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治蝗人物与传奇故事

我国是一个蝗灾频繁发生的国家。近2700年来,有记载的蝗灾发生达842次,历史上有几十个帝王对防治蝗灾下过旨令,同时还涌现了许多治蝗人物和传奇故事。宰相治蝗姚崇(649—721年),本名元崇,陕州人,曾任唐朝的夏宫侍郎、春官尚书、紫徽令、中书令、宰相等职。开元三年(715年)六月,山东大蝗,紫微令姚崇差御史下诸道,采用驱赶、扑打、焚烧、挖沟土埋等多种办法消灭了蝗虫,是岁田收有获,人不甚饥。开元四年,山东、河南、     

广西东亚飞蝗蝗区研究

广西的飞蝗蝗区是中国东亚飞蝗Locusta migratoria manilensis(Meyen)蝗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蝗灾历史悠久,最早于1191年在横县发生,受蝗灾袭击的县达53个,现有蝗区面积约1.3万ha,主要分布于红水河、柳江和黔江沿岸一带的武宣、来宾及宾阳等地。作者从昆虫生态地理学的角度把广西东亚飞蝗蝗区划分为内涝蝗区和沿河蝗区两大类,本文还阐明了上述蝗区的结构、成因和发展现状。东亚飞蝗在广西每年可发生2-3代,主要为害代为第二和第三代。蝗灾的发生与旱涝相间的气候条件密切相关,前年9-12月和当年3-6月持续干旱所引起的生态失衡是导致飞蝗暴发成灾的主导因素。本文还提出了广西东亚飞蝗综合治理的对策:(一)在西江流域上,中游山区营造大面积水源林,并加速治理红水河与柳江,以减少旱涝灾害的发生;(二)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改变现有不合理的耕作制度;(三)加强第一代飞蝗的监测,采取化防措施,控制第二、第三代的发生。     

蝗害之年识蝗虫

2002年是蝗虫偏重发生年 公元前7世纪我国就有关于蝗灾和防蝗的记载. 2002年夏天,在我国天津、河北、山西、辽宁、吉林、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海南、四川、西藏、陕西、新疆等14个省区市,约有1.47公顷面积的地域发生蝗害.面对如此情势,有些媒体惊恐地称之为"发生蝗灾",并报导了"人蝗大战"情形.但农业部有关方面则表示:尽管2002蝗虫偏重发生,但没有成灾,从总体看,仍是蝗虫偏重发生年.     

明朝蝗灾的国家治理措施研究

明朝蝗灾频发，政府的应对措施主要包括捕蝗、赈济、免除田租以及免除赋税等。更多的时候是多管齐下、多措并举，甚至为捕蝗立法，并启动了备荒措施。虽然在治理蝗灾的过程中也有官吏假借捕蝗增加百姓的负担，但总体而言，明政府应对蝗灾的策略是积极可行的，为农业生产赢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     

1943-1944年间的河南治蝗述论

1943—1944年间河南在特大旱灾之后又发生了民国时期罕见的蝗灾,受灾范围之广、涉及县份之多、农业损失之巨、时间持续之长都是空前的。当时的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制定了种种措施,在全省范围内发动民众展开灭蝗,取得了很大成效。然而由于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治蝗并没取得理想效果。     

《陕西蝗虫》、《陕西蝗区》评介

著名的昆虫专家郑哲民教授等主编的《陕西蝗虫》、《陕西蝗区》(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分别于1990年12月、6月出版),是为了搞好陕西省蝗虫的防治,满足全省广大的治蝗工作者掌握蝗虫的种类和分布,蝗卵、蝗蝻和成虫的形态特征,蝗虫的预测预报和防治技术需要而撰写的两部专著。《陕西蝗虫》一书最显著的特色,是作者走遍陕西各个县(区),有些是往返数次而获得的新而全的第一手资料,通过鉴定整理出陕西省蝗虫3总科、9科、56属、103种;其中有1总科、1科、8属、16种为陕西省新纪录。提出了陕西省蝗虫的区系分布及如何综合治理,为防治蝗灾提供了可靠依据。     

蝗——非洲大漠的灾星

1989年西北非雨量充足,一旦形成蝗灾,肆疟和顽强的蝗群突破阿特拉斯山这个屏障,那么它就会越过地中海侵袭到欧洲……人们于是回忆起1988年发生在非洲的灾难。     

刍论元代藏族史学名著《奈巴教法史——古谭花鬘》

《奈巴教法史——古谭花鬘》作为元代藏族史学名著,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文章从作者的境域观、治史目的、治史态度、史料来源、叙述方式等方面,认为该史书对聂赤赞普的来源问题、吐蕃赞普世系算法、赤松德赞时期的“七试人”、拉钦·贡巴饶赛、“卫藏十人”或“卫藏六人”和下路弘传的主要传承问题等若干史事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元代藏族教法史.     

