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学的两个课题

在新世纪，中国现代诗学明显地面临两大理论课题：实现“精神大解放”以后的诗歌精神重建和实现“诗体大解放”以后的诗体重建，“诗歌精神重建”以对诗歌和社会、时代关系的科学性把握为中心；“诗体重建”以提升自由诗、成形现代格律诗为美学使命，在探索完成两大课题中，现代诗学应当继承中国诗学重人文精神的传统，又恰当地吸取西方近现代诗重科学分析的精神。     

试论徐志摩诗歌的建筑美

新格律诗理论的创立者闻一多先生很推崇“三美”中的“建筑美”,而徐志摩在此之前就开始自觉地实践着建筑美的追求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徐志摩诗的格式章法不仅灵活多变、层出不穷,而且和诗歌所要表现的内容和意境水乳相融、密不可分,在一些反映现实的诗歌中也表现出这些特点。这些建筑美的特点同时巧合地验证了闻一多的“建筑美”理论体系的完整和正确。     

融汇还是复古——闻一多新诗“建筑美”的内涵与反思

"建筑美"是闻一多新诗观念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从诗的分行、美学观念、诗的音乐性等角度展开论述"建筑美"的内涵,然后结合具体历史语境反思其意义。闻一多"建筑美"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诗歌的视觉意义,而诗的分行的出现则进一步放大了"建筑美"的美学意义;同时,其内在精神也充满了中国律诗均齐美学与西方格律诗歌美学的调和;闻一多对诗形的追求与"五四"精神中所倡导的现代性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具体到诗歌实践,又可以看出从音尺数角度带来的均齐未必能促成音节的调和,这在一定程度上让闻一多走入了囿于形式的窘境。     

论闻一多的诗歌转向及其成因

闻一多的意义是由他在中国新诗史上的起点位置决定的，这就决定了后来的诗人和诗学者必然不同程度地经历“回到闻一多”的过程。从根本上说，闻一多这位辩证处理古今中外诗学关系的诗人本身也经历了一个“回到闻一多”的过程，这具体体现在他的诗歌转向方面。     

新月诗派诗体建设论

从诗体发展的意义上讲,“初期白话诗”是以对传统格律诗体的否定确立了自己的文学史意义的。否定的根据在于建立在文言基础上的传统格律形式特别是节奏形式并不适于口语时代的诗学要求,这也就注定了“初期白话诗”在否定之后必然面临一个“白话诗”即现代口语诗的形式建设问题。否则,“白话诗”就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诗”。 实际上,无论是胡适还是“白话诗派”的其他诗人(如沈尹默、康白情、周氏兄弟与刘大白、刘半农)都曾试图寻求一种新的语体诗歌节奏,因为即使是自由诗(Free Verse)也并不排除对节奏的要求,只是这种节奏有别于传统诗律中的节奏形式罢了。比如康白情一方面表示“最戕贼人性的是格律,那么首先要打破的就是格律”,另一方面在谈到诗的创作时却又说:“写好了,最后还要读。……读着有不顺口的地方,就是音节不好,可以把他改了。”     

论艾青的诗歌形式

艾青的诗歌形式演变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即自由诗前期(1928年——1941年);自由诗后期(1942年——1948年);新格律诗前期(1949年——1964年);新格律诗后期(1977年一1984年);每个时期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循。艾青所提供的自由诗和新格律诗的典型形态具有丰富的弹性和延展性,同时具有情感的自然律动功能,在审美上集自然之美、整齐之美、变化之美于一身。艾青诗歌形式的演变体现了诗歌自身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从根本上说,是由社会历史时代的变革所决定的,它为20世纪中国新诗的形式变迁提供了一面镜子,为中国诗坛提供了自由体和新格律体这两种成功形式的范例。     

闻一多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浅探

闻一多的诗歌激情如火，洋溢着爱国思乡的深情。针对草创期新诗散漫无纪、毫无节制的滥情，闻一多倡导格律化，明确提出“三关”的诗学主张，这种文体的自觉，开启了中国形式主义诗学的先河。     

朦胧诗的美学追求

朦胧诗是20世纪70年代末崛起的一股诗歌潮流，它迥别于现代新诗而呈现出全新的美学追求：诗歌风格的“个性美”，诗歌精神的“人性美”，诗歌价值的“理性美”等发起了对经典政治诗学的挑战，重扬了以人的情思为核心的诗关理想规范。它是人道主义人性的复归，对过去痛苦时光的反叛，对人性失落的反拨，以“我”为中心，表达了新一代青年人的心灵感受。它是新时期文学觉醒的先声，建立起了新的美学原则，对整个新时期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以情绪节奏统领音乐节奏——简论英美意象派诗人对诗歌音乐问题的看法

:以节奏论为核心的诗歌音乐观是意象派诗歌的一个重要理论。意象派诗人紧紧抓住节奏这个诗歌音乐性的本质要素 ,提出以情绪节奏统领诗歌音乐节奏的自由诗理论 ,使诗歌外在节奏情感化和内在情感节奏化 ,并从体裁范畴提出了诗歌形式在情感表现上的独特机制。意象派的上述独到见解有别于单纯求诗歌外在音乐性的传统诗歌美学 ,从而对现代西方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疼痛”持守诗意的根性——简论龙克“疼痛”诗歌及“疼痛诗学”

针对达州诗人龙克诗歌创作的“疼痛”现象和倡导的“疼痛诗学”，指出龙克以“疼痛”为词根或关键词，不仅由此出发去理解、拷问诗歌，雄心勃勃地建构他的“疼痛诗学”；而且，疼痛也像一道血迹斑斑、永难愈合的伤口。无休止地到处撕咬着他的诗歌。阐述了在经历、穷尽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花样繁多的革命性语言方式和文本样态之后，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的标举“疼痛”既是龙克个人新的写作生长点的突破口，也是当下中国诗歌新的写作生长，最。     

