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约经营格局下小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模式及其策略比较研究

受农业集约经营影响,小流域农业面源污染呈现出"集群式""爆发式""交叉式"等新特征,对小流域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是推进绿色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严重障碍。考虑到小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引入微分博弈理论,研究集约经营格局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传统农户这两类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在地方政府的引导作用下关于小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策略的动态优化与协同问题。研究发现:非合作模式下,三方主体的治污努力程度最低,且各时点的小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累积量最多;政府引导不能有效降低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污染量,但可以激励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提高其治污努力程度;若生态损害系数、效益分配比例、补贴系数满足一定的关系,协同合作模式是最优治污路径且效益水平最高。     

农业面源污染的测算与防治——以湖南省为例

农业面源污染是中国农业转型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其中尤以氮磷流失造成的营养盐污染最为严峻。本文借鉴IPCC对TN流失源估算的分类方式,给出了从化肥源、畜禽源、作物残体源和生活源4个主要贡献源核算TN、TP和COD3类典型面源污染物的方法,并通过建立C-D生产函数和利润函数估计污染性生产要素的投入强度变化趋势。以湖南省为例,测算了2013年农业面源污染物的排放总量、来源比重和等标污染符合,并求解非线性优化问题探讨生产要素投入变化和农业面源污染的发展趋势。文末提出为建设"两型农业",应构建包括公共财政体系、市场调节体系、技术支撑体系、社会参与体系、制度保障体系和行政管理体系的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体系,并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流域污染治理中的演化博弈稳定性分析

在流域污染问题中,上游的排污群体、政府监管方和下游的受害群体是污染治理的三方博弈参与主体。在忽略污染的循环经济概念前提下,建立了描述三方演化博弈的动态复制方程。研究表明,政府监管方处于主导地位,下游群体处于从属地位,上游群体的策略行为几乎全由政府监管方的决策行为所决定。因此,环境质量决定于政府的行为。     

基于多主体模型的种植业面源污染控制模拟：化肥税-环境服务付费功效比较

构建了一个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和Swarm 平台的用于农村环境管理模拟的多主体模型. 针对我国种植业面源污染问题，对模型应用进行了实证研究：以控制化肥为主的污染性生产投入为重点，设计和模拟了实施化肥税和环境服务付费两套政策，通过模拟模型的人工村落中农户自适应行为对政策的响应，评估了政策的环境绩效. 研究表明，目前并不是实施化肥税的最佳时机，且仅依靠化学税政策难以达到理想的面源污染控制目标，若实施化肥税，宜优先考虑中等税率方案；环境服务付费政策应从分级设计补偿标准，合理确定环境目标，引入市场激励机制三方面入手降低补偿成本，并注意平衡环境安全和粮食安全的关系. 该多主体模型为我国农村环境管理决策支持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引入生态修复技术的太湖流域生态补偿方案

针对生物膜法、活性污泥法等适用于点源污染治理的技术无法有效解决面源污染的问题,引入生态修复技术,选取美人蕉作为修复植物,构建了太湖流域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模型。并以2005年太湖流域COD削减为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通过生态补偿方案激励太湖流域苏浙沪各地区合作治污可降低流域治理成本约5%,引入生态修复技术可进一步降低合作治污成本约12%;引入生态修复技术后,为促进苏浙沪各地区合作治污,提升整个流域的治理效率,应建立流域地区间生态补偿机制,太湖流域实证研究确定了地区之间的补偿标准:浙江省对江苏省、上海市的COD生态补偿价格为6648.30元/吨、8164.21元/吨。     

农民生产经营组织化的动力机制初探

提出了农民生产经营组织化的概念，分析了农户对组织化的需求，论述不同动力主体对农民生产经营组织化的作用．进而提出政府应关注和引导农民的组织化需求，搞好农民生产经营组织化的宣传和培训，规范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强农民生产经营组织纠纷仲裁工作等推进农民生产经营组织化的对策建议。图5，参6。     

基于政府多重功能分析的重大工程“激励-监管”治理模型北大核心CSCDCSSCI

在我国,政府深度参与重大工程建设各个阶段,承担多重的、动态的重要功能,不同阶段的不同功能影响着重大工程治理体系的构建以及社会效益的实现。构建相互独立、权责清晰的建设主体和监管主体,能够充分发挥政府监管作用,保证治理的科学性。从政府承担的不同功能入手来探讨重大工程治理问题,创新性地提出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的"政府式委托代理"治理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激励-监管"治理模型,对比有无监管条件下的帕累托最优解,并结合数值分析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有效的政府监管能够显著提升建设主体努力水平和工程整体效益,且随着监管主体监管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降低工程风险。尤其对于重大工程这一类具有复杂性、深度不确定性的高风险工程而言,较高的监管水平能够有效防治工程风险,提升工程整体社会效益。政府应当努力提升治理能力,通过科学手段引导重大工程相关行业提升创新能力,促进社会进步。     

