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链体系中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与实证

外商直接投资是供应链环节中的重要主体.论文在阐述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状况及中国政府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所采取的政策与措施的基础上,运用极值边界分析模型(EBA),基于对数据的相关分析与回归估计选择了3个核心变量和5个条件变量,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中国经济增长,但这种刺激作用有限.从各个分阶段看,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不确定的.起步阶段与缓慢发展阶段,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限;快速发展阶段,外商直接投资能显著地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这种结论上的不完全一致,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与中国国情及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发展态势息息相关的,是有时间特质的.通过短期分析能更精确地反映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而长期分析消除了个别异常数据在短期的较大影响,从而体现动态影响的长期趋势,可见将短期与长期结合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意义重大.     

具有截面相关的变系数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及应用

本文建立了一类变系数面板数据模型.此模型假设自变量的系数是某一平滑变量的未知函数,允许自变量,平滑变量和误差项存在通过共同因子结构引入的截面相关.由于一些共同因子的不可观测性,本文采用局部线性共同相关效应估计方法对未知的函数进行估计并给出了估计量的渐近性质.蒙特卡罗模拟结果表明该估计方法具有良好的小样本性质.利用1990-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本文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显非线性关系,各省份不同的初始经济水平会导致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     

双向直接投资与中国地方政府税收收入

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是影响中国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2007～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估计和面板门槛模型,对双向直接投资与地方政府税收收入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增加双向商直接投资能够显著提高地方政府税收收入,并且这种影响在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越高地区越显著。第二,以FDI为门槛变量时,优化产业结构抑制东部地区税收收入增加,而增加全国和中西部地区税收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将会减少中西部地区税收收入,而有助于增长全国和东部地区税收收入;第三,以OFDI为门槛变量时,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优化产业结构、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均工资能推动税收收入增长。因此,在中央政府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的同时,地方政府应当积极提高本区域经济开放程度,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吸引和有效利用更多外商直接投资。     

信息技术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分析

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对中国1996~2010年信息技术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有关数据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及脉冲响应争方差分解,全面研究了中国信息技术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均衡关系。结果表明:信息技术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短期内,信息技术投资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不存在时滞问题。长期来说,信息技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40%左右,反驳了Lee等(2005)关于信息技术投资只促进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而不能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结论;经济增长同时也拉动了信息技术投资,但两者之间并不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     

开放经济下工业企业绿色创新动力传导机制

开放经济不仅为我国工业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带来了良好发展机遇,也为我国工业企业应对资源环境约束问题带来了巨大挑战。本文利用系统动力学模型,从绿色创新的技术推动力、市场拉动力和环境管制推动力三个方面,构建了开放经济下工业企业绿色创新动力传导机制,从而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动力的影响;然后运用中国2005～2015年工业企业的数据检验了模型适用性,采用Vensim PLE预测了系统中关键要素2016～2025年的变化趋势,并对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三个政策变量进行调控,揭示了开放经济下我国工业企业绿色创新动力传导机制的动态变化。仿真结果表明:开放经济下工业企业绿色创新动力传导机制存在复杂动态变化特性,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对我国工业企业绿色创新的技术推动力、市场拉动力和环境管制推动力都具有积极地促进作用。最后,根据仿真模拟结果,提出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格局是当前我国政府应坚持的发展政策,也是开拓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创新"路径的重要举措。     

资本投入对省际间相互溢出效应的影响

要素流动产生溢出效应，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离不开省际间相互溢出效应的持续作用。通过构建GVAR模型，利用全国29省（市）的面板数据，在充分考虑各地区相互影响的异质性基础上，实证了上海、武汉和重庆各区域的经济增长空间外溢效应，以及3个中心城市间的相互溢出效应。研究表明：东部省际间经济增长的联动性较强，中部次之，西部较弱；而中心城市间的经济关联程度不高。进一步对溢出效应的变量回归分析，发现本地区的资本投入与外商直接投资(FDI)与溢出效应呈正相关，而外地区的资本投入与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溢出效应呈负相关；实证结果有助于规划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正确认识相互间的发展关系，推动创新发展。     

