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实学思想和宗教政策

“康乾盛世”的出现，与康熙对实学思想的学习、理解和应用密切相关。从调处民族关系，到维护祖国统一；从改革赋税制度，到察处贪官污吏，无不体现出康熙实事求是，以实心行实政的精神。在宗教问题上，康熙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不同宗教采取不同的政策，维护了祖国的统一。     

郑板桥的文艺思想

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是封建社会的晚期,也是清王朝的“盛世”。这时的文坛上,尽管清统治者一面以“博学鸿词科”的招牌笼络文人学士,一面又用文字狱对他们残酷镇压,仍然有一番景象。这时,各学派先后亮出自己的旗号,流行一时的有王士祯提出的“神韵说”,沈德潜提倡的“格调说”,袁牧倡导的“性灵说”,翁方纲主张的“肌理说”,方苞创始的桐城派等等。而“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却不附属于任何派别,写诗绘画作书法,知人论世,不为当时风气所囿,敢于创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历史上最敬业的皇帝——雍正是如何修身、齐家、治国的

中国历史上有三大治世和盛世：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清代“康乾之冶”。三大盛世以清代“康乾之治”最为持久。“康乾之治”实际上经历了三代皇帝,即康熙、雍正、乾隆。因此正确完整地说,应称“康雍乾之治”。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雍正帝在位十三年,乾隆帝在位六十年,合计一百三十四年,恰好占有大清朝立国二百六     

唱和、选集与自我经典化——以陈维崧康熙十一年至十六年的词学活动为考察中心

参与唱和、编选词集是词人实现词体创作自我经典化的有效手段。陈维崧在康熙十一年（1672至十六年（1677）将创作重心转向词体，积极参与江南地区的词社社集唱和、倡导号召阳羡词人群同题唱和，继而组建了一批以自我为实际领袖、《迦陵词》为风格范本的创作群体。此外，从康熙十年（1671）开始编订的代表当时词坛总体样貌的《今词苑》到康熙十七年（1678）完成的乡邦词选《荆溪词初集》，象征着在以陈维崧为代表的阳羡词人从选择经典到塑造己作为经典的转变。以词史角度考量，内外部的词体唱和与词集编选活动在客观上提升了陈维崧在词坛的影响力，直接推动了阳羡词派的形成。     

康熙、雍正、乾隆的管人之道

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共同成就了历史上有名的“康乾盛世”。这三个皇帝性情不同,面对的社会情景不同,治国方针也不尽相同,但在一点上高度趋同,这就是对人才的重视以及高超的管人之道,后人将之概括为“以智辨人、以才取人、以能用人。”     

乾隆帝与叶卡特林娜二世比较研究

乾隆皇帝和叶卡特林娜二世是中俄两国历史上著名的封建帝王，分别继承、发展了康熙和彼得一世的内外政策，把两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推向了鼎盛阶段。在中国，从康熙到乾隆统治的一百多年，被史家称为“康乾盛世”。在俄国，叶卡特林娜二世实行“开明专制”，其统治时期被贵族誉为俄罗斯帝国的“黄金时代”。但从世界历史全局横看乾隆和叶卡特林娜，则两人又不同程度地落伍于１８世纪的时代潮流。乾隆实行闭关政策，使中国失去了向西欧先进国家学习，追赶时代潮流的机会。叶卡特林娜二世则竭力维护和加强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延缓了俄国近代化的步伐，对此后俄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浅析颜色词在英语语言中的应用

颜色词除了实际字面上所表示的色彩外，因文化原因在英语语言中还有其独特的涵意和象征意义。在人类语言中，颜色词语表现出的独特魅力，令人刮目相看。在英语语言中与颜色相关的词组在特定场合下也有其特殊意义或习惯用法。在不同语境中，有其褒义和贬义。本文从最常见的几个颜色词，“黑”、“白”、“红”、“绿”出发，通过例证，对英语语言中的颜色进行探析，说明其“颜”外之意。     

论中华文明的概念和内涵

“中华”一词是由“中国”与“华夏”二名复合而成，其现代的词义，既可指中国，也可指中华民族。“文明”与“文化”词义相近，但也有区别。中华文明是指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中华文明的概念和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在不断发展和丰富。     

万马齐喑究可哀——康乾盛世与文字狱

“康乾盛世”，在现代人们的眼里，经过很多媒体的传播以及一些专家的宣传介绍，都把它看做是一个繁荣而发展的时期。但事实上，所谓的“康乾盛世”，其实是一个带悲剧色彩的时代。如果把“康乾盛世”和三代以降号称盛世的其他各个时期相比较，就会发现，无论是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它都远远逊色于前代。     

典赡婉丽并擅胜场——李清照诗词艺术风格探微

李清照独特的生活经历和严格遵照“诗言志，词言情”，词“别是一家”，诗词两种不同体裁的不同艺术特征写作，使其诗与词具有不同的艺术风格。其诗气象宏敞，豪迈感人，其词则意味深浓，委婉曲折     

挹之无尽的幽韵冷香——试论姜夔的词学观

姜夔作为南宋词坛一大家,诗词兼擅,虽无专门的词论专著传世,但他在词的创作上以其诗学观为指导,具有高超的艺术成就,体现了其独有的艺术审美理想和文艺追求。姜夔的词学观体现在：精思高妙、幽韵无尽的审美追求;沉郁温厚、高格雅调的艺术风貌;协律填词的词乐观与诗法入词的词作观;穷尽野处,陶写寂寞的文化性格。姜夔词的创作虽未能如其所愿完全实现其艺术理想,但其创作观念中的真知灼见和思想火花仍值得我们去不断挖掘和总结。     

