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孔子与奇幻小说人物内涵之双重性

孔子对神话、寓言、传说的历史化和理性化,让小说生命元素之虚被遗弃,延缓了奇幻小说的诞生,但孔子在＂敬鬼神＂和＂敬天命＂中渗透出＂爱人＂的本质,为奇幻小说带来了＂人格＂属性。奇幻小说之所以为奇幻,不仅在于人物的＂人格＂元素,还在于人物的＂神格＂元素。从春秋到汉,被神化的孔子形象,为奇幻小说带来了生命之虚,同时也为奇幻小说注入了＂神格＂属性。     

“三位一体”：《在异乡》之立体审美解读

＂表意性＂和＂音乐性＂是黑人小说的鲜明族裔特色,是黑人文学重要的文化基质,而比喻性语言是黑人文学的表意策略。拉尔夫.艾立森的短篇小说《在异乡》中积极修辞的广泛使用成为小说的主要表意手段,而音乐背景在小说主人公感情的跌宕起伏中推波助澜,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小说标题的多维阐释空间与文本语言的＂表意性＂和＂音乐性＂有机结合,成为水乳交融的整体,使小说主题思想得以升华,表现了主人公在＂情感的故乡＂和＂心灵的异乡＂之间求索的心路历程,彰显了黑人小说独特的美学机制。     

论庄子的小说观念

《庄子·杂篇·外物》提到的＂小说＂并非偶尔使用的一个词,而是指不合于道家思想即不能＂大达＂至道的其他诸子学说。＂小说＂不仅指一种言论方式,也同时指一种文体形式,它属于先秦诸子说体文的范畴。而说体文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产物,且其本身的发展有一个历史过程。《汉书·艺文志》正是沿袭了庄子的＂小说＂观念,将小说家作为诸子百家之一著录于《诸子略》,完全符合先秦两汉的学术生态和分类习惯。而所谓＂小说家出于稗官＂云云,更是点明了小说与政教的关系。这种从政教学术的角度来认识小说价值,从杂说短记的形式理解小说的文体特点,是中国古代传统子部小说的基本观念。因此,庄子所云＂小说＂决非＂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实具有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创始意义。     

唐代小说中鬼魂信仰的人情化

民间信仰的要素在小说诞生的源头就已＂注入＂了小说文体本身,这也决定了小说与民间信仰的必然遇合。小说的言说性特点和民间信仰的口头传播是二者相遇的前提,小说的追求宣奇效果和民间信仰中的神鬼怪故事也正因此一拍即合。唐代民间信仰中的鬼魂信仰承载并推动了具有重情特色的唐小说发展的步伐,唐代＂鬼故事＂借鬼魂信仰之外壳,着重表现了唐代青年人不被接受的爱情,具有时代进步色彩。     

论《人性的污秽》中的元小说叙事技巧

元小说指的是＂关于怎样写小说的小说＂。在《人性的污秽》中,菲利普·罗思灵活地运用了元小说的叙事技巧,将小说创作的痕迹即小说写作的缘起、进展与结局等有意识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积极地邀请读者参与到对小说意义的建构之中,凸显了罗思书写《人性的污秽》的＂自我意识＂、小说叙事的虚构性与协商性,使小说成为具有开放性质的后现代文本,体现了后现代派小说创作的艺术特征。     

拟神的俗身：希腊小说中个体的存在形式

＂希腊小说＂与史诗和悲剧具有共同的叙事元矛盾：＂个体—命运＂,但其叙事却不具有后两者完整或相对完整的因果形式;小说中个体、主人公＂静止/完美＂的时间和道德形式,亦与史诗、悲剧中的个体存在形式迥异。从神话、史诗、悲剧至小说,命运的存在形式,由具象的变为了完全抽象的。＂希腊小说＂非因果的叙事形式,根自于命运存在形式的彻底抽象化;尽善、且非时间性的小说主人公,是抽象的命运的拟人形式。     

四十年代乡土小说的生命意识与生存方式

四十年代的乡土小说，以战争为底色，以＂乡土＂、＂家园＂为中心概念，在生命意识和生存方式的追寻中，暗合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民族精神。丁玲、周立波等小说中的英雄，以＂忘我和无我＂为生存方式；吴组缃、姚雪垠等小说中的村民，以＂大公有私＂为生命形态；师陀的小说，既写出陈世德们对生命的＂挥霍＂，也写出了葛天民们对家园的＂凝望＂；萧红笔下过份＂麻木＂的生命背后，更凸现了作者对故园的眷恋；＂自然＂的生存状态，是沈从文小说所追寻的理想极地，那不过是表达了作者＂洞察人性洞府＂的企盼；沙汀刻画的是乡土的＂奇丑＂，批判的是＂有乡土而无家园，有生命而无人生＂的＂内地文化＂。     

大学语文之小说教学初探

本文从当今大学语文的教育作用入手,探讨在大学开设文科尤其是大学语文的重要意义,并以古代小说为例,分析了当前小说教学模式的两大弊端：一是程式化的教学步骤＂时代背景-作家生平-校正字音-段落层次-典型形象-主题内涵-写作特色＂;二是以＂主题论＂、＂人物论＂、＂艺术论＂和古代小说的演变史等为主,忽略了中国古代小说文本本身的丰富性以及在文化方面的多元化特质,据此,我们进行广泛探索,提出了研究性教学模式。     

