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贾情结的生成和消解——论吴组缃对店员的心理剖析

吴组缃是中国现代著名的"社会剖析派"作家,其作品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皖南乡镇店员形象。他们深受传统理念熏染,生成浓郁的儒贾情结。但在现代多重势力的分化下,这一情结日趋式微,最终消解。     

对士身份的认同——徽商兴办教育的原始动机

历代封建王朝都重农抑商,商人作为四民之末,受到政府的打击、排斥。在道德领域,商人被划入小人的范围,《论语.里仁》里宣扬"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商人几乎成为唯利是图的符号。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对社会的重要性逐渐凸显,一些人对商业和商人的认识也有所改变。徽商在其商业活动遍布全国的同时,还积极建宗祠、立会馆、筑书院、培养士子,树立自己的正面形象,体现出贾而好儒的一面,他们也由此被视为明清时期中国儒商的典型。     

明清胶东地区商人及其商业活动——以地方志商人传记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不同地域的商人群体组成的商帮大量涌现。山东胶东地区依靠便利的鱼盐之利以及海运优势,涌现出大量从事商业活动商人,并形成颇具影响的胶东商帮。考察地方志所见的商人传记,从胶东地区商人经商原因、经营行业与商业活动、商人形象以及商人地方社会影响三个方面,进一步探究明清胶东地区商人及其商业活动。     

《三言》《二拍》商人形象之比较

《三言》《二拍》这两部古代白话小说休都大量描写了商人的日常生活和经商活动，塑造了形象丰满的新型商人形象。但二在塑造商人形象上又有众多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相貌形神上女性化、人化与市吉化、民主化之别，商贾之道上的重道德修养与重谋略技巧之别。通过这些比较，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达，给商人的生活有思想观念带来的重大变化。     

汉末至刘宋时期郑玄形象的转变

汉末至刘宋时期,郑玄形象经历了儒者——隐士——"以儒行为处士"的学者的转型。郑玄儒者形象的形成在于他调和今、古文之争的学术贡献,以及备受曹魏统治者推崇的学术地位。郑玄隐士形象的形成在于曹魏、西晋时期王学的冲击,郑玄经学的权威地位遭到动摇;而且此时玄学大盛,隐逸之风盛行,本质原因在于郑玄隐居教书的行为符合汉末隐士的行为特质。郑玄"以儒行为处士"的学者形象的塑造则在于人们从学与行两方面看待郑玄,从而将儒者形象与处士形象结合起来。除上述形象以外,由于东汉以来谶纬迷信风气大盛,郑玄本身又具有丰富的谶纬知识,因此,在传记、文学作品中郑玄还表现出精通谶纬的形象。     

论刘勰《文心雕龙》崇儒宗经的思想倾向

刘勰的《文心雕龙》可谓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体大而思精"的鸿篇巨制,以其作者独特的人生经历以及南朝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历史文化背景,历来关于刘勰《文心雕龙》的思想体系争议很多。就《文心雕龙》文本而言,作者的创作动机自述、体例结构的编排以及以经为评判标准来论文等无一不清晰凸现刘勰崇儒宗经的思想倾向。     

古代文学作品中商人形象的嬗变

古代文学作品中商人形象的嬗变兰寿春纵观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发现，作为必然纳入文学视角的商人形象，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其间对商人形象的褒贬爱憎，浸透着中国古代社会深沉的政治、经济、历史和思想的内涵及其独特的价值判断。人类社会自从有了生产...     

“三言二拍”与《一千零一夜》商人形象之比较

"三言二拍"与<一千零一夜>诞生于两个不同的国度,在描写商业发展盛况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所塑造的商人形象却存在明显差异:如中国商人的儒商文人之气与阿拉伯商人的市民习气;中国商人的重义与阿拉伯商人的重利;中国商人的谨慎稳重与阿拉伯商人的大胆冒险;中国商人致富后谋求政治势力,偏好于由富到贵的转型,而阿拉伯商则偏重物质生活的享乐等.这些差异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     

神话与仪式建构的国家认同——白族与傈僳族“三崇信仰”比较研究

以明朝大将王骥为崇拜对象的"三崇"信仰广泛流行于云南滇西少数民族地区,其中又以云龙白族地区和腾冲傈僳族地区最为典型。二者各自对王骥的形象进行了本土化的阐释、加工和神化,使王骥的形象从历史形象向宗教形象转变。与此同时,二者又发展出了不尽相同的宗教仪式来表达对"三崇"神王骥的崇拜。在神话与仪式的交互作用下,在宗教层面上建构起了政治和文化意义上的国家认同。     

