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弱势群体职住分离的空间结构研究

在实地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基础上,选择西安市"统计性弱势群体"和"实际性弱势群体"为研究对象,运用Arcgis空间分析技术和Ucinet社会网络分析软件,从城市空间重构的角度审视西安市弱势群体职住分离的空间结构特征和职住分离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西安市弱势群体单程通勤时间为36 min,其中通勤时间小于30 min的人群比例为69%,可见西安市弱势群体存在轻微的职住分离;(2)西安市弱势群体直线通勤距离的中值为4.1km,说明西安市弱势群体总体通勤距离相对较长,存在职住分离现象;(3)对弱势群体的通勤流向分析表明,西安市存在明显的居住和就业中心地,市中心还是主体通勤方向,部分区域存在一定比例的逆向通勤;(4)从居住-就业地空间匹配角度分析发现,西安市存在明显的居住和就业集聚区,且两者职住较为平衡,只有部分区域存在职住分离.运用Logitech模型分析西安市弱势群体职住分离的影响因素发现,弱势群体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职业类型和交通工具等因素对其职住分离存在影响.整个研究表明西安市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弱势群体职住分离的空间结构特征正在由单中心结构向多中心结构逐渐演变.     

北京市职住平衡的空间特征研究

"职住平衡"倡导通过实现区域尺度上就业与居住数量上的平衡,旨在从源头上治理大城市交通拥堵、长距离通勤等城市病。基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2008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2015年人口1%抽样调查、2013年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以及2014年11月中国移动用户的手机信令数据,借助GIS空间分析技术,对北京市分街道乡镇的职住比进行定量测度与可视化分析,并从名义职住比和实际职住比两方面对北京市职住平衡的空间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北京市存在显著的职住不平衡问题,就业岗位向心集聚而人口向外围分布,集中体现在市中心就业主导的职住不平衡和外围居住主导的职住不平衡;同时六环内外绝大部分区域在街道乡镇尺度上的实际职住比普遍较低,表现出非常明显的职住不匹配。     

多源数据挖掘的北京“Z世代”职住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2021年9月至12月的手机信令数据、POI及网络数据等多源数据,以前人对北京城市职住空间研究的结论为参照系,对空间错位指数进行测度与比较,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分析挖掘居住和工作在北京中心城区出生于1995—2010年的“Z世代”群体居住—就业空间的职住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北京“Z世代”的居住空间和就业空间总体呈现多集聚小组团的特点,且与北京城市居住—就业中心的总格局基本一致,但空间错位指数要高于全年龄段;2)所在地区的生活设施配置、交通条件是影响“Z世代”对居住地和工作地选择的主要因素,房价也是影响居住地选择的重要因素;3)“Z世代”的职住空间选择影响因子均存在交互作用,表现为双因子增强和非线性增强,说明居住地和工作地选择受到多个条件的协同作用。     

手机信令数据支撑下的广州市职住联系结构研究

为了进一步掌握城市通勤联系的特点,构建便捷有序的职住联系格局,利用广州市联通用户的手机信令大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识别广州市的城市职住联系结构及其与城市空间结构之间的关系,分析了城市通勤联系格局及其基本特征. 研究结果表明:(1)广州市中心城区形成了8个具有“社区内节点之间联系紧密,而不同社区的节点之间联系相对稀疏”基本特征的职住联系分区,分区之间的空间邻近性特征明显,并大体呈同心圆和扇形分布格局. (2)广州市中心城区的主要通勤流方向为核心区向白云区南部的“南北向”和核心区向天河区中部的“东西向”,主要通勤流方向与地铁线高度重叠,圈层内近距离通勤比重高.     