飞翔的蛋白质

蝗虫,是人类的天敌。上世纪中叶,阿尔及利亚曾出现过一次蝗灾,一共200亿只蝗虫组成的蝗群犹如一片会飞的乌云,密密麻麻地覆盖住了400平方公里的田野,每天吞食的食物数以万吨计。     

天马小山蝗虫的研究

大家对蝗虫并不陌生,蝗灾对农、林、牧业都造成极大的危害,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大规模蝗灾发生时,一群蝗虫的数量会高达上百亿只,方圆教百千米都可从看到达些令人生畏的蝗虫大军,所刭之处,几乎寸草不剩,令人"谈蝗色变"。我们发现,学校天马小山上有许多土蝗虫。那些被蝗虫吃过的茶叶和树叶,早已经是千疮百孔,于是,我们决定对蝗虫进行研究。     

当代中国元小说研究论文统计与分析

介绍了元小说的产生和元小说研究的重要意义。对元小说的研究论文进行了统计与分析,指出虽然目前中国元小说的研究者及论文数量尚少,但经过多年的积累。元小说研究必将成为小说乃至文学理论研究的新领域。     

《元刊全相平话五种》借音字的声韵研究

文章从声母与韵母两个方面对《元刊全相平话五种》中的借音字进行整理分析,为元代汉语语音研究了提供一些新材料,并且有一些新的认识。     

高丽与蒙元的汉文化交流

蒙元时期,高丽同中国友好往来,经济文化交流频繁。高丽广泛吸收中原汉地先进的汉文化,注重汉学教育、开科举,以儒取士。中国古代书籍通过各种途径流入高丽,出现了一批研究程朱理学的巨儒。在文学交流方面,涌现了大量使用汉文创作的诗词、散文。书法、绘画、元曲也对高丽影响很大。此外,元代中国儒教典礼上的变化也对高丽产生了影响。两国在历法、医学等科学技术方面也有颇多交流。     

论金院本之特征及金元曲与传统文学的关系

金院本包含着元杂剧的性质在内,并不是如元代院本一样纯为滑稽之短剧,诸宫调有着多种表演方式接近戏剧.金元之曲和诗文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虽然增加了新的质素,但直到今天与诗、词三者还是并行而不悖.其兴起并不是和传统文学相对立,更不可能是取而代之.     

为市井细民写心--论宋元小说话本的写实精神

宋元小说话本是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以市民阶层为主人公,描绘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意识;风格清淡朴实;在市民阶层的生活细节和思想意识方面都达到了高度的真实,具有写实精神.宋元小说话本的写实精神促进了中国世情小说叙事艺术的提高.     

元明两代中国域外遗民之比较——以朝鲜为中心

元朝与明朝灭亡后，朝鲜半岛上都曾出现中国的遗民群体。学界对朝鲜的明遗民群体作了较多深入细致的研究。相比之下，对元朝退出大都后高丽／朝鲜的元遗民群体关注较少。本文拟对此现象作一初步分析，并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对元明两代的朝鲜遗民作一比较研究。     

西安韩森寨元代墓室壁画数字化修复方法

西安韩森寨元代墓室壁画是西安地区元代时期唯一的墓室壁画资料,因诸多原因受到了严重的损坏。为了给相关学科研究提供更为直观的壁画资料和类似壁画的修复方法参考,从图像信息损失程度及损失信息与已知信息的关联性角度,对韩森寨元代墓室壁画的损坏情况和类型进行了分析,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种数字化人工和自动修复相结合的壁画数字化修复方法,并基于图像块和稀疏表示模型实现了壁画的数字化自动修复算法,最终选取韩森寨甬道西壁散乐图局部作为修复实例进行了数字化修复。验证结果表明,所提方法在修复效果、修复效率、可操作性等方面均有较好表现。     

“虚名无处逃”——元散曲叹世归隐之作中的儒家精神

元代鄙视功名利禄、赞美隐逸生活题材的作品之多、感情之强烈,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一个朝代能与之并鸳比肩。这固然有一定的社会原因,但也不可完全视其归隐为真。元代的下层文人大唱归隐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牢骚,他们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愤懑。那些达官贵人也是受了时代的传染,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大唱归隐当作官场倦怠时的自我安慰罢了。虽然在元代道家思想对文人有所影响,儒家思想在他们心中的地位有所动摇,但他们骨子里仍是儒者。     

论元杂剧中的包公形象

元杂剧中的包公形象继承了《宋史》中对包公形象的描述,生动立体地反映了包公智勇和为民请命的性格,这是包公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有所开拓,刻画了包公身上的世俗色彩和封建思想,这三者鼎立起血肉饱满而又感人至深的包公形象。     

简论元朝的治国方略

在我国历史上 ,元朝的统治时间虽然不长 ,但它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主要体现在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民族关系、边疆建设等诸多方面。换言之 ,就是体现于元朝的治国方略之中。研究元朝治国方略的功过是非 ,是全面认识中国历史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