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意义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利用源语的互文阅读储备追踪互文线索，正确解读原作中所蕴涵的社会文化信息，完成对原文文本的“完成”和“阐释”。同时利用积年累月所建构的译语文化知识和阅读经验，深入到译语世界中去搜索信息，使读者产生共鸣和相应的互文联想。     

论韩愈的“文中之诗”及其意义

韩愈的“文中之诗”,是指其文章作品中所存在的诗体。此处的“诗”是个广义概念,凡用韵语写成的作品均可视为“诗”,相当于“押韵之文”。对韩文中的“有韵之文”的性质判定,我们当从韩愈自道,其时人及后人的看法乃至今人的见解等三方面入手。韩愈的“文中之诗”,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可由此进一步把握韩愈的诗学观、古文观,并由此可见韩愈诗歌多样风貌的成因,另一方面有利于对韩愈“以文为诗”现象的公允诠释与《全唐诗》的“新”辑佚。     

杜诗“朱门酒肉臭”句释义辨说

杜诗“朱门酒肉臭”句释义辨说樊维纲杜甫《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二句，由于运用对比、互文的手法锤铸成句，以极其精炼而又形象的语言真实地揭示了封建社会由于阶级压迫、剥削造成的贫富悬殊、苦乐不均的现实，因而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关...     

诗歌欣赏漫谈--同理工科大学生谈诗

本围绕“诗歌欣赏”的话题，论述了科学与艺术的关系，阐释了欣赏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廓清了诗与非诗，一般的诗与好诗与优秀的诗的界限。     

叶燮“体用”论思想的形成

“体用”论是叶燮文艺思想的主导思想。它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它是在明清之际掀起的尊经复古思潮的历史语境中，在继承钱谦益、黄宗羲和申涵光等前辈对“温柔敦厚”新的阐释与认识的基础上，并在与汪琬的论争中，创造性地提出来的。“体用?论是对儒家“温柔敦厚”诗教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它把艺术形式真正从儒家“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主文而谲谏”的中正和平的价值传统中解放出来，还诗歌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以真正的自由，从而在形式意义上完成了对儒家诗学的真正革命。这是其理论的进步性所在。     

朱熹的美学思想述评

朱熹的美学思想主要由“文道之辨”、“理象之辨”和“诗辨”构成。朱熹认为“文”与“道”是合一的；在“理”与“象”的关系问题上则认为理为象之根本，象为理之应用；关于“诗”。朱熹情有独钟，所论涉及诗学的方方面面，并特别推崇以《诗经》、《楚辞》为代表古风古意。     

学术论文与参考文献的互文性研究——以新闻类学术论文为例

学术论文正文与参考文献的互文形式为：互文标记＋互文本,互文本的语言形式可以是词语、小句、句组和语篇,互文标记可以是互文小句、名词短语、词语、引号、引用标记.互文过程就是作者从“不同的互文来源＋不同的互文动词＋不同的互文形式＋不同的互文本”中进行选择的过程,学术论文就形成了一个语言形式和意义的互文网.互文揭示的学术论文的生成与创新是建立在参考文献这个他者的基础上的,参考文献对文本进行了不同方面的补充、更正、延伸、发展、讨论、协商等.互文形式成分的选择过程形成了学术论文的语篇特征,同时建立了作者自己的立场.参考文献是个集合体,它们又把学术论文语篇引入一个更为广阔的文本世界.互文性是一种多元性理论,互文关系理论是一种方法论.     

互动互学互赢：高校辅导员与学生和谐关系建立的新思维

“三互”思维具体指的是“加强互动”、“促进互学”、，达成互赢”．它的思维来源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和时代召唤，对于指导高校辅导员与师生之间和谐关系的建立具有现实的意义．基于上述思考，本文对“三互”德育思维下辅导员与学生和谐关系的建立提出了几点建议．     

哲学与诗学的冲突和融合——董仲舒诗学观探微

诗三百在董仲舒阐述春秋大义的过程中主要发挥“达意”、“正言”的作用。基于此，董仲舒提出“以诗为天下法”的诗学观点，但在“知天’’的问题上拒斥了诗和诗人，主张“知天，诗人之所难也”。同时，《诗》、《春秋》在董仲舒阐释哲学的过程中面临着共同的困境，由此提出“诗无达诂”、“春秋无达辞”等理论命题。在现实政治的情境中，“知天”的问题非但是诗人所难，董仲舒本人也是难以把握的。     

互文见义与古诗翻译

“互文”在中国学术传统中没有形成一种系统的理论,只是一个训诂术语、修辞方式术语,其最基本、最简单的含义就是:“互文见义”。中国文化界中的互文见义概念和西方学术界中的互文性理论有其各自的渊源和内涵,但也存在一定的共性,本文试通过分析互文见义的渊源、主要含义、其与西方互文性理论的异同点,来探讨有关互文性文本的翻译。     

