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放强度约束下的最优经济增长分析

视排放强度为政府据减排目标而设定的一个外生的标准,并将自然资源耗用和治污投入同时纳入到内生人力资本的模型框架,然后利用最优控制理论考察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模型结果显示,在排放强度下降速度满足一定的临界条件下,可持续的最优经济增长以及环境质量改善是能够实现的;在平衡增长路径上,排放强度下降率的提升将导致稳态增长率增加,并相应要求加强人力资本的积累;同时,自然资源的耗用速度必须低于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另外,人力资本生产率、跨期替代弹性以及时间贴现率等也影响着长期经济增长。     

动态视角下可再生对不可再生能源的替代

基于可再生能源对不可再生能源替代视角研究能源企业间的动态博弈问题。假定不可再生能源企业面对的是能源储量约束,而可再生能源企业面对的是技术知识约束,并将RD投资作为可再生能源的决策变量。本文的基本结论为:(1)可再生能源产出增长率恒为正,且不断增大;不可再生能源产出增长率恒为负,且不断降低。但在替代过程中,能源总产出增长率的符号不确定,为正的条件是技术积累的正效应大于市场博弈的负效应。(2)能源替代速率恒为正,即可再生能源会逐步取代不可再生能源。替代速率随能源间差异性降低而增加,随技术折旧率减小而增大,随贴现率的增加而增加。(3)当不可再生能源企业退出市场时,系统刚好达到鞍点均衡。即存在一条稳定路径趋向均衡点。     

基于可再生能源替代的经济持续发展模型

以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消费中所占比例作为替代率,讨论了可再生能源替代问题在整体经济系统中的作用.基于经济发展、能源需求、温室气体(GHG)排放、替代率等要素,建立了可再生能源替代的动态系统的数学模型.运用最优控制理论,在期望替代路径给定的条件下 ,求解再生替代能源产业理论上的最优发展策略.最后,根据实际数据,得出我国实现2020 年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的动态优化路径,使之在满足经济持续发展对能源需求的前提下,系统要素配置最优、化石能源使用量和GHG排放最少.     

基于可再生资源投入的均衡经济增长

在具有创造性毁灭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了可再生资源.研究经济的均衡增长路径,结果表明,在长期均衡增长中,经济增长率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当经济具有正的均衡增长率时,分析了模型中的相关参数对经济的稳态增长率的影响.     

基于环境质量的动态经济最优增长路径

环境影响着生产的可持续性以及社会的福利问题,同时生产的进行不可避免的要使用资源而且又带来了污染,从而降低了环境资源的质量和数量.资源的不断减少以及环境质量的不断恶化显然不能支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甚至想保持不变的经济产出也都是不可能的.文中构造了一个基于环境质量的动态经济模型,并探讨了环境质量条件下动态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问题.     

人力资源素质与经济增长:一个模型分析

考虑了人力资本的层次性,对不同的人力资源按其质量进行了加总,构造了反映人力资源开发、配置、使用过程的宏观经济模型.在一般生产函数的简单假定下,证明了该模型存在平衡增长路径;同时分析了在平衡增长路径中,相关因素对经济增长率的长期影响,以及最优人力资本投资比例的存在及其相关决定因素.     

补贴率不确定下的能源生产动态

考虑一个能源生产企业同时生产不可再生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总需求逐年递增的前提下,综合考虑能源市场需求、能源生产成本以及政府调控3个因素,建立了能源生产的动态优化模型,得到了能源最优生产路径。研究发现,政府对可再生能源的技术补贴率的调整时间存在转折点,且转折时间随贴现率的增加而增加。政府可根据补贴调整时间与转折时间的大小关系以及调整目标（增加可再生能源或不可再生能源的生产速度）,确定相应的调整策略。     

能源强度、交通压力与雾霾污染——基于静态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

采用2003~2014年中国30省区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使用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建立静态与动态空间面板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城镇化进程中能源强度、交通压力、能源结构等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雾霾污染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局部地区雾霾污染存在集聚现象；空间和时间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最优；静态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都显示雾霾污染存在空间外溢效应，我国经济发展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能源结构、交通压力与雾霾污染呈同方向变动，能源强度的溢出效应为负；动态空间面板模型比静态更为合适，估计结果更为准确，揭示了行为习惯等遗漏因素对雾霾的影响也很重要。     

基于ADRC的经济增长分析

中国经济目前位于高储蓄、低消费的发展路径,如何安排合适的经济转型路径,使得经济走向长期最优均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由于经济系统的复杂性,人们很难运用基于受控对象精确信息的控制方法来设计合理的增长路径.自抗扰控制(ADRC)是一种独立于模型的误差反馈控制方法,其自然地反映了理性人的决策思维.本文首先对比了当经济增长模型的均衡解存在显示表达式时,运用ADRC与最优控制这两种不同方法所取得的控制效果.研究表明,ADRC有助于合理安排经济发展路径以降低效用损失.如果再考虑到经济周期、技术进步等因素对经济带来的影响,此时通过最优控制方法就只能获得均衡解的稳态值.本文以稳态资本存量作为参考目标,运用ADRC对此进行分析.结果表明,ADRC仍然可以给出较优的经济发展路径,使得经济在"稳与快"间保持平衡,引导经济走向长期稳态均衡.     

