慷慨磊落与华丽壮大--鲁迅文学创作中的魏晋资源

对于传统的激烈批判,并不意味着鲁迅与传统的完全绝缘;相反,传统在鲁迅那里得到了创造性的改造与升华。例如,在其最为偏嗜的“魏晋风度”里,建安时期曹操“慷慨磊落”的风骨气度与曹丕“华丽壮大”的语言特色,对于鲁迅的影响甚深。就鲁迅对于曹氏父子的继承借鉴方面,做一些实证性的考辨,这能为鲁迅作品的分析阐释树立一个新的参照。     

曹植与阮瑀——读《与杨德祖书》三札

子建文风亦如诗风,骨高气奇,慷慨磊落;曹植、曹丕提出不一样的"六子说",跟政治文化的争夺有关;曹植此文不谈阮瑀,除二人性格气质、文艺观差别较大外,还有阮跟曹丕关系密切的因素。     

试论“陈简斋体”

陈与义是两宋之交成就很高的诗人,其“陈简斋体”影响颇大。他前后两期的创作风格明显不同,前期诗歌不属“陈简斋体”。后期诗歌因受靖康之变的刺激,风调变得雄阔慷慨,在思想内容上表现为慷慨激越、寄托遥深,在结构和意象上显得规模广大、境界宏丽,在辞气和语句上形成气势浑雄、句律流丽的特色。这种由江西人而不由其出、变革江西、学杜而能有所创获的实绩,对南宋初期诗坛具有补偏救弊之功,也为陆游、文天祥等人的创作导夫先路。     

评王国维曲论、词论中的“自然”说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对元代戏曲的艺术成就和艺术特色以“自然”来概括。他说:“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王氏评元代杂剧、南戏之自然特色,是避开剧本的思想内容而专指其曲词、宾白而言的。元代戏曲的“自然”何诠?王氏“亦一言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宋元戏曲考》)王氏举例以证:“添酒力,晚风凉,助杀气,秋云暮,尚兀自脚趔趄,醉眼模糊。他化的我一方之地都食素,单则俺杀生的无缘度。”(马致远《任凤子》第二折《正宫端正好》)他评之为:“语语明白如画,而言外有无穷之意。”     

王骥德不当列入吴江派辨——以《曲律》为考察中心

王骥德是晚明著名的戏曲理论家,在戏曲研究中他一直被人们作为吴江派的主将而分析研究,但是从他的《曲律》中可以看到,王骥德不但赞赏汤显祖的词采,批评沈璟的鄙俚,而且在具体的戏曲理论方面也和沈璟有很大的不同.针对这些“反常”现象,抛开汤沈之争的派别局限,将王骥德放在晚明戏曲转型的大背景下分析可得,王骥德在晚明转型期的曲坛具有独特的意义.他不但推动了戏曲韵律的规范化,而且看到了词采的重要性,使得戏曲向更加典雅化的道路推进.这对于提升戏曲的地位,改变戏曲是小道的命运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明清传奇杂剧组合体戏曲形态的变格

明清传奇杂剧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组合体戏曲形态，属于戏曲形态的变格。第一种是隐藏式组合体戏曲形态，构成组合体的各个独立的“组件”隐藏于一部传奇的体制之中。第二种是泛杂剧体戏曲形态，包括“泛杂剧体杂剧”和“泛杂剧体传奇”。第三种是寄生性组合体戏曲形态，指戏曲作品寄生于小说中而组合成的变体形态。这些戏曲形态打破了固有戏曲体制的限制，形成多样化的戏曲文体样式，实现了不同文体之间的沟通与融合。     

浅谈戏曲元素在舞蹈中的运用

当今社会，舞蹈的发展种类多彩多样、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创新舞种数不胜数。戏曲是中国传统的戏剧形式，是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表演等各种因素综合而成的。通过自身对四年中戏曲的学习和了解．以及对戏曲自身的独特看法。本人认为在继“承”戏曲原有的风格和戏曲独有的特点上，加上突“破”与创“新”，构成传统与现代的统一结合，成为具有社会、民族、时代和文化特色的舞蹈。让舞蹈在今后艺术发展上走出一条新的道路。舞蹈与戏曲的融合，将成为具有中国独有的艺术特色。     

我所知道的胡文虎生平点滴

“天下客属本一家” 闽、粤、赣、湘、桂、川、台各省都有客家人。胡文虎是福建省籍的客家人。他十分重视客家大同乡。他说:“天下客属本一家,都是同声同气同风俗的,实不该因畛域的区别而疏远。”(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见《槟城客属公会成立四十周年纪念特刊》第九四页)因此,他在毕生海外侨居期间,一直都对客家人格外关心。为了团结客家同乡,他最早发起组织客属侨团,并慷慨资助客人办公益事业。     

悲悯的入世情怀和雄健的军人气质——从"文化大散文"看李存葆的文化心理结构

悲悯的入世情怀和雄健的军人气质是当代“文化大散文”代表作家之一李存葆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儒家文化的滋养使他具有悲悯的入世情怀；雄健、刚劲、慷慨悲壮的军人气质深入到他的血液中，使他的散文有一种大气磅礴、阳刚勃郁的“力之美”。     

论陶渊明美学思想的形成

陶渊明诗文创作在艺术上具有独特风格和极高的造诣。陶渊明的美学思想是以“率真自然”为基础的,“率真”为其核心,“自然”为其主旨,有选择地继承了老庄崇真尚朴的积极思想,他的诗歌寓神奇于平淡,寓丰韵于质朴,并不乏悲壮激烈、慷慨高昂之作。     

蒋士铨的诗学思想

蒋士铨是清代著名文学家,“乾隆三大家”之一.他不仅诗文、戏曲写得好,他的诗学理论也很有见地.在发生论上,蒋士铨认为“自古风骚皆郁勃”,继承和发挥了不平则鸣的传统诗学精神;在创作论上,蒋士铨主张写诗应抒其性情,与时代精神相适应,创造性地提出“人各有性情”的观点;在鉴赏论上,蒋士铨在审美上崇尚自然和豪放诗风,即他自己所说的“真人气”与“风云气”.     

