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成本内生动态化的经济地理增长模型

运输成本作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三大基石"之一,是影响经济活动空间分布与增长的核心因素.本文针对传统经济地理增长模型中运输成本外生给定这一问题,引入运输成本内生动态化机制,构建了一个包含技术溢出的运输成本内生动态化条件下分析区域交通政策的经济地理增长模型.结果发现,新模型能够更精准地模拟关键参数相关关系的动态变化趋势,区际运输成本的降低有助于缩小区域差异,发达区域内部运输成本的降低有利于经济增长但会扩大区域差异,而降低较落后区域内部运输成本既有利于经济增长也会缩小区域差异.由此说明引入运输成本内生动态化机制的模型更加符合现实,并且能够为分析区域交通政策提供有力工具.     

基于区域异质性的中国工业企业创新效率

创新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有效途径。本文基于区域异质性,首次运用共同前沿考察中国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并定量测算创新的技术差距。研究发现,中国工业企业总体创新效率偏低,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目标依然任重而道远;参考不同的技术集合,三大区域工业企业在群组前沿和共同前沿下呈现一致的发展格局,但是东部工业企业和中西部工业企业在两种前沿下创新效率变化有显著的区别;东部工业企业与当前全国最优创新水平非常接近,而中部和西部工业企业创新共同技术率始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创新水平有巨大的提升空间;三大区域工业企业创新共同技术率的差距在不断缩小,后进区域工业企业正在发挥"技术后发优势",出现了对先进区域工业企业"追赶"的现象,但是收敛的速度仍然比较慢。     

数字经济、产业智能化与不同技能劳动力间的收入差距

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事关包容性增长的整体实现。使用2010～2020年个体与省级层面相结合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低中技能劳动力与高技能劳动力间收入差距的作用和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拉大了低中技能劳动力与高技能劳动力间的收入差距,且产业智能化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中国东部地区、非农业户口劳动力群体中,数字经济对收入差距的拉大作用均得以增强;在中国中西部地区、农业户口劳动力群体中,数字经济对收入差距的作用分别为缩小和无显著影响。同时,数字经济发展前期对低中技能劳动力与高技能劳动力间的收入差距无明显作用,但后期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逐渐显现。研究结论拓展了数字经济与收入差距相关的研究,为政府制定相应政策提供了可操作性建议,有助于为后期数字经济推动包容性增长蓄力。     

空间集聚和知识溢出的微观机理与动态模拟

针对“新”新经济地理学在企业生产率的设定、企业间知识溢出的机制、集聚地区生产率提高的来源等方面存在的3个“黑箱”,借助复杂经济学和基于agent的计算经济学的思想和方法,利用遗传算法对企业的知识结构进行编码,并开发基于agent的空间经济仿真平台,模拟企业通过知识溢出和创新,实现生产率提高和空间集聚的过程。研究发现：知识溢出机制下的企业流动具有渐进性、双向性等动态异质性特征。在空间集聚过程的早期,地区生产率的提高源于高效率企业进入形成的“拉高效应”和本地知识溢出的共同作用,集聚过程的后期地区生产率的提高则主要源自本地的知识溢出,并出现低效率企业进入的“拉低效应”。     

城市群空间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耦合关系系统动力学仿真

通过构建城市群空间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耦合关系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借助Vensim平台与政策模拟方法研究了3种城市群空间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耦合关系模式,比较发现,城市群空间结构向位序-规模分形分布的演进模式最利于促进城市群经济长期增长。降低生产要素迁移障碍、增强基础设施建设与共享、提高城市间贸易强度、扩大政府支出等措施能促进城市群经济增长但会阻碍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而扩大城市间地价差距、增强风险投资、提高教育投入、增强中心城市向周边城市知识溢出等措施能同时促进城市群经济增长和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为了优化城市群空间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耦合关系,需要努力培育风险投资和构建有偏向知识溢出网络。     

基于知识溢出效应的产业创新集聚演化

考虑到企业间复杂的交互网络结构和知识溢出效应对企业创新收益的影响,采用粒子群算法及计算实验方法构建创新集聚演化模型,并对演化过程中的信息化因素进行分析。首先,信息化水平的提高为产业创新集聚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产业创新集聚又进一步促进企业间信息的交流和沟通,从而促使产业内部协同发展。其次,在全局信息化水平不变且不考虑其它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当企业之间的空间距离降低时,企业间知识溢出效应增大,但集聚区内产业规模和市场集中度无法保持持续高速增长。全局信息化程度越高,创新集聚速度越快,产业发展规模也越大。局部信息化与全局信息化水平均为影响集聚形成的重要条件。     

吉林省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发展与空间格局研究

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是实现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前提和保障。吉林省粮牧资源基础较好,高产量区域集中分布在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中南部地区。1998-2007年,吉林省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年均增长率同比高于全国4个百分点。研究发现,农副食品加工业、饮料制造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医药制造业是产值区位商〉1且就业区位商〉1的行业,集聚增长趋势较为显著;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的加工类型总体上以粮牧加工为主,药品及特产品加工比重逐步提高,空间分布格局表现为粮牧高产量区省级重点龙头企业比重较高,农产品加工业向大城市郊区及原料产区集聚进程明显。     