负外部性条件下上下游企业产品创新及过程创新动态分析

产品创新有助于企业提升产品质量以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过程创新优化企业生产流程以降低生产成本，用动态优化控制理论建立了具有负外部性的上下游企业产品创新及过程创新独立决策的最优投资模型。研究发现：上游企业对过程创新投资的增加使得排污量增加，对产品创新的投资并不影响排污量；上下游企业对一种创新投资量的增加将降低另一种创新投资增长率，而两种创新投资的增长率则同向变化；上下游企业对于产品创新及过程创新的投资为互补关系。发现上下游企业存在唯一最优均衡解且是稳态的。     

中国区域全要素能源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003-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

如何做好节能减排,提高用能效率进而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挑战之一.在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双重目标约束下考察中国能源效率现状;同时结合四阶段全局DEA和方向距离函数,从外部运营环境和能源生产/消费行业内部因素两个角度揭示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关键影响因素,进而探讨中国能源效率提升的可行路径.结果表明:外部运营环境中的产业结构、经济开放程度、基础设施以及行业内部的技术、管理、规模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区域全要素能源效率分别提高-0.0601、0.0179、0.0136、0.4679、0.3972、0。4350个百分点;2003—2010年间,中国区域全要素能源效率从0.8391降至0.8202主要是因为行业内部效率的总体下降,而行业内部效率下降则归咎于行业内部规模效率的逐年降低.因此,合理调整行业规模,提高规模效率是现阶段中国提高区域用能效率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首次从外部运营环境和行业内部因素两个角度来探讨能源效率问题,有助于厘清各影响因素对能源效率的作用.     

人口老龄化、移民与经济增长EI北大核心CSCDCSSCI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结构失衡阻碍了经济增长,而移民一定程度上可以直接补充经济系统中的劳动力,因此受到广泛关注.为探讨移民对老龄经济系统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基于移民的老龄经济模型.该经济系统在一定条件下,存在唯一鞍型稳定的平衡增长路径.在此路径中,移民的作用是"中性"的,对经济系统仅存在水平效应而无增长效应.即引入移民提高了均衡总资本和总产出水平,并提高了社会福利,但并不影响产出或资本增长率,也并未缓解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为使移民政策在老龄化背景下发挥积极作用,本文进一步将技术进步率表示为移民的函数,由此说明,引入高人力资本的移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人口老龄化的负面作用,从而在长期促进经济增长.     

能源价格波动、高能效资本动态累积与资本-能源替代关系

资本与能源之间的替代关系是节能减排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参考因素.本文在数理演绎能源价格波动影响高能效资本动态累积内在机理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动态要素需求模型,探究资本与能源之间关系由短期互补向长期替代的转变机制.随后,基于1995-2018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在样本期内,我国资本存量的能源效率得以持续提升,年均增长率达9.25%.2)能源价格波动所产生的诱致性技术进步对新增资本能源效率的提升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其在样本期内的平均贡献为42.86%.3)外生技术进步率的年均值为6.2%,其对新增资本能源效率提升的贡献高达57.14%.4)资本与能源在短期内呈现互补关系,而长期内则转变为替代关系;能源价格波动所诱发的资本存量能效的提升在短期内减弱了资本与能源的互补关系,而在长期内增强了两者之间的替代关系.     

基于新古典理论的土地要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土地要素与经济增长关系模型,提出了土地利用技术和产出土地弹性的概念,并利用这些变量阐述了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对经济的稳态增长路径分析得出了土地要素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模型结果显示, 土地利用技术的增长有助于推动经济的增长;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率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经济增长率与经济体对土地要素的依赖性成反比.     

