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反"之道平议

“反”是《老子》一书中的重要概念。作为“道”之“反”,具有“相反相成”、“物极必反”、“循环往复”三种含义。老子的“反”之道的表达方式可以概括为：以不为为,以不争争,以不先先……这种“反”之道,为人们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生活、生存之道。由此看来,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恰恰揭示了他的生命哲学、生存哲学的特质：谦下、守弱的“无为”与居上、刚强的“无不为”合二为一。这既表现了老子哲学所包含的大智慧,又反映了老子哲学所隐含的权术和阴谋。     

老子“反”之道平议

“反”是《老子》一书中的重要概念。作为“道”之“反”，具有“相反相成”、“物极必反”、“循环往复”三种含义。老子的“反”之道的表达方式可以概括为：以不为为，以不争争，以不先先……这种“反”之道，为人们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生活、生存之道。由此看来，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恰恰揭示了他的生命哲学、生存哲学的特质：谦下、守弱的“无为”与居上、刚强的“无不为”合二为一。这既表现了老子哲学所包含的大智慧，又反映了老子哲学所隐含的权术和阴谋。     

《中庸》首章"中"、"和"、"中节"解读

本文试图从两个方面诠解《中庸》首章的“中”“和”之论，一、根据《说文解字》段玉裁注及郭店简书《性自命出》等文的相关材料，可以将《中庸》“中”“和”之说解读为一种性情境界论。二、把《荀子》、《乐记》之“乐和同，礼别异”和“致礼以治躬”、“致乐以治心”的思想，同《中庸》“(情)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的主张进行贯释发明，又可以看到，《中庸》作者在前贤以“和(龢)”为美思想的影响下，在性情论中灌注了调谐情感以相融的理念。     

"兴"法非诗歌之专利论

“兴”在先秦时提出，而后世解说纷繁。从《毛传》、《诗集传》所论，“兴”是一种形象化的结构章法。这种章法在历代诗词中被有限的继承，也在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创作中得到发扬。     

释"吾与尔靡之"

《周易》“中孚”卦二爻爻辞为：“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日：“靡，共也。”王弼注：“……故日我有好爵，与物散之。”孙星衍《周易集解》引干宝日：“靡，散也。”其中虞翻释“靡”为“共”，属随文注释之类，不可取，因为从“靡”的词义系统中无由引申出“共”     

"淇水汤汤"考释

对《诗经·卫风·氓》中的“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历代所解颇有不同。郑《笺》以此为追述之笔:“我乃渡深水,至渐车童容犹冒此难而往,又明己专心于女”,其后孔《疏》、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均申郑说,以为本句乃“此妇更追溯来迎之时”,“冒此深水渐车之难而来,明己专心于汝”。然如依此说,则势必打断全诗由婚前至于婚变按时序追述的章法。朱熹《诗集传》别立新说,认为这是写女子婚变后“复乘车而渡水以归”,其后也多有承此说法者。但此说亦可商榷。因本句前之“自我”二句言婚后生活,后之“女也”四句斥夫之无德,均为叙事之笔,而中间忽以…     

"有我"、"无我"费思量--《人间词话》中"无我之境"一辨

“无我之境”是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不少论者认为其间包含着“有我”的矛盾。其实，“无我之境”中确实包含着“有我之情”，但这同“无我”并不矛盾。因为“无我之境”中的“无我”是从创作主体的心性修养及观照方式方面而言的，而“有我之情”中的“有我”则是从具体文本的呈现状态方面来看的；前者是创作主体的旨趣和追求，后者则是前者情趣之自然流露，是前者追求的形象化确证。     

从题材选用看屈原与战国士文化之关系

题材是构成作品的基本要素，是时代精神的折光，更是作者思想向度的反映。屈原作品题材中“两美遇合”与“现实之境”相融，“法先王”与“法后王”并举，“言治”与“言巫”同列，不仅反映了屈原对先秦诸子思想精华的汲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屈作自成一家的原因。     

"经""史"之别:王闿运对《春秋》的基本态度

“经”、“史”之别是王闿运《春秋》学的一个基本概念。他认定《春秋》及《公羊传》、《梁传》是“经”不是“史”,在“义”不在“事”,而《左传》为记事之书。在此前提下,王运展开了对《春秋》学的研究,沿着公羊家之“义例”解经风格,努力阐释经典之微言大义,以达通经致用之目的。     

王国维"隔与不隔"说之文本分析

“隔与不隔”说,是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所提出的美学理论之一.从结构主义和现象学的角度视之,可以在“所指--能指--读者还原”这一过程里见出许多重要的文艺现象,这都有利于我们对文学文本特征的进行深入理解.     