城乡金融统筹发展水平与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

从城乡金融统筹发展视角出发,通过城乡金融资源配置规模、城乡金融资源配置结构和城乡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三维层面构建了城乡金融统筹发展水平,并协整分析了城乡金融统筹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城乡金融资源配置规模对收入增长的拉动影响最大;城乡金融资源配置结构、城乡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对各自地区居民收入增长的拉动相对较大,意味着随着城乡金融统筹发展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会逐渐缩小。     

双向直接投资与中国地方政府税收收入

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是影响中国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2007～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估计和面板门槛模型,对双向直接投资与地方政府税收收入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增加双向商直接投资能够显著提高地方政府税收收入,并且这种影响在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越高地区越显著。第二,以FDI为门槛变量时,优化产业结构抑制东部地区税收收入增加,而增加全国和中西部地区税收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将会减少中西部地区税收收入,而有助于增长全国和东部地区税收收入;第三,以OFDI为门槛变量时,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优化产业结构、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均工资能推动税收收入增长。因此,在中央政府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的同时,地方政府应当积极提高本区域经济开放程度,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吸引和有效利用更多外商直接投资。     

银行业的跨地联通与区域协同发展

本文基于中国的银行业机构网点数据,研究了地区间银行业联通程度对于中国区域协同发展的影响,发现银行业跨地联通度的上升显著缩小了两地经济增长的差距,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其中主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发挥了更强的作用.利用历年城市商业银行改组合并的工具变量控制了内生性后,基准结论仍稳健.进而,本文还以地震和新冠疫情作为风险冲击的案例,发现我国银行体系特别是主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能够显著分担灾害对受灾地的负面经济影响.这与发达国家面临灾害冲击时银行体系所产生的加剧受灾地资金外逃、扩大受灾地与外地经济发展差距的作用,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深化了有关银行体系在中国宏观经济中风险分担功能的研究,从风险分担的视角阐释了银行体系对区域协同发展的影响,对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提升区域间经济发展协调性提供了重要启示.     

投资者保护、证券市场与经济增长

构建了一个资本供需均衡模型,分析我国投资者保护、证券市场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对我国投资者保护现状和国际进行分析比较。结果表明,提高投资者保护水平能够降低管理层对上市公司的侵害,提高公司价值,使更多的公司能够通过证券市场融资,提高证券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促进证券市场发展,进而推动长期经济增长。另外,我国投资者保护水平与世界水平相比差距较大,已经产生了许多不良后果,苛待予以提高。     

中国区域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及空间溢出性——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研究

估算了中国1997~2015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碳排放强度数据,并利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中国省际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性。结果显示:(1)我国省域碳排放强度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特征,碳排放强度水平相似区域倾向于集聚分布。(2)经济发展水平、所有权制度、对外开放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提高可以降低区域碳排放强度,能源结构、能源禀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则会增加区域碳排放强度。(3)技术进步、外商直接投资、对外开放水平、城市化、能源结构和能源禀赋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即以上变量的变动不仅对本地区的碳排放强度产生影响,还会通过空间传导机制辐射至周边地区。(4)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结构、提高经济增长水平是目前实现碳减排目标的有效途径。最后,依据所得研究结论,提出了碳减排的政策建议。     

国际主要股票市场联动性——基于藤Copula-HAR-RV模型

随着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世界各国股市间的联动效应越发显著。针对已有研究的不足,利用HAR-RV模型将高频信息和不同频率已实现波动纳入到边缘分布建模过程,基于藤Copula刻画五个国际主要股市间的相依结构,构建了描述股市联动的藤Copula-HAR-RV模型。结果表明:R藤Copula-HAR-RV模型在拟合优度和投资组合分位数预测方面表现最优;国际主要股市相依结构呈现区域集聚特征,香港股市占据中心地位;藤结构中条件市场的加入能够大幅降低股市联动,R藤Copula-HAR-RV相依结构下构建的投资组合具有较好的避险效果。此研究对于市场监管政策制定、风险管理、资产配置等一系列金融实践活动具有理论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气候变化如何影响城市经济绿色增长:作用机制与南北差异

气候变化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城市化进程提供了重大机遇.基于2003–2018年我国28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本文系统考察了气候变化对城市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效果、作用机制与南北差异.研究发现,气候变化可能会对我国南北方城市的经济绿色增长产生更大差异.相对于6°C～12°C基准气温区间,气温上升显著降低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且这种消极作用对南方城市更为明显;与之相反,气温下降则促进了城市经济绿色增长,主要体现在北方城市.机制检验表明,城市建设面积扩大不会加剧高温的负面影响,但提高绿化覆盖率可以显著降低高温对城市经济绿色增长的抑制作用,低温对城市经济绿色增长的正向作用会随着能源消费量的增加而下降.此外,气候变化对城市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会在未来中长期持续加深,特别是基于高化石能源消耗发展路径的预测,南方城市的经济绿色增长会受到更大冲击.本文的研究为评估气候变化在城市尺度的经济影响提供了新证据,也为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城市绿色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什么样的绿色创新模式产生城市高竞争力?——基于fsQCA的组态分析