考虑智能决策效率的双寡头企业隐私保护策略

数智经济时代，提升产品隐私保护水平已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基于用户数据的智能决策与避免数据泄露的隐私保护也不再是不可兼得的“鱼和熊掌”。分别在消费者品牌偏好主导和隐私偏好主导下，构建双寡头企业多维度差异化竞争模型，考察智能决策效率如何影响企业的隐私保护策略与均衡收益。研究发现：如果仅一个企业采取智能决策，不同于品牌偏好主导下高隐私保护企业的隐私保护行为与智能决策行为之间的互补关系，隐私偏好主导下的两者呈现出替代关系；同时，在品牌偏好主导下，只有当智能决策效率高于某个阈值时，采取智能决策的企业的均衡收益与智能决策效率正向相关；此外，在隐私偏好主导下，采取智能决策的企业的均衡收益与智能决策效率正向相关，采取经验决策的企业的均衡收益与智能决策效率负向相关。如果双寡头企业都采取经验决策，在隐私偏好主导下，企业均衡收益与信息安全成本负向相关；在品牌偏好主导下，企业均衡收益与信息安全成本正向相关。     

中国六部门可计算非线性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的平衡增长解

依中国六部门静态投入产出表及中国统计年鉴实际数据构造出中国六部门可计算非线性动态投入产出模型 ,给出平衡增长轨道上价格、利润率、增长率、产出结构等的计算公式 .该模型的特殊情况即为众所周知的列昂惕夫线性动态投入产出模型及相应计算公式 .本模型的重要意义在于 :它是线性投入产出模型与可计算一般均衡 ( CGE)模型的统一 .它既克服了线性投入产出模型资本与劳动不可替代的缺点 ,又克服了 CGE模型理论上只能求静态平衡点的缺点.     

人口政策对老龄化的影响预测--基于出生侧和死亡侧模型分析

人口老龄化是当前我国面临的关键性问题之一,本文在增长理论的框架下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通过引入人力资本,本文建立老龄经济模型并分别从"出生侧"和"死亡侧"的角度对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变化的内在机制进行研究,并对老龄化以及三种政策的影响进行了数值模拟预测.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预测的结果显示:新生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以及代表性个体的预期寿命延长都将导致或加深人口老龄化问题;开放二胎等鼓励生育政策虽在短期内能够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但对人均产出可能存在负面影响,从长期来说将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延迟退休政策在长期内将增加经济体的人力资本积累、人均产出及人均消费,提高教育质量亦存在积极的长期效应.     

非研发投入、知识积累与中国制造业绿色创新增长

基于最新发展的SBM-DDF模型，测度2008~2014年中国制造业绿色创新增长指数，并将制造业行业的知识积累异质门槛纳入非研发投入驱动绿色创新增长机理框架，运用改进的动态门槛回归方法，构建非线性动态门槛模型，考察行业不同知识积累门槛下非研发投入对绿色创新的异质影响。研究发现：当前制造业绿色创新增长整体水平较低，存在较大发展空间，且行业异质性显著；大多数制造业行业绿色创新水平在样本考察期内变化没有较大增长，甚至呈现一定幅度下降趋势；总体上，制造业非研发对绿色创新增长起到了显著有利促进效应。随着知识积累水平加强，非研发创新路径驱动机制存在差异，非研发投入对制造业绿色创新增长呈现出明显的门槛效应特征。当制造业知识积累水平位于7.736和9.313“临界规模”时，最有利于非研发路径进行绿色创新。研究为探索促进制造业绿色创新增长的动力来源、路径选择与政策设计提供了有效参考。     

政策对发电企业能源决策的影响及最优化模型

论文考虑由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和传统化石燃料发电企业组成的电力供应市场,分析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政策、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投入补贴政策、不可再生能源碳排放价格政策的影响,建立了两类电力企业以自身利润最大为目标的决策模型,给出了最优解的表达形式.论文结合我国生物质能源政策,分析得出:提高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投入补贴率是刺激企业增加技术研发投入的有效措施;为优化我国能源结构同时增加社会总发电量,不能将碳排放价格制定过高,而应重点降低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成本.最后,论文引入由消费者剩余、电力部门总收入、补贴或者税收收入转移、环境损害组成的社会福利函数模型,构建了基于社会福利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决策模型,得出我国应加大生物质能源研发投入补贴率、提高碳排放价格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论文的研究工作和得到的结论对相关部门制定有效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我国可再生能源配额制中长期目标的最优实现路径及对电力行业的影响分析

可再生能源配额政策是我国实现能源转型的重要举措.结合可再生能源配额政策的中长期目标,建立了电力行业多区域优化模型,模拟了不同政策目标的最优实现路径及对电力行业的影响.结果表明,风电应集中建设在西北、东北和华北地区,而光伏发电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陕甘宁青区域是未来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的主要产区.随着可再生能源目标的提高,跨区输电需显著增加,进而降低区域间的煤炭运输量.在设置可再生能源长期目标时,要充分考虑区域资源的发展潜力和发电技术的锁定效应,兼顾减排效果与减排成本,2030年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占比不宜超过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