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论框架及价值

毛泽东关于新诗和旧诗的见解，丰富和发展了我国诗歌理论。他关于诗歌风格的多样性提倡，诗歌民族化、大众化的倡导，诗歌的形象思维以及新诗和旧诗的出路等问题的论述，对我国现当代新诗与旧诗的创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探求毛泽东诗论框架及其价值，有利于发扬民族传统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也是毛泽东诗词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从本体看中国古典诗歌对新诗的影响

历来中国新诗被视为受西方诗歌影响而远离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新体。其实这只是一种表象。本文从本体角度阐明了中国古典诗歌对新诗的诸多影响,认为正是古典诗学的滋育和制约才造就了新诗特定的价值观念和诗美流向。因此新诗变革的各种优劣现象都可以在古典诗学中找到其根源。     

新诗要强化对体式的自律

诗要有体是艺术创作规律的必然，是诗歌有效传达与新诗发展之必需。在当下这样一个非诗盛行、诗歌写作标准混乱、新诗出现危机的时期，强化新诗的体式自律十分必要。强化新诗体式自律，首先应走出对新诗的一些认识误区；其次应坚持以自由诗体为主，进一步完善与规范自由体诗；第三应更多地从民族诗歌中汲取营养，探讨出舍乎民族审美心理需要的新诗体。     

天鹅的绝唱--朱湘诗歌论

本文从朱湘诗歌中的意象和意境入手，分析了朱湘诗歌特有的孤清涔冷的风貌。同时，探讨了朱湘如何通过对中西方诗歌的借鉴完成了对新诗形式的改造和建设，确立了自己中国新诗史上特殊而重要的地位。     

诗的格律和新诗的“规范格式”（上）

诗歌必须有格律。格律是规矩、方法，是有规律性的自由。诗歌的韵律要素和造型要囊是民族语言文化的凝结物。新诗的规范化也就是总结、创新和发展。对新诗“规范格式”的总体要求：利用传统、立足民间、适应现代，面向未来，新诗“规范格式”的具体设想和若干例证。     

社会与时代的回应者——五四诗人朱自清

朱自清作为五四文学革命先驱,一生创作颇丰,被人提及更多的是他那至情至真的散文。而朱自清早年是以新诗闻名于文坛,并积极倡导和参与创办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本专门的诗歌刊物——《诗》月刊,引导了当时新诗的发展方向。同时他还在新诗创作、新诗评论、外国诗歌的译介、扶持新诗人等方面均有积极的贡献。     

《诗》刊对新诗发展的贡献与启示

本文从新诗发展史的角度，论述新诗第一个刊物《诗》对新诗发展，在理论、创作、中西诗歌交流等方面的贡献、局限与启示。     

卞之琳诗歌创作中对象征主义的异变

卞之琳善于把握中西诗歌中的相通特质，并将诗歌进行智性的选择与转化，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卞之琳在接受西方象征主义过程中所出现的异变主要体现在吸收艾略特、瓦雷里等诗歌养分时，又融入自身深刻的审美体验。卞之琳对象征主义的选择和异变是大意诗歌领域的一个再创造，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了某些新质。     

关于重建中国新诗人文关怀精神的思考

中国新诗精神危机的表现之一是人文精神的缺失。市场化的大潮造成人们价值观改变和社会的转型，也造成了新诗与时代的隔离、对生命意识的淡漠等。诗歌精神重建应当十分关注新诗的人文关怀精神，诗人应当提高自己的人格和艺术修养，诗歌应当与时代命脉交相促进，应当从个体的生命关怀出发，在对整个人类的关注中上升到一个新的审美高度。     

中国诗歌的民族风格

中国诗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委婉含蓄和优美自然的民族风格，这既是中国诗歌创作长期探索总结的结果，也是民族性格和民族审美体验在诗歌中的体现。这一诗风应该在我国新诗创作中得到继承和发扬，以改变近年来新诗的张扬和造作的倾向。     

谈戴望舒诗歌的音乐性问题

对于一些新诗人古板地追求格律化而导致的弊端,戴望舒在他的诗论与创作中表现出了一位真正诗人的探索与思考.他去掉了古典诗歌的"格律"形式的束缚,以及新格律派诗歌过分注重的外在音乐美,提出了中国新诗的第三种节奏.这是新诗创作中音乐性不同方面的转变,是新诗音乐性的"内化".     