基于浮动单元的职住平衡尺度分析方法

以职住比作为测度指标,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软件生成的浮动单元进行空间范围-平衡度分析,进而通过累积统计指标变化曲线和数值分布的可视化,得到超大城市的就业中心、居住区和一般建设区的职住平衡空间尺度.采用上海岗位、人口、路网等基础数据,以80%、85%、95%等不同收敛值的路网距离阈值筛选结果,研究表明,就业中心的职住平衡空间尺度最大,按85%的收敛值,其浦西部分为15～25 km,浦东部分为20～28 km;就业次中心为4～10 km.其他区域的平衡尺度由就业中心决定,随着与中心的距离增大而扩大、由3 km向外扩展到8～17 km,邻近就业次中心的区域平衡尺度因叠加效应而缩小.该方法亦能用于职住空间结构和就业、居住可达性等分析,通过与岗位、居民通勤距离进行对比,有助于解释职住空间错位与长距离通勤交通现象的关联和内在原因.     

办公空间扩展视角下的京津城际联系研究

运用断裂点概念和公式,分析比较京、津两市2012-2015年办公空间的发展格局及两城市间的相互作用与联系.研究表明:1)北京和天津两市的办公空间格局均呈现从市中心向外围不断扩展的态势,北京在中心城区以CBD-金融街—中关村为核心的三足鼎立式办公聚集区格局趋于增强,同时上地、亚奥、望京地区的办公空间集聚显现;天津受滨海新区建设发展的影响,由单中心向双中心转变,办公空间沿京津方向和滨海新区方向,呈组群扩展.2)城市内部办公活动集聚效果显著,北京办公空间分布方向性减弱,空间格局方向变化不显著,总体上呈“西北—东南”走势;天津办公空间分布由“南—北”走势,转向“西北—东南”走势,空间分布重心向南偏移的比较显著.3)利用断裂点公式,以城市从业人口、第三产业产值和写字楼数量作为城市规模指标,得出北京的吸引区范围较天津更大.同时,在区域发展进程中,北京的向心引力在不断增强,对区域的吸引和辐射也呈现显著增强的态势,随着天津滨海新区建设和京津城际轨道交通的建设,天津也正在逐渐发挥其港口城市的优势,与北京形成空间互补.     

专业村集聚的形成机理——以河南省专业村为例

河南省专业村集聚呈现"大范围分散,小范围集聚"的空间特征,中心-外围空间模式突显.可借助空间界面理论、距离衰减定律来解释专业村集聚的形成机理.(1)创新扩散、地理邻近性是专业村集聚的主要路径;(2)关键因素、完善的网络体系是专业村集聚的关键力量;(3)规模经济、龙头企业带动是专业村集聚的内在需求;(4)政府行为、能人引领是专业村集聚的助推外力.     

城市居民职住分布与通勤出行链关联性建模分析

从出行链的角度,构建了不同职住空间下,通勤出行链与家庭环境、个体活动时空间约束以及多样性约束的结构方程模型. 以昆明市为例分析了不同职住空间下居民通勤出行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共性与差异. 共性方面,不论职住区域交通环境如何,居民在考虑通勤出行决策时,更关注出行时间而非出行距离,而家庭环境和活动多样性的影响则趋于稳定;差异方面,相比较职住市区的居民,职住跨区受活动时空约束的影响更为强烈,这是由职住两端可达性不平衡所引起. 居民必须同时考虑职住空间可达性与通勤活动时空制约,才能做出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出行.     