刘过三题

一、评价问题刘过,字改之,号龙洲,南宋著名诗人、词人。对于他的评价,从古迄今,褒贬互见。褒者谓其“七尺微躯三寸舌,江湖形迹庙堂心”① ,“实是个慷慨豪放的血性男儿”② ;贬者责其“挟中朝天书,奔走阃台郡县糊口”③ ,“实是流转江湖靠向达官贵人投诗献词为生的游士”④ ,对同一个人而作出如此不同的两种结论,孰是孰非,当论列清楚。     

《临川梦》的旨趣及其构思

蒋士铨有十六种戏曲,在戏曲发展史上影响很大,得到的评价也很高。李调元《雨村曲话》云:“铅山编修蒋士铨曲,为近时第一,以腹有诗书,故随手拈来,无不蕴藉,不似笠翁辈一味优伶俳语也。”在他的十六种戏曲中,以《藏园九种曲》流传最广,而在九种曲中又以《临川梦》尤为曲家所激赏,吴梅《霜崖曲跋》云:“此《临川梦》,盖借汤若士事,九种之巨擘。”蒋士铨戏曲,尤其是《临川梦》,为什么能得到曲家如此高度的评价呢?从他们的评述中,我们看得出,李调元注重在其作品的高雅意境,着眼于其作品的隽永韵味。吴梅也基本如此,他评论《临川梦))说:“余尝谓传奇中情词赠答。数见不鲜,其能扫尽踰墙     

冯梦龙戏曲改编理论初探

冯梦龙在戏曲创作和改编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通过丰富的艺术实践，明确树立了“情节可观”和“不甚奸律”两条原则，建立起较为系统的戏曲改编理论。他的戏典改编思想论和戏曲改编艺术论的建立，为以后中国戏曲理论的逐步成熟和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戏曲之"教化"——焦循关于"花雅之争"的侧重

焦循的戏曲理论著作<花部农谭>、<剧说>,尤为赞赏花部戏曲的重要价值,在中国戏曲批评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焦循认为戏曲应具有示范作用,应重视观赏与演出紧密结合,并能同诗歌一样"言志",而某些优秀的花部戏曲确实符合他的审美标准.     

夏庭芝戏曲美学观发微

《青楼集》是一部记述元代戏曲演员的生平事迹、演出情况及表演风格特点的专著。书中载录的演员特别是女性演员的身上,亦寄寓着夏庭芝丰厚的戏曲美学观,其主要表现为容之“妍”美、学之“实”美、品之“雅”美、唱之“音”美、舞之“韵”美、白之“谑”美等。夏庭芝的戏曲美学观丰富了我国古代戏曲的表演及美学蕴涵,在中国古代戏曲美学史中产生着积极影响。     

“慷慨悲歌”新解

“慷慨悲歌”的重心不在“悲”而在“慷慨”，“悲”的真正含义是“悲壮”而不是“悲伤”，“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反映了北方汉族人在特定历史地理条件下形成的一种侠义精神，近百年来，经过时代变迁和化碰撞，又发展成为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的外在表现形式。     

试论李渔戏曲《风筝误》中的科诨艺术

科诨是我国古典戏曲构建喜剧性情境的一种重要手段。李渔在戏曲中以令人发笑的科诨来构建他的戏曲中的喜剧性情境，形成李渔戏曲独特的喜剧性品味。李渔戏曲《风筝误》中科诨的主要特点是：人物上场时自述式的滑稽语言和动作，属于与故事情节关系不大的科诨，往往采用外交流系统与观众直接对话；每出之中的人物之间的科诨，大多与故事情节结合紧密，构成喜剧性情境，属于内交流系统；李渔以谐音、谚语、熟语等方式构成科诨之“诨”。     

杭州与古代戏曲文学

北宋末至南宋初,是我国古代戏曲形成的重要时期。一方面,汴京瓦肆勾栏中诸艺荟萃的局面南移到临安(今杭州),从而“歌”“舞”“介”“白”高度综合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戏曲表演形式逐步形成;另一方面,从温州民间土戏发展到整本大套的南戏,亦于进入杭州以后才逐渐形成。因此,就宋代而言,南北两支戏曲源流正汇聚于此。元代,是中国古典戏曲的黄金时代,而杭州又是北杂剧南移后全国戏曲活动的中心。     

慷慨有悲心 兴文自成篇——试论曹植赋作中的慷慨情感

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文学的自觉的时代”,由于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特定的精神内涵而被冠之以“建安风骨”、“建安风力”,时至今日仍然放射出灿烂的光辉。《文心雕龙·时序》论建安文学说:“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帮之蒸。……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雅好慷慨”、“梗概而多气”,正是建安文学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而这一点,在曹植这位被钟嵘称之为“建安之杰”(《诗品·总论》)的命运多舛的文坛主将的作品中,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