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因素分析——以会宁县陈家曲村为例

本文依据相关调研数据,分析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各因素对农户流转意愿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家庭结构和收入结构是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基本原因;农户年龄影响农户转出土地的意愿,但对农户转入土地的影响不显著;农户受教育程度对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虽然小但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土地流转后的收益是农户决定要不要进行土地流转的最主要原因;耕地面积不影响农户转出土地,但是对农户转入土地的影响是极显著的。     

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以成渝城乡统筹区512份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构建二元Logistic模型,从农户家庭禀赋、农户认知水平和农地流转特征3个角度对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解释分析.结果表明:非农收入比重、流转价格以及政府参与度等6个因素对农地转出行为具有积极作用;户主年龄、耕地破碎度、对土地的感情对转出行为具有负向作用.其中耕地破碎度、流转价格和政府参与度在影响农户自身认知和规范流转过程方面显著性更高.因此为促进农村土地顺利流转,应加大土地整治与土地流转的联动力度,建立合理的转出价格"保护机制",充分发挥政府的监管和服务职能.     

贫困地区农户土地流转决策影响因素分析--基于5省11个县的农户调研数据

贫困地区的土地流转关乎广大农户的基本生活和农业方式发展,当地土地流转决策影响因素值得关注.结合来自贫困县的1 316个农户调研数据,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对资源合理配置的考虑以及追求家庭收入最大化,是农户土地流转时最主要的考虑因素;2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可分为3类:转出土地的迫于生计外出打工者和追求高收入非农就业者、转入土地的扩大规模农业经营者;3贫困地区土地流转受多因素影响,土地转出数量不足,制约了当地的土地流转.     

民族贫困区农户生计多样化及对耕地利用的影响:以武陵山区永顺县为例

基于问卷调查、半结构式访谈、数理统计等方法,对位于武陵山区永顺县的168户农户进行系统调查,将农户划分为纯农型、兼业型Ⅰ、兼业型Ⅱ、非农型4类,进而分析了民族贫困区农户生计多样化特征及对耕地利用的影响.结果表明:1)民族贫困区农户生计类型以兼业型Ⅱ居多,所占比例为46.72%;其次为非农型,为22.13%;纯农型为16.39%;兼业型Ⅰ最少,为14.75%.2)不同类型农户生计策略存在显著差异,纯农型农户生计活动单一,脆弱性和风险最大,引入并扩大非农活动是民族贫困区未来生计策略的发展趋势.3)不同生计策略选择对耕地利用的影响不同,主要影响耕地的是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及粮食生产力水平.4)民族贫困区耕地资源缺乏、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的现状以及农户自身劳动素质共同制约农户生计和耕地利用的可持续性.加强农户劳动技术培训以提高农户生计多样化水平,加快土地综合整治以提高耕地利用效率是民族贫困区提升农村内部发展能力,实现农户生计和耕地利用可持续性的根本途径.     

农户兼业对耕地利用的影响分析——基于甘肃省临洮县太石镇的调查数据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农户兼业现象日益普遍。本研究基于甘肃省临洮县太石镇200户实地调研数据,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对照分析不同兼业类型农户对土地的资金投入、劳动投入、土地经营规模等变量均值间的差异,估计农户兼业对耕地利用行为及耕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兼业对土地利用强度和土地生产率影响显著,但对资金投入产出率并无明显影响。建议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改革,放活土地经营权,加强制度创新,鼓励土地集约化、规模化经营。     

有限理性视阈下农户农地流转决策行为分析

农户根据决策行为不同可分为转入农户和转出农户,本文基于农户有限理性的前提下,尝试构建数理模型,对农户转入或转出的条件进行探讨,并对其经济学意义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户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决策行为是有限理性的,政府部门应该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规范土地流转市场、着力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提高农户理性预期,只要外部环境能够使农户满意,农户就会选择转入或转出农地。     

