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西文化审美取向的差异及其哲学背景

中西化审美价值取向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绘画、学、建构、音乐四个方面西方重客观、尚激情和雄健之美,体现出浓厚的宗教精神;中国化强调感悟和体验,重视性与理的和谐,展示出“天之合一”的自然之理。     

一事不再理原则适用的诉讼阶段

渊源于古罗马的一事不再理原则，被近现代多数民主法治国家确立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尤其是近代以来，人的价值和尊严倍受重视，两大法系主要国家将“禁止双重危险”作为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理论基础，凸现一事不再理原则保障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之功能，最大限度体现刑事诉讼过程之正当性。我国刑事诉讼过程贯彻一事不再理原则，实现过程正当,具有重要意义。     

"根原之理"与"一物之理"的统一——对朱子"理"的一个新解释

学界对朱子"理"之理解,存在许多困难和纷乱.其实,朱子之理,内涵有"根原之理"与"一物之理"两个层次,又可从形式和实质两个方向去描述."根原之理",是阴阳气化流行或万事万物发动生成的最终理由和动因;所以然之理或太极,是形式上的根原之理,而天地生物之心或天地之仁是实质上的根原之理."一物之理",是一事物"成为自身"所呈现的条理秩序和确定性;文理或定理,是形式上的一物之理,而"性"是实质上的一物之理.在朱子看来,"根原之理"与"一物之理"之间是既区隔又统一的动态系统,其重心都在实质的方面.     

试论“浑言”“析言”的几个问题

"浑言""析言"这一对术语所指称的词义通别之理在训诂学上的三个问题:1 词义通别之理在《尔雅》《毛传》《方言》中已经得到相当充分的体现,西汉的训诂学家已有一些语言学学理自觉地指导训诂实践,训诂学在西汉已告成立;2 历来训诂在词义通别处理上的失当,主要原因是对"语言"和"言语"的关系缺乏认识;3 从词义通别角度考察"同义连文"现象,词义通别之理是判断同义连文属于词还是非词的本质因素。     

苏轼诗化雅词的精神之旅

苏轼运用“诗心”创作了大量的诗化雅词。这些词既以词言志，表现了经世事功的儒家诗教观，又传递了力图排遣和化解人生之忧和经世之悲，崇尚老庄任道逍遥、追求高蹈隐遁的思想，还体现了一种不随物悲喜、随缘自适的佛禅理达之境。审视苏轼诗化雅词的心路历程，可以正确体认苏轼调和三教而显现出来的圆融、通达的独特文化性格和人生模式。     

论《程氏易传》中的“理”

通过对《程氏易传》中诸如"自然之理"(或"理自然")、"常之理"(或"常理")、"正理"(或"理之正")等这些"理"的用例的梳理,发现在《程氏易传》中作为最高范畴的"理"呈现出复杂和多样的特点,仅仅将其理解为法则、规律,并不能完整地揭示"理"丰富的哲学内涵。因此,试图打破传统哲学史研究中只重语录而忽略经学著作的写作模式,以便为我们更好地理解程颐思想中的天理观念并提供新的文本依据和探索思路。     

理欲之辨的流变及现代价值

理欲之辨是中国传统哲学论及的重要内容之一。先秦诸子百家是＂理欲＂思想的源头之处,宋明时期程朱、陆王等提出了＂以理压欲＂和李贽提出＂以欲胜理＂的理欲观,王夫之批判了他们并提出了＂以理导欲＂的理欲观,戴震则主要继承了王夫之的＂理寓欲中＂的观点,坚持理欲统一观。文章通过对＂理欲之辨＂源流嬗变的历史探讨,深刻理解每个阶段理欲观的真正内涵,凸显其发展轨迹,阐释其现代价值。     

戴震理欲观的得与失

戴震打着孔孟大旗 ,抓住“理欲之辨” ,痛击程朱理学 ,创造性地提出欲可节、不可穷 ,理在欲中 ,以理节欲的思想 ,从而把必然与自然、理与欲统一起来 ,影响可谓深远。但戴震的“天下人心所同然”之理是没有的 ,这是他的历史局限性所致     

《民族文化、文学与教育散论》序

高徽南老师的《民族文化、文学与教育散论》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阅读了整本文稿,我感到本书以＂散＂拓展了思维空间,以＂论＂揭示了民族文化之＂理＂、民族文学之＂理＂和民族教育之＂理＂的真谛。从中,我们仿佛听到一个长期工作在边疆高校教师心灵的回声。     

朱熹心说再辨析

心是体用之全。从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的转变,是从性体心用说转到心之体用说。体既是心之虚灵之体,亦是性之实,体（非实体论之实体）,是虚实合一、心性合一;用是情与知觉作用。不能离体而言用,离性而言知觉。反过来说,性不离知觉,知者从具体事物与活动中体现性,觉者自我觉悟,从整体上实现性的自觉。心与性与知觉可以通说,亦可以分说。通说者心即性即理,浑沦一物;分说者性情有别,性与知觉有别,性是理而知觉是气之精爽。但知觉之展开,有其独立性,易受形气物欲之陷,故要变化气质,进行修养。从现实层面说,人需要正视自己,自我改造,这一点对现代人很有启发。     

