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武威汉简本《仪礼》的今古文问题

文章从经学、小学的角度阐释了武威汉简本《仪礼》的今古文问题研究现状，指出武威汉简本《仪礼》存在少量的古文现象，但以今文为主的主要特点，并就今文本的几种说法进行了整理和研究，指出需要从经学和小学的不同角度进人更深入的研究，或者需要更多的实证材料，才能判定武威汉简本《仪礼》的今古文性质。     

论欧阳修《诗本义》对“兴”的文学解读

欧阳修的诗经学专著《诗本义》是北宋诗经学的开山之作和代表之作,《诗本义》一书提出了诸多解《诗》的新见解和新方法,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在解诗方法上,将《诗经》的文学研究方法纳入经学研究轨道,迈出了从经学转向文学的第一步。探讨《诗本义》如何从《诗》的艺术形式入手研究《诗》,并以此体现出《诗本义》在诗经学逐渐摆脱经学的桎梏,从而走向文学研究的过程中所做的重要贡献。     

论明人对朱熹经学的质疑——以郝敬为例

明代官方编撰颁布的《五经四书大全》,确立了朱熹学说的权威。明人郝敬从经学的角度质疑朱熹,提出了对朱熹学说的四个"大惑",即《毛诗》改《古序》、说《易》主卜筮、《纲目》续《春秋》、《大学》传格致。这是心学之外批评朱熹学说的又一种声音,体现出明代学者为发扬经学而不断探索新的解释路径。     

关于孙子女及外孙子女是否属于法定继承人之法律解释学分析

现行《继承法》既未直接规定法定继承人的范围,也未明确规定孙子女及外孙子女是否属于法定继承人,这是立法技术缺陷所致。在没有对《继承法》进行相关修改之前,只能通过法律解释学的方法对孙子女及外孙子女是否属于法定继承人进行阐释。通过采用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及当然解释方法对我国《继承法》的相关条文进行分析,笔者得出结论：孙子女及外孙子女依法属于法定继承人。     

《诗·汉广》诗旨文化批评

有关《诗·汉广》的诗旨,历来有不同的解释,有经学的解释,有文学的解释,《战国楚竹书诗论》的发现为我们重新认识其诗旨提供了契机。＂水＂这一原型意象,成为解读其诗旨的关键。     

《左传分国集注》对桐城义法的接受考论

吴闿生《左传微》继承桐城文法,创新地将文章学上的“义法”论转化为以“文法解义理”的阐释学方法,不仅夯实了义法理论的经学基础,亦开辟了《左传》阐释的新方法。韩席筹作《左传分国集注》,采略诸家,尤取《左传微》为多,对于吴闿生所创之新方法,多取而用之、化而施之,并依托集注之体,构建了以文法、尾评及考据等方式进行义理解说的阐释方式。     

刘敞的生平、人品及其经学著述与经学思想

刘敞是宋代文化名人，祖籍江西新余，出身于官宦世家，其广博的学识和正直不阿、勇于上谏的品格，受到几任皇帝的赏识以及朝廷太臣们的赞叹和钦佩；其为官任上，清正廉明，事事处处替民着想，为民做主，深受百姓的尊敬与爱戴。他在文化学术上的主要成就是对经学的研究，尤其是在《春秋》学方面颇有研究。他的经学思想一改汉唐先儒以章句注疏为主的经学研究风尚，开创了敢于惑古疑经和以己意说经的义理经学研究新风气，由此成为宋代经学风气转变的标志性人物，为宋代的经学研究带来了新思想和新面貌，也为宋代的经学研究，即宋学的兴起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论《汉书》的经学特质

班固生活在经学昌明的东汉初年,他深受经学影响,使得《汉书》具备清晰的经学特质。一是强烈的等级观念。作品中无论是格局的安排、人物传记的次序还是对史迹的勾画、对人物言行的评价、对之前史作的扬弃,均依此以“礼”为核心的“三纲”“五常”为据。二是信仰君权神授,在人与人关系上,上级要求下级信仰君权神授,实际上是全民都要信仰,主要是心理上要信仰。     

论汉初经学对藩国文学的渗透

汉初经学以藩国为盛。为经学发展做出贡献的,不但有藩王、藩臣,还有布衣之士。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政治因素,汉初轻视儒生,不重视《诗》、《书》;另外,某些藩国所在区域历史上就有浓厚的治经氛围。经学以文学为载体,文学也记录了经学发展的情况。汉初经学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诗、赋、文上。     

从诗经学的研究看刘敞对欧阳修经学的影响

在宋庆历年间,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经学思潮,即宋学。促成宋代这种经学风气转变的标志性人物有人认为是欧阳修,也有人认为是刘敞。而从刘敞的《七经小传》和欧阳修的《诗本义》来看,可以发现刘敞对欧阳修的经学思想明显产生了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七经小传》的成书早于《诗本义》;二是对《诗经》的研究在论述的形式上,《诗本义》与《七经小传》有相似之处;三是对《诗经》的论述在思想内容方面,《七经小传》为《诗本义》提供了借鉴。     

谈《诗集传》中的训诂术语“放此”