北宋梅尧臣的咏梅诗探析

宋代是咏梅诗的高峰期,梅花自宋以后,文人对其认识发生了变化,审美意趣得到深度的开拓发展。梅尧臣作为宋诗的“开山祖师”,写作了大量的咏梅诗,对其咏梅诗的分析,能窥视北宋初期咏梅诗的发展情形及趋势。对梅氏的咏梅诗进行分类,并将他的咏梅诗置于其整体诗歌的创作中和咏梅诗发展的整个历史中,来阐释其咏梅诗的创作特点。     

《白鹿原》与《创业史》的“互文”关系及其意义阐释

<白鹿原>中的叙述隐约地暗示,其主人公白嘉轩与<创业史>中的姚士杰是基于同一个生活原型.这表明出现在不同语境中的两部经典作品存在着"互文"关系.这种"互文性"在故事之外构成了一个新的意义阐释空间.通过两组人物白嘉轩/姚士杰和小娥/素芳的对比,可以阐释前者对后者有意"误读"所产生的文学与文化意义.     

“文情”略论

作文与情感的关系，《诗经》最早涉及。之后，汉代有“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观点，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也有“情者，文之经”、“辞以情发”之说，而唐代柳冕提出的“文生于情”的观点最为著名。这些观点都不同程度地揭示了情感与写作的关系，强调了情感对写作的重要意义。由于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因而文章中的情感与读者也就有了关系。这种关系，前人总结为“情生于文”。但“情生于文”却不易做到，是需要一定写作功底的，若注意“文情贵独”，掌握一些表达情感的技巧，则“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     

论萧统、萧绎对“文质彬彬”论的认同与超越

在文学观念趋于激进的魏晋南北朝，萧统、萧绎一方面继续倡导儒家“文质彬彬”的文学观，崇“雅”重“质”，并以“中和”作为实现“文”“质”完美结合的基本手段，另一方面，他们对“文”、“质”及“彬彬”质文和谐状态的理解又融进了新的质素，赋予它们以新的时代内涵。这种对儒家诗教的超越与文随时变的文学发展史现当有内在的关联。     

试论苏轼词作的主体风格

关于苏轼词的主体风格，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文章从苏轼改变词风，提高词品，用词反映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的制度入手，提出了“以诗为词”一说，同时对文学史上曾有过的关于“以诗为词”的阐释，大胆地提出了质疑。     

浅谈中国画诗意

优秀的中国画传统是由诗 ,书 ,画 ,印等艺术门类有机综合表达来体现的。诗意是中国画的灵魂 ,是中国画的内在生命。中国画向来强调“外师造化 ,中得心源” ,“取其意气 ,得于象外” ,形成了一套传神写意、抒情言志、诗画互融的理论。中国画以诗文抒发情感 ,以借物抒情言志 ,以笔墨绘写精神 ,使诗与画达到珠联璧合的境地     

“运思”：通往荷尔德林的“诗思”之路——对一种批评的再批评

“运思”作为德国民族所特有的一种哲性思维，经过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的“阐释”转化为一种诗性思维。所以“运思”就成为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的一种“阐释”策略。从这种策略中我们可以窥见到海德格尔这种“运思”的批评实质。     

钟嵘《诗品》之品第观—以刘桢条为例

钟嵘评刘桢“其源出于古诗”，究其古诗与刘诗的渊源主要是就感情基调、情感表现手法、语言风格等三方面论述。依钟嵘的美学观念来看，古诗是“文质”兼有的，而刘桢则主要继承了古诗的“气”质，并将它最大化地用诗呈现出来。刘桢的诗以“气”“骨”“力”胜，这是钟嵘之所以给予他很高评价的原因。但综观现存刘桢的诗作和历代评论家对他的评价，钟嵘的品评还是不够全面的。刘桢诗虽以气胜，但也有沉郁顿挫的深情，可以说是：“骨中有情，气中有文。”     

王维《相思》“春”“秋”二字小考

王维《相思》是“秋来发几枝”还是“春来发几枝”历来颇有争议。本文试图通过这首诗版本演变过程的探究,说明应该是“秋来发几枝”。     

从逍遥游看小大之辩

本文系统梳理了自魏晋以来注家对庄子“逍遥游”和小大之辩关系的阐释，分析了《逍遥游》一文是如何从小大之辩来论述逍遥之境的，并且结合《齐物论》和《秋水》中关于小和大关系的论述，得出了庄子的小大之辩存在两个层次的意义：在表层上，庄子是承认小和大之间的区别的；而在本质的层面，庄子认为小和大是一致的，并不存在所谓崇大抑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