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喀斯特山区环境特征与生态系统的恢复和重建

喀斯特地区石质荒漠化已成为制约山区生态环境改善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分析了贵州喀斯特山区生态环境特点，提出了贵州喀斯特山区生态系统的恢复和重建必须兼顾生态和经济效益，建立一个具有合理结构、功能相互协调、良性循环的斯特山地生态系统。根据环境条件，采取综合措施进行恢复和重建，建立立体生态系统格局，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优化生产力布局和产业结构，使环境改善和经济持续同步发展。参６。     

贵州喀斯特地区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与对策

贵州喀斯特地貌发育，山多坡陡田少，水土流失严重，岩漠化现象突出，生态环境脆弱且较恶化，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因地制宜地大力发展农业是改善贵州喀斯特地区生态环境条件、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有效途径。文中阐述了贵州喀斯特区生态农业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着重分析了这一地区生态家业匠现状模式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加快生态农业发展的对策措施。     

火电厂生态工业园的系统动力学模拟与调控

火电厂生态工业园作为区域工业生态系统是由产业、人口、资源和环境生态等子系统组成,各子系统之间、各子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不断的进行着物质、能量、信息等的交换,是一个开放的系统.火电厂生态工业园的可持续发展依赖于各子系统的合理结构、发展模式以及对系统的有效调控.将可持续发展思想与系统动力学方法相结合,在系统地分析火电厂生态工业园的系统结构的基础上,构建了火电厂生态工业园的系统动力学模型;确定生育指数、各产业投资比、科技因子、资源循环利用率等参数为调控参数.以朔州火电厂生态工业园为案例进行了9个方案的模拟和调控.结果表明:方案7和方案8的调控参数选取合理,废物排放最少,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最大,是朔州火电厂生态工业园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相对最佳方案.     

1990以来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态势定量分析

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尝试构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围绕人口、经济、资源生态、社会伦理4个维度选取了28个指标,经AHP方法给指标赋权,运用综合指数模型对1990～2005年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和各维度间的协调度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综合得分逐年增高,人口、经济、资源生态、社会伦理4个维度间协调度得分却在逐年下降;经济、资源生态、社会伦理等维度呈可持续发展态势,人口维度呈非可持续发展态势。据此认为,实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一定要牢固树立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高度重视人口、经济、资源生态和社会伦理的协调发展;迅速提升农业劳动力素质;大力发展环境保护型农业。图3,表2,参13。     

果园生态系统分析与设计

以中华荔枝园为例，分析了果园生态系统的结构和综合效益，运用可持续发展生态学原理，设计出优化的果园生态模式。     

太行山区小流域生态足迹研究

将生态足迹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于山区小流域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实地调查走访小流域农户获取了大量的有关小流域生产和生活方面的数据，计算了小流域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2005年黄塔小流域人均净生态足迹需求为1．681hm^2，可以提供的人均生态承载力为1．938hm^2，人均生态足迹有赢余0．257hm^2，而小流域对外贸易调整前的人均生态足迹为2．210hm^2，人均赤字0．272hm^2，说明对外贸易对小流域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影响很大。把小流域与小流域附近的河北省怀来县及北京市、我国东部地区、全国、全球进行了比较。表7，参21。     

浙江省本地生态足迹时间序列研究

用生态足迹模型研究和评价浙江省的自然资源利用情况和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压力,对浙江省的可持续发展状态进行判断,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运用调整的生态足迹计算模型,对浙江省1991—2006年的生态足迹进行了计算,从时间序列上比较并分析浙江省16a来在发展过程中所受到的环境压力。结果表明：浙江省1991年至2006年均存在生态赤字,人均生态赤字在2006年达到2．326hm^2／人,这说明浙江省当前生物资源的生产和能源的消费能力远远超过其生态承载力,处于不可持续状态。因此今后应提高浙江省的资源利用效率,提倡节约型的生产和生活消费模式,减少生态足迹,实现可持续发展。图4,表1,参16。     

可持续发展新型山地生态农业研究

我国是个多山的国家,山区的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农业在山区的实践表明,生态农业内涵有待于深入和扩大,实践形式有待于补充。为此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新型山地生态农业理论,并阐述了其内涵特征及研究内容。参7。     