大城市郊区农地流转特征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西安市秦岭北麓684户农户调查

大城市郊区受到城市的影响,土地用途转换频繁,农地流转较为活跃。研究大城市郊区土地流转对于制定合理的土地政策,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具有重要的意义。该文以西安市秦岭北麓4县(区)为例,采用分层抽样方法,共选取19个乡村,并根据距离西安市中心城区距离分为近郊村和远郊村,通过实地问卷调研684个农户的土地流转情况,结果表明,与远郊区相比,近郊农地流转具有以下特征:(1)土地流转率高,农户流转意愿强烈;(2)流转价格高,年期长;(3)流转规模小,流转后土地用途多样化,既包括农用地也包括建设用地;(4)流转行为规范。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城郊乡村土地流转的因素,结果表明,家庭非农收入比重与家庭务农劳动力数量是影响农户土地流转的最主要因素,户主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单位务农劳动力的耕作面积、家庭参保比例及距离城市中心距离对土地流转结果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针对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开展技能培训、丰富信息接受渠道、增强农村社会保障系统、规范土地流转机制。     

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方式选择的影响

基于可持续生计资本理论,以福建省500户林农的微观调研数据为基础,构建农户林地利用方式选择的二元Logit回归模型,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户自己经营林地还是转出林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户主受教育程度、就业技能等级、林地每块平均面积、林地质量和务工年收入对农户林地利用方式选择的影响显著;而农户家庭总人口数、林地面积、生产性固定资产、林业收入、获得资金与劳动力支持户数、新农保的保障程度和林地流转价格满意程度等因素对农户林地利用方式选择的影响不够显著.在此基础上,建议政府在推进林地适度规模经营的过程中,要注重提升农户的生计资本能力,提高务工收入金额和比例,减少对林地收入的依赖程度.     

内蒙古农村牧区农牧户兼业行为的实证研究

基于内蒙古农牧户调研数据,运用二分类Logistic模型,从劳动力人力资本、家庭特征、土地资源禀赋、获取信息、社会环境、地理区域特征六个维度对农牧户兼业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计结果显示,劳动力最高学历、从事非农工作平均年数及总人数占比、接受过非农培训人数、总人口数、15岁以下孩子数、土地类型及灌溉方便度、是否转出土地、通讯费支出均对农牧户兼业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户主年龄、65岁以上老人数、是否转入土地则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农牧户认为亲戚朋友中"有本事"的人数变量并不显著.     

生计视角下的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研究 ——以河南省为例

农地流转是实现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前提,是缓解当前农村地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重要途径.然而,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存在很大差异,目前的认识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为了阐明这一问题,分析了不同农地流转行为农户的生计状况.结果表明:1)在2012—2014年间,农地流转面积和涉及农地流转的村、户数量均有所增加,但不涉及农地流转的农户在2014年所占比例仍高达60.7％;2)农户间的农地流转大多是便于调整的短期行为,仅有2.7％的农户经营农地规模超过1 hm2,且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老龄化较为严重;3)农地净转出户、无农地流转户和农地净转入户最重要的收入来源都是非农就业,但农地净转出户比不涉及农地流转户和农地净转入户更富裕,后两者富裕程度相当;4)这3类农户非农就业的劳动生产率没有显著差别,但农地净转出户从事非农就业的时间最长,尤其是中老年家庭成员从事非农就业的比例最高,这是他们收入水平高于其他2类农户的原因.     

搬迁农户耕地利用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贵州省201户集镇安置型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实证

盘活搬迁农户耕地财产是事关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后续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一.根据实地随机调查的贵州省201户集镇安置型搬迁农户问卷数据,从耕地劳动力和资金投入状况、粮食产出水平、耕地处置方式等方面对比分析搬迁前后农户的耕地利用状况,并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集镇安置型搬迁农户耕地利用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集镇安置型搬迁农户在耕地种植劳动力和资金投入上均存在大幅度减少,粮食产量明显减少;耕地流转比例不高,耕地处置手段单一,耕地持续利用程度较低,其财产性增收难度较大.(2)集镇安置型搬迁农户户主年龄和务农人口平均年龄、非农就业人数比例和非农就业收入比例、人均耕地面积和退耕还林面积比例等指标对耕地持续利用具有负向作用;而户均劳动力文化水平、家庭年总收入、耕地种植面积和耕地流转比例则促进耕地持续利用.本研究认为各级地方政府应引导和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搬迁群众的耕地进行规模经营,在有条件的集镇安置点组建劳务合作组织进行特色农产品种植,对符合退耕还林政策的陡坡耕地进行生态退耕,引导搬迁群众种植省工性经济林果作物,促使其耕地不撂荒.     