三四十年代新诗形式演变轨迹

新诗形式的探索，应和着新诗运动在20年代已经在进行“诗体解放”。进入30年代后，戴望舒倡导的散文美自由体，鲁迅和中国诗歌会倡导的新诗民族形式，以及新月诗派格律体，三足鼎立，并存、交织发展。抗战后的诗坛上，自由体、半格律占据统治地位；40年代中期以后，民歌格律体跃居主导角色。自由体对建国后自由诗的发展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但其散文化弊端也对新诗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新诗民族形式的探索和发展应予充分肯定，而它对五四后的新诗形式的轻视态度，则是有偏颇的。新月时代虽已结束了，音韵美、建筑美的格律诗风仍然牵动着三四十年代乃至今天的新诗发展。     

“诗怪”奇才──李金发简论

本文对李金发象征派诗歌从宏观和微观上进行分析，指出李金发在新诗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批评了贬低象征派诗歌价值的看法。     

论徐志摩的诗

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成就的而又长期评价不一的诗人。本文试就徐志摩的创作思想、诗歌内容和艺术风格进行客观的评价。本文认为，徐志摩的思想曾经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他的诗歌在大革命失败前后有显著变化，但创作中积极因素仍占主要地位。尤其在艺术上，徐志摩是中国新诗史上屈指可数的用自己的艺术征服了读者的诗人，他的诗独成一家，对新诗的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     

论艾青的诗歌语言

艾青在诗歌语言理论上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把“纯朴、自然、和谐、简约与明确”当作诗歌语言的最高规律，强调“绘画入诗”、“题材的语境”的重要性。从创作实践来看，其主要的语言审美特征与艺术魅力表现在三个方面：质朴自然．由于情感直达本质而产生了“动情”的艺术魅力；简约、明快，由于弹性强、张力大而给审美者提供了无比丰富的想象空间，能够充分地释放审美着潜在的意蕴和情绪，从而获得极大的审美满足；艾青引绘画入诗使用色彩达34种之多，同一诗中不仅颜色间彼此协调，组织结构合理，而且与其主题也紧紧相扣，十分和谐、题材的变化导致语言使用材料的变化，语言为题材的运用创造了良好的语境。艾青在诗歌语言上对中国新诗的贡献表现在：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诗歌质朴自然的大众化语言风格；在新诗史上树立了精典大众化诗语的典范。艾青诗歌谣言对新诗的影响主流是正面的，但也有负面影响。     

中西兼容与诗歌创新的四度空间

经过时间的验证,现代华文新诗的诞生和发展,总是离不开对西方诗歌(文化)资源的借鉴和吸收。好的诗歌有精粗高下之分而无中西之别,它是人类社会的精神财富,可以在不同时空共享。在全球化时代,重提新诗创新显得十分必要。新诗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四度空间:文化空间、想像空间、表现空间、语言空间。唯其如此,才能打开诗美的视野,走向多元创造的诗之大道。     

艾青的诗歌审美价值观论析

艾青在《诗论》中着重阐发的是中国新诗的审美价值标准问题。真、善、美是艾青诗歌审美价值观的基石。诗要以真为基础，以善为必备条件，真与善必须通过美的形式来表现。真、善、美必须有机地统一，而不能唯真、唯善、唯美。这就确定了准确的审美价值方位，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丰富的诗美内涵。艾奇认为新诗要注重形象的塑造，注意吸收口语的养料，提倡诗歌的散文美，是与闻一多，徐志摩等人的诗歌形式观既相冲突又相交叉的，显示出了互补与融合的效应。     

中国诗歌的主流意识和最高境界

中国诗歌的主流意识和诗歌艺术的最高境界是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反映着我国诗歌的总体特征。对于这两个问题的深入认识，可使正处于低谷中的新诗创作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我对初中语文新教材的一点认识

单独设立一个“新诗单元”，这在初中语文教材的编辑上还是第一次，这大概反映了编者对诗歌，尤其是对新诗在观念上的一些变化。长期以来，语文教学与新诗（现代诗歌）其实是很隔膜的，甚至还有误解，以为新诗太“浅白”，不像古诗那样有味道，觉得没什么教头，也没什么学头。面对新诗单元的教学，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应转变一下观念，调整好心态，否则，很难在新诗的海洋里徜徉起来。     

筑诗为城——论20世纪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建构与重建

在20世纪大文学的背景下审视中国新诗的构建与发展，它在主动接受世界文学现代性的同时，不断融入传统文化精神，呈现出区别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独特风格。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诗现代性建构最初时的突破与传承，还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新诗现代性重建过程中的回归与寻根意识，中国新诗在努力寻找个性的自我和未来，构筑诗歌的心灵之城，形成20世纪中国新诗的鲜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