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与启蒙话语交往活动的现实困境

《祝福》是鲁迅先生从知识分子的角度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通过＂我＂在故乡分别与＂讲理学＂的鲁四老爷与祥林嫂的话语交往活动,形象地呈现了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对社会中的这两类人进行话语启蒙活动的现实困境。前者反映着启蒙双方的身份认同问题,后者反映着启蒙者对被启蒙者的陌生与隔阂。     

中国的启蒙与“现代性”

以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和立场面对现代社会的各种危机?有学者提出应坚持“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立场,并批评中国的启蒙者只批判封建专制主义而回避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问题的反思。作者认为:无论是随今天的市场社会而来的现代危机问题,还是早期中国革命的思想实践,均裹挟着大量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内容。中国早期的启蒙者不但没有完成反封建的任务,反而被革命内部的封建势力所淹没,八十年代新启蒙也仅是文化层面上的批评。因此,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显得尤其复杂,在选择价值立场的时候,就不能像西方“后现代”那样,仅有反资本主义现代性这一相对单纯的维度。     

中国近代图书馆启蒙与推动者

在中国近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思想的开放,图书馆事业得到充分重视,出现一大批图书馆启蒙者与推动者,本文介绍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几位与其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     

救赎的不可能--鲁迅、张爱玲和巴金创作上的互文性

现代启蒙者一直确信个体和整个社会被救赎的可能性，个性自由和社会进步的积极前景也一直被评论家阐发为“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品的主流和本质。然而，在鲁迅、张爱玲和巴金的作品中，儿童的成长轨迹和成人的生存状态相互映照相互阐发，显示出启蒙者自身也处在双重的困境中；而个体人物所具有的哲学上的共相显现，更明证了救赎的可能性从一开始就是微乎其微的，救赎的逻辑起点根本就是悖谬的。同时，三位作家对于启蒙的深刻思考，更使得他们的创作具有了本质上的互文性。     

孤独的启蒙——《风雪夜归人》主题评析

在物质现代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对民众的精神进行现代化的启蒙,是摆在启蒙者面前的一个比以往更加艰巨的任务.从启蒙这个角度评析《风雪夜归人》,具有新的时代意义.时代赋予启蒙新的内涵: 从过去启迪人们从麻木到觉醒、争取自由和平等,到今天启迪人们应该具有现代意识、现代人格.《风雪夜归人》这部经典话剧,对每个时代的人们都有不同的启示.     

一个理性主义的启蒙者和实践者——罗亭形象的重新解读

罗亭这一艺术形象由于其丰富的思想内涵使人们对他的认识也是说法不一.他并不是一个"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而是一个具有理性主义思想的启蒙者和实践者,他崇尚科学知识,反对主观主义和否定主义,注重社会实践活动,追求美好的爱情,而且具有责任感.由于当时俄国社会的落后,注定他必然成为追求事业的失败者,在他的身上表现了当时具有理性思想的年轻知识分子渴望改变社会而不懈努力的奋斗精神.     

论鲁迅美术介入的启蒙思想

由近代到现代 ,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尝试了各种启蒙的策略 :引进格致器物之学 ,着眼于增人知 ;输入各种政治模式 ,着眼于佐人治 ;引入各种思想学说 ,着眼于启人思。这三种相继而起的启蒙策略 ,显示了由外而内的演进趋势。分析这三种启蒙策略 ,启蒙主体所预设的启蒙对象是占民众少数的知识分子群体。而更大多数的民众则属于启蒙者的盲点。早年留学日本的鲁迅先生已经注意到这一启蒙运动的误区 ,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对占大多数的下层民众的启蒙上。文学是鲁迅先生所首选的启蒙手段 ,同时本着“增人感”的启蒙思路 ,鲁迅先生认为 :美术更适合于下层民众的启蒙     

社会革命责任的承载和社会实践启蒙的选择——论赵树理早期与五四新文化的关系

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求学经历使赵树理受到五四新文化的冲击 ,也确立了他自己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意识 ,面对纷繁复杂的五四新文化 ,赵树理逐渐承载了五四的社会启蒙意识 ,不是自觉走向对个体的精神探索 ,而是走向知识分子对社会革命的责任承载 ,不是强调“人的解放”,而是强调社会实践的启蒙价值。     

谈长篇小说《花腔》对“革命”的重新想象

《花腔》是对中国革命史奇特而具有讽刺意味的解读。小说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革命现代性"诉求中遭遇的困境与尴尬,是"启蒙现代性"被"革命现代性"置换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上悲剧性的危机。反思的是"五四"以降,真正胸怀天下、济世苍生的知识者与革命的关系,解构的正是他们参与并推动历史前进的正确性与合理性,追问了"五四"至建国这段革命进程中知识者的命运如何被革命改写。在反思知识者与革命的背后,是对建国后知识分子更为深重的苦难追根溯源。     

鲁迅笔下“启蒙者”形象的当代意义

鲁迅对革命者的关注和思考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他笔下的启蒙者形象,既是身边无数革命者命运的高度提炼,也是自己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尽管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但是后来者很少有人能够像鲁迅那样真诚深刻地剖析他人和自己的精神世界。现在我们探讨鲁迅笔下的＂启蒙者＂形象,既为了高度还原启蒙者的精神世界和心路历程,也为了讨论在历史困境中如何寻求一条有效的启蒙之路。     

“救亡-启蒙”论及其学术影响

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背景下出现的“救亡-启蒙”论,以一种新的历史叙事方式,在当时切合了投身中国革命又经历“文革”的一些人的反思,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响.“救亡-启蒙”是追求“启蒙”的中国现代史叙事,作为新的历史解释模式,突破了传统“革命史”范式一统天下的局面,给我们带来了中国现代思想史新的研究角度,丰富了人们对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整体认识.在“救亡-启蒙”论中,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原点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和意义,关于五四运动的性质及其历史意义,五四运动中救亡是否压倒了启蒙等成为当时重要的学术议题.这些观点上的争鸣,是思想界重现“百家争鸣”现象的重要表征.     