基于政府多重功能分析的重大工程“激励-监管”治理模型

在我国,政府深度参与重大工程建设各个阶段,承担多重的、动态的重要功能,不同阶段的不同功能影响着重大工程治理体系的构建以及社会效益的实现。构建相互独立、权责清晰的建设主体和监管主体,能够充分发挥政府监管作用,保证治理的科学性。从政府承担的不同功能入手来探讨重大工程治理问题,创新性地提出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的"政府式委托代理"治理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激励-监管"治理模型,对比有无监管条件下的帕累托最优解,并结合数值分析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有效的政府监管能够显著提升建设主体努力水平和工程整体效益,且随着监管主体监管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降低工程风险。尤其对于重大工程这一类具有复杂性、深度不确定性的高风险工程而言,较高的监管水平能够有效防治工程风险,提升工程整体社会效益。政府应当努力提升治理能力,通过科学手段引导重大工程相关行业提升创新能力,促进社会进步。     

基于EPR的供应链治理机制博弈分析

研究了生产者责任延伸(EPR)制度背景下的供应链系统中主体决策影响因素和治理机制的融合问题,基于供应链治理和博弈的理论视角,构造了个体生产者责任(IPR)模式下的非合作博弈模型和集体生产者责任(CPR)模式下的合作博弈模型,分别得出了IPR和CPR模式下企业污染治理技术的最佳决策.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污染治理决策主要取决于企业之间生产技术的差距,以及相互依赖程度.强技术差距和强依赖性更容易导致CPR模式的产生;反之,IPR模式更容易出现在低依赖性和实力相当的企业当中.最后总结了EPR制度下供应链系统动态均衡治理的内部效率机制和外部合法性机制.     

电子废弃物源头污染治理的激励与监督北大核心CSSCI

消费者环保意识的增强对电子产品生产商潜在收益的影响,运用委托代理理论研究了政府对电子产品生产商的激励与监督问题,引入政府对电子产品生产商的监督和惩罚函数,设计了一个包括政府监督、激励在内的最优激励合同,建立了政府期望收益最大化的优化模型。通过比较分析潜在收益和监督机制发生作用的效度,得出:消费者对绿色产品偏好增加的潜在收益是电子产品生产商参与电子废弃物源头污染治理的内在动力;政府的功能不仅是通过激励、监督引导电子产品生产商进行电子废弃物源头污染治理,还应发挥消费者的监督作用;但奖惩力度设计不合理会产生"鞭打快牛"现象。     

不同农药残留标准下家庭农场种植行为选择

文章建立了政府与家庭农场农户之间的博弈模型,探讨在不同农药残留标准下政府如何对生态种植行为进行激励.研究表明,在宽松的农药残留标准下,政府可通过征收农药税等方式提高农药成本来激励农户选择生态种植,生态补贴及超标罚款的效果不明显;在严格的农药残留标准下,当农产品抽查难度较大时,政府可选择降低检查概率,同时大幅度提高农药价格来增加农户使用生态种植的动机;当政府对农药成本控制力较低或农药价格增量的边际效益较小时,政府应提高其检查概率,同时提高对于农药残留超标的罚款及生态种植的补贴来激励农户使用生态种植.     

多元化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研究

构建我国多元化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必须重新整合现阶段的农业技术推广资源,在加强现有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建设的基础上,把农业科研、教育单位同时明确为农业技术推广主体;要坚持涉农企业、农业产业化组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中介组织等广泛参与的原则;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三元主体、多方参与"的农业技术推广新模式。参3。     

农户施用生物农药行为的引导——一个学习进化的视角

主要考察处于农产品供应链源头的生产主体——农户施用农药的行为选择,重点关注农户生产合作组织中农户施用农药行为的策略互动和学习过程。首先建立具有明晰微观基础的进化博弈模型,揭示农户施用农药行为的内在机理;然后通过数值模拟来深化理论分析;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可以通过技术培训、增加出售无公害农产品的得益、提高检测精度等方式来引导农户施用生物农药。研究结果不仅刻画了农户施用农药行为选择的学习机制,同时也对如何推广生物农药提出了政策建议。图7,参14。     