朱熹的《诗集传》以训释简明而著称,这与朱氏善于运用训诂术语有关。本文通过集中研究训诂术语"放此"在《诗集传》注释中的运用情况,探讨其作用。     

《四书章句集注》直音的意义原则

分析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直音类词语注音方法,发现“直音”非纯粹的注音术语,还兼有析形、辨义等功能。朱熹选择注音字是有意而为之,被注音字与注音字之间往往存在着古今、通假、同源、异文等密切关系。     

王船山的《中庸》新解析——以与朱子解析的比较为中心

文章探讨了王夫之的中庸解析,通过与朱子解析的比较,研究了王夫之解析的特征。王夫之首先探讨了中庸是什么。朱子在《中庸章句》中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王夫之认同朱子对中的解释,但对朱子＂不偏不倚＂是未发之体,＂无过不及＂是已发的作用的说法表示反对。王夫之在未发或已发时,中都是本体。另外朱子说中和之中是本体,时中之中是作用;王夫之则认为中和之中、时中之中都是本体。总之,王夫之主张中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是本体。王夫之对朱子＂庸是平常＂的说法进行了反驳。他说在朱子之前没有＂庸是平常＂这一说法,而且古文献的庸字都是指作用,所以王夫之认为庸是作用的意思,在其理解上,中庸是中的作用。此外,对于《中庸》首章首三句的解析,王夫之的主张如下：1.命不是命令,是法度。2.性和道是人性与人道,不包含物性与物道。1）物性是以人为中心规定的物性。2）物道是以人为中心规定的物道。3）尽物性是尽人所赋予的物性。4）尽人物之性是在＂志可动气、气可动志＂限度之内的。3.教是中庸的核心,教的具体内容是礼。     

略论朱熹对浑仪的研究

宋代理学家朱熹研究过天文学，而且有充分的史料证明“朱熹家有浑仪”。朱熹对浑仪的发展历史以及浑仪的结构有过深入的研究，并作了详细的描述。更为重要的是，他运用浑仪研究天的北极、北极星以及其它天文现象，以诠释儒家经典中的天文知识，从而表现出朱熹既是理学家又是天文学家的双重身份。     

祁韵士《西陲竹枝词》诗下自注研究

本文通过对祁韵士《西陲竹枝词》中诗下自注进行归类后,分析其在再扩充诗歌容量的基础上,反映西域民俗、释物、与史实互证等中的文献价值。     

论朱熹与戴震《诗》学之间的因缘关系

朱熹和戴震《诗》学关系密切,朱戴有着共同的学术精神和治学风格,大胆怀疑,客观求真。朱熹《诗》学诸多思想和方法对戴震有明显影响,戴震《诗》学借鉴了朱熹《诗》学的具体思想和方法,肯定和引用了朱熹大量的《诗》学研究成果,在某些方面戴震《诗》学对朱熹《诗》学有所超越和发展。     

论黄宗羲对于孟子的理解

以黄宗羲所撰《孟子师说》为核文本,围绕“梨洲晚年思想是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是否因受陈确的影响而导致了这一变化”“他对孟子的解说是否胜过朱子而更能掌握孟子哲学的精神”这三个问题,我们认为目前没有足够证据证明梨洲晚年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他与同门好友陈确切磋,不免导致他在态度上有一些变化,但决无背离蕺山思想其事;梨洲的一元论思想,用来解说孟子,的确在有些地方较朱子的解说更为切合,但因超越体证减煞,也有其不相应之处。     

论《诗集传序》理学视野下的《诗》学思想

朱熹倾四十年之力而著的《诗集传》,是《诗经》研究史上第三座高峰,通行宋之后八百余年。朱熹以理学为指导,在义理解诗的基础上,尊重诗文本身,将义理与诗巧妙地结合起来。这种阐释实践,是其诗学思想的具体表现。     

传统哲学在传承中的创新转换和时代阐释——试以《语类》的孝观念阐释为例

对传统的创新转换和时代阐释关键就是要对传统超越,这可分为内在超越和外在超越两方面。朱熹对传统孝观念在孝与理、孝与仁、孝与谏等问题上都实现了传统在当下的话语转换,这种创造性转换和阐释表现在内在和外在超越两方面。21世纪在孝与谏、孝与养等问题上必须实现现代性的创造转换,这主要是在外在超越方面的探讨。     

格物诚意不是两事——关于朱熹工夫论思想的若干问题

对朱熹工夫论思想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探讨：1．简要梳理朱熹格物论形成过程中的问题意识,指出朱熹在建构其工夫理论时,对“二程”的工夫论述有取有舍,凸显出朱熹工夫论思想的独特立场;2．考察朱熹“格物致知是《大学》第一义”这一重要论述,分析其在何种理论企图之下,再三强调格物在《大学》工夫程序中的首要地位;3．分析伊川“察之于身”的格物论及其与朱熹“反身穷理”之命题的理论关联,在此,朱熹已意识到居敬与穷理应当是一种“互相发”的关系;4．朱熹所言“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不是两事”之说乃是其工夫论思想的终极之论,此论意味着格物与诚意既可两立又不可分离,但这种不可分离又不具有浑然合一性。朱熹若能坚持格物致知至诚意正心乃同属“明明德之事”的立场,则格物诚意不是两事的观点始能真正落实,由此可以建构起一套义理自足的儒学工夫论的理论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