萧统“崇悲”论

汉魏六朝动荡的社会背景和崇悲的文艺风尚构成了萧统崇悲意识生长的文化土壤,而自身际遇、儒释玄间杂的深层思想矛盾则铸就了其崇悲意识的精神内核。萧统编撰《文选》实为其崇悲情绪的一个寄托和载体,于是《文选》中的崇悲成分难免要超出文学创作本来的实际。《文选》的流传,使经过萧统突出、强化的崇悲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倾向性的影响。     

论薛宝钗的经济意识及其价值取向

薛宝钗具有强烈的经济意识,她深知钱的作用,权的重要,懂得如何用钱,懂得如何论事权贵,在她身上集中地体现了商人功利性、自私性、依附性,投机性的表质。此外在人生的价值取向上选择做有才的淑女,群芳之冠。因此她身上形成了卫道士的面孔与骨子里商人铜臭气的结合,宝钗身上的个性特征反映了晚明清初时期商人儒化现象,宝钗这一形象的审美意义就在于此。     

妖女形象的三重成因——《艾玛》的精神分析

夏洛蒂·勃朗特是一位不断超越自我的作家。她的最后一部小说《艾玛》建构了与其先前四部作品主人公形象完全不同的另类：一位妖女形象。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执著行恶的艾玛被三重心理动因驱动着：阴影原型的放纵与肆虐；潜意识中对厄勒克特拉情结的病态固恋；社会性格的扭曲与社会兴趣的缺失。《艾玛》代表了夏洛蒂晚期创作的新构念，更显露出女作家对人性复杂性的关注与探索。     

谈孟浩然隐逸不仕的内在原因

盛唐诗人孟浩然终身不仕的原因前人多有探讨,本文试从孟浩然自身的身体状况、性格以及疏于社会实践三个方面探讨他终身不仕的内在原因。     

吉安宋代文化发展成就略说

吉安宋称吉州,是江西文化发展最为突出的地区之一,无论是其代表人物还是其科举进士、宗教文化、文学成就、史学业绩等都位居江西的前列。吉安的重仕、重学社会风俗与宋代的整个崇儒风气是造就其文化发达的主要原因。     

论社旗山陕会馆商文化中的儒、佛、道融合

河南省社旗县山陕会馆是反映清代商贾文化集中国古代南北建筑风格于一体的雄伟建筑群.本文通过对山陕会馆建筑群中保留的各种组建、雕刻、绘画等艺术精品中的崇儒、信佛、敬道印痕进行分析,探讨清代商贾思想领域儒、道、佛的三家思想之融合.     

元杂剧中文人与倡优爱情婚姻观所蕴含的社会内容

元杂剧中的一系列士子与倡优的爱情戏,以独特的视角展现了元代文人的爱情婚姻观,深刻体现了元代社会生活的内涵。通过分析元代士妓爱情戏,来阐述文人形象、倡妓形象和商人形象所蕴含的社会内容。     

吉安宋代文化发展成就略说

吉安宋称吉州，是江西文化发展最为突出的地区之一，无论是其代表人物还是其科举进士、宗教文化、文学成就、史学业绩等都位居江西的前列。吉安的重仕、重学社会风俗与宋代的整个崇儒风气是造就其文化发达的主要原因。     

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的女权主义倾向

本文借助女性主义"妇女形象"批评方法分析《威尼斯商人》,发现莎士比亚塑造的女性形象并不是女性主义批评家们所批评的男性笔下两个极端类型:好女人,坏女人;相反,他塑造了反传统的,具有现代思想的女性。同男性形象相比,女性处于主动、中心地位而男性则处于被动、从属地位,从而打破了父权中心,解构了父权社会对妇女的界定,指明了莎士比亚的女权主义倾向。     

论陈染小说“孤独”母题的呈现形态

陈染小说以带有强烈女性主义色彩的话语方式塑造了一系列女性主体形象,通过这类形象与异性、同性及自我的关系来呈现"孤独"这一母题。文章认为,陈染小说中所展示的女性主体与异性、同性的关系,其本质都是女性主体自恋情结的一种表现形式,而这种自恋情结最终的根源在于人类普遍面临的一个困境——孤独。     

从多维视角解读悲剧大师尤金·奥尼尔笔下的女性形象

剧作家尤金·奥尼尔是美国戏剧界唯一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是20世纪以来坚持严肃思考现代人的命运和精神世界的现代悲剧大师之一,其笔下的女性也具有无限挖掘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深度。本文将从三个视角解读其笔下的女性形象。第一,从社会历史背景视角来解读,其塑造了在男权社会下形成强烈反差的两类女性,一类是扭曲、消极的"泣者",一类是坚强、抗争的"歌者"。第二,从创作原型视角来解读其剧作中自传色彩下的"圣母"与"妓女"形象。第三,从精神分析学视角解读其笔下女性人物的心理特征及其蕴藏的原始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