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合意的跨境资本流量区间测算——基于系统动力学方法

大量资本流入流出会对一国经济平稳运行带来冲击,并可能引发货币危机,但几乎没有学者去界定和测算"大量资本"的具体数量。如果能找到一个合意的跨境资本流动区间,即在这个区间内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在区间之外则不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就可以有效预防跨境资本流动冲击。通过构建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测算未来十年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合意区间。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合意的资本净流入区间是[0.11,3.08]万亿元人民币;2023年我国合意的资本净流入区间是[-3.22,3.77]万亿元人民币;2027年我国合意的资本净流入区间是[-8.4 9,5.29]万亿元人民币。我国跨境资本流量处于这一合意区间时,资本流动不会对经济稳定形成冲击,而当跨境资本流量超出这个区间就意味着可能会对经济平稳运行产生显著的负面冲击,需要采取措施遏制不利影响。     

我国金融服务业的产出效应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社会生产和生活对金融部门的依赖程度愈来愈高,金融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愈加突出,金融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本文运用菲德(F eder)模型,结合变参数模型建立了我国金融服务业的部门溢出效应模型,以此研究我国金融部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我国金融部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国民经济的直接效应和通过对其他部门的溢出产生的间接效应;其次,金融部门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资金支持部门,其配置资本的效率表现得较为低下。     

金融一体化与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及经验证据

众多文献对金融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分析,但鲜有文献研究金融一体化通过何种中间渠道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拓展的纳尔逊-菲尔普斯(Nelson-Phelps)模型研究显示,金融一体化的技术外溢效应依赖于特定国家的发展水平.基于1975-2010年80国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金融一体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随不同类型国家而表现不一.具体表现为金融一体化对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不确定性,而对于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主要通过FDI和债务资本来实现.上述结论对于不同国家的金融一体化政策安排具有重要的政策内涵.     

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

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和平均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利用上市公司2002-2007年面板数据实证研究竞争性行业和非竞争行业企业的主要资源(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结构资本)与企业绩效(盈利能力、运营效率、企业价值)的关系.结果发现:无论是竞争性还是非竞争行业,在盈利能力上,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其有显著正向作用;但运营效率上,物质资本对其有显著积极作用,而人力资本有显著负面影响;企业价值上,物质资本对其有显著负面影响,而人力资本却有显著正向作用.结构资本对企业绩效的作用表现为在竞争行业中为正,而在非竞争行业中为负,但统计上不十分显著.分析结果表明:当前我国上市公司在资源利用上主要依赖于物质资本,而对人力资本的利用不够充分.     

跨境资本流动是否影响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

防范及化解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业的冲击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重中之重,也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本文基于银行风险承担模型,构建了跨境资本流动与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局部均衡模型,并选取2010–2020年中国163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对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具有抑制作用.相对于国有银行与城农商行,跨境资本流动对股份制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抑制力度更大. 2)存贷比约束与信贷配给在跨境资本流动与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关系中承担着双重中介作用,跨境资本流动主要通过加大存贷比约束及提高信贷配给规模渠道来抑制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跨境资本流动-存贷比约束/信贷配给-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传导渠道均有效.3)汇率政策不确定性与银行业景气度对两者关系均存在正向调节作用,汇率政策不确定性与银行业景气度的提高均会加剧跨境资本流动对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抑制作用. 4)针对跨境资本不同流向的研究发现,跨境资本流入规模加大会降低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水平,跨境资本流出规模加大会助推银行...     

