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生态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评价

运用基于能值分析理论的生态足迹计算模型,计算了陕西省2005年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结果表明：2005年陕西省能值密度为5．02×10^14sej／hm^2,人均生态足迹为4．4810hm^2,人均生态承载力为0．7881hm^2,人均生态赤字达到3．6929hm^2,这说明2005年陕西省的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生态承载力的范围,其生态经济系统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图1,表3,参10。     

基于重心模型的关中地区1996～2005年生态足迹时空变化分析

应用生态足迹分析方法,在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的支持下,计算出关中地区1996～2005年各地市人均生态足迹、人均生态承载力和生态赤字,分析了关中近10a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的相对变化率空间分布,并利用区域重心的概念及模型计算出10a间生态足迹重心及生态承载力重心坐标变化,得到两者动态演变轨迹,对其变化趋势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关中各地市1996～2005年的人均生态足迹均大于生态承载力,每年都出现生态赤字,且生态赤字总体呈增长趋势。生态足迹和承载力各自空间变化区域差异较为显著。1996年以来生态足迹重心向东北方向移动1．31km,生态承载力重心向西南方向移动了4．95km。图6,表2,参16。     

浙江省本地生态足迹时间序列研究

用生态足迹模型研究和评价浙江省的自然资源利用情况和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压力,对浙江省的可持续发展状态进行判断,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运用调整的生态足迹计算模型,对浙江省1991—2006年的生态足迹进行了计算,从时间序列上比较并分析浙江省16a来在发展过程中所受到的环境压力。结果表明：浙江省1991年至2006年均存在生态赤字,人均生态赤字在2006年达到2．326hm^2／人,这说明浙江省当前生物资源的生产和能源的消费能力远远超过其生态承载力,处于不可持续状态。因此今后应提高浙江省的资源利用效率,提倡节约型的生产和生活消费模式,减少生态足迹,实现可持续发展。图4,表1,参16。     

中国生态足迹与经济增长的协整、误差修正模型及预测

综合应用生态足迹、协整理论及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我国资源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计算了中国1961～2001年的生态足迹及能源足迹、耕地足迹、草地足迹、林地足迹、建筑足迹、水域足迹。在此基础上，详细研究了GDP与各种生态足迹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研究结果表明GDP分别与总生态足迹、耕地足迹、能源足迹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而GDP与草地足迹、林地足迹、建筑足迹、水域足迹不存在协整关系，并建立了GDP与总生态足迹、耕地足迹、能源足迹之间的误差修正模型，应用模型分析发现能源足迹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瓶颈；应用本文所建立的误差修正模型，可以预测我国生态足迹、能源足迹、耕地足迹的变化趋势，以模型（4）为例，预测了2006-2010年我国生态足迹及人均足迹，二者均呈现增长趋势，人均生态赤字较严重。     

基于改进生态足迹的区域生态安全评价研究——以山东省长岛县为例

应用生态足迹方法和能值理论探讨了区域生态安全评价问题,提出了生态压力指数概念及计算方法,计算了山东省长岛县2003-2008年间的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生态赤字、生态压力指数。分析表明,生态占用和生态承载力均呈上升趋势,生态赤字明显,生态压力指数呈上升趋势。目前长岛县生态安全等级属于Ⅳ级,处于不安全状态,生态需求与生态供给矛盾日益突出。运用改进的生态足迹方法评价区域生态安全,增强了评价的客观性、准确性和尺度性。提出的区域生态安全评价方法为长岛县生态安全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和指导。     

基于生态足迹理论的库尔勒市可持续发展定量研究

生态足迹模型是Wackernagel．M等人提出的一种测算人类对自然利用程度的新的综合指标,能定量判断一个区域的发展是否处于生态承载力的范围内。该方法采用以往完全不同的角度分析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程度,为区域发展评价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在介绍生态足迹概念、计算方法、计算模型以及目前国内外研究进展等理论基础上,以新疆库尔勒市为研究对象,对库尔勒市1996～2005年生态足迹进行计算。计算结果显示,库尔勒市的生态足迹一直处于生态赤字状态,且生态赤字有增加的趋势,这表明当前库尔勒市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状态。图9,表5,参7。     