再论孝的起源

"孝"的起源问题可以有形而上与形而下两种途径的追问。从形而下的视角看,"孝"源于长幼之间的自然天伦,这种自然伦常情感在意识中逐渐形式化就积淀为"理","理"的践履就是人们所遵循的"道",行之有"道"就有"得",并体现为"德",这种"德"在长幼关系的处理上的体现就是"孝"。"孝"源于"伦",经历"伦"→"理"→"道"→"德"的发展演进,最终成就孝行与孝道,它起源于自然的天伦关系,经过形式化的价值抽象,最后在主体的践履中复归于现实的社会生活。     

立象以现意：流行歌曲中的理趣——中国流行歌曲主题研究之四

流行歌曲说理的可行性在于“情不离志”的天然本性，必要性在于受众喜欢“理趣”的审美期待。其“理”包括社会之理、人生之理和自然之理三个方面；其“趣”主要有情理结合、景理结合、物理结合、事理结合四种表现形式。“理趣”有利于拓展流行歌曲的社会功能，但要充分发挥作用，需做到“新颖”和“适度”。     

朱熹的美学思想述评

朱熹的美学思想主要由“文道之辨”、“理象之辨”和“诗辨”构成。朱熹认为“文”与“道”是合一的；在“理”与“象”的关系问题上则认为理为象之根本，象为理之应用；关于“诗”。朱熹情有独钟，所论涉及诗学的方方面面，并特别推崇以《诗经》、《楚辞》为代表古风古意。     

中国武术格斗技理管窥——基于明清武术典籍引兵法论武技之范例研究

  ［摘要］基于8篇明清武术典籍引用《孙子兵法》等古典兵法论武技的范例研究表明,中国武术格斗技理博大精深。它既有“武必有势、势变藏法”之“势法”技理、“审势趋危、避实击虚”之“审势”技理,亦有“示形诱敌、不致于人”之“调敌”技理、“进锐退速、势险节短”之“乘势”技理、“常山蛇势、形圆不败”之“整合”技理。其中,“势法”为基,凡武必有势而藏法,无势法则无谓武术,而“审势”重在弱点突破,“调敌”旨在造势设伏,“乘势”贵在节奏到位,“整合”要在身法统领,它们各有所侧重,亦有所交融。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兵法,是中国武术格斗技法理论的重要源泉,明清武术典籍堪称运用古典兵法妙论武术技理的垂范之作。     

孟子与朱熹道德哲学的诠释比较

儒学本身强调的是为己之学,并以道德伦理作为世间必须遵循之理,无论是孟子的五伦,还是朱熹的"明人伦",其观点背后所重视的是道德哲学的实践。从性善到性本善的演变,体现了由即心言性到即性言心的转变,两者对于心的解读以及尽心的工夫方面都存在着差异。道统思想的不断成熟和演变,体现更多的是朱熹与孟子之间道德哲学的建立方向与诠释的不同。时代背景的变换促使着儒学核心概念诠释的转化,从性善到性本善更多体现的是儒家文化体系的丰富和发展。     

浅谈宋学对宋代法制的影响及其借鉴意义

宋代经济文化政策略为放宽，政治统治高度集权，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地主阶级需要新的理论武器以维护其新的剥削关系和政治思想统治。宋学便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产生了．并成为两宋三百多年间及以后元、明、清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关于法的基本观点，主要体现在二程和朱亮的学说中。程颐认为，"天下只有一个理"o，"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选于天地之间"①。程预说："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过此则无理。"①朱摄更明确地说："礼字、法字、实理字"，"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把理运用到法上，他说："礼者，天理之节…     

三分损益模式下追求平均律的尝试:京房推到六十律

古人认为音律是天、地、人三才所构成的宇宙之根本法则的体现.汉代是律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因三分损益法带来的音程不均值问题和十二律还宫困境困扰着律学家的同时也催生了律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为试图解决这些问题,易学家、律学家京房从宇宙论"气数一理"和蕴涵周而复始之义的"复"卦的启发下,突破了"仲吕极不生"的束缚,提出了六十律理论,...     

论刑事一事不再理原则适用的客观范围

一事不再理原则是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之一，但是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一事”之范围的理论与实践却存在较大的差异。文章借鉴两大法系主要国家刑事司法理论与实践，结合我国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对一事不再理原更《适用的“亭、人、时间”及其例外与扩张情形展开探讨，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适用于“同一性之公诉事实”及受刑事指控之嫌疑人、被告人，于裁判确定后发生效力，以有利于被告原则为例外，扩张于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     

论唐代音乐赋的尚理倾向

音乐赋发展到唐代，在乐教思想，文道说，重功利文学观及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更加注重理的阐释，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尚理倾向。具体表现在赋作内容多述说君臣之道、处世之道或生活中的其他哲理；在对音乐的描写上多以抽象之语叙述；在创作程式上也体现出由尚情转向尚理的趋势等三个方面。     

从“圣人吾不得见之矣”到“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先秦儒家圣人形象及其平民化趋势

儒家自开创以来一直在寻找一条成圣的道路，其德行、智慧、治国理想都围绕着内圣外王的方向展开。先秦儒家的圣人有着接通天人的智慧、人伦完备的德行及以德治世的地位，他们是政治、文化、制度的至高者。但先秦儒家的三位主要代表人物的成圣之路却有所不同，孔子生而知之、孟子困而知之、苟子学而知之。三者的成圣之路体现了其对圣人所理解的角度不同，也体现了社会需要的不同，更加体现出了圣人开始由圣神的个体向平民化的个体发生转向。在这种转变内，我们审视着其转变的根基、目标及意义，以期证实这种平民化的趋向是正确而又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