基于软计算的生产要素对地区经济影响

按照科技发展水平对中国31个地区采用GA-ISODATA算法分类的基础上,遵循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生产要素固定资产、人力资本、耕地面积到经济产出的模糊影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999~2003年阶段,科技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不同的,发达地区固定资产、人力资本投入的作用大于欠发达地区,而耕地面积的作用小于欠发达地区;对不同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呈现大于固定资产投入的现象;科技进步、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人口老龄化、移民与经济增长EI北大核心CSCDCSSCI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结构失衡阻碍了经济增长,而移民一定程度上可以直接补充经济系统中的劳动力,因此受到广泛关注.为探讨移民对老龄经济系统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基于移民的老龄经济模型.该经济系统在一定条件下,存在唯一鞍型稳定的平衡增长路径.在此路径中,移民的作用是"中性"的,对经济系统仅存在水平效应而无增长效应.即引入移民提高了均衡总资本和总产出水平,并提高了社会福利,但并不影响产出或资本增长率,也并未缓解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为使移民政策在老龄化背景下发挥积极作用,本文进一步将技术进步率表示为移民的函数,由此说明,引入高人力资本的移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人口老龄化的负面作用,从而在长期促进经济增长.     

人口政策对老龄化的影响预测--基于出生侧和死亡侧模型分析

人口老龄化是当前我国面临的关键性问题之一,本文在增长理论的框架下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通过引入人力资本,本文建立老龄经济模型并分别从"出生侧"和"死亡侧"的角度对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变化的内在机制进行研究,并对老龄化以及三种政策的影响进行了数值模拟预测.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预测的结果显示:新生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以及代表性个体的预期寿命延长都将导致或加深人口老龄化问题;开放二胎等鼓励生育政策虽在短期内能够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但对人均产出可能存在负面影响,从长期来说将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延迟退休政策在长期内将增加经济体的人力资本积累、人均产出及人均消费,提高教育质量亦存在积极的长期效应.     

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新形势的综合判断与分析

为对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新形势进行准确判断,首先从政策法规角度对金融对外开放进行了测度,在此基础上对金融对外开放进行了等级划分,给出了金融对外开放协调性的判断方法.借助于上述方法,对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的新形势进行了综合判断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当前的金融业是中度开放的;相对而言,我国金融对外开放承诺水平大于中度开放国家或地区的平均水平,而金融对外开放实现水平却远低于中度开放国家或地区的平均水平,但与一些有代表性的高度开放国家或地区相比,我国当前的金融对外开放承诺水平和实现水平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从自身来看,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的承诺水平和实现水平均在逐步提高,但与承诺水平相比,实现水平相对较低;并且,在加入WTO过渡期结束前后,我国金融业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协调性在逐渐改善,但仍表现为国内发展的相对不足.因此,尽快完善我国金融业国内发展的软硬件环境,提高金融对外开放的实现水平,促进金融业国内和对外开放的协调发展,是我国稳健进行对外开放的当务之急.     

知识产权保护的经济效果——基于开放经济体国家的面板数据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激励RD投入,而RD投入能够增加技术知识存量。引入技术知识存量作为技术创新的代理变量,利用15个OECD成员国1980～2003年间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检验了开放经济体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的经济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在开放经济体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且技术知识存量越大,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显著。     

人力资源素质与经济增长:一个模型分析

考虑了人力资本的层次性,对不同的人力资源按其质量进行了加总,构造了反映人力资源开发、配置、使用过程的宏观经济模型.在一般生产函数的简单假定下,证明了该模型存在平衡增长路径;同时分析了在平衡增长路径中,相关因素对经济增长率的长期影响,以及最优人力资本投资比例的存在及其相关决定因素.     

空间权重矩阵构造及经济空间引力效应分析——以欧债危机为背景的实证检验

空间计量经济学是当今计量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领域,空间权重矩阵一直是空间计量经济学发展的瓶颈.通过引入区域经济空间引力效应,结合地理区域和经济状态指标,构造动态性的引力空间权重矩阵;以欧债危机为背景,检验新的空间权重矩阵的适应性和有效性,并通过对其动态设置,挖掘传染路径,检验经济危机传染方式.实证结果表明:挖掘金融数据多维空间效应,引力空间权重矩阵具有显著优势,金融资本渠道是经济危机传染路径的根本,经济危机传染是双向性传染和间接关系性传染合力的结果.     