湘方言的"娭毑"和客家方言的"(女,哀)姐"

“娭毑”主要流行于湘方言地区,“(女哀)姐”主要流行于客家话地区。“娭”比较准确地记录了湘方言ηai33①的词音;“”是客家人或者说是其他文人专门为客家地区所造的俗字。“毑”字较早出现在《方言》中,“姐”字较早出现在《说文》中,“毑”和“姐”在早期(汉代或者汉代以前)都是指称母亲。“娭毑”和“姐”在词源上是同源的,在使用上、意义上、色彩上和地域范围上则有所不同。比较它们的异同,探索它们的源流,分析它们的意义和使用情况,可以加深对“娭毑”和“(女哀)姐”的了解,加深对方言称谓词的认识,补充现有字典词典之不足,丰富现代汉语词汇的研究。     

从"兮"字看先秦楚歌、《楚辞》和中原诗歌的关系

“兮”字在先秦诗歌中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语助词，在楚歌和《楚辞》中出现较多，但它本身并非楚地楚语的专用词，也不是楚歌、《楚辞》的独特标志。楚歌、《楚辞》和中原诗歌的不同之处在于音乐和方言口语。“兮”字在楚歌和楚辞中的大量运用正是雅正和被同化的结果。     

嬗变的前奏——论《诗经》在先秦的流传与应用

《诗经》本是上古文学作品，汉代经儒家神化处理遂变文学作品为儒家经典。本文力图从西周时期的“以声为用”，春秋至春秋战国之交的“声义皆用”及战国时期的“以义为用”这三个方面来阐述《诗经》在先秦的流传与应用。以期揭示《诗经》变成儒家经典这一嬗变的必然性。     

从尤二姐与李瓶儿之死的同异看《红楼梦》之“深得金瓶壶奥”

作为当世显学，《红楼梦》与《金瓶梅》之间的比较研究尤为惹人注目。“《红棒梦》的成书深受《金瓶梅》的启发”这一说法已成定论，自不待言。然而，偏激者诸如“脱胎说”、“倒影说”仍占一定地位，不无影响。姑且撇开这类论断于整部《红楼梦》是否确当，若以个别章节、情节观之，实有道理。通过尤二姐与李瓶儿之死的比较，可观《红楼梦》之“深得金瓶壹奥”。     

先秦"动·之(其)·名"结构的重新考察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先秦“动·之(其)·名”结构作了重新考察,进一步论证了“之”可作领格,“其”可作宾格。认为在某种条件下,“其”也可等于“之”,“取类动词·其·名”和“取类动词·之·名”一样,属于等效双宾结构。     

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观念及其"置换变形"与兰(蕙)

恩格斯关于人类有两种“生产”的论述，是中华“阴阳”观念产生的依据。先秦儒家孔孟未涉及阴阳和兰蕙，至《荀子》之言“兰”，旨在明“礼”。此前屈原视兰蕙为“君子”，其阴阳与之无直接关系。阴阳观念对于《易》学的贡献，落到了道家的身上。发端于《老子》的“道”的阴阳“气”说，经《庄子》的发挥提升以及《易传》的系统深化，遂将“天道”推及于人事，解释大千世界。“阴阳”由此成为中国传统哲学最基本的范畴和根本法则。《易传》的“阴阳合德”至汉武以后演为“阳为阴纲”，其“原型”(阴阳)的“置换变形”，可以儒家的礼制和人诗中的“兰蕙”为证。此乃以今人的立场，借古人的眼光，对“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生生”《易》理作尝试性的诠释。     

"失语"和"缺位"——陈子龙与钱谦益的关系探论

陈子龙与钱谦益皆是明末清初的诗界巨擘,“负海内重名”,两人诗学“渊源流别,各有从来”,彼此对立。《陈忠裕公全集》尚有诗文酬赠之什,但查遍钱氏的著作,对陈基本不置一词,未予著录。究其原因,一是党争中政治利益一致,搁置文学主张的分歧;二是名妓柳如是的“定情”;三是明诗选本《列朝诗集》的“有待之志”。这三点造成钱对陈的“失语”和“缺位”,成了一个空白。     

范畴“骨”的流变：从先秦到《文心雕龙》

范畴，是对事物、现象的本质联系的概括。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诸多范畴中，“风骨”具有它特殊的意义，它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极高的一个审美标准。尝试把“风”和“骨”分开来论述，试着考察“骨”这个范畴的历史流变：从先秦“骨”、“利而坚”的本义，到两汉时期相术中的“相骨”，再到魏晋时期人物品鉴术语之“骨”，最后到《文心雕龙·风骨》发展成为独立的审美范畴。     

浅析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象外之象"

“象”这个概念,渊源于先秦哲学领域,一般指酷似于某人某物的形体状貌,也指文学艺术作品中创造的艺术形象。象外之象、言外之意、味外之味、韵外之致、景外之景等,都是我国道家和释家诗学传统的一些概念,其来源是老子对“道”的阐释,即“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思想。文人便将“言外之意”、“韵外之致”、“象外之象”当作自己最高的审美标准,以求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     

唯、有辞例新诂

在甲骨文、金文中，唯、有二词具有某些特殊的词法、句法特点。由于这些特点在先秦早期传世文献中表现得不够显著，因而传世文献中某些唯、有辞例的词义和句式往往被人们按传世文献中常见的词义和句式所曲解。本文在拙作《先秦“唯”字的用法》和《先秦早期文献中“有”字的代词性》两文的基础上，对《诗经》和《周易》中若干唯、有辞例的词义和句式作一些新的训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