，保民富民。他把丰刀系矩之道看成思维方式，又看成行为方式，这为克服现代社会弊端将发挥积极作用     

"道之以德":儒家道德教育的核心原则

区分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是解读儒家道德教育思想基础的前提,也是解读儒家道德教育原则的前提;"道之以德"是儒家道德教育的核心原则,是其它具体教育原则的基础,"道之以德"教育原则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先秦儒家道德修养的“反求诸己”及现代意义

分析了“反求诸己”的语源及意蕴，认为孔子、孟子所倡导的“反求诸己”的道德修养论是行“仁”的重要方法。“反求诸己”意味着使行为符合礼的要求，常“内省”，行“忠恕”之道；“反求诸己”透视着儒家的家国本位，并非己本位；“反求诸己”在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有重要意义，值得提倡。     

知人知天：略论张载的学思历程

张载的学思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始自《中庸》;遍读佛道;返求六经,归宿《易》学。儒家《中庸》的“性与天道”是张载一生学术求索的起点和方向,对道教与佛教的学习与思考则深化了张载的形上思辨,以《玄纲论》和《楞严经》为例可见这种影响。针对儒家的“知人不知天”和佛道的“知天不知人”的各自弱点,最后张载以《易》为宗,为儒家的伦理道德、价值理想建构起一个形上本体和终极真理的依据,形成既“知天”也“知人”的理论体系,表现了他“学必如圣人而后已”的终极关怀。     

从《中庸》看先秦儒家的君子之道

先秦时期,＂君子＂被孔子赋予道德方面的含义,并成为先秦儒家理想人格的表征。结合《中庸》所论＂慎独＂、贵＂诚＂、＂时中＂等思想,正可一窥先秦儒家所倡导的君子之道。作为先秦儒家道德学说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君子之道对中华民族的人格价值取向影响深远。     

早期儒家人道观之探讨

分析了早期儒家经典中对“人道”观的探索：人道的内涵是以仁义为主要内容；人道来源于天道；人通过“修道”来体现人道；人道的方法论原则是由内向外；人道中包含着形上之道的萌芽。     

先秦儒家处世思想试析

本文认为先秦儒家的处世思想以“仁”为中心，同时注重“礼”、“德”、“道”，由此构成了其以天下为己任的突出特征。     

中锋·中庸·中和之美

中锋是书法中最重要的笔法。其间有技术和艺术的原因，更有文化观念和审美观念的主导。透过中锋笔法，可以领略到中国文化的整体性与同构性，一以贯之的“道”的无所不在。儒家所倡导的中正平和思想，是“中和”之美的哲学依据。社会内容的制约，历史文化的渗透，哲学观念的统领，使作为“技”的书法获得了“道”的支撑，从而成为非凡的艺术。     

天理与道义的彰显——朱熹王道思想的政治哲学解析

在传统儒家的政治思想中，“王道”是一个有着特定涵义的术语，意指符合道义原则的政治。它体现的是儒家对理想的政治治理模式的追求。先秦两汉儒家在把王道理解为符合道义原则的政治的同时，也把它等同于“先王之道”；朱熹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解释了政治生活中的道义原则，把王道理解成为符合“天理”的政治，进而在更高层次上把握了政治的合理性；朱熹的王道思想具有明显的道义优先价值取向，它强调的是道义原则在政治生活中的绝对价值；把王道理解为符合普遍法则的政治表明了传统儒家对政治生活的认识的深化，标志着传统儒家的道义论政治哲学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