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267条第二款之我见

抢劫犯罪是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的犯罪,历来为各国法律所重点打击。但我国刑法第267条第二款的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26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暴露出明显的不合理因素。鉴于此,本文从抢劫罪的定性,罪质,与抢夺罪的本质区别,刑法预防目的等万面进行探研,得出对这一条款进行适当修改的结论。     

“携带凶器抢夺”之刑事立法解析

1997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7条第2款＂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的规定,引起了理论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关于凶器、携带和＂携带凶器抢夺＂的主客观构成的理解以及抢夺数额在＂携带凶器抢夺＂中的意义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澄清。立足犯罪体系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认为＂凶器＂应当以可以产生足以使被害人产生畏惧心理为标志,＂携带＂应具有随时使用凶器的可能性,并根据主客观情况的不同分为五种类型对＂携带凶器抢夺＂进行了详解。另外,＂携带凶器抢夺＂构成抢劫罪不应以数额较大为要件。     

"携带凶器进行抢夺"之探析

刑法第267条第2款：携带凶器进行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即以抢劫罪定罪处罚。笔者认为笼统地将携带凶器进行抢夺规定为抢劫罪，有不当扩大抢劫罪之适用之嫌，理论上存在一些弊端，在司法实践中也容易导致定性不正确，量刑不得当。笔者认为，对于携带凶器进行抢夺的，我们必须考虑两方面的因素，即何为凶器以及行为人携带凶器的主观意图，两者不能孤立起来。由此，笔者进一步讨论了行为人携带凶器进行抢夺。何以成立抢劫罪以及相关法条的准确适用问题。     

刑法八十八条中提出控告人范围的探讨

刑法第八十八条规定了被害人提出的控告可以成立追诉时效延长．只规定被害人提出控告才可以成立诉讼时效的延长范围过于狭窄，无法发挥该条款保护被害人权益的作用，应当对提出控告人的范围进行扩大。     

刑法第77条第2款关于撤销缓刑规定之法律适用

刑法第77条第2款规定:"在缓刑考验期限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应当撤销缓刑."但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把握"情节严重",从确立缓刑制度的意义和实质条件分析适用刑法第77条第2款应考虑的因素.     

论转化型抢劫之“暴力”

我国《刑法》第269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此条即所谓的＂转化型抢劫罪＂。依据本条规定,＂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是构成转化型抢劫罪的重要要件之一。而本条所规定之＂暴力＂所包含的行为方式和程度如何,以及本条所指之＂暴力＂与《刑法》第263条抢劫罪中之＂暴力＂有何关系,将是下文要讨论的主要内容。     

刑法第314条若干问题法理之解析

刑法第314条是关于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的规定.针对该罪的罪名、客体、对象、行为、主体、主观方面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性解析.     

对抢劫罪中抢劫主体问题的探讨及研析

抢劫罪不仅侵犯他人的财产权利,而且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是司法实践中常见多发的严重犯罪之一。本文对抢劫罪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年龄,及其是否仅限于一般主体进行了探讨,并对刑法第289条的首要分子构成抢劫罪的理解问题作了研析。文中就刑法的有关规定及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情况予以分析。认为刑法第17条第2款关于主体刑事责任年龄最低规定,适用于刑法第263条、刑法第267条第2款部分规定及刑法第289条的规定。而不适用刑法第269条转化抢劫罪。     

盗窃转化为抢劫罪相关问题分析

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即按照抢劫罪定罪处罚。转化型抢劫罪是犯罪性质的转化,只要罪犯实施了暴力等行为就构成既遂。而行为人入室盗窃后使用暴力脱逃转化为抢劫罪的前提,不仅要看行为人实施的暴力是否发生在当场,而且还应看其实施的暴力程度是否达到了使他人不敢或者不能抓捕的限度。     

对《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思考

刑法总则是指导分则的，刑法分则是刑法总则的具体化。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运用刑法分则条文时，必须符合刑法总则规定的一般原理和原则。目前刑法总则条款九十三条第二款有疏漏，其指导的分则条款却很完善。那么，根据罪行法定原则，建议将该条款中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修改为国有单位，就不会出现前后矛盾。     

刑事政策概念探析

刑事政策概念是刑事政策学的基本范畴。刑事政策概念众说纷纭,不利于刑事政策学科的长远发展。坚持刑事政策学科的独立,是研究刑事政策概念的前提。作为刑事政策学研究对象的刑事政策,不同于刑事公共政策,有别于刑法规范,更不是单纯的犯罪对策。刑事政策是国家基于犯罪原因认识,对已然犯罪采取的以刑罚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反应和处置活动。     

论刑法对刑事诉讼法的保障功能

刑诉法具有保障刑法实施的功能。反过来看，刑法也具有保障刑诉法实施的功能。认识刑法对刑诉法的保障功能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偏高的危害、原因及刑法回应

本文首先阐述了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偏高的严重社会危害性,接着分析了导致人口性别比异常偏高的原因,指出滥用B超非法鉴定胎儿性别是导致这一问题的罪魁祸首,最后论述了非法鉴定胎儿性别行为的犯罪化问题,认为对该种行为不宜认定为非法行医罪,建议在修改《刑法》时增设“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罪”。     

论被害人虚假陈述行为的定性——兼谈《刑法》第305条的修改

被害人陈述作为法定证据的一种，有其自身的复杂性。实践中被害人作出虚假陈述的情况广泛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危害性很大。被害人故意作出虚假陈述的行为构成伪证，应修改《刑法》第305条，将被害人纳入伪证罪的主体范围。     

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之初探

我国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存在一些明显的缺欠,及时完善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之保障,预防刑事被害人因心理失衡而引发的由被害人向犯罪人转化的“犯罪逆变“,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法律的基石。     

中外分裂国家罪探析

分裂国家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严重犯罪,中外刑法的反分裂立法有其共同性,均视分裂行为为重罪并将预备行为入罪化。国外分裂国家犯罪立法模式多样,中外分裂国家罪的行为内部构造规定不一。我国现行立法为防范、打击分裂国家行为提供了规范保障,但其入罪模式以及法定刑配置不够合理。完善分裂国家罪立法应拆解现有罪名,进一步明确罪状,将组织、参加分裂国家组织“入罪”,重构分裂行为立法。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法律定位

对刑事诉讼被害人的准确理解,是研究刑事诉讼被害人的基础.然而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法律地位如何体现、以何种形式体现,理论上缺乏统一的认识,法律定位不清,因而在实践中出现了不少的问题.以被害人、刑事被害人、刑事诉讼被害人为线索将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界定刑事诉讼被害人,并较为深入地分析了刑事诉讼被害人的特征,以利于对刑事诉讼被害人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