鲁迅小说创作的文化身份意识特质探析

文化身份意识是作家对现实文化的一种体认,文学作为特殊的文化现象,是作家以显在的文学层面展示自我文化身份意识的一种方式。以社会文化转型期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分析为切入点,既可窥见作家对现代知识分子文化身份的坚守,又能获得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的审美性及社会性启发。     

博士生“研究者”身份意识的缺失与重建

“研究者”的身份意识有利于博士生认清自己的社会责任和科学责任。学术研究是博士生身份意识的原点，但目前我国博士生“研究者”身份意识的缺失，导致了博士生身份定位模糊、学术使命缺乏等问题出现。为此，应该大力倡导博士生以学术为志业，以此还原博士生的研究者身份，唤醒他们的研究意识。     

启蒙者的宿命--重读鲁迅"五四"前的三篇小说

鲁迅小说《狂人日记》、《药》、《孔乙己》，是坚信与怀疑、希望与虚妄并存的复杂文本，它以看与被看、启蒙者与听众之间对立的结构模式，展示了中国启蒙者的尴尬境遇和启蒙话语的非经典性。这种非经典性表现为启蒙者与听众的双重不在场。鲁迅并通过小说追问了启蒙者尴尬境遇的根本原因，即本土文化资源中知识分子话语的本源性缺席。     

弄潮儿潮头立——评谭践的《岁月无悔》

通过对《岁月无悔》的文本分析,解读作为改革者和启蒙者的李增文,阐释了他的改革理想和启蒙理念;从官方话语的积极性和推动性的角度诠释了官方话语对李增文的正面意义和必要的存在;在《岁月无悔》的叙事中,谭践进行了多样化的艺术探索。《岁月无悔》是当代报告文学发展的一个风向标。     

绝望边缘的体认与言说——以《伤逝》为个案解析鲁迅的时间观与生命意识

在《伤逝》中 ,启蒙身份的丢失是根源于面对家庭的困惑。用什么来维系家庭成员 ,这是整个五四时期启蒙者的困境。小说采用叙述与体验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建构文本 ,透露出人生的悲剧 ,更重要的是凸现出鲁迅独特的时间观。在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平衡中 ,鲁迅与现实之间难以分割的关系促使他形成了“死后之生”的人生哲学     

论中国现代无产阶级文学的历史进程

中国现代无产阶级学是指1923—1949年间中国现代坛上存在的一种巨大学现象。它在这26年里经历了“革命学”、“左翼学”、“工农兵学”三个阶段,完成其自身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流贯其问的是服务于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功能意识。     

身份模糊的戏剧家——萧伯纳在现代中国

近百年来,中国对萧伯纳的接受和研究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在1949年之前的近30年间,萧伯纳被赋予了多重身份。新文化运动时期,萧伯纳作为具有批判意识的思想家和社会问题剧作家被介绍到中国,曾经对中国社会的思想启蒙和话剧发展产生过显著的影响;1933年的萧伯纳访华事件在知识界和新闻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引发了译介和研究萧伯纳的热潮,他又被冠以政治评论家、社会主义者、预言家、幽默家等多个头衔。模糊的身份定位从客观上影响了中国戏剧界对萧伯纳戏剧艺术的学习和借鉴。文章梳理了1949年之前中国知识界对萧伯纳的译介和研究情况,并分析了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鲁迅的放逐和启蒙的瓶颈

经历了近一个世纪,鲁迅的伟大却在现今呈现出欲说还休的姿态。随着政治运动的几经沉浮,鲁迅先生不停地被粉饰、被利用、被鼓吹、被误读,渐渐被当代青年所放逐。通过对鲁迅先生的作品的再阅读,从启蒙原因、启蒙的瓶颈等方面分析得出,鲁迅先生认为启蒙者的道路之所以如此荆棘密布,不仅仅是因为时代的局限,人性本身的懒惰、自私、无耻和堕落乃是启蒙者所面临的最大的敌人。     

革命与启蒙——读王安忆《启蒙时代》

王安忆的《启蒙时代》叙述的是南下革命干部子弟与市民社会相遇的故事。它细腻地表现出革命后新的时代语境下市民社会的特点。革命在中国城市的目标首先体现为“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清除与劳动者无关的滋生堕落的消费场所和空间。也因此，上海在1960年代发展出新的市民生活方式，以前的资产阶级趣味蜕变成一种含蓄的生活情趣和美学上的享受，特殊经历和经验转化为一种颇具魅力的气质。而相形之下，那种抽象精神，似乎没有什么魅力可言，那些秉承这类抽象精神的干部子弟们投入到市民社会的汪洋大海中，摆脱了抽象的纠缠，获得一个自然的、人性的自我。如此，革命似乎不是为了超越市民社会，相反，在某种意义上，革命是为了回归市民社会。革命和启蒙是什么样的关系？谁“启”谁的“蒙”？《启蒙时代》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