中国出口增长的激励机制(Ⅱ)--实证分析

应用已建立的出口模型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１９７８－１９９６）的出口增长趋势进行了实证分析。在运用Ｈｓｉａｏ程序选出最优解释变量的基础上;应用协整方法检验变量间的长期稳定关系,即协整关系;进而建立用来描述中国出口增长由短期波动向长期均衡调整的动态过程的误差修正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所有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具有我们建模时设定的符号;并且变量之间的存在唯一的长期稳定关系,短期动态模型不仅具有令人满意的拟     

1978～2007年市场动力对中国工业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动力条件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实证研究表明,消费、投资、出口与工业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本文构建了一个协整模型来测度市场动力与新型工业化之间的量化关系.长期来看,消费对工业化的影响最大,投资次之,出口的影响最小.短期内,中国工业化水平受投资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消费,最小的是出口.滞后变量模型表明消费、投资、出口与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存在典型的滞后效应,其中消费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投资和出口.     

中国区域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及空间溢出性——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研究

估算了中国1997~2015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碳排放强度数据,并利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中国省际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性。结果显示:(1)我国省域碳排放强度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特征,碳排放强度水平相似区域倾向于集聚分布。(2)经济发展水平、所有权制度、对外开放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提高可以降低区域碳排放强度,能源结构、能源禀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则会增加区域碳排放强度。(3)技术进步、外商直接投资、对外开放水平、城市化、能源结构和能源禀赋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即以上变量的变动不仅对本地区的碳排放强度产生影响,还会通过空间传导机制辐射至周边地区。(4)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结构、提高经济增长水平是目前实现碳减排目标的有效途径。最后,依据所得研究结论,提出了碳减排的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趋势研究——基于灰色马尔可夫预测模型与时间序列模型的对比

外商直接投资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未来外商直接投资的预测是其发展和决策的基础.文章在阐述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以及对未来中国利用外资水平预测的必要性的基础上,选取2000-2013年度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数据,通过建立灰色马尔可夫(GMM)和时间序列模型,对中国利用FDI的趋势进行预测,并对预测结果精度进行比较,以得出较优的预测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传统灰色模型合格,但仍有可提升的空间;在此基础上,建立GMM预测模型对结果进行修正,所得模型的灰色关联度有很大提升,且与真实值差距进一步缩小;建立时间序列模型,并据此对数据进行预测;比较GMM与时间序列模型预测结果的精度,可知,GMM的预测精度较高,拟合效果较好.为验证这一结果的可信度,文章选取1990-2013年度北京市和重庆市FDI水平的数据,建立GMM和时间序列预测模型,再次发现GMM预测效果优于时间序列模型的预测效果.基于此,GMM对中国利用外资水平的预测结果较为可信,预测结果对完善中国直接利用外商投资的机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FDI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

利用外资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二者的关系研究是当今学术界的重要研究领域。文章结合往年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三大产业的投资数量,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三大产业间的分布状况,并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我国GDP与FDI进行了简单的回归分析,分析表明:总的FDI促进了我国GDP增长;第二产业FDI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最大,第三产业FDI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次之,第一产业FDI对我国总的GDP增长的贡献最小。     

中国进出口贸易与FDI极端Granger因果关系

考虑到我国进出口贸易在受到极端事件的影响后会出现显著改变,文章拓展了Granger因果关联分析检验,将1994—2021年我国的进出口总值和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波动进一步分解为极端正波动、极端负波动和正常波动,探究极端情况下进出口总值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因果关系。此外,为了探究进出口总值与外商直接投资因果关系的时变特性,本文将时域下的极端Granger因果检验拓展到频域,研究不同频率下的极端Granger因果关系。结果表明：进出口总值的剧烈波动在长期条件下会显著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投资者可以根据进出口贸易发展趋势调整决策机制;外商直接投资的负面冲击短期内会降低外商的投资信心,导致进出口贸易剧烈波动;从长远来看,外商资本的大量涌入会提高相关产品生产效率,推动进出口贸易发展,建议完善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管理,扩大对外开放程度,激发外商投资活力。     

金融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边限检验方法和1979-2013年时间序列数据考察了法定和事实开放程度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经济金融变量对金融开放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境金融交易法律法规的放松及跨境金融交易规模的扩大均会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但其增长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物质资本存量的增加、金融发展及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而降低.此外,金融开放具有降低世界产出、利率及原油价格对经济冲击的作用.最后,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人力资本正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但金融发展和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不存在促进作用.     

