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己西来登栈阁，君应南望近庭闱”——试论陶澍和贺长龄

陶澍和贺长龄是道光时期著名的大吏，均位至总督。他们都是湖南人，而且有深厚的友谊。他们的一生，积极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对道光时期经思潮的形成，有着巨大的作用。他们为官清廉，为政勤明，以近代中国地主阶级改革派的重要成员。他们比较关心百姓生活，极力发展经济，重视文教，主张严禁鸦片，留下了较好的官声、政声。     

清代玉米的引进与推广对贵州石漠化的影响

玉米的生物属性最适合贵州山地种植。玉米在明末传入贵州后,乾隆年间普遍推广,道光时期玉米己是贵州主要粮食作物。玉米种植带来贵州山地垦殖高峰,从而引起了水土流失,贵州石漠化问题在清代已显现出来,而道光前后是贵州生态灾变的重要时期。玉米种植普遍的地区也是石漠化较明显的地区。     

黄治西域诗整理与研究

黄治于道光十八年随兄遣戍乌鲁木齐，共计创作西域诗61题189首。其西域诗按照题材内容大致分为三类：吟咏西域风景及民俗、怀念内地亲友和记叙乌鲁木齐幕府文人群体的文学活动与交往。这些诗作是我们研究道光时期乌鲁木齐幕府及社会生活的重要文献。     

情与志的交融——释"建安风骨"

建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乱、大忧患的时期。而曹氏父子及建安诸诗人却从曹操统一北中国事业的推动中,受到了英雄业绩的极大鼓舞和推动,从而激起了他们的功业意识与历史使命感,使得他们能够“伤时悯乱”而不失壮迈之志,激扬文字而常带风云之色,形成风骨嶙峋的建安特质。可以说,这种嶙峋的“建安风骨”正是建安诗歌情与志的最生动的体现。     

对列宁在经济领域反"左"斗争的历史考察

1918年春苏俄由“夺回俄国”时期进入了“管理俄国”时期,列宁鉴于形势的这一变化,将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确定为建立更高的劳动组织形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并为此制定了一整套相关的经济措施。但“左派共产主义者”却认不清这两个时期的区别,认为“当前”的主要任务仍是用赤卫队进攻资本,并进行更为激烈的阶级斗争,以完全打倒资产阶级。因此他们对列宁确定“的当前”任务和制定的经济措施进行了激烈攻击。列宁则一方面对他们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驳和清算,另一方面又分析了他们之所以产生这些错误观点的各种根源。     

不同的时代,相同的命运——试比较丁梅斯代尔、赫斯特伍德和威利·洛曼之"死"

丁梅斯代尔、赫斯特伍德和威利.洛曼生活在美国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反映了美国不同时代的价值观念,但是他们死亡的悲剧命运是相同的。在比较了他们各自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他们的个体性格基础上,近一步揭示了他们"死"的意义的异同点。     

"孤岛时期"的穆时英、刘呐鸥

现代文学史上,穆时英、刘呐鸥在伪上海"孤岛时期"的活动扑朔迷离,对其身份、死因说法各异。这对"新感觉派"的研究很不利。现结合新发现的资料和汪伪时期上海报界的实际情况,认为他们都曾效力于汪伪汉奸政府的新闻宣传;但穆时英并不是汉奸,他的身份是中统特工但被军统误杀;刘呐鸥虽然是汉奸,但他是因赌场经济问题被青红帮暗杀,不是政治问题。     

论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内部在鸦片问题上存在的不同派别

较长期以来,史学界不少同志都认为,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内部在鸦片问题上存在着弛禁和严禁两个不同的派别:弛禁派以清朝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直隶总督琦善为代表。以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为其吹鼓手;严禁派以湖广总督林则徐、鸿胪寺卿黄爵滋为代表;而道光皇帝则摇摆于弛禁与严禁之间。近年来,有的同志不同意以上意见,他们说,清政府“禁烟”是真心诚意的,道光皇帝是禁烟运动的“真正的发动者”,而穆彰阿、琦     

清代满族文学家铁保素描

满族由一个尚武民族向文化民族的过渡,至清代嘉庆、道光时期格局概定。对满族文学事业创益良多的铁保,是一位典范的北方民族诗人。他在诗歌、文论等方面的成就,以及艺术上擅长表露雄健阳刚精神魂魄、凸现满洲民族诗人浪漫狂放气质的特征,是相当突出的。     