基于生态压力指数的生态安全动态分析——以上海市为例

以生态足迹原理为基础,计算了上海市1985-2008年可更新资源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并用生态压力指数及其指数等级划分标准对其进行了生态安全评价。结果显示,近24 a来上海市的自然生态处于极不安全的状态,但是,生态压力指数呈明显下降趋势,上海市还须进一步采取措施减少人口对自然生态的压力。     

黄土高原农业生态补偿的探讨

黄土高原的可持续发展需强调生态和经济的协调。而目前黄土高原生态经济建设存在的若干问题相当程度上表现为农业的外部性（生态保护带来的生态服务）得不到合理解决。从生态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出发，认为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保持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对农业进行补偿的原理分析基础上，根据安塞县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确定补偿系数为2．0％，计算得出该县2000年需要生态补偿量为1289．86万元。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农业生态补偿的途径和有待进一步完善的问题。图2，表1，参8。     

基于生态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生态补偿量化研究

以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足迹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从国家宏观层面建立生态补偿的判定标准、量化模型和计算方法.在此基础上以中国各省份为例,研究中国区域之间的生态补偿量化问题.结果表明:1)生态赤字大小的顺序为东部>中部>西部,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贡献顺序恰好相反.2)东部地区该支付的生态补偿总量为439.50×108yuan/a,各省平均为73.25×108yuan/a;中部总量为482.98×108yuan/a,各省平均为40.25×108yuan/a,西部总量158.56×108yuan/a,各省平均为12.20×108yuan/a.建议国家建立生态补偿基金,协调区域生态服务与生态占用的矛盾.     

高泉小流域生态恢复的水土效益评价研究

依据生态经济学原理,采用层次分析法,建立了高泉小流域生态恢复的水土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根据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对研究区的坡地、梯田的草地、林地和农田等不同类型土地进行生态恢复的水土效益进行评价。评价结果为：高泉小流域生态恢复的水土效益指数为44．819。其水土效益排序指数排序为：土壤养分效益〉林草地生态恢复效益〉土壤水分含量效益〉农田土地生产力效益。总的研究结果表明：生态恢复治理措施对农田土地生产力和土壤水分效果较之于土壤养分和林草地植被恢复效益来说低,这种评价结果比较符合当地实际。也说明该小流域通过治理后,生态恢复还处于初始阶段。图1,表2,参7。     

沿海城市生态安全系统结构及稳定性研究

论文以传统DPSIR,概念模型为基础,构建中国沿海城市生态安全系统评价指标体系,提出5个因素间的7组因果关系假设.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对假设进行检验,辨识中国沿海城市生态安全系统的结构框架.运用生态网络分析法(ENA)建立信息传递方程,对生态安全系统稳定性进行测度.研究发现:传统DPSIR概念模型的因果关系假设不具有普适性,在中国沿海城市生态安全系统结构中,“响应R”对“状态S”正向作用的因果假设被拒绝.进而本文根据其他6组因果关系构建了独具特色的沿海城市生态安全系统结构.生态网络分析结果显示,中国沿海城市生态安全系统信道容量为2.1065,聚合度为1.7254,表明沿海城市生态安全系统稳定性较高,系统内要素间相互依赖程度强.同时由于系统空闲率(0.1809)较低,导致系统对外部冲击的抵御能力较差.沿海城市应进一步增加系统的弹性空间,提高生态安全系统稳定性.     

基于消费的嵌入式碳足迹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拓展并运用自组织特征映射(Self-Organizing Feature Map,SOFM)模型,从消费角度研究了中国城镇居民嵌入式碳足迹(Embedded Carbon Footprints,ECF)的空间分异特征,并分析了ECF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城镇居民ECF空间分异明显,呈显著的经济、地理集聚特征;人均可支配收入是ECF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城市发展模式、气候、文化等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最后,基于研究结论给出了启示性建议。     

流域生态补偿模式优化组合模型

补偿模式的选择是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组成部份. 基于全流域视角, 在Markowitz均值方差模型框架下, 考虑全流域的生态补偿收益的模糊不确定性, 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模式模糊优化组合模型来实现最大化流域生态补偿收益, 以及最小化流域生态补偿成本. 并用数值算例对模型进行了相关应用, 进而验证了模型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