生计资本视角下土地整治绩效满意度研究——以四川省冉义镇为例

为评估土地整治绩效满意度, 选取四川省邛崃市冉义镇为研究区,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获取数据。依据职业, 将农户划分为纯农业、以农为主兼业、以非农为主兼业及非农业4种生计类型, 从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5个方面构建生计资本测算表, 对土地整治区不同生计类型的农户生计资本现状进行评价。基于测算结果, 考察土地整治对农户满意度的影响, 并采用Probit模型分析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1) 农户生计资本略失衡, 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值较高, 金融资本与人力资本值较低; 2) 农户对土地整治工程的满意度总体上较高, 自然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收入来源变化等因素对满意度产生积极影响, 教育程度、金融资本和生计活动开支对非农类型农户的满意度产生消极影响。     

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区土地利用动态及驱动力分析

基于0.25 m分辨率航空遥感数据和土地利用及地形图等资料,通过人工目视解译,得到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上海市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区土地利用数据,进一步分析了各类土地利用面积变化、相互转化以及驱动力.结果表明,从2000—2015年,随着工业用地的增长,农业用地及水域面积都出现了缩减,城镇用地面积比例上升. 15年间,农业用地中,耕地、畜禽养殖用地面积大幅减少,降幅分别为44.17%、71.65%;水域面积降幅为6.44%;绿地林地面积大幅增加,增幅为645.94%.城镇用地面积大幅增加,增幅为53.53%,其中各类城镇用地面积都有所增加,工业仓储面积增幅最大,为21.77%.从土地转出情况来看,15年间耕地转出面积最大,为22 839.96 hm2;畜禽养殖用地的转出率最高,为91.23%.从土地转入情况来看, 15年间绿地林地转入面积最大,为16 190.32 hm2;其次是工业仓储用地转入面积,为7 979.12 hm2.综合2000—2015年研究区域发展情况、人口变化、政策影响等多种因素,分析可知城市化、工业化作为驱动力增加城镇用地面积,环境政策影响绿地林地面积、畜禽养殖用地面积,市场调节影响水产养殖用地面积,而水源保护区土地利用类型受环境政策以及城市化双重作用影响.     

浅析农村土地流转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当前，我国农村问题的核心仍然是土地问题。而土地问题的核心则是农村土地如何有序、规范地进行流转。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农村土地经过八十年代初的土地下户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后又经过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的完善，农村土地实行承包经营这一制度已经形成。尽管政府力图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但问题的核心是农村土地却处在不变与经常变动之中。不变：即是从土地下户以来国家对农户承包经营的政策没有变。经常变动：是指农户所承包的土地，不论是耕地、林地、水面或其他土地，由于企业占地、农村村社道路建设、水利设施建设、农房改扩建占地等原因引发土地面积减少和权属变化，再加上农户之间无序的、不规范的流转，造成了农村土地处于经常性变动之中。因此，作者试图通过揭露问题，找出原因所在，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农村宅基地流转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重庆市300户农户调查

农村宅基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具有多样性.采用问卷调查法、Logistic分析法,从农户视角分析宅基地流转的原因,探寻农村宅基地流转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受教育程度、非农收入、务工距离、社会保障水平、宅基地距城镇距离、宅基地流转政策满意度、宅基地流转收益、人均住房面积等因素对农村宅基地流转具有明显正向影响,其中,非农收入和宅基地流转收益对农村宅基地流转正向影响最为显著;户主年龄、宅基地利用情况等因素对农村宅基地流转具有负向作用.研究认为,农村宅基地流转应基于农户自愿原则,通过提高农民宅基地流转的认知水平和经济意识、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等针对性措施,促进农村宅基地健康有序流转.     