大股东控制下的内部资本转移与利益冲突

构建了大股东控制下的企业集团内部资本转移优化模型,定量地推导了三种情景下的均衡结果、参与各方福利和影响因素,以此对大股东控制下的内部资本交易行为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理想型内部资本交易实现了资本配置的最优化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形成参与各方"共赢"的局面,实现了集团公司财务目标;附加冲突成本的内部资本交易存在资本转移不足行为,资本交易仍可以持续维持,基本实现集团公司财务目标;侵害型内部资本交易存在过度转移资本行为,资本交易不可持续,实现的财务目标只能是在损害利益相关者的前提下,追求控股股东财富最大化.     

经济增长的复杂性与“J”结构

从现代经济增长的事实和复杂性角度讨论了经济增长的原因和机制 .“J”结构是我们提出的一种经济增长复杂性的重要模式 ,这种具有潜在后发性优势但又需要先期投入的经济现象普遍存在于国际贸易、金融、教育、人力资源、生态环境等不同领域 .由于增长的复杂性 ,“J”结构及与之相对应的“J”过程或“J”效应往往被波动所掩盖 .本文进一步从物理、数学的角度指出“J”过程的本质是系统存在多重均衡时的非平衡相变过程 .最后 ,讨论了宏观经济系统中宏观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J”结构体现了这些宏观变量之间非线性相互作用机制.     

中国金融中介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

运用协整关系检验法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法等研究方法，利用金融中介的规模指标和效率指标，从宏观与微观结合的层面．对中国金融中介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阶段实证研究，并从整体视角出发，考虑中国金融发展的特殊轨迹和转型特征，探寻转轨前后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闻关系发展的内在脉络及影响因素，恰当地评价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关系，克服对金融中介的研究集中在传统的货币银行这一宏观领域的局限性。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但金融中介的配置效率难以发挥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由此，金融中介的配置效率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同时，建立一个能有效分担风险与资金配置任务的资本市场、引导民间融资的健康发展也是当务之急。     

社会资本、技术创新与“资源诅咒”的拐点效应

通过内生化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构建包含资源开发和制造业在内的四部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剖析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加速积累,引导更多劳动力流向技术创新部门,激励技术创新,弱化资源开发对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切断"资源诅咒"的传导途径,社会资本成为打破资源诅咒的关键.进一步,以政府机构质量和信息沟通共享构建社会资本指标,运用1998-2013年间全国省际面板数据,验证了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影响,随着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交叉效应"的引入,资源与经济倒U关系的拐点逐渐往后推移,证实了社会资本打破"资源诅咒"的内生作用机制.     

人力资本错配与人力资本贡献率：系统测度与实证关联

研究将人力资本错配纳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简称人力资本贡献率）分析框架，对2005~2018年中国除西藏及港澳台之外的30个样本省份的人力资本错配指数和人力资本贡献率进行系统测度及演进态势分析，实证检验了人力资本错配对人力资本贡献率的影响及效应，进一步讨论了产业集聚在上述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中国整体人力资本错配趋于缓解，但演进态势存在地区异质性，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呈现为趋于改善、反复波动、不断恶化的事实特征；人力资本错配对人力资本贡献率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且区分配置不足和过度两种错配类型后，这一效应仍然存在，但人力资本配置过度对人力资本贡献率的负向影响更为明显；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均不同程度地矫正了人力资本错配对人力资本贡献率的负向效应，而制造业集聚会强化人力资本错配对人力资本贡献率的抑制作用。本研究有助于在学理上丰富和完善要素配置与经济增长理论，所揭示的相关问题及影响机制对于挖掘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提供了丰富的政策蕴含。     

排放强度约束下的最优经济增长分析

视排放强度为政府据减排目标而设定的一个外生的标准,并将自然资源耗用和治污投入同时纳入到内生人力资本的模型框架,然后利用最优控制理论考察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模型结果显示,在排放强度下降速度满足一定的临界条件下,可持续的最优经济增长以及环境质量改善是能够实现的;在平衡增长路径上,排放强度下降率的提升将导致稳态增长率增加,并相应要求加强人力资本的积累;同时,自然资源的耗用速度必须低于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另外,人力资本生产率、跨期替代弹性以及时间贴现率等也影响着长期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