绿色创新是实现区域经济提质增效的重要力量。如何推进绿色创新、提高城市绿色竞争力是创新领域有待回答的重要问题。整合交易成本理论、知识溢出理论与资源配置理论,采用QCA、NCA和PSM方法对25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进行分析,从整体视角探究异质性环境政策、制度环境和集聚效应对城市绿色创新的联动效应,以及不同绿色创新路径是否均有利于城市绿色竞争力的提高。结果表明：单个前因条件并不构成高绿色创新产生的必要条件,也不构成高绿色创新产生的充分条件。异质性环境规制、制度环境和集聚效应联动匹配,形成了城市绿色创新的多样化组态形式,具有明显的“殊途同归”特点。具体表现为制度环境导向模式、命令控制导向模式、市场激励导向模式和政策组合导向模式。4种绿色创新模式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具有“殊途不同效”的特点,并且不同绿色创新模式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具有滞后效应。研究结论从组态视角为城市开展绿色创新及提升竞争力提供了决策依据,弥补了传统定量分析对该问题解释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绿色创新理论。     

供应链网络位置与企业竞争地位

供应链网络作为企业所处社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会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以及战略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利用2004-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披露的前五名供应商和客户信息构建了供应链网络,使用度中心性衡量不同企业在供应链网络中的位置.研究发现处于供应链网络中心位置的上市公司竞争地位更高,这一结论在经过工具变量法、PSM法、Heckman两阶段以及替换变量等稳健性检验方法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当企业与客户或供应商的平均空间距离越近、或者企业当年与客户或供应商没有合同纠纷时,这两者的正相关关系越强.机制检验表明,供应链网络位置中心性可以帮助企业获取更多的信息、技术资源,并提高企业投资水平与投资效率、增强创新能力、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企业竞争地位的提升.经济后果检验发现,当企业处于供应链网络中心位置还可以削弱经营不确定性、抑制管理层短视主义等.本文研究不仅丰富了供应链网络位置特征、企业竞争地位两个领域的文献,而且对企业从供应链网络位置层面寻求增长动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     

中国区域节能减排绩效的差异性与收敛性分析

引用资源环境绩效指数,构建中国区域节能减排绩效的评价体系,对各省市节能减排绩效作出测算,并在此基础上对2001~2013年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节能减排绩效进行了收敛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区域间节能减排绩效的总体差异没有出现显著的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表明,中国区域间节能减排绩效的总体差异逐步缩小,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政府影响力及对外开放程度对各区域节能减排绩效的收敛都起到一定程度的作用,但其影响力因地区而有别。     

消费者定制能力异质下定制与标准化生产策略北大核心CSCD

探究两企业的竞争策略,其中一家企业通过丰富标准化产品种类吸引消费者,而另一家企业则通过提高定制水平和提供退货政策吸引消费者参与定制.基于消费者个人定制能力的异质性,构建两阶段双寡头博弈模型,通过逆向归纳法得到均衡解,对企业的最优策略进行比较,并给出用于比较企业利润的指标.结果表明,两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均能盈利,且定制产品的价格和利润不一定高于标准产品.消费者参与定制的个人努力成本增加会使消费者剩余降低,退货政策及消费者对产品多样化偏好增加则有助于消费者剩余的提升.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双轮驱动与经济增长

新常态下,中国政府实施了创新和投资双轮驱动经济增长模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是否会显著影响经济增长的双轮驱动效应?为系统回答这一问题,本文首先基于实物期权原理揭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投资和创新双轮驱动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设定时变VAR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投资和创新双轮渠道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冲击效应.研究发现: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抑制了经济增长,且呈现出时变特征,得益于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善,这种抑制效应在新常态后得到了一定程度缓减;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干扰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正向驱动效应缓慢降低,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正向驱动效应略显增强.政府应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一惯性,警惕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双轮驱动政策的影响.     

网络视角下的金融结构与金融风险传染

基于不同的银行间市场网络结构假设,利用中国银行业数据,使用最大熵方法估计银行间资产负债关系,建立银行间市场网络以研究我国单个银行破产引发的金融风险的传染概率和影响程度,进而通过建立异质性银行的多主体仿真模型研究银行间市场结构和银行资产负债表结构对金融风险传染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于完全连接网络,中心-边缘的层级网络将增大金融风险传染的范围和程度. 此外,对于银行资产负债表结构而言,所有者权益占比提高将增强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降低传染概率,而银行间资产和负债占比提高则会扩大金融风险传染的影响. 这为我国银行业系统风险监管中对金融结构的关注提供了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