从叙述时空看哈代小说人物的“漂泊”

哈代小说中人物居无定所,心灵也一直游离在反抗与顺从之间,是＂漂泊＂中的小人物。哈代巧妙地运用时间和空间,使人物的＂漂泊＂带有普遍性和永恒性,从而增强了人物漂泊的悲剧性。因此,从叙述时空的角度来解读哈代小说中人物的＂漂泊＂,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哈代小说。     

文本的未完成性、多重可能及其限度——对张扬《第二次握手》的“互文性”解读

《第二次握手》这部小说,因其写作时间跨越三个时段——十七年、＂文革＂和＂文革＂结束,使得小说在＂新/旧＂之间摇摆不定,其一方面表现出＂反抗＂的姿态,而实际上＂文革＂在小说中又是一种的＂缺席的存在＂,小说的＂反抗＂性其实十分有限。小说在爱情叙述上更是＂混杂＂,其延续的仍旧是十七年文学中爱情的政治化以及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传统。如此种种,都使得小说在表现出文本的＂未完成性＂的同时,也表明其种种可能实际上十分有限;其在八十年代很快被边缘化,并不仅仅是其本身的原因,而实在是八十年代的风云变幻所致。     

论小说的生命叙事

介绍了小说生命叙事的基本内涵,论述了小说生命叙事的伦理功能、精神特征和哲学艺术.指出生命叙事应该成为＂人学＂小说最基本最重要的叙事方式.     

论佛教文化对明清小说叙事模式的影响

在文化领域世俗化进程迅猛推进的明清时期,佛教文化对明清小说的叙事模式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因果报应＂观作为小说的线索展开叙事;二是以＂转世＂观演绎故事情节;三是以＂色空＂观诠释生存真相。同时,以佛教观念构架小说的局面,既对形成具有我国古典特色的小说叙事模式起了促进的作用,又为转变和打破这一模式起了阻碍的作用。     

论佛教对清代侠义公案小说的影响

侠义公案小说是清代颇为流行的一种小说体裁,这类小说的创作深受佛教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词曰＂、＂有诗为证＂之类的外在形式上,而且在主题思想、情节设计及人物塑造中亦有所反映。具体表现在,如＂劝善＂和＂因果报应＂的主题思想设计,＂因果报应＂的叙事模式建构以及具有佛教色彩的清官、侠客、僧尼等的人物形象塑造。     

“三增九虚”对奇幻小说的影响

对＂三增九虚＂的批判是《论衡》一书的重要内容,也是王充＂疾虚妄＂的直接对象。在批判虚妄推翻一个现存世界的同时,王充也构建着他的世界。＂破＂＂立＂之间,对以虚幻为显著特色的奇幻小说产生了重大影响,＂疾虚妄＂一定程度上成为制约玄幻小说发展的枷锁,而其理性精神为奇幻小说增添了顽强的生命力。     

向死而生——《哈利·波特》的死亡哲学

从《哈利·波特》小说中所描绘的＂死亡＂切入,分四个方面进行了剖析,认为小说＂不仅描绘出令人惊叹的魔法世界,也形象地诠释了深刻而富有诗意的死亡科学。＂     

《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空间艺术

小说的＂空间形式＂理论为解读文学作品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美国著名作家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描写的地域空间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内涵,而且通过空间的不断变易推动了小说的叙事进程,多个意象的并置和叙述视角的独特设计都增强了这部小说的空间化效果。     

赵彦卫“诗笔”概念的变迁

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认为唐人小说＂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这一命题为现当代小说研究者们所普遍认可,并被广泛引用。但＂诗笔＂概念的具体含义在各位学者笔下却大不相同,李剑国、石昌渝认为主要是指小说所具有的诗歌的意境和情绪;吴志达、林辰、程毅中认为是指小说中穿插的诗词;而王恒展、孟昭连则认为二者兼而有之。但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陈寅恪和他的高足刘开荣却认为诗笔是指存在于小说之外的与小说相配并行的诗歌。＂诗笔＂的本义应该是指小说中具有诗歌形式的韵语,但当代学者用＂诗笔＂来指称诗歌的意境和情绪,也是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     

维多利亚的“秘密”——英国19世纪60年代的“煽情小说”引介

煽情小说是英国1860年代颇具争议的一类＂问题＂小说。它们在当时深得大众读者欢心,却备受评论谴责,之后长达百年被评论和学界忽视。近年来,这类＂无足轻重＂的小说被重新发现,再一次被严肃认真地对待,而且正在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研究维多利亚文学和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现象、特点和影响对煽情小说这一文类进行引介,以期引起国内研究的关注。     

试论张欣小说的影视元素

岭南作家张欣的小说《梧桐梧桐》自1989年被中央电视台改编之后,至今有近20部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究其原因,应该归功于张欣小说具备的影视元素,即＂题材的当代性与时代性＂、＂情节的曲折性与传奇性＂、＂语言的动作性与画面感＂。     

论《酉阳杂俎》的“史性”特征

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初期,对于小说的功能,论者往往定之以＂可补经史之阙＂。因此在古代小说的发展之初,小说常在作者的写作态度以及叙述故事、塑造人物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史性＂特征。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虽然成书于＂始有意为小说＂[1]（P39）的唐朝,但是从其创作态度、写作方法、内容题材等来看,仍具有突出的＂史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