基于POI数据的福州市中心城区零售业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零售业网点(POI)数据，借助区位熵、最邻近指数、核密度估计等方法，探究了福州市中心城区零售业网点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福州市中心城区零售业呈现出以核心区为中心，中间区为条带，外围区为岛状的“核心-外围”分布形态，集聚热点主要在鼓楼、台江、晋安等区，以及沿道路和河岸地带；(2)福州中心城区零售业网点整体呈现“西北-东南”走向且圈层集聚差异显著，空间上以鼓楼区、台江区等核心区构成4个圈层集聚区，各类零售业网点在3-4圈层集聚水平一致但外层分异明显；(3)各类零售业网点总体以鼓楼区东南部—台江区—晋安区西缘为核心集聚区，因属性不同而呈现热点差异.超级市场零售(5212)、便利店零售(5213)两类零售业网点数量多且空间覆盖面广.汽车、摩托车、零配件和燃料及其他动力销售(526)数量最少且集聚在城市郊区；(4)福州是典型的河口盆地型城市，地形与河流影响其城市扩张与零售业分布，形成“核心-外围”分布模式.福州市中心城区零售业空间分布格局与人口密度疏密情况基本一致，符合中心地理论的规律.零售业倾向于聚集在交通网络密集的地区，且主要沿着道路分布，显示出高度的空间相邻性.     

西宁市创新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创新发展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西宁市创新企业的发展能够推动青海省乃至青藏高原创新产业的发展.本文以西宁市主城区创新企业为研究对象,利用核密度分析法、空间集聚程度分析法、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索西宁市创新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影响因素,旨在通过研究创新企业集聚,推动西宁市创新产业的发展水平.结果表明:西宁市创新载体空间分布集聚特征明显;西宁市创新载体呈现"主核心区+双次中心区+周边分散"的空间格局;西宁市创新企业的集聚受多因素共同影响,不同行政区影响程度各异.     

基于POI数据的贵阳市服务业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贵阳市中心城区178 749条POI数据,采用核密度分析、平均最近邻分析和区位熵分析,从服务业整体和分行业方面,探讨贵阳市服务业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贵阳市中心城区服务业已基本形成"双核多组团"的结构,极化成核现象显著,呈现出核心—边缘的空间结构;空间上整体呈"Y"型分布形态,主要分布在交通网络中心性好和地势低平的地区;②服务业分行业视角下,不同类型服务业的数量和集聚程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存在明显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具体分布模式呈现3种类型;专业化功能区差异明显,在城市边缘更易于形成专业化集聚区;③交通、地形、人口、城市规划是影响服务业布局的主要因素.最后从规划视角提出城市服务业布局优化的策略,对山地城市规划具有指导意义.     

基于分形理论的辽宁城市群人地关系特征时空演变

针对辽宁城市群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利用DMSP,VIIRS夜间灯光与城市经济等数据,从城市人口、土地城市化、国民生产总值、社会固定投资等方面构建了异速生长模型与城市经济发展模型,对其人地关系展开了长期的动态研究.对其人口-土地城市化及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并做出了针对性评价.结果表明:辽宁城市群的人地关系主要受重工业经济与资源型城市开发影响,其中沈阳城市发展趋向扁平化,而葫芦岛、丹东等城市发展趋向立体化.对于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应该防止其城建用地粗放扩张,对于经济发展水平滞后的城市应该创造就业机会,吸引人口聚集.研究结果对于辽宁城市群未来的城市化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环鄱阳湖城市群经济网络演变特征分析

基于经济网络视角,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环鄱阳湖城市群经济联系网络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环鄱阳湖城市群城市联系由孤立状态逐渐趋向于网络化,但整体网络仍较为松散; 仅以南昌为中心的核心区经济联系较为密切,城市群由低水平均衡发展阶段向强集聚阶段转变; 2)经济网络的凝聚子群由“3片区,5子群”向“4片区,8子群”组团现象转变,并由空间紊乱逐步趋向于空间集聚,边缘区域的“低谷效应”明显改善,但外围联系仍然较弱; 3)城市群经济发展出现“马太效应”,地级市在经济网络中仍处于主导地位,南昌市—上饶市形成了区域双核结构,具有显著的空间极化作用.结合结论和发现的问题提出继续推进大南昌都市圈建设和推进城市群组团发展等建议.     

