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的重要作用初探

行政法是一个独立的杜会主义法律部门,它无论在法律体系上还是对行政机关本身以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合法权益方面都有重要作用,这些作用相互影响,相互补充;行政法对行政机关本身和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合法权益的作用尤为突出。     

谈"一事不再罚"原则在档案行政处罚实践中的适用

<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在行政执法中,行政执法机关将这一法律规定,通俗地叫做"一事不再罚"原则.<行政处罚法>确立这一处罚原则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时对当事人实施重复罚款和多头罚款,是为了规范行政处罚行为,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未决羁押独立化改造之构想

在对我国未决羁押现状深入剖析的基础上,从人权保障的角度提出未决羁押独立化改造的若干思考:建立未决羁押的司法审查机制,将羁押决定权从承担追诉职能的警检机关转移给处于中立地位的治安法院;重塑我国看守所的管理体制,将未决羁押场所从公安机关分离出来,改由处于超然地位的司法行政机关管理;将未决羁押期限与办案期限相分离,改变未决羁押期限随着办案程序的流转而相应延长的做法等.通过上述制度性、法治化的改造,使未决羁押成为一个独立、封闭的司法控制系统,减少以至于消除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律师会见难等刑事诉讼中的不良现象,切实改善被羁押人的处遇,维护其合法权利.     

江苏全面推进律师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

连云港市司法局、连云港市律师协会举行了律师"关爱民生服务和谐"研讨会暨村所结对共建签字仪式,连云港田湾、云台山等10家连云港市直律师事务所与东海县浦南镇的许安、潘圩等10个行政村签订了<关爱民生、服务和谐,共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协议书>.这一举措是在省司法厅、省律师协会统一安排下,该市深化律师对"关爱民生服务和谐"主题实践活动的认识,鼓舞士气,扎实开展"六大行动计划",兑现律师行业的郑重承诺的又一举措.     

把握林业行政处罚的六个法律界限

实施林业行政管理是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基本职能,开展行政执法活动,依法查处林业违法行为,是维护林业行政管理秩序的重要手段.<行政处罚法>等一系列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的法律,是推进政府机关依法行政的重要保障,是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活动的共同准则.现结合林业部门行政执法工作实践,将办理林业行政处罚案件中应注意区分的几个界限浅述如下.     

行政机关举报答复行为的司法审查及滥诉规制

国家法秩序之维持,有赖于行政机关之积极执法,但由于行政机关资源有限,而举报制度又可补充行政机关执法能力之不足,遏止危害之发生或扩大,对公共安全及秩序之维护能发挥极大作用,故国家针对行政法领域内的举报制度制定了一系列法律、行政法规以及部门规章,从而对其予以规范。行政机关对举报的答复符合行政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理应视为一种行政法律行为而被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同时,因为举报答复行为与举报人之间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故应推断举报人针对举报答复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时应当具有原告资格,但鉴于司法实务中涉及此类行政行为的诉讼案件存在较多"滥诉"现象,故人民法院普遍将此类行为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因此亟须在司法裁判领域重新为此类行为规整裁判思路并积极探寻"行政滥诉"的规制路径。     

《物权法》保护投资者权益利器

历经13年酝酿和广泛讨论,以及史无前例的八次审议,<物权法>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高票通过,将于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物权法>问世可以说是2007年中国法制建设最重要的一笔,这部以界定物的归属、保护物权为内容的法律无疑影响深远,不仅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对于投资领域影响之重大更是毋庸置疑.近日,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颜学海律师接受本刊采访,解读<物权法>对投资者权益保护意义所在.     

论司法审查在构建法治政府中的地位与作用

司法审查就是由法院时政府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审查,对于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行政行为,法院依法予以维持。本文就司法审查在构建法治政府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论述,丰富了司法审查制度的内容。     

论村民委员会兼有准行政功能的依据

所谓准行政功能是相对于行政功能而言的。行政功能是行政机关依法对国家、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所进行的管理活动,从而体现的功效和能量。准行政功能则是自治组织通过其自身的活动,在国家、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与行政机关相当的作用,它是由基层政权赋予的,并得到其支持和指导的一种代行职能。之所以称之为“准”,是因为发挥功能的主体没有合法的行政资格,以便同行政机关的行政功能相区别。我国的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     

也谈对依法行政的认识

行政管理是国家对社会实行的管理,现代社会的管理离不开法制。行政组织需要以法确立,政府需要借助法律实施管理。只有依法行政,才能使国家行政管理机制运行畅通,提高行政效率,实现行政管理目标。依法行政要求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无论是进行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行政立法活动还是进行具体的行政执法、行政司法活动,都必须严格依法办事。     