四川龙溪河流域水污染分析及水环境保护措施

随着工业化、农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流域内水污染问题日渐严重，流域水污染防治已是一个热点。现以四川省乐山市龙溪河为研究对象，根据该流域的水文、污染物等特征和相关的调查资料对该流域水质进行分析计算，结果表明：龙溪河水质污染问题已经非常突出，污染较为严重。根据水环境容量模型计算出各污染物的水环境容量、最大允许排放量以及达到控制目标需削减的污染物量。并根据该流域污染源的实际情况，针对工业污染源、农业面源和城镇生活污染源的不同特点提出具体的防治对策。图4，表3，参11。     

辽河流域上游农田水土流失非点源污染生态拦截控制技术与效果

针对辽河流域上游水土流失所导致的农业非点源污染,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构建植被生态拦截带和前置库组成的非点源污染生态拦截工程.初步试验结果表明:植被生态拦截带能有效地减少农田生态系统中氮、磷等营养元素的流失,能使农田土壤水土流失中的氮素向水体中的流失损失减少50%以上,磷素损失减少70%左右,但存在一吸收固定阈值;前置库能有效汇集上游水体中氮、磷等营养元素.表4,参10.     

基于农业生态系统耦合的退耕还林工程影响评估

基于黄土丘陵退耕区米脂、安塞和吴起三县的农户抽样调查数据,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定量测算该区域农业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态势,在此基础上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实证分析国家退耕还林工程对农业生态系统耦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黄土丘陵退耕区生态资源与农业生产耦合处于一种中度协调发展态势,并没有实现完全匹配与协调发展;2)退耕还林工程对样本地区农业生态系统的有序耦合产生了抑制作用,表现为退耕还林对农户生产结构调整激励不足.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的推进有必要考虑制定相应的激励措施,引导农户建立与生态资源禀赋相适应的、协调的农业生产模式.同时考虑将农业适应气候变化纳入退耕还林工程,以提高生态脆弱区的适应能力.该研究为我国生态脆弱地区农业发展和生态治理的政策制定提供决策依据.     

时鲜农产品价格预测的ARIMA时序模型构建与应用

掌握农产品价格变化规律,了解农产品价格变化趋势,将有利于正确引导农产品流通和农业生产,实现农产品区域供求平衡;能为政府和农户提供结构调整的依据,有效提高农民效益。针对农产品价格这一重要问题的研究,以南京市青椒价格为例,构建非平稳时间序列ARIMA(p,d,q)模型(ARIMA:Auto 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自回归求和平均),描述并预测时鲜农产品价格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ARIMA(0,1,1),(0,1,1)模型能很好地模拟并预测时鲜农产品价格,为农产品市场信息的准确预测提供重要方法。图6,表3,参8。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的西藏农业生产效率分析——以日喀则地区为例

利用基于输入的CCR和BCC模型,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对西藏日喀则地区农业生产的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997-2007年,日喀则地区农业生产效率稳步上升,但是纯技术效率表现出较强的时滞和技术路径依赖,规模效率成为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主要来源;农区的技术效率最大,但半农半牧区综合经济效益空间居首;基于投入产出数据和DEA模型投影分析,提升日喀则地区农业生产效率应从优化土地资源、投入结构和人力资源3个方面着手。图2,表4,参20。     

基于强化学习的农田水利设施管理进化博弈分析

在对农田水利设施进行管理维护时，由于其公共品属性和农民个人理性，会采取搭便车策略，导致参与积极性不高.首先建立了农民参与农田水利管理的一般模型，然后通过适当的激励方式和组织形式，构建了新的管理模式.考虑农民决策的有限理性，并可以通过对周围环境的学习进行策略调整，利用基于Q-学习的进化博弈理论对农民策略的改变和合作行为进行讨论，并通过仿真实验说明了新的管理模式不仅能够提高上、下游农民的收益，而且能够提高博弈中合作策略的出现次数.     

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下的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演化博弈仿真——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

以新能源汽车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为实证分析对象，运用网络演化博弈理论和仿真分析方法，剖析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下，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中创新主体合作行为与网络结构在互动过程下的演化规律。研究结果表明：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对于创新主体维护合作行为和网络集聚都具有促进作用；创新主体合作行为与网络结构之间具有协同互动关系，并且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的作用越大，两者间协同互动作用越明显。在市场机制下，市场机制作用的增强会降低网络演化的速度；只有当市场机制作用超过一定阈值时，维护合作行为才会在创新主体间涌现出来。在政府调控下，创新主体对于政府调控较为敏感；当政府调控力度处于阈值水平时，不利于创新主体间合作关系的维持。