基于阈值回归模型的中国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应用阈值回归模型分析在不同经济增长阶段, 经济增长、工业结构、全要素电力使用效率和电力价格对电力消费的 差异性影响, 并基于此揭示1980--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与电力消费增长的非对称变化特征. 研究表明: 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各变量对电力消费的 作用存在差异, 人均GDP增长率高于9.25%时, 工业结构的重型化显著推动电力消费的增长, 而电力使用效率并未得到有效提高, 对电力消费 增长的抑制作用有限; 反之, 人均GDP增长率低于9.25%时, 经济增长是促进电力消费的主要力量, 电力使用效率的提高则有效地抑制了电力 消费的过快增长. 分析结果也表明, 电价扭曲削弱了价格机制配置电力资源以提高电力使用效率的作用, 积极稳妥地推进电力价格改革势在 必行.     

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基于跨国数据的经验研究

选取1994~2004年36个国家的数据为分析样本,构建了人口集聚及其与消费、投资、贸易、技术等因素的交互项共同影响经济增长的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都存在一个最优的人口集聚度,只有当人口集聚水平保持在最优人口规模时,才能最大程度上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虽然人口集聚会通过与消费、投资、贸易以及技术的协同作用机制影响地区经济增长,但各交互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低于单个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系统动力学模型在城市群发展规划中的应用

着眼于城市群发展系统的复杂动态关系,建立了包含城市群经济增长和城市群空间结构特征的系统动力学模型.通过数据仿真研究城市群经济增长与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之间的关系,并调整政策变量集合得到3种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模式,比较发现,空间结构呈现位序一规模分形分布的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模式最利于促进城市群经济增长,而且投资、城市间相互作用和城市群创新能力对城市群经济增长起重要作用.城市群发展规划中应防止城市群空间结构分形特征退化,并且增强城市间相互作用和城市群创新能力以促进城市群健康发展.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基于京九铁路构建的准自然实验样本并运用非参数匹配估计方法,本文探讨了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利用1991-2010年中部地区50个县数据检验了京九铁路投资对途经县市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中长期效应及滞后效应.实证检验结论表明:第一,京九铁路投资对途经县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总体上是显著的.短期内京九铁路投资对途经县市人均GDP的增长显著,且平均增加值达220元左右,中长期的平均增加值达1100元左右.第二,京九铁路投资存在明显的溢出效应,京九铁路沿线主要站点附近县市的经济增长均受益.第三,京九铁路投资对途经县市的经济增长存在滞后效应并呈现倒U型结构,表现为经济增长会逐步增大至10年左右后呈逐步减弱的特点.     

信息技术投资绩效的测量:一种基于动态调整速度的局部调整模型

针对当前测量方法无法反映信息技术投资绩效的动态变化过程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动态调整速度的局部调整模型。该模型假设调整速度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宏观经济变量(国家特征)的线性函数,分别建立了BC和BT生产函数下4个信息技术投资绩效测量模型。通过比较在有、无信息技术投资情况下经济绩效的变动情况测算信息技术投资绩效,并以中国为例检验了信息技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信息技术投资绩效变动趋势。结果表明:信息技术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国家特征对调整速度具有显著的影响;当信息技术作为生产要素进入生产过程后,经济绩效明显增长,表明在BC和BT生产函数下中国不存在信息技术的"生产率悖论"现象。     

工程建设标准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协整理论、Granger因果检验和岭回归

首先运用协整理论和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了工程建设标准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接着引入Cobb-Douglas生产函数建立回归模型,并用岭回归估计,修正了最小二乘回归中系数易受多重共线性影响的缺点;最后运用虚拟变量法对回归方程的结构稳定性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工程建设标准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前者是后者的Granger原因,反之不成立;工程建设标准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在1993年以后,其作用显著增大.     

环境规制政策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一种可计算非线性动态投入产出模型

依据1995~2005年中国19个省市20部门投入产出表及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构造出中国可计算非线性动态投入产出模型,并用此模型定量模拟研究了环境规制政策对行业产出及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治理污染投资的增加使得GDP下降,下降的幅度呈现出拟指数的快速上升趋势;机动车尾气排放控制对GDP的影响极其有限;能源价格适度提高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大的抑制作用。文章给出了我国稳妥和慎重的环境规制政策的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