新时期长篇闻一多研究的历史回顾及新世纪国内外闻一多研究动态（上）

目前的闻一多研究已经进入到全面开放阶段，无论研究的内容还是研究的目的，都从过去的相对单一转变为多元。虽然某些方面如闻一多最终政治思想的转变乃至闻一多格律诗理论倡导及其创作实践的价值遭到质疑。但这从另方面看正说明时代的进步却并不影响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学术史以及思想史上的地位。相反，无论对其肯定还是对其否定者，又都尊崇他的高洁人格并围绕其人格阐发各自的“文化”倾向。这虽然成为研究者寄托自己理想的一种兴象，但这正表明闻一多所具有的影响和魅力。闻一多在诗作、诗论以及学术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成就。这就必然使闻一多研究走向世界并产生较大影响。     

新时期长篇闻一多研究的历史回顾及新世纪国内外闻一多研究动态（下）

目前的闻一多研究已经进入到全面开放阶段，无论研究的内容还是研究的目的，都从过去的相对单一转变为多元。虽然某些方面如闻一多最终政治思想的转变乃至闻一多格律诗理论倡导及其创作实践的价值遭到质疑，但这从另方面看正说明时代的进步却并不影响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学术史以及思想史上的地位。相反，无论对其肯定还是对其否定者，又都尊崇他的高洁人格并围绕其人格阐发各自的“文化”倾向。这虽然成为研究者寄托自己理想的一种兴象，但这正表明闻一多所具有的影响和魅力。闻一多在诗作、诗论以及学术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成就，这就必然使闻一多研究走向世界并产生较大影响。     

梵语诗学视野中的中国少数民族诗歌

梵语诗学是世界三大古代诗学流派之一，其六派理论具有当代运用价值。本文即以梵语诗学六派理论为工具，对土家族作家冉仲景创作的当代少数民族诗歌从语言运用到情昧神韵的表现进行分析，并对其诗歌表达中的合适性问题和“诗病”进行剖析。     

何其芳诗歌理论批评述论

何其芳的诗歌理论批评延续了自五四以下中国新诗学的学术传统，在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转型时期具有桥梁的作用，在诗歌本质上，何其芳提出了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但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需要进一步的深化研究和完善，现代格律诗理论是何其芳对中国新诗学的独特贡献，但尚未解决节奏理论的关键问题；同时，他把新诗的出路仅归于形式本身，具有明显的弱点，在的诗的批评实践中，何其芳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诗歌批评的基本规范，即遵从诗歌艺术的基本规律，客观，兼容，提介学术批评风落和独立批评的人格精神。     

王船山的生命诗学观

王船山的生命诗学比较全面地关注诗歌活动中包括作者和读者双向主体的价值，既注重从创作主体方面进行审视，又重视从接受主体方面加以观照。这就使其生命诗学观趋于完整性，从而弥补了以往诗学偏重于作者创作方面论诗而忽略在读者接受方面论诗的缺憾。王船山的生命诗学切入到生命的视域，其主旨在于提升诗歌的品位，更好地发挥诗歌的审美教育作用。王船山的生命诗学对“兴观群怨”、“兴会”、“人格”这三个问题都有深刻理解和独到阐释，于此对前人的生命诗学是有所充实和超越的。     

皎然诗歌诗论中"高"的诗学美学观

在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皎然的诗歌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从美学的角度分析了皎然诗歌里“高”的诗学观，并对其释道圆融的诗学美学观作初步阐释。     

探寻语言游戏及其规则的奥秘———刘恪《现代小说语言美学》读后

刘恪的《现代小说语言美学》开启了从语言角度研究文学的新视角、新路径,从而使中国的文学理论切近到当下文学实践的内部,对中国文学理论摆脱当前困境给出了可行的出路：可以解决文学理论与当下文学现象脱节的问题;“语言诗学”为承认文学的独特性、探索文学奥秘提供了可能性;“语言诗学”是沟通“审美诗学”与“文化诗学”的桥梁。     

“中国古代接受诗学史”述略

“中国古代接受诗学史”是由我主持申报并获立项的200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以西方现代接受美学和阐释学为理论参照，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对中国古代文论中蕴涵着的极为丰富、极有价值的接受诗学思想进行系统的清理和阐释，对中国古代接受诗学发生、演进的历史过程及其发展规律作出全面的归纳和总结，对中国古代接受诗学所蕴含的理论价值和现代意义进行深入的发掘，为建构有民族特色的当代形态的文艺学寻找有价值的理论资源。     

本文诗学建构的理论语境

本文诗学是从具体文本中建构诗学的一种诗学建构方式，在当前理论语境下，本文诗学建构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这种必要性涉及到本文诗学建构的理论语境。这种语境包括：文学终结论的蔓延、解释学—接受美学的兴起和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脱节。     

姿态与策略——第三代诗歌运动的文化社会学解读

第三代诗歌努力对朦胧诗的诗歌美学进行颠覆与消解,拓展了现代汉诗的表现力与话语空间,给后人们留下了丰富的诗歌精神启示。但是,作为存在时间短暂的第三代诗歌运动本身,它基本上只是一种姿态,一种策略,一种“话语颠覆的激越方式”。论文在文化的观照下,以“姿态的偏至”加以涵括,它表现为：一是只提供成名作的代表性,创新超越不足;二是姿态多于创作,生活比诗学更重要;三是青春期激情式的嚎叫,激情消退而后继乏力;四是文化焦虑、影响的焦虑、创新焦虑与文学／诗歌史焦虑等多重交织的“综合焦虑症”。从整体来看,这些“姿态的偏至”严重暴露了第三代诗歌运动在文化选择上的缺失与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