阜康大绿洲生态经济系统点-轴-带-圈空间结构模式

以建立新疆阜康绿洲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空间结构为目标,运用景观生态学和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归纳了绿洲空间演变的历史过程和规律,提出大绿洲生态经济系统(MPOED)概念,并以此为基础设计了大系统内的生态经济的点-轴-带-圈空间结构模式。图6,参4。     

西北黄土高原区生态恢复重建与农业可持续发展

分析了西北黄土高原区生态恶化的根本原因，以区域可持续发展和恢复生态学理论为基础，探讨农业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恢复重建的关系及其途径，关键在于努力提高系统生产力，促进系统功能的恢复与合理结构的重建。在有效利用资源、提高农业系统生产力的过程中重建生态；彻底改变农业生产的传统格局，大幅度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积极调整产业结构，着力发展集水农业和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积极发展畜牧业。图1，参20。     

经济高速发展地区人地系统可持续性评价研究

以苏锡常地区为例,建立了区域人地系统可持续发展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评价体系的建立应遵循空间与时间跨度相结合、简洁与区域分类的原则。人地系统的可持续性是由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资源环境的数量、质量状态及它们的协调度决定的。以苏锡常地区为例,对该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表明,苏锡常地区人地系统处于弱持续发展状态,区域差异明显。图2,表2,参4。     

对人口、资源与经济协调和谐发展的系统剖析

主要运用系统论、SPSS主成分分析法,对石河子垦区人口、资源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的总体水平进行分析,然后构建人口、资源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模型,运用该模型评价这3个子系统的协调发展状况,为本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创建和谐社会提供决策依据。表6,参3。     

SD模型在区域可持续发展规划中的应用

区域"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是一个具有耗散结构的开放巨系统,具有高阶次、多变量、多回路和强非线性的反馈结构,系统行为往往具有反直观性、对内部参数变化的不敏感性等特性.运用系统动力学理论与方法建模较传统的数学模型更能充分刻画系统的非线性结构和动态特征.论文着眼于区域可持续发展系统的复杂动态关系,以县级区域为研究对象,探讨经济自然增长、经济高速增长和经济适度增长三种方案下的县域可持续发展模式,并比较优选出最佳模式,旨在为促进县域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将新农村建设融入城市生态廊道规划的探索——以湖州市为例

基于新城生态廊道建设过程中占用耕地的背景,在阐述生态廊道和新农村建设相关理念的基础上,结合湖州东部新区西山景区生态廊道构建实例,重点论述了生态廊道内可持续农业产业发展问题、农村保留战略以及农民生活和就业安排问题,构建了以生态廊道为依托的＂三农＂新形象,极大地保护了耕地,促进了城乡生态系统结构优化与空间统筹。     

沿淮贫困地区农业系统诊断模型及发展对策研究

在简要分析沿淮六个贫困县农业发展的现状、系统分析影响该区农业持续发展的障因素基础上,建立了沿淮贫困地区持续农业系统诊断模型;提出了该区农业持续发展的对策。     

基于元胞自动机的城乡结合部民间仓储外部成本量化方法

科学衡量城乡结合部民间仓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客观评价民间仓储行为对保障物流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探讨了我国城乡结合部民间仓储形成机理,分析了民间仓储外部性的内涵与特征,进而详细分析民间仓储过程中各作业环节所产生的外部成本,结合农村双向道路交通流的元胞自动机模型给出相应的量化方法,最后通过算例对民间仓储外部性的量化方法进行了分析计算,说明了合理评价和规范民间仓储活动的必要性。     

Systemic Indicators for Rural Communities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Bringing the Shared Vision into Being

Community indicators have been a frequent focus of the scholarly literature. There has been little exploration, however, in relation to rural communities, especiall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is reflects the special challenges associated with the complexity of rural systems, and the difficulties involved in developing appropriate and systemic indicators for rural communities. Identifying indicators that help the community to monitor progress towards sustainable outcomes requires a framework that is both practical and holistic.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participatory systemic framework for identifying community indicators, which respects the principles of complexity and honours the sense of ownership present in the communities. This framework is an iterative, sharing, co-learning engagement process that extends from creating a shared vision and extracting its core messages, to identifying indicators of progress and determining what actions to try. Importantly, this framework enables us to rank the indicators identified by communities with reference to ‘leverage points’, the best places to intervene in the social-environmental system for transformational change. This framework provides a potential pathway for sustainable rural development and perhaps also for organisations and urban co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