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的土地流转感知——以三峡库区云阳县为例

利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和方差分析法,建立了土地流转感知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了三峡库区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的土地流转感知指数,分析了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的土地流转感知指数差异及原因.结果表明,三峡库区农户生计方式单一,生计多样化指数仅为3.75,河谷平坝区、低山丘陵区、中高方山区的农户非农户水平依次降低,非农活动均以外出打工为主;随着地势升高,农户的土地流转质量感知、关注度感知等呈递减规律;随农户非农化水平提高,农户的土地流转质量感知、关注度感知等呈递减规律,农户的土地流转变化感知、土地流转现状参与感知呈递增规律;不同区域、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的土地流转必要认知感都较高.     

基于田野调查的农户农业生产区位分析——以河南省巩义市吴沟村为例

以农户为调研单位对河南省吴沟村农业生产区位分析结果表明,距离、肥力、劳动力转移、兼业化都对农户农业生产区位产生影响.吴沟村农户农业区位的选择遵循以下规律:①距离对农业生产区位仍产生较大影响,地块类型仍按照菜地、好地、中等地、差等地有规律地分布;②在主要地块(面积较大,条件较好)种植主要作物——小麦、玉米;③即使经济状况较好,很多农户仍用人耕做,机械化程度低;④农户一般选择最近地块种植蔬菜、红薯等作物;⑤在劳动力迁移和兼业化逐渐增加的情况下,农户种植作物多样性减少明显,作物种植单一性现象突出.提出了改善吴沟村农业生产低效率的建议:①增加农业生产性投资;②创新土地制度,加快土地流转;③转变农业生产方式.     

基于不完全契约视角农地确权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

乡村振兴的最终目标就是要确保当地群众长期稳定增收、安居乐业,在此背景下,推进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不完全契约视角,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土地关系专用性投资在农地确权影响农户收入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农地确权通过农业经营投资对农户经营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业经营投资起着完全的中介作用;农地确权通过转出土地投资,对农户土地流转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转出土地投资起着不完全的中介作用;农地确权通过转入土地投资,对农户规模经营收入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中介作用并不明显.将农地的剩余控制权配置给投资决策相对重要的一方农户是更有效率的,要充分释放农地确权的制度红利,建立我国农户土地投资促进农户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     

陕北黄土高原乡村振兴战略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及原因研究——以陕西省米脂县为例

从微观层面探讨乡村振兴战略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对于推动政策落实及改善农户福祉意义重大。针对政策对生态系统服务影响的路径以及群体性差异研究不足的现状，该文基于米脂县2018年和202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和多元逐步回归，从农户整体和农户群体2个层面定量评估乡村振兴战略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并以农户行为为中介探究其影响原因。结果表明：(1)乡村振兴对供给和文化服务均有提高作用，且对各农户群体获取的生态系统服务类别和数量产生差异性影响。整体上农户的畜牧业收入和消遣娱乐提升最大，群体上纯农户的畜牧业收入和兼业户的消遣娱乐提升较大。(2)乡村振兴对各农户行为均有影响，且影响的类别与程度在各农户群体间存在差异。整体上农户的参与培训次数受影响最大，群体上纯农户的养殖投入、兼业户和非农户的种植投入受影响最大。(3)农户的生产和生活行为分别影响供给和文化服务，且影响各群体获取的生态系统服务的行为不同。整体上农户的果园大棚面积、劳作天数、养殖投入和休闲娱乐频率增加分别是经济作物收入、粮食收入、畜牧业收入和各文化服务提高的主要原因。群体上谷子面积和种植投入增加分别是纯农户粮食收入及兼业户和非农户经济作...     

江都农村土地承包权调查内业流程

自从农村土地二轮调查工作以来,从实际情况发现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确实存在权属关系不明确,土地流转混乱,承包面积不准确,对农村土地承包权的调查工作存在一定的阻碍。因此,要积极的探索农村土地承包权的确权工作新模式,推动确权登记发证的顺利进行。以江都区农村土地承包权属调查为例,对外业调绘和权属调查工作的资料进行整理,在CAD软件中进行内业矢量化转入ARCGIS中数据入库并赋值至公示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