论清词中的龙阳之癖——以陈维崧词为例

男风之好在我国历史悠久，远古时期就有了关于男子同性恋的记载。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现象至明清日盛。我国文学作品中多有关于男风的书写，至清初之时，作为雅文学的诗词中也有关于男同性恋的记载。陈维崧作为清初词坛的领军人物。其与徐紫云的断袖之情更是为世人称道，为当时文坛一大佳话，通过其写与徐紫云的词，亦可研究其对紫云之恋．并通过陈维崧之个案洞观清初文坛之风尚，探究清初同性恋盛行的原因，即为历史因缘、清初的禁娼活动以及家庭观念的纵容。     

王鹏运早期词事考辨

王鹏运作为＂清季四大词人＂之首和临桂词派的领军人物,其早期词学活动情况却隐晦不彰,且时见言人人殊。在原有常见材料的基础上,收集王鹏运所遗稿本所收诗词及其词友词作相关材料,对王鹏运早年在京城参加觅句堂唱和、中书词人唱和及在大梁参加诗词唱和的情况进行深入考察,勾勒出一代词人成长的较为明晰的轮廓。     

张之洞与其幕府中的诗人：陈衍

张之洞幕府中汇聚了很多当时的诗坛健将,著名的宋诗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陈衍,便是其幕中之宾。陈衍与张之洞诗歌派别不同,论诗旨趣有别,虽不是张之洞赏音所在,但陈衍正是在张之洞幕中提高了自己的诗作、诗论水平,并提出了著名的＂同光体＂理论。     

沈谦对明代词论的承继与重构

文学具有承接性,在明清易代之际,沈谦在吸收明代词论的基础上对明代词论进行重构,有对明词的肯定与接受,亦对清初的词风沾溉颇多。特别是他推重词体的词论,对词文体的自觉与合理的定位,为清代词人推尊词体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沈谦的词学思想中,又有杂糅的成分,譬如他有时阐发词的正变观,但又可看到他对词之正变观的消解。     

岭南词人倪鸿及其《花阴写梦词》

倪鸿是广西临桂（今桂林市）人,生活于清代道光至光绪时期,系晚清粤西重要词人,传世有一卷《花阴写梦词》,收录词作48首。他寓居、游宦广东三十余年,其词的创作地点以岭南为主,故其词作富有浓郁的岭南风韵。倪鸿创作有纪游词、咏物词、题画词、酬赠词等,描绘粤东的风景名胜,赋颂南国物产,表现南疆人文。倪鸿填词取法浙西词派,瓣香姜夔、张炎,词风清空豪旷。《花阴写梦词》产生于独特的岭南,体现了近代岭南文学的繁盛,具有强烈的地域文化特征。     

和瑛诗歌与西藏

在清代诗人和瑛的诗歌创作中,表现有关西藏的诗篇占其全部诗作的将近一半,足以证明西藏对和瑛诗歌创作的影响。文章以和瑛创作的有关西藏的诗歌为研究对象,试图再现其出入西藏的活动情况,通过其对西藏历史风云的追述、西藏具体风物的描绘,探究这些因素对诗人诗歌作品内容、情感和诗人心态的影响,从而论证西藏这一特殊地域与和瑛诗歌创作的密切关系。     

吴嘉纪与东淘遗民诗群

吴嘉纪在明清鼎革之际选择了归隐山林,吟诗终身。他隐居的东淘（今江苏省东台市）又是当时遗民聚居的地方,在那里,那些性情相投、经历相似的遗民们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他们结社于淘上,诗酒唱和,相互安慰,踟躇于乱世中。东淘遗民诗群的存在是他们的幸运,也是清初文坛上的一道风景,在清初结社运动风行的大环境下,他们也唱出了自己的遗民心声。吴嘉纪无疑是这一群体中的重要人物,他的诗才和成就奠定了他的领袖地位。     

论清初“岭南三家”词——兼论“岭南词派”

岭南词从清初开始崛起,此期以“岭南三家”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最为出色。大均词多抒写故国之思与哀怨之情,词风雄浑,词境开阔,想像飞腾,成就甚高;梁佩兰词清刚幽峭,陈恭尹词寄托深远,亦属出类拔萃者。“岭南三家”使得岭南词坛风气大开,在岭南词史上有特殊意义。屈大均、梁佩兰又和岭外词人有词学交流,这对于扩大岭南词的影响有重要的作用。另外,学界素有“岭南词派”的观点,此说不能成立。     

僧尼的情感世界

清代八旗子弟书《思凡》《僧尼会》和冯至的诗歌《帷幔》《寺门之前》,都是以寺院中的僧人和尼姑的情感世界作为抒写对象的,都写出了僧尼生活的清苦孤寂,他们对世俗生活的向往。写于清代的子弟书《思凡》《僧尼会》承载的是世俗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简单向往,而冯至的《帷幔》《寺门之前》则是诗人对生命痛苦本质的追问。所以,清代的子弟书《思凡》《僧尼会》泼辣而大胆,五四后冯至的《帷幔》《寺门之前》却感伤而凄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