论清道光帝崇俭政策对御瓷艺术的影响

崇俭政策是清道光帝治国的核心理念,对道光朝御瓷艺术产生了非常直接的影响。在道光帝崇俭政策影响下,道光朝御瓷艺术风格形成了明显与前代不同的变化。     

道光历元《回回历法》抄本考论北大核心CSCDCSSCI

通过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回回历法》道光抄本,文章分析了自康熙朝回回天文学丧失官方地位之后,回回历法在道光年间的传承情况。与其他回回历法著作不同,道光本《回回历法》以道光甲午为历元,并对相应天文常数和算表进行了调整。该书在具体内容上参照了《明史·回回历法》以及梅文鼎的相关著作,但也做了不少调适,其中既有继承中国传统历法的内容,也借鉴了当时西洋历法的一些编撰特点。此外,本文还结合道光年间的历法改革,讨论了道光本《回回历法》的可能编撰动机。     

“万里茶路”视阈下的冢头镇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河南郏县冢头镇处在古代交通要道上,明清时期更是因为"万里茶路"而成为商贸重镇。冢头镇山陕会馆(庙)位于冢头镇南寨门外,是"万里茶路"上现存唯一有两座并列大殿的会馆(庙),同时供奉大王尊神和关圣帝君。尤其是会馆所存石碑上的碑文反映了清代乾隆至道光时期山陕商人做公益的情况,凸显了"包容""和谐""双赢"的茶路精神。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家庭天使"的内涵和特点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伴随工业化的深入,强大的中产阶级不仅创造了这一时期的时代价值观,而且还形成了与以往不同的妇女观."家庭天使"成为他们心目中完美的女性形象.     

"仁爱"与"兼爱"的异同

针对春秋战国时期混乱的社会局面,孔子和墨子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仁爱"与"兼爱"的对立并不在于"爱有差等"和"无差别之爱",相反,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真正的分歧在于前者从人之为人的道德理性寻找理论的依据,而后者把目光投向了经验世界的"实利",前者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后者主张"己所欲,施于人",前者体现了主体间的尊重与平等,后者常常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     

万变不离"忠"

探讨了中国翻译史上几个重要时期有代表性的译家的翻译观,译家们对翻译的看法虽"远近高低各不同",但在"忠实"这一点却是相同的,即:都认为译文与原文应保持一致.鉴于此,译家们在翻译认知上的分歧不是根本对立的,而是共识之上的个体差异,"忠实"就是他们的共识,就是他们的最大的公约数;另外,译家们的不同见地还表明"忠实"是多层面的.是绝对与相对的辩证统一,也就是,译文与原文不仅"形似、意似、神似",而且还存在一些绝对对等的因素,其根源在于人类生理、心理、文化及语言等方面的诸多共性与相似性.因此,"忠实"是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辩证统一,是翻译活动的指南,是衡量译文优劣的尺码,是译者务,必遵循的、首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准则.     

儒学"人格"的发展与影响

儒学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儒学文化的“人格”演变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儒家文化中的“人格”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前儒学时期是“自然人格”;儒学形成时期是“理想人格”;儒学发展时期是“神化人格”;儒学教条化时期是“工具人格”;儒学解构时期是“批判人格”;后儒学时期是“寻根人格”。     

论嘉道年间桂东南词人群的创作

清嘉庆、道光年间,桂东南词人群在广西容县掀起创作词的热潮,并起到振兴广西词坛的积极作用,而学界对这一词人群体缺乏整体观照。桂东南词人群交往密切,志趣相投,情谊深厚。他们在闺情、写景、述志等题材上有共同的爱好,形成了清丽淡雅的艺术风格。他们创作的趋同性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远祧北宋词人秦观,近学清初词人陈维崧、朱彝尊,相同的地理环境,相似的人生境遇等都是他们创作趋同的原因。     

博弈与冲突:从《清实录》看道光朝的闹漕斗争

道光朝是整个清代急剧变革的时期,其既失去了康乾盛世的繁荣,又面临重重的国内外矛盾,是清王朝迈上衰落道路的转折点。当时漕运已是社会各种势力博弈的焦点,其中官、绅、学、民之间的利益纠结与冲突使闹漕斗争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而统治阶级与地方政府力图通过协调不同阶层的利益,达到维护封建统治与稳定地方社会秩序的目的。     

延安时期的"鲁迅"

延安时期的“鲁迅“是透视延安文化历史形成和延安文人思想变迁的窗口,这一时期主要存在着两种鲁迅观。延安文人认为“鲁迅精神就是揭露黑暗追求真理,不怕孤独,即彻底的反封建的革命的民主主义精神和批判国民性的现实主义精神”,并将自我对“鲁迅精神”的体认融入到了自己的文学实践中。而中共领导人则更侧重从政治的需要来阐释鲁迅,使得鲁迅逐步被意识形态化,并且通过标举鲁迅的旗帜团结文人以及规训他们的话语方式。     

《剑桥中国晚清史》评介

《剑桥中国晚清史》评介朱福枝在英语世界中，剑桥历史丛书自本世纪起已出版多卷本反映世界各国的历史著作，在国际学术界有一定影响。其中由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学者费正清（“中国通”）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是一部叙述起自清代道光年间止于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