仙桃市癌症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付出了高昂的环境代价,而环境的恶化也会体现在居民的公共健康上,尤其是癌症高发现象.癌症病例在空间上的集聚现象是人地关系演变的结果,成为社会群体格外关心的公共健康问题.研究选取江汉平原的仙桃市为案例,根据居民就诊记录提取居民癌症病例人数,基于地理空间分析方法,描述癌症的空间分布规律,探测患者在空间上聚集性特征;通过空间统计学方法描述外部环境因子与癌症空间分布特征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案例区癌症患者聚集分布明显但区域差异显著,总体呈现多中心分布格局.癌症病例多集中于河流下游、乡镇工业区和化工厂集聚区,距工厂的距离与癌症发病的空间分布呈高度相关,而医疗设施短缺地区对癌症发病具有一定影响,癌症高发聚落点大部分在距离河流5 km的范围内.该结果验证了仙桃市工厂布局、医疗水平和水体环境对居民健康的影响,为江汉平原区域相关环境污染整治和开展环境与人群健康监测提供参考依据.     

洗涤冷却室气液分离空间内液滴重力分离数值研究

在Euler-Lagrange三维坐标系下,建立了液滴重力分离模型.利用该模型模拟了气化炉洗涤冷却室气液分离空间内的气液两相流动.揭示了液滴的运动规律,分析了气液分离空间高度、气流速度以及液滴初始速度对液滴分离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液滴在飞溅进入气液分离空间后作减速运动,越小尺寸液滴的减速越为明显;液滴的分离效率随着气液分离空间高度的增加而提高并趋于稳定;在相同液滴初速度以及相同气液分离空间高度下,随着气流速度的降低,液滴的分离效率反而增大;随着液滴初始速度的提高,获得最大液滴分离效率所需的气液分离空间高度增加.在考虑液滴碰撞效应后,计算得到的液滴分离效率有所提高.     

异质型人力资本、产业集聚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

利用2002—2011年中国大陆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异质型人力资本和产业集聚对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异质型人力资本存量、异质型人力资本集聚水平、服务业集聚程度对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但是,产业结构服务化程度对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升的效应,正好相反。进一步研究发现,异质型人力资本、产业集聚对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在不同区域存在明显差异。此外,基础设施和外商直接投资变量对于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升也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不过在不同区域产生的效应不完全一样。     

长株潭“3+5”城市群经济系统协同演化的时空分析

依据经济功能的分异将长株潭(长沙、株洲、湘潭)3+5城市群经济系统分解为生产子系统、流通子系统、分配子系统和消费子系统. 通过构建灰色系统熵、系统耦合度、耦合协调度以及序参量,对该城市群经济系统演化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合理性进行刻画. 研究结果表明:（1）消费市场的发育与拓展主导推进长株潭3+5城市群经济系统持续有序演进;（2）交通网络的快速完善,推进了核心区乃至城市群整体的流通系统合理性发育,对于物流、人流突出的外围城市而言,则超出了其经济总系统的整体水平,产生负荷;（3）长株潭3+5城市群消费能力不足,但发展潜力较大.     

中原城市群地区城市就业结构变动特征分析

通过对中原城市群就业结构的分析,揭示出我国中部城市就业结构的一般变动规律.目前城市群地区的工业化及城镇化水平较低,从事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还占据较大比重.各中心城市的就业结构表现为第一二产业的就业比重不断下降而第三产业逐步上升.在第三产业内部,传统性行业的就业比重趋于下降而新兴行业大幅度提升.     

构建郑州国家级中心城市问题探讨

郑州市在中原经济区、中原城市群中居中心地位.随着我国经济重心西移,郑州市在中西部地区乃至全国的战略地位凸显.构建郑州国家级中心城市是大势所趋.规模小、实力弱、层次低是制约郑州中心城市转型升级的主要矛盾,其根源在于城市空间框架小、组织结构不合理.应坚持提升中心、强化核心、放活外围,拓展发展空间,优化空间结构,提升目标定位,加快打造"多中心"大郑州都市区和"多核心"大郑州都市圈,重构一体化中原城市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