论我国司法活动中律师执业权利之构建——以律师的刑事辩护权为视角

基于我国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政治法律背景、司法领域内的腐败现象以及现行法律法规的不健全,目前我国司法活动中律师的执业权利,特别是刑事诉讼中律师的辩护权往往受到司法机关的忽视甚至侵犯。为合理构建我国司法活动中律师的执业权利,不仅需要司法机关转变观念,加大司法领域内的反腐败力度,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制度,使司法活动中律师的执业权利能够正当行使。     

注意义务在侵权责任法中的实践探究

注意义务适应了侵权责任法平衡利益以及侵权责任扩大化的需要,是过错客观化以及过错判断标准客观化的必然要求。大陆法系各国侵权司法实践中的一般安全注意义务为注意义务在侵权责任法中的实践提供了可行性。我国侵权责任法中的注意义务可以类型化为不得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义务,以保护他人为目的的法律所设定的义务,安全保障义务三种。     

对律师事务所引进专职管理者的思考

随着律师业务的拓展，对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已变的越来越重要，其管理人员是由律师兼职还是从外部引进，本文从不同方面进行了论述。     

论我国司法活动中律师执业权利之构建——以律师的刑事辩护权为视角

基于我国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政治法律背景、司法领域内的腐败现象以及现行法律法规的不健全,目前我国司法活动中律师的执业权利,特别是刑事诉讼中律师的辩护权往往受到司法机关的忽视甚至侵犯。为合理构建我国司法活动中律师的执业权利,不仅需要司法机关转变观念,加大司法领域内的反腐败力度,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制度,使司法活动中律师的执业权利能够正当行使。     

期待可能性理论视野下的渎职犯罪归责标准

渎职犯罪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发生的职务犯罪,尽管公务员法对履行职务过程中执行错误决定或明显违法事项的责任承担有了一定的明确,但司法实践中渎职犯罪后果的形成过程极为复杂,如不能准确地对各行为人进行归责,或归责不规范,要么打击面过宽,要么放纵犯罪,影响司法权威。期待可能性理论引入渎职犯罪研究当中,以期待可能性程度规范责任,有利于厘清渎职犯罪主体的责任,做到不枉不纵,恢复社会的认知、认同,提高司法权威,维护司法公正。     

论被羁押犯罪嫌疑人之权利保障

刑事诉讼理应在＂平等武装＂、＂平等对抗＂的基础上推进,为此必须保障被羁押犯罪嫌疑人的实有权利。我国现行法律虽从人身权、参与权等角度对上述人员的权利予以保障,但仍与国际要求存在较大差距,且实际操作中存在诸多不足。为此有必要建立和完善司法审查、律师帮助等制度,以维护处于公权力羁押之下＂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的协调

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的目的均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两者均要遵循民事关系的性质和特点,因此,无论是在理论研究领域,还是在立法和司法实践层面,都不能将两者割裂开,而应当尽量协调两者共同为保护当事人的实体权利服务。     

律师职业责任的理论依据及实现

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对律师义务和职业责任的规定非常严格,但目前学界对律师职业责任的研究视角仅仅局限于法律责任层面,已经与律师业的发展不相适应。实际上,在律师执业过程中,存在更多的是律师违反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情形,而且关于律师纪律方面的处分规定比法律责任方面的规定内容范围更广,如果仅研究律师的法律责任则不能概括律师职业责任之全貌,应将律师职业责任的研究视角拓宽至:律师在执业过程中违反有关律师的职业道德、纪律规范和法律法规所应承担的全部责任。     

公司董事勤勉义务和裁判标准适用研究

我国《公司法》对董事勤勉义务的规定略显粗糙，导致司法适用出现混乱情况。通过比较英美法上的“适中标准”、德国法上的“专家标准”、日本法上的“善良管理人标准”，以及分析司法实践中法官对于该问题的判决，英美法上的“适中标准”适合我国国情。此外，法院判决必须考虑如下因素：董事在公司中的地位，公司经营的行业或公司的规模；公司的经营状况等。     

中国辩护律师追责体制的变革问题

辩护律师追责二元体制有其历史演变的渊源和职业主义理论基石,该体制改革的现实基础有辩护律师规模扩张和身份转变、辩护律师刑事责任适用频繁和行政责任与纪律责任区分不明。在辩护律师追责范式的域外比较方面,美国的法院主导模式、德国的律协主导模式和日本的律协独享模式值得借鉴,律师协会完全自治缺乏普适性,由其享有部分监管权反映了现代法治国家分权治理的基本原则。辩护律师追责二元体制的改革路径包括二元体制下的司法化改革、实现宏观监管和微观追责相对独立、纪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有效衔接。辩护律师承担民事赔偿应纳入监管体系,实现从“二元”体制到“准三元”体制的转